建构多元的文化传播体系是提高文化传播能力之基本

建构多元的文化传播体系是提高文化传播能力之基本

戴元光

一、文化传播的关键:公信、多元与经济竞争力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世界传媒产业化进程迅捷发展，互联网时代数字技术的日新月异则极大推进了传媒产业的高速发展，文化传媒产业已经发展成为当代世界最重要的少数产业之一。

1999年，在世界最大的十家跨国公司中大众传媒或介入大众传媒业的集团占30%^[1]。2003年，世界音乐、图书、工艺、影视等的文化创意产业(以文化传媒产业为主要内容)，其产值约占全球生产总值的7%左右；自2000年以来，世界文化创意产业年均增长7%，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则在5%至20%之间^[2]。据英国创意产业报告，全球创意产业的市值2002年是8310亿美元，2005年剧增为13000亿美元^[3]。美国是当代世界最发达的文化传媒产业大国，2002年其核心版权产业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与就业人口，分别约6%与4%，1997年至2001年核心版权产业就业量年均增长3.19%，而同期美国整体经济提供的就业年均增长率为1.19%，2002年美国核心版权产业完成外贸892.6亿美元，领先于美国其他主要产业^[4]，至2006年，基本情况依然^[5]。

当代跨国公司是当代世界文化传媒产业迅捷发展的基本组织动力。当今文化传媒产业的基本组织构成是传媒跨国公司^[6]，它们主导并有力推动了世界文化传媒产业，建构起全球化的文化传媒生产和流通系统，而且通过多层次多方位地穿透民族国家这一基本单位，而在相当大程度上将全球化和地区化直接联合起来。格里芬教授指出，生机勃勃的联合企业及其传媒系统在世界许多地方建立全球化的区域生产和销售市场网络，它们彼此集合，“创造出真正的、前所未有的全球辐射力和市场渗透力”^[7]。而当代日趋强劲的市场经济、自由贸易、自由主义等，则是当代传媒跨国公司的社会基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传媒领域在一些重要方面也愈来愈呈现出与世界性潮流同步的发展趋势。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我国传媒体制发生巨变，产业化进程加速发展。权威部门的统计资料表明:1998年至2001年间，中国国内的传媒产业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25%的增长速度。从1998年起，传媒产业的利润总额就超过了烟草业，成为国家第四大支柱产业^[8]。与此同时，我国传媒领域机构的组织形态进行了激烈重组，集团化和企业化发展演变持续不断。因此，提高我国传媒经济竞争力就自然而然成为行政主管部门、业界、文化学术界的强大共识。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十多年我国传媒产业发展的经验表明，传媒经济竞争力与传媒内容的公信力和多样化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传媒的公信力、多样化、经济竞争力都是我国传媒发展及其体制变革目标的基本战略取向。在理论上，传统政策思想以社会效果与经济效果的辩证统一观念思考问题，但是在当代新的历史条件下，现实状况与发展态势并非如此，至少是更为复杂，而英国当代政治哲学家柏林教授所谓的价值冲突论也许更符合实际情况^[9]。如何在发生概率高的矛盾乃至冲突过程中，动态地解决与协调传媒发展战略中的诸多价值目标，就成为考察当今我国传媒发展的基本思路之一。

(一)传媒公信力

传媒公信力，突出表现为新闻公信力。虽然，作为当今世界主导性经济力量之一的传媒产业，文化娱乐在其构成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与意义，但是新闻仍然不仅是传媒经济竞争力最为重要的基石，而且由于传媒是公共领域最基本的结构，这就决定了传媒在社会意义上其最主要的功能是公共性，而新闻公信力是传媒公共性的核心。在当代全球传媒高速发展的历史性语境中，世界主要国家的研究表明，新闻传媒的公信力正在相当程度上发生恶化。

(1)我国新闻传媒公信力的状况不容乐观

据国家课题“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大众传媒的新闻竞争力研究”小组2006年在全国对977位居民的调查，我国新闻受众对我国新闻传媒持总体批评和不满态度:有28.5%和46.2%的受众同意或较同意“我国传媒对许多重要新闻隐匿不报”；有21.3%和47.7%的受众同意或较同意“我国新闻工作者有收受红包行为”；有25.9%和44.8%的受众同意或较同意“我国传媒是以赢利为目的”；有21.5%和52.5%同意或较同意“我国传媒不尽可信”；有16.5%和47.5%的受众同意或较同意“我国传媒不尊重个人隐私”^[10]。

据上海大学“境外媒体的进入与上海媒体的应对策略”课题组2006年对上海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学生境外传媒接触情况与国际信息接触情况的调查，虽然研究生和本科生调查对象绝大部分最早是从我国主流传媒中获得“9.11事件”的信息的，但是在回答“你认为哪种媒体对‘9.11事件’的报道最为全面和权威”这一问题时，50%的研究生调查对象和66.95%的本科生调查对象却选择了“境外主流传媒”。学生认可西方主流传媒的新闻报道之权威性，而对我国主流传媒的权威性和全面性评介不高^[11]。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在有关中国传媒“议题设置功能”的抽样调查中曾涉及上海市民对于传媒的信任程度一项，超过半数的市民并不认为传媒能够完整的反映客观世界(如下表所示):

对“媒介现实”与“客观现实”之关系的认识您认为新闻媒介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客观世界的面貌？

资料来源:李凯、朱春阳《中国传媒“议题设置功能”》，《中国广播》，2005年4期。

值得指出的是，这些抽样调查只是当前我国新闻传媒实际状况的一个侧面。但是，这的确是一个应当严重关注的突出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新闻传媒存在一定程度的泛政治化，典型事例之一是奥运会期间运动员“夺金”宣传过分政治化。大量正面新闻被炒成负面新闻。

其二，一定程度忽视了新闻客观性是新闻公信力之生命这一基本原理。

其三，非理性的娱乐化倾向很大程度上冲击新闻传媒，新闻传媒娱乐化呈现泛滥趋势，根源主要不是某些流行见解认为的那样是由于传媒产业的发展，而是传媒公共化没能相应与时俱进，一些新闻频道或新闻时段程度不一地介入了电视商业化，以收视为导向，换言之，商业传媒与公共传媒没能及时适当分流，传媒公共化没有伴随着传媒产业化同时进行。

