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消费主义文化转向的价值审视

第四节　传媒消费主义文化转向的价值审视

对于中国传媒的消费主义文化的评价，主要涉及传媒消费主义对传媒本身和受众乃至整个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影响，以及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而且，由于传媒和社会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对传媒消费主义的认识也必须因时而异，但最终离不开对中国国情的认识。

从传媒消费主义对传媒自身的发展来看，一方面，传媒消费主义使传媒增强了市场意识和受众意识，有利于传媒生产力的解放和对受众要求的满足；另一方面，又容易导致传媒的过分功利和对部分受众的不适当迎合，从而产生相应的消极影响。对于受众来说，传媒传播消费主义文化，注意传播内容的“可消费性”，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大众化的进步，是接近民众，肯定和尊重民众的世俗生活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而不是服务精英和主流意识形态。就像费斯克所认为的，“文化”的定义应该同时包容了高雅文化与大众娱乐文化的含义，他指出，所有的文化形式都只是意义流通的载体，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其实只是一种人为的划分。经典化其实也只是一种神圣化、权威化，是对民众的一种疏离行为。按照费斯克的理解，传媒消费主义文化无非是肯定民众世俗生活的乐趣和他们享受这种生活的权利，传媒消费主义所带来的对民众的贴近和迎合的姿态是一种文化民主，因而是一种文化的进步而不是倒退，是给民众意识形态抗争的机会而不是文化—意识形态的钳制。还有不少人不同意用阿多诺的模式来批判以电视、报纸、杂志、广播、网络等为主体的大众传媒所传播的中国大众文化，也不同意在此基础上的所谓中国大众文化已形成“文化霸权与文化生态危机”的推论。相反，他们认为，中国兴起的大众文化更多的是对大众心理的解放，是对从20世纪初一直到70年代末的专制意识形态、偶像崇拜思想禁锢的解除，对神化的政治的厌倦和对泛政治意识形态的拒绝，对世俗人生的关怀和对自己感情存在的确认。^[70]他们认为，传媒消费主义作为一种宣扬世俗享乐的大众文化，是对主流意识形态长期以来用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禁欲主义等拿手武器对民众进行意识形态控制的一种反叛。然而他们同时也认为，包括消费主义在内的大众消闲话语“热衷于世俗欲望的表达，其本身一方面具有对意识形态话语唯唯诺诺、应声虫式的品性，另一方面也有抵消意识形态话语，解构阳光叙事的作用”^[71]。与此呼应，撒切尔夫人就曾无可奈何地感叹：西方文化娱乐工业使政治成为不相干的东西。因此，有人认定，知识精英话语不应毫无分别地将大众消闲话语视为敌人，而似乎应当利用它对意识形态话语的消解作用。

应该承认，上述观点不无合理之处。传媒消费主义文化的传播对民众的贴近性是增强了，对民众的态度也不再是高高在上，而更多的是一种俯就、讨好和迎合。此外，它也确实存在一定的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冷淡和回避。然而，事实上，对民众的迎合并不都意味着进步，因为媒体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公共利益载体的性质决定它应该向全社会传播的是受众需要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受众想要的东西。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像本雅明那样把大众文化的解放功能宗教化是不能被接受的。因为，大众文化的主要社会功能应当还是在于启蒙与教化。在哈贝马斯看来，发达资本主义的大众文化已经丧失了其社会批判和政治批判的功能，变成了一种统治的工具。它给我们带来的只有两样东西，一个就是消费主义，再一个就是人为的公共领域。^[72]此外，传媒消费主义话语本身的解放意义是非常有限的。它可以被归纳为一些学者所说的那种来自民间的大众消闲话语，这种话语是休闲型、快感型的，“这种大众消闲话语是为了适应新兴的市民阶层物质生活需要而不是精神需要而产生的……大众消闲文化不是对人的个人性的肯定而是否定，不是对人的创造力本质的肯定而是否定，不是对人存在的精神性的肯定而是否定，它是物役世界的结果，又是物役世界的手段”^[73]。这种消闲话语与新时代大街上的霓虹灯一起借着夜色的掩护走进千家万户，可以称之为“月光叙事”，它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禁欲主义等“阳光叙事”的补充物，而且，“月光叙事”本质上与“阳光叙事”对立却又常常与“阳光叙事”合谋，它使人们在快感享受中自觉自愿地放弃了个人性和精神性，误以为“精神性”也可以像衣服一样在地摊上买到。^[74]