(2)加快建设新闻传媒的诚信体系

应当清醒意识到，一个健康而有生机的文化传媒体系，绝对离不开传媒公信力，而传媒公信力的关键是新闻公信力。建立传媒诚信体系最重要的指标，就是以人民利益为宗旨，取信于民，而取信于民的关键是保证人民得到客观真实的信息。为此至少必须从社会和传媒两方展开推进工作。

其一，确保人民的表达自由，保障人民有机会获取与使用传媒。具体而言，就是进一步落实宪法权利，通过必要的多层次的制度安排，人民更有机会表达思想、意愿、要求；更有机会对国家大事表达意见，尤其是批评意见；更有机会得到信息，包括要求政务公开，了解政府的决策与决策过程，尤其是对决策提出质疑。

其二，真正确立客观性是新闻生命线这一基本原则。我党的党性之所以与新闻的真实性能够根本统一，就在于我党在传媒领域贯彻历史唯物主义，坚持新闻客观性。

其三，通过必要的制度安排，区分公共传媒和商业传媒。公共传媒部门要以“公信力”为准绳，在产业传媒部门则应当以“健康”为原则。

值得指出的是，在我国，“公信力”的管理一般是与政治意识形态部门直接相联系，而“健康”原则的实施主要依靠法治，诸如“反淫秽法”、“保护少年儿童法规”等等。但是，不管传媒产业部门，还是传媒公共部门，法治是首位，政治意识形态的管理也应当逐步加强法治化程度。目前的问题是，除了传媒产业部门不遵循法治原则与程序的现象较为普遍而外，新闻传媒领域也缺乏与法治高度协调的政治意识形态管理机制。

公共传媒制度建设涉及机构宗旨(非营利)、机构组织(社会各界在管理上的高度参与)、财政(公共财政，或法治化的财政拨款，或公众交纳接受费，或兼而有之，营运收入法定比例制)、税收(免税)、支出(法律控制支出比例，包括员工收入和福利)等等。

其四，建立健全新闻自律机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自律功能。应当突破西方新闻行业相对自我封闭的状况，在党的领导之下，安排和动员社会众多力量介入新闻行业自律活动，并且通过制度安排，使得新闻行业自律充分公开透明。传媒行业组织不仅是行业维权组织，更是行业自我监督和相互监督机制的一部分。

(二)传媒多样化

作为具有公共性质的社会资源，传媒应当具有最广泛的公共性，也就是说，传媒应当普遍地服务于广大人民，表达社会丰富多彩的利益、思想、文化趣味等等。因此，传媒内容上的多样性，不仅具有文化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是传媒合法性、合理性、公正性的源泉。自现代传媒诞生以来，这已经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共识之一。这一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更是其立国之本，也是新时期以来我党在传媒领域的基本宗旨之一。

然而，当传媒进入了市场经济，具有了社会公器和赢利主体的双重身份时，传媒制度转型却滞后。在相当大程度上，我国传媒普遍地存在把目标受众定位在具有消费能力的“强势人群”、“白领人士”的倾向，而自觉或不自觉地避开城市贫民和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这些“弱势群体”。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目前中国的传媒是强者和精英的传媒，而不是弱者的传媒。

(1)重视我国传媒贵族化与精英化倾向

农民在我国人口比例中仍占80%以上，是最大的社会群体，而目前全国现有期刊9000余种，农业期刊仅187种；有报纸2000多家，以农民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报纸仅几十家；全国已注册的各类电视台有上千家，开办对农(农村、农业、农民、农民工)栏目的只有1%，省级电视台中，只有十五六家开办了农村专栏，与368家注册的各种电视媒介相比，开办率只占有4%。包括农民在内的弱势群体在传媒资源的分配和利用上显然处于明显的“弱势”。中央电视台的西部频道为什么办不下去？值得我们研究。大众传媒大众看不到(中西部有些百姓20年没看过电影)、看不懂(城市话语)、看不起(一张电影票钱抵中国普通群众月收入10%～25%)。

在《江西农村三地传播状况的调查》中，当被问到“你对三大媒体为农村、农民的服务如何评价”时，被调查的三地(赣东、南、北)768名农民中，对“内容设置”“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占44%，对“栏目设置”“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占52%，对“表现形式”“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占45.33%；被调查的1508名农民受众中84.67%的人认为，有必要加强农村的内容^[12]。

(2)坚持传媒内容的多样化和表现形式的多元性

如果说传媒公信力主要适用于新闻领域的话，那么传媒内容上的多样性就具有更为广阔的适用范围，它与新闻传媒的公信力就存在融合交错的一面，也具有相当的差异，突出的一点是其涉及传媒市场结构的竞争性问题。

因此，应当在产业传媒和公共传媒分流的基础上，针对不同性质的传媒机构实施传媒多样性的政策原则。实际上，产业传媒和公共传媒的分流从基本传媒制度上保障了传媒内容的多样性。

在产业传媒领域，多样性表现为适度竞争原则。在此，以往存在严重误区，习惯于用行政手段推进传媒内容多样性，而不是通过多元传媒机构形成竞争性市场结构来解决问题。

传媒资源要合理配置。对于服务弱势阶层的媒体或者媒介产品，可以尝试不完全走市场的方式，由政府扶植或社会赞助等方式，让弱势群体在传媒领域始终保持一块具有自己话语权的阵地，这不仅有利于消除传媒歧视，还有利于社会公平的建立和和谐社会的发展。

(3)媒介内容分层设计，实施针对性传播

在我国，传媒的受众数量大，具有很强的地区差异、民族差异和阶层差异，以单一文化为主的传播内容，显然不具有最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因此传媒在内容的设计上，要重视不同人群的信息需求，实现具有针对性的有效传播。

(4)加快建立覆盖广泛、传输快捷的数字化传播体系

传播技术作为内容传播的手段，是实现传播影响力的前提。在当前传媒数字化的时代语境下，在我国，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建立覆盖广泛、传输快捷的数字化传播体系是十分必要的。

(三)传媒经济竞争力

当前我国传媒经济竞争力较弱，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国大众传媒业要在当今世界发出强音，并且实现经济利益，必须从市场、企业、政府三位一体配套改革的角度思考问题。

(1)总原则

建构以国有为主导、民营外资为辅的传媒多元所有制，建构以宪法为准绳、党和政府宏观指导与人民监督、行业自律相结合的传媒管理结构。

(2)逐步形成竞争性市场结构

当代世界大众传媒市场结构是垄断竞争型的，国际大众传媒经贸呈现高度不平衡性，虽然中小企业数量庞大，但是少数跨国多媒体集团占据主导地位。据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报告，全球文化贸易绝大部分在少数发达国家间进行，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是最大出口国，占当年全球文化贸易的55%，而全球文化贸易47%的进口集中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与此同时，全球性文化垄断寡头已形成，跨国传媒公司兼并融合迅速。1993年全球最大的50家影视公司总营业额为1180亿美元，至1997年最大的7家多媒体集团已达到这一营业收入。这些跨国传媒巨头基本上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并且成为这些国家的支柱产业，1993年世界大影视公司36%在美国，36%在欧盟，26%在日本，至1997年在美国的大影视公司已超过50%。至20世纪末，全球电影市场85%左右为美国好莱坞影视公司生产^[13]。国际其他重要机构的统计也印证了这点^[14]。90年代中下叶，在全球传媒市场上，最大的五家娱乐公司迪斯尼、时代华纳、新闻集团、维亚康姆、西格莱姆分属美国(3家)、澳大利亚(1家)、加拿大(1家)；最大的九家全球电视MTV Network、ESPN、CNN International、NBC、Discovery Channel、CNBC、TNT、Cartoon Network、BBC World，除BBC World属英国外，差不多都属于美国^[15]；世界十大图书出口国和地区依次是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新加坡、香港、比利时、荷兰^[16]；世界最大的报刊Reader Digest、National Geographic、Time、Elle、Newsweek、PC World、USA Today、International Herald、Tribune，1家是法国的，其余都是以美国为基地^[17]；全球十大产业组织Omnicom Group、WPP Group、Interpublic Group、Dentsu、Young and Rubican、True North Communications、Grey Advertising、Leo Brunett、Hakuhodo，总部6家在美国，2家在日本，1家在英国，1家在法国^[18]；全球最大的三家新闻社分别是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赫尔曼勾勒出当今世界跨国传媒集团的基本结构:第一集团大约10家，每家年销售额在100亿—250亿美元之间；第二集团大约36家，每家年销售额在20亿—100亿美元之间^[19]。这些巨型传媒集团不仅彼此融合，而且跨行业跨国融资与运作，进行纵向和横向扩张，互相之间竞争激烈。

世界经验和国际学界的理论表明，建立竞争性市场结构意义重大。

那么，在这样一个垄断竞争的传媒国际市场中，大众传媒产业欠发达的国家有否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呢？答案是肯定的。在发达国家中间，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是后来居上的经典例子，而印度、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等则是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或准发达国家与地区进入全球传媒业的成功例子。

因此，必须对内对外改革开放，以建立竞争性市场结构。

(3)传媒业应该完成向企业的转型

这一转型的关键是党与政府对大众传媒领导体制的变革。诺思教授在谈到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时指出，国家和意识形态作用重大，尤其是前者:“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国家成为经济史中研究的核心。”^[20]我国大众传媒领导体制的变革，其目的是“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其基本制度安排是实现公共事业和商业企业的分流重组。前者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包括从政治意识上发挥党的喉舌功能)；后者办成企业，市场调节为基础，政府宏观调控，并在微观层面上施加少量管制，企业自主经营，消费引导生产与服务，盈利为目标，繁荣人民文化生活。党与政府对传媒企业的领导，主要表现在政治意识形态的监管(诸如审查制度等)和少量行政管制(诸如许可证制度和文化分级管理制度等)。应该逐步确立传媒企业创办由普遍的审批制过渡到审核制。同时为在体制转型过渡时期确保传媒企业自主经营，应该设立合理的制衡机制(诸如透明度、行政复议、司法仲裁、经贸公平等)，以防止审查审批过程中人治、寻租、不负责等现象，在审查审批与被审查审批者的互动协调关系中既保证党与政府政治审查审批功能正常运行，又维护传媒企业的独立自主，遏止滥用审查审批权限。作为企业，传媒生产与服务单位应该实行所有制的多元化和股权结构的适度分散化。

为了实现这么一套有调控的现代中国大众传媒企业制度，在思想认识上必须与时俱进。党对大众传媒的领导目的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大众传媒业。不确立现代大众传媒企业制度，就无法达到此目的。德姆塞茨说:“所有权与工商企业组织问题对经济进步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却被严重地忽视了。”^[21]在经济和文化全球化条件下，现代传媒企业制度并不等于资本主义，而是现代大众传媒产业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形式。党对传媒的领导，并不等于党报党刊一种形式，党可以通过产业管制和监管，并结合政治意识形态审查等众多方式来加以实现。

企业不自由就不能有效竞争。

(4)尽快实现大众传媒产业金融自由化

传媒领域投资和金融自由化，不仅能有效解决传媒业资金匮乏的问题，从而形成规模经济，而且更重要的是跨行业跨区域乃至跨国投资将有力促进现代传媒企业制度的建立，快速改善人力资源结构与质量，提升技术水平，融入全球传媒生产与服务链。毋庸置疑，投资和金融自由化，不仅是当代传媒企业，而且是经贸全球化的生命线。它们必将使我国近年大力推动的传媒集团步化入正轨。就大众传媒对外贸政策规章而言，引入外资应该优先于进口传媒产品，而目前存在倒置的现象。

(5)反对垄断，鼓励竞争

对传媒全面的政策性垄断，虽能保证政治意识形态的传播，但将窒息传媒业的竞争活力。如果说“穷过渡不是社会主义”，那么缺乏竞争力的传媒业也绝不是社会主义传媒业的发展方向。当代世界垄断竞争的传媒也不是竞争的减少，而是更高意义上的竞争，是企业组织协调机制对市场协调机制替代的结果，跨国公司由此应运而生，从而促使当代传媒市场由相对完全竞争走向了垄断和寡占为主要特征的不完全竞争状况^[22]。自从经济学家马歇尔在19世纪90年代发现竞争活力和规模经济之间的冲突以来，西方学界就一直思考如何在垄断与竞争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市场经济社会，过去与现在，都没有偏离自由竞争这一核心，只不过当代垄断竞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形态(诸如规模经济、技术研发与保护、商标、产品特性差异等)展开竞争，而反垄断法是这一竞争合理进行的基本保障。为了防止垄断，鼓励竞争，应该在党的“大社会小政府”社会发展纲领的指导下，适度限制政府行为，大力加强政府管理市场的经济能力，依法规范传媒企业活动，打击寡占传媒企业滥用优势地位及互相串谋，打破区域割据。另一方面，依法确保大众传媒企业自由创办和自主经营，普遍实行非歧视、透明度、公平贸易诸项原则。

依据近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规律，在国内传媒市场，引导强势区域的传媒业率先实行一定程度的单边主义经贸自由化政策，以推动区域传媒业在竞争中发展与整合，而弱势区域的传媒也应该采取联合的经贸策略，以制约强势区域的垄断倾向。

毫无疑问，各项改革开放应该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共文化

党的十六大以来，各级党委政府把尊重和保障人民的文化权利作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这是国家建设、社会文明、民族进步的迫切需要，是全国人民进一步提高物质文化和政治生活水平的愿望和要求。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文化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本质要求，切实保障公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正是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加强我们党执政能力的具体体现。尤其是公共文化将以平等、民主、团结、开放、进取的文化精神，培养人们的群体意识和公共观念，同时能够整合文化价值观念，追求文化的和谐发展，解除落后的、封闭的文化因素给人的活动和社会进步造成的桎梏，为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提供统一的价值平台和强大的精神支撑，为社会进步注入生机和活力，促进文化的整合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但是纵观现状，我国的公共文化还存在发展程度不够、认同意识薄弱、发展水平失衡等问题。

(一)我国公共文化发展严重滞后

(1)与经济发展相比，文化差距明显

第一，我国公民的文化权利实现度较低，主要体现在休闲与文化支出占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的构成偏低。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用于娱乐文化用品与娱乐文化服务的支出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仅为6.62%；而2002年在韩国、日本、加拿大、美国、荷兰、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构成中，休闲与文化支出的比重分别为7.68%、9.65%、10.87%、9.62%、11.04%、12.70%和12.26%。

第二，我国公共文化基础设施较为缺乏，无法保证公民平等、便捷地享有文化资源。如1990年，我国共有公共图书馆2527个，2006年共有2778个，17年间仅增加了251个；1990年我国共有文化馆2955个，2006年只有2834个，不仅没有增长，17年间还减少了121个。在2005年的时候，纽约有图书馆204座、博物馆150座；东京有图书馆194座、博物馆160座；而北京仅有公共图书馆25座，博物馆34座；上海仅有公共图书馆28座，博物馆25座。

第三，公民参与文化活动与文化创造比例较低，艺术表演团体发展滞后。1978年我国共有艺术表演团体3150个，1990年减少到2805个，2006年共有2866个，从1990年到2006年17年间仅增加了61个。

第四，公共文化设施被严重挤占。据我们2004年的抽样调查，公共体育设施被占达47%(用于商品展示、交易会等)，地区、县级文化馆、电影院60%没发挥作用。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公共文化设施不是无法工作，就是被挤占或被他人承包而进行经营活动。政府有钱买车、请客、建形象工程，却没钱养公共文化设施。

(2)文化主体认同意识薄弱，主动参与不够

虽然人们的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由于缺少公共性的文化组织，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缺失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这对于全面人格的培养和人的全面发展来说是不利的，对于文化的整合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来说也是不利的。同时，公共文化的参与主体与创造主体本应是广大人民群众，但目前公共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政府行政权力的推动，文化参与以动员性参与为主，公众主动参与的深度与广度都不够。由于政府动员往往只是以经济、政治等为目的，而不是以公共文化、公共事务本身为目的，比如像“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等等，这就容易使个人采取随大流或被迫服从的消极方式，不利于文化的主动参与和主动创造，使公共文化缺少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3)公共文化资源配置机制不完善，发展水平失衡

从资源配置来看，目前，公共文化资源主要集中在各级文化管理部门及其下属机构手中，社会各层次的非营利性文化机构相对匮乏，文化资源的供给渠道缺乏多样性。企业、社区等社会成员集中的单位因缺少相应的文化资源，同时又与文化资源丰富的机构缺乏联系，因而导致公共性的文化需求与文化供给之间缺少必要的沟通机制。公共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出现了文化承担者缺位的现象。公共文化缺乏公共性团体或组织形式作为承担者，即作为整体的文化主体；或者虽然有，但却没有有效地承担起发展公共文化的责任。

(4)对公共文化的认识存在偏差

一方面，人们比较注重文化参与者在量上的积累，注重丰富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却忽视文化主体公共观念的培养，对文化在质上的一致性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另一方面，自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在文化发展上开始划分出两条道路:市场性的文化产业之路和公共性的文化事业之路。其基本思路是，群众的文化需求一部分可以通过市场经济中的文化供给来满足，对应这部分需求的是文化产业；另一部分公益性的文化需求基本不能依靠市场，而有赖于政府及公益性组织提供共享性的文化资源，对应这部分需求的是文化事业。共享性的文化资源越多，就越能体现文化的公共性和相关部门对公共文化的重视。这往往导致在具体的文化实践中把公共性仅仅局限于文化资源的公共性，把公共文化仅仅局限于依托公共文化场所和设施开展的群众文体活动，忽视了公共文化的群体意识、公共观念、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体系等内在的公共性特征。

上述事实表明，文化平衡发展意义重大，发展社会公共文化，培养较一致的核心价值观念，增强社会凝聚力，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这是我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方面，更是现代政府在文化领域最基本的工作。

党和政府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今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刚刚召开主题为“研究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高规格会议。会议强调要大力加强重大公益性文化工程建设。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议上说，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会议强调，当前，要大力加强重大公益性文化工程建设，认真组织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乡镇综合文化站和基层文化阵地建设、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建设等公共文化服务工程。这次会议对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起到的是一种催化和加速的作用。而“加速”的佐证是中央财政不断加大的投入。以文化共享工程为例，2002年至2006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只有2.4亿元，地方累计投入也仅为4.6亿元。而“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投入骤然增加到24.7亿元。

(二)大力发展公共文化业

(1)国外经验

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采取政府与非政府公共服务机构共同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目前国际上的普遍做法。主要方式可以有以下几种:

①直接投资。由公共财政直接投资公共文化机构生产并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

②政策扶持。在政府加强监管的前提下，从减免税收、财政补贴等政策方面，积极支持各类社会资本投资生产并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

③政府采购。政府委托专业化的公共机构，面向社会公开发布采购标书。

④委托生产。政府和公共文化机构根据公众需求，通过制定行业和产品标准规范，委托有资质、有信誉的社会机构生产和提供政府规划指定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

⑤项目外包。少数缺乏管理和运营能力的准公共文化机构，可以采取政府或公共文化机构提出运营目标，并给予相应的财政经费补贴，把公共文化项目整体对外承包，从市场上招聘项目负责人等多种市场化的方式来搞活经营管理，提高运营效率。

⑥特许经营。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在严格审查文化企事业单位的资质、信誉的基础上，通过严格的审批制度和市场监管，对某些需要实行特殊监管的准公共文化行业、文化产品和服务实行特许经营，促使其向社会提供合理、健康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

(2)国内做法

①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法制化建设

建设要在各项政策措施上，形成鲜明导向，以保证文化事业发展的可持续性。避免因领导人员变动和经办人的好恶而随心所欲，政策法规的刚性规定可使政府投入有据可依。

第一，要制定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总体规划。既要考虑到空间布局，也要兼顾原有公共文化网络的结构。比如，深圳福田区用3年时间投入资金达13亿元建设的“一公里文化圈”已经形成，并科学有效地运转。上海市也提出了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的空间布局，以构建15分钟文化圈为原则。两地分别在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上对建立公共文化设施和组织文化活动提出了规定性要求，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这些经验都值得借鉴和推广。

第二，要尽快出台公共文化服务场所管理条例。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等都要对各自的社会功能、事业发展目标和责任、服务对象和内容进行明确规定。文化服务的功能特色设置要相对完备，且具有现代化程度。要创新管理模式，尽快建立高效、专业、连锁的运行和管理机制。

第三，要出台文化扶持政策。保护弱势群体的文化权利，缩小区与区间的文化差距，是实现文化公平的重点和难点。对地处弱势的郊区要在文化投入总量和结构、文化资源配置的重点、文化经济政策等方面进一步倾斜，加大扶持力度。

②整合公共文化资源

上海经济发达，文化资源丰富，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对文化方面的基础性、公益性投资要相互配合，打破文化资源为部门所有的状况，实现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首先在全市文化系统内应相互协作，充分发挥不同的优势，在人才、设备、技术、信息等方面形成资源互补；再逐步实现与文化系统外其他行业之间资源的优化组合，有必要打破所有制界限、地域界限和行业界限，形成一个优势互补具有很大包容性和多层次的综合性公共服务网。资源共享不仅是在于设施设备资源、文化信息资源，还可以拓展到艺术产品资源、专业人才资源、优质服务资源等各个方面。要把原有文化馆站、图书馆、青少年宫、工人文化宫、科技馆、老年活动中心、体育健身场馆等资源整合起来，消除部门、辖区鸿沟，使社区居民共同享受文化服务。在加强基层文化设施建设的同时，不断巩固和完善基层文化工作网络，城镇和新区、住宅区文化设施和文化服务网点要合理布局，拓展项目，丰富内容，规模发展，逐步连点成片，建成若干文化广场、文化街、文化带，方便城乡居民群众就近参加文化活动，享受文化服务。

③制定为公民免费开放时间表。免费开放是实现文化公平的终极目标

九年义务教育，是国家实现公平教育的底线保障，公共文化相对教育而言，就不那么幸运。各级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离公民的实际需求尚有较大距离。据了解，上海市公共图书馆至今尚没有一家完全不向读者收费的，而联合国早在1949年发布的《公共图书馆宣言》称:“公共图书馆是知识之门，应不分年龄、种族、性别、宗教、国籍或社会地位，向所有的人免费提供服务。”作为公益性文化事业机构，我市的图书馆应该尝试向社会提供无偿、优质服务。从2006年6月4日起，江苏省各地的博物馆、纪念馆等单位，对未成年人实行免票，为公民免费打开了一个缺口，其社会效益是难以估量的。在目前的背景下，保障公民最基本的文化享受权，就是把政府主办的公益性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无偿向百姓开放。即使一时还难以做到，政府也要创造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走上免费之路。

④鼓励社会力量共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在现有国情、市情下，要满足公民的文化需求，促进公民文化权利的充分实现，就必须改变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式的单一性。最好是由政府、企业、非盈利组织等来共同提供，如此才能提高服务水平，使公众更多地受益。在政府继续加大对文化投入的同时，要积极鼓励、扶持社会各界、民间团体和公民个人举办公益性文化事业，不断探索新时期基层文化活动的形式，促进我市民办文化快速健康发展。今年5月，江苏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就有目的地选择了47个农村乡镇文化站开展标准化建设工程试点工作。大胆运用市场的手段，引入投入和竞争机制，实行委托专业管理和风险抵押的运行模式，在公益性领域推行公有民营、股份合作制，打破了几十年来无人敢于突破的禁地。我们尚不能猜测最终的效果究竟能够达到什么程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是一次“创业创新创优”的文化实践，必将对江苏省今后农村文化的发展起到促进和推动作用。

⑤建立科学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考核机制

为了保证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提供优质服务，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功能，必须建立一套完备的考核考评机制。比如推行行政责任制度，明确各级党委政府的文化责任；对公共文化部门提供的服务项目和内容、服务的方法和措施、服务数量和质量、公民的满意度等定期进行考核；建立正常的审计监督机制，保证公共文化事业的开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同时对文化设施的综合利用情况都要进行跟踪监督，千方百计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

(三)发展公共文化的基本思路

公民享有充分的文化权利是现代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目标和内容。而政府必须保障这种权利的充分实现，并要积极创造条件，提供优质、公平的文化服务。这就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在其所辖范围内，建立面向广大人民群众，以政府提供服务为主导方式，以公共文化服务机制、服务设施、服务机构和队伍建设为核心，结构合理、发展平衡、网络健全、运营高效、服务优质的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这一体系是政府保障公民文化权利极为重要的关键因素。

(1)公共文化的建设途径

①政府引导

改革开放、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各级政府的职能正在发生根本性转换，我们正向所谓的“小政府、大社会”方向迈进，倡导公共文化建设，正是恰逢其时。政府对公共文化建设的引导，主要是政策导向和舆论宣传，当然也要有经济投入。要及时发现起步早、见效好的公共文化建设基层单位，对其作深化建设指导，并将其成功经验予以总结和推广。

②行业教育

既然公共文化与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等是相互借鉴、相辅相成的，行业教育当然能够带动公共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各行各业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自然会融会和延伸出社会公德，即公共道德。学校对青少年的理想和品德教育，更为形成公共哲学和公共道德所必需。

③社区推动

无论是哪种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庞大复杂的社会结构总要划分为若干大大小小的社区，因此公共文化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社区文化建设。街区、村落等是最为基本的社区，其文化建设应由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委会牵头，吸引广大社区成员参加，群策群力，经常组织各种寓教于乐、群众喜闻乐见的社区活动，还可制订社区成员认可的公约。

④媒体疏导

高效率、快节奏的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媒体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信息传播手段越来越先进，信息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其价值和重要性也越来越大。公共文化的健康发展，当然离不开媒体的帮助和支持。媒体通过多种形式，有效利用时间和空间，报道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表达社会成员的心声，弘扬真理，鞭笞丑恶，并广泛交流信息，拓宽人们的视野，丰富人们的知识，引导人们积极努力地工作，快乐健康地生活。媒体对现代公共文化建设的作用，犹如高效加速器，不容忽视。

(2)我国公共文化建设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

①以人为本的原则

人首先是个体的人。公共文化要充分发挥个人参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尊重他们的文化独立性和多样性，充分体现他们的主体地位。同时，还要注重培养个人内心精神文化的和谐，每个人只有内心精神文化和谐，才有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才会成为社会中和谐的一分子；而社会尊重个人、关爱个人，这本身就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人同时又是社会的人。公共文化还要将个人的文化需求与社会的进步结合起来，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并重，抛弃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尤其是要关注弱势群体的文化需求，提高其精神文化水平，培养广泛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公共文化的协调发展。

②以文化为本的原则

长期以来，公共文化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其应有的方向。从大处看，公共文化建设以促进经济发展为目标；从小处看，许多所谓的文化人办公共媒体、公共教育，不是为了发展公共文化，而是为了从中牟利。以外在的目的作为公共文化建设的原则，不但文化建设不好，文化对政治和经济的促进作用也不能从根本上实现。公共文化若想有长远的发展，若想对社会的整体进步作出贡献，首先必须以自身为目标，以文化为本，按照文化的内在诉求去发展。这至少应该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要尽可能地扩大公共文化的参与主体范围，使它成为越来越多的人自觉的文化要求。二是要培养文化自觉，按照公共性的要求，在追求共同的价值取向、培养文化认同感、增强文化凝聚力等方面建设公共文化，多发展像奥运文化这样的全社会范围内的、高层次的、振奋民族精神的公共文化。三是要使公共文化领域成为文化参与和文化创造的理想场所。

③均衡发展原则

公共文化应努力实现在各社会领域，包括城市与乡村、经济较发达地区与经济较落后地区的协调发展。如果只有城市和发达地区的文化发展，公共文化的社会整合功能就不能完全发挥出来。

(3)政府如何确保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

①公共文化服务体制

各类公益性文化事业以政府投入为主体，以社会团体和个人协同提供，以开展文化艺术活动为服务内容，以满足公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为目的，具有公共社会福利性质的公益性文化事业机构。其服务的对象是本辖区内的全体公民。

②公共文化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建设是为公民提供文化活动的物质载体，是公民享有平等发展机会的先决条件。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维修、管理资金应该列入本级政府基本建设资金计划和财政预算。这是贯彻公民参与促进文化认同的政策措施，使文化认同成为个人、团体、国家和地区间相互了解的基础平台。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统筹规划、布局合理，体现公平化、人性化、科学化。

③公共文化服务产品

提供优质的公共文化产品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具体内容。这种精神产品的供给是源源不断的，既有传统的经典艺术，又有充满时代气息的新的文化形态，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相融相兼的统一体，能够满足不同人群、不同文化层次的需求。

④公共文化服务者

至少包含四个方面的基本队伍:为提供文化服务产品的专业文艺工作者队伍和业余群众文艺骨干队伍，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提供服务的管理者队伍和社会力量兴办公益文化事业的有识之士队伍。

⑤公共文化政策法规

这是公共文化服务健康有序发展的基本保障。从设施规划、资金投入、服务内容、队伍建设、管理利用等方面，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规定下来，为公民文化权利提供最基本的平衡与保障，从而能够自由、平等地分享文化成果。

公平靠政府，效率靠社会。加大投入力度，改善和扩大公共文化的供给，是繁荣文化事业、保障文化公平最有效的手段。文化权利是人权的重要内容，也是公民根本利益的体现，必须得到应有的重视。要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公民文化权利，就要求我们政府能够围绕公民的文化权利保障建立相对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出具有预见性、前瞻性和科学性的安排，不仅满足人民群众自身更高层次、更高水准、更高指标要求，同时又能够使城市或地区文化发展衍生出高品位和新内涵。

三、互联网时代新媒体的发展和传媒体制的重构

据2007年7月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第19次互联网报告所言，目前我国网民总人数已达1.62亿，仅次于美国2.11亿的网民规模，位居世界第二，大陆地区域名总数达到918万个，网站数量已经达到131万个，各项指标均显示我国已经进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第四媒体时代，与报刊、广播、电视相比，互联网还具有传播范围更广，传播形式多样，以及融合其他媒介优势的特点，随着网络新闻、BBS论坛、博客、播客、维客等新型传播样式的勃兴，针对互联网的政策引导和规范管理就显得尤为迫切，除此之外，以手机为代表的第五、第六媒体的兴起，也进一步促使针对新媒体的规范管理成为当前我国和谐文化传播体系构建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一)版权制度亟待转型

在新闻出版总署进行的阅读调查中，阅读传统出版物的人数在以每年12%的速度下降，而阅读新媒体的人数则以30%的速度在增长，特别是年轻人和知识分子人群表现尤为明显，他们正是我们出版物市场未来消费的最大主力。再比如说，过去人们读书、看报的时间，现在已经大量转移到网络上。这些事实都说明了新媒体已经被读者、观众和听众所接受，人们的阅读、学习习惯已经发生很大的转变。在互联网成为基本载体，光电传导、电子纸日趋成熟的情势下，如何对以互联网为载体和主要传播手段的新媒体的内容产业进行有效的法律规范和制度保障，是新媒体健康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也就是说传统的以纸质媒体为主要管理和保护对象的版权法需要进一步地更新和调整，以适应新技术带来的媒介环境的变化。新媒体版权管理成为新的媒介环境下文化传播体系的重要一环。如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柳斌杰指出:互联网的特点就在于互联互通、大容量、大规模，而我们现在却把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化跟传统体制的信息化混为一谈，怎样建立以法治为依据的管理体系，目前还在探索阶段。而管理如果跟不上，则会影响新媒体的发展。2006年上半年出台了一些互联网新闻、出版、版权管理办法，但是在新媒体管理的政策法规制定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急需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法规体系。

(二)治理盗版是文化传媒产业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基础

当代数字技术，一方面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当今文化传媒产业的繁荣，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所引发的盗版浪潮正使其徘徊在崩溃的边缘。

从制度学派的观点来看，在当代新媒体科技的巨大冲击下，全部庞大的版权业，尤其是核心版权业，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政治结构(法律的、行政的等)与价值理念(意识形态、日常信念、常识等)正处在解体的状况。自《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883年)和《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1886年)缔结后建立起来的现代版权体系，至20世纪90年代，无论在现实制度安排上，还是价值理念与理论形态方面，都已经非常不能适应当代版权保护需要。盗版的普及化与突飞猛进，一方面显示出现代版权保护体制的软弱无力；另一方面威胁到当代版权业的存亡，而这直接就是当代文化传媒产业的兴衰问题，实际上也是当代社会的整体性灾难。

这一危机的实质是对版权控制权的激烈争夺。由于当代版权经济，尤其是以文化传媒为主体的核心版权业，是一种新经济形态——符号经济^[23]，在多重全球化语境(全球数字化、跨国公司、多媒体与互联网整合、文化与生活方式的跨国时尚化等等)中，其物化形态高度信息化，产能大量过剩，成本下降疾速，竞争炽热化，具有不断增加的流动性，快速变异而又全球流行，呈现出日益强劲的去中心化倾向，盗版技术层出不穷，盗版设备随手可得，盗版方法形形色色，盗版变得异常容易，传统科层化与垂直统治的管制形态由此遭遇有力挑战，因此，在以伯尔尼公约等现代版权保护为基础的体制下，对版权的控制就变得异常困难。

盗版瓦解着文化传媒产业，也严重侵蚀财产观念。随着社会生活数字技术化，个人与团体愈来愈普遍加入和习惯于盗版，传媒新技术与庞大的文化传媒为人们进行盗版客观上提供了日益方便而又无限广阔的驰骋天地，而当代社会信息化、休闲化、娱乐化等又从文化需求及其实现方式上推动盗版浪潮。

值得指出的是，当代符号经济本身并不一定导致如此汹涌澎湃的盗版，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版权的制度安排起了关键作用。伯尔尼公约等现代版权保护侧重于防止和打击对版权的直接侵犯行为，而当时盗版需要通过工业化与商业化的基础设施(诸如工厂与商贸公司等)来完成，成本很高，也不方便，而且目标明显，易于打击。最近十年数字技术及其设备的普及，加之以多媒体与互联网整合为特征的传播体系的日趋成熟，从技术上讲，个人盗版成本几乎趋于零。在符号经济中，个人以及个人之间的非商业性盗版在盗版活动中愈来愈占绝对的高比率。这类盗版活动高度分散、隐秘、快捷、人数巨大，诉讼成本异常浩大，而且取证非常困难，即使胜诉，基本上也无收益。在一个亿万人拥有可能用于盗版的个人设备和公共基础设施的时代，仅仅针对具体盗版行为进行起诉，这在经济与技术上已经变得几乎不可能了。在此体制下，盗版盛行也就是可想而知的了。

席卷全球的盗版浪潮已经成为时代危机。王淑真教授认为:“盗版如果不是版权业唯一的主要威胁的话，也应该是版权业的一个重大威胁。”^[24]巴罗教授以为:“滥用版权与专利，这成了20世纪90年的噩梦。”^[25]詹姆斯·博伊尔教授估计，“对版权的侵犯”将取代国家独立运动，并且成为发达国家下一个五十年挥之不去的梦魇^[26]。盗版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盗版是现时代的基本危机之一，其不仅严重打击文化与传媒业的物化形态，而且揭示出现代版权体制理念、制度安排、执行诸多方面的系统性弊端。

因此，盗版是当代文化传媒产业，尤其是核心版权产业体制危机的集中表现。当代文化传媒产业体制亟待变革。然而困难的是，这涉及企业经营方式、法律、政府、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而且是现代社会赖以生存的基本结构及其理念，诸如科技持续开发、产权关系、隐私、表达自由、政府管制形式、文化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

当代中国文化传媒政策及其版权体系的建构，其一，是要在协调诸多利益的原则下(重要的诸如版权保护、个人权利、表达自由、竞争、科学发展、公共利益等)，加大打击盗版的力度；其二，要积极应对国际版权重构的新挑战，既注意国际传媒政策及其版权体系的普遍性，又要注重不同传媒存在和发展语境中传媒政策及其版权体系的特殊性，尤其要积极探索在融入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传媒发展和版权开发与利用的优惠政策。

(三)互联网等新媒体用户的健康引导

互联网等新媒体用户的健康引导是当前新媒体环境下文化传播体系建立的另一重要方面。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报告，目前我国的青少年学生网民数已经达到5800万人，占总网民比例的1/3(35.8%)，占青少年网民的70%。5800万网民的结构特点非常突出，其中近3/4的青少年学生网民都集中在城市。而对青少年学生网民来说，互联网所扮演的各种角色的应用程度排序为:娱乐工具＞沟通工具＞信息渠道＞生活助手。娱乐工具的作用大大超过其他功能，这就为当前青少年社会化的健康引导提供了新的课题。即如何引导青少年健康对待“拟态环境”和在“拟态环境”下健康生存。对此，许多国家提出了不同的应对措施，如美国采取游戏定级适龄者玩的策略；法国提出专家出招家庭公约；韩国要求网吧电脑有屏蔽软件，而日本则采取游戏网吧税率高的办法，尽管这些措施不一定都适合我国，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青少年网络行为的外部引导提供一些启示。另外针对网络成瘾、网络色情、网络犯罪等青少年在网络空间生存的内部症状，如何真正实现教育专家、心理专家、家庭、社会等多方位“多头并管”的局势也需进一步的探索。

总之，新媒介环境下青少年等敏感群体的制度引导和专家体系的有效运作是我国当前有效的文化传播体系建设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部分。在这一领域，应当在法治的框架下，综合运用诸多方法进行有效治理。

四、建设和完善文化咨询机构和统计体系

(一)文化咨询机构

随着媒介生态环境的进一步多元化，以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异军突起，成为当前文化传播领域的一个新现象，其在丰富原有的文化传播景观的同时，也带来一些新问题，如新媒体传播的部分内容还比较低俗，信息来源的把关不够严密，对新媒体的管理力度还要加强，即使是原来的广播电视媒体也成为当前“娱乐化”文化的重要参与者，典型如平民选秀节目的风起云涌，针对这些情况，在加强内容产业的规范引导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倡导建立公共的文化咨询机构。

国外类似的文化咨询机构实际上已存在多年，如早期美国盖洛普调查公司，曾有效站在第三方立场做出过许多有深远意义的测试和预测。除此之外，英国的伯明翰研究中心、法兰克福学派等都有效代表了专家精英对文化传播状况的反思。

在我国，从民间角度出发进行实质性的咨询工作，目前还主要集中于企业文化咨询领域。如何有效地结合专家和民间的力量建立公众文化咨询机构，使得传播体系与内容产业的互动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是当前我国快捷有效文化传播体系建立过程中同时应该考虑的问题。

(二)文化统计体系

没有公开、透明、完备的文化统计体系，就不可能有效地管理、全面地协调、可持续地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事业与文化产业。国外如BBC、泰晤士报以及一些著名的广告公司都有自身独立的统计信息数据库，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产业自身的健康发展。

公开、完备的文化统计体系的建立，是实现政府文化管理和决策科学化的必要条件，是提高社会文化咨询能力的基本前提。目前我国已有的文化产业统计体系更多是从宏观上来测量文化产业发展状况，不仅指标体系残缺不全，而且对于具体的文化产业机构的运行状况基本是“黑匣子”。依据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来看，这一情况实际上属于违法现象。

文化统计体系不仅有利于政府工作，而且有利于公众的舆论监督和学术研究，有利于业界的经营管理，最终利于社会整体文化传播能力的提升。当务之急，是尽快使政府文化传播部门的统计完备化和公开出版，并且形成法律规范之下的制度。

(本文由作者提供，原载《社会转型与传播理论创新》，戴元光，三联书店，2008年版)

作者自评

这篇文字原是受上级有关部门委托而提出的关于加强文化传播事业，提高大众传媒文化传播能力的政策建议，后增补了部分材料，在复旦大学学术会议上发表，并发表在《社会转型与传播理论创新》(戴元光，三联书店，2008年版)。

我以为，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这个转型不仅仅是经济转型，同时是社会转型、政治转型、文化转型，是社会全方位的变革。在转型中，最重要的不是马上立什么，而是历史性的精神反思。只有深刻的反思，才能在现代语境下建构新的理论和制度。传播学亦然。

我同时认为，在传播方面，中国面临的精神反思的任务更重，更艰巨，也更困难。新闻与传播的状态是一个国家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志，也是一个国家最难进行制度安排的方面。中国在新闻与传播制度供应方面不仅仅落后于世界，也远远落后于中国社会的发展。

要把中国融入世界，不仅要让世界走入中国，还要让中国走进世界。传媒则是让世界走入中国，中国走进世界的“桥梁”。而中国这个“桥梁”没有建好。要建好中国“桥梁”的关键是整体设计(理论、理念)、基础建设(体制与结构)和运行(文化内容)。我们的任务是修好通向世界的“桥梁”。

【注释】

[1]Daya Kishan Thussu:《国际传播》，伦敦:阿诺德出版社，2000年，第169页，英文版。

[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处:《1994—2003年国际文化货物与服务状况选样分析》，蒙特利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05年，第9页，英文版。

[3]www.nesta.org.uk/assets/pdf，英文版。

[4]Stephen E.Siewk:《美国经济中的版权产业:2004年报告》，美国:国际知识产权联盟，2005年，英文版。

[5]Stephen E.Siewk:《美国经济中的版权产业:2006年报告》，美国:国际知识产权联盟，2007年，英文版。

[6]Edward S.Herman，Robert W.McChesney:《全球媒体》，伦敦:凯瑟尔出版社，1997年，英文版。

[7]Michael Griffin:《从文化帝国主义到跨国商化:国际传媒研究的范式转型》，《全球传媒杂志》第2卷第2期，2003年春，英文版。

[8]江蓝生、谢绳武主编《2001—2002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40页。

[9]参见柏林:《自由论》，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

[10]参见戴元光主持:《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大众传媒新闻竞争力研究——以公信力与传播效果为视角》(200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1]参见张咏华主持:《境外媒体的进入与上海媒体的应对策略》(2004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12]刘仁圣、叶伏华:《中国广播电视周刊》，2001年10期。

[13]参见Guiomar Alonsocano主编:《文化贸易和全球化:问题和答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2000年，英文版。

[14]Daya Kishan Thussu:《国际传播》，伦敦:阿诺德出版社，2000年，第109-152页，英文版。

[15]《国际广告时代》，1999年2月，又见公司网站。

[1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年鉴199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1999年，英文版。

[17]《国际广告时代》公司网站，英文版。

[18]《国际广告时代》，1998年3月，又见公司网站，英文版。

[19]爱德华·赫尔曼:《全球媒体》，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5-57页。

[20]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书店联合出版，1997年版，第20页。

[21]哈罗德·德姆塞茨:《所有权、控制与企业》，第一卷中文版序，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

[22]王松青:《竞争与垄断》，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138页。

[23]参见Scott Lash，John Urry:《符号与空间的经济学》，伦敦:圣人出版社，1994年，英文版。

[24]Shujen Wang:《在盗版、好莱坞、国家和全球化语境中重构版权观念》，《电影杂志》第43卷第1期，英文版。

[25]J.Barlow，《出售散装酒:全球网络的意识经济》，载P.Ludlow主编:《电子疆域的正午》，剑桥: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9-34页，英文版。

[26]James Boyle:《法律与信息社会的建构》，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