更重要的是，传媒消费主义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拒绝是很有限的，它在疏远政治意识形态的同时又投入了资本意识形态的怀抱，成为资本意识形态的载体，全球资本控制的“帮凶”。正如斯克莱尔所说的，消费主义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各种承载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跨国机构和组织(主要大众传播媒体)竭力控制着意义的领地，在全球生产着跨国经济扩张和政治威权所需要的意识形态，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实践是全球体系的保险栓和黏合剂。^[75]

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对传媒消费主义的评判离不开经济和文化的双重视角。正像有的学者所说的，媒体是全球市场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只有以市场经济为出发点，才能理解全球政治文化的本质。市场经济增加着全球的等级，推行着家庭商业价值观，并降低了公民的道德品质。市场经济的力量造成了一种极大的自相矛盾的现象：民主形式在扩大，实质却在衰弱，并产生一种政治无力感。^[76]因此有人说，在商品生产和销售的这种意义上，经济变成了一个文化问题。同时存在着从文化到经济的运动，而且它同样重要，这就是娱乐。因此，不能仅仅根据文化品位来考虑文化帝国主义，事实上，经济问题先于这种模糊的作为公众趣味的文化问题。^[77]同样是全球化的角度，也有人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来评估消费主义通过传媒全球传播的影响，认为经济全球化导致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文化上的全球化或趋同化现象。“它使得西方的(主要是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渗透到其他国家，在文化上出现趋同的现象，它模糊了原有的民族文化的身份和特征，使其受到严峻的挑战”。^[78]也有人对这种文化挑战做出具体的解释说，“跨国资本所涉及的范围早已超越了经济和金融领域，进入了中国的文化界、文学界和电影电视界，一些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的中国影片就直接得益于跨国资本的支持和干预。而相比之下，那些既不属于主旋律的重大题材范围，又缺乏跨国资本资助的电影人，只好走一味取悦市场和观众的‘第三条道路’，但这条道路实际上是十分艰难的”。因此，“毫无疑问，就全球化的本来含义来说，它隐含着一种帝国主义的经济霸权和文化霸权”。如是，“我们不能仅仅认同于全球化，而是应该看到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主导者不是我们，全球化的规则也不是我们制定的。加入这个进程是我们别无选择的选择，但我们的加入必须冷静而清醒，保持一种批判性是非常必要的。无论对于跨国资本或者跨国媒介的批判性会使得我们不再陶醉于幻想之中。不能简单地将普遍性作为绝对的价值，因为那种所谓的普遍性无非是‘西方中心主义’的遁词而已”。^[79]

从传媒消费主义的文化影响来看，在传媒高度发达的社会，传媒是社会文化生产的主要力量。因此，媒介文化是与社会文化紧密关联的。也因此，媒介文化消费主义化必然对社会文化的走向产生深远的影响。媒介的消费主义文化传播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它还通过引导个体依赖消费来实现自我确认和自我表达而改变了社会个体的身份认同。具体来说，个体身份认同从以往的阶级认同变成了消费认同，人们不再通过阶级身份甚至职业身份等来分辨“我是谁”，而是通过各种消费行为来定义和表达自己，从而完成了物质化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媒体引导的这种社会位阶的消费分层使消费表达在“地位竞争”中变得异常重要，并因此刺激了社会的消费欲望，社会文化也因此走向欲望的文化。

文化作为和物质生活并列的一极，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文化乃是人类行为的结果”^[80]，但文化也是人类行为的原因，文化形塑人类，并且使人类从动物世界中分离出来。文化使人的精神生活成为可能，使人从物质生活的感官满足中有所提升。正如卡西尔在他的名著《人论》中所揭示的，人类创造性的符号能力(语言、艺术、宗教、科学等)使人具备了人的本性，符号人不再直接地面对物理实在，“人的符号活动能力进展多少，物理实在似乎就相应地退却多少”。^[81]而且，人的符号能力发展后，“即使在实践领域，人也并不生活在一个铁板事实的世界之中，并不是根据他的直接需要和意愿而生活，而是生活在想像的激情之中，生活在希望与恐惧、幻觉与醒悟、空想与梦想之中”。^[82]因此，从本质上说，文化再生产(创造性符号的再生产)实际上也就是人的再生产。

在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生产一度呈现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足鼎立的态势，社会文化生产机制也由此三种文化的生产和消费而组成。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的中国文化生产，可以说是主流的意识形态文化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精英文化有一定的开启民智的活动空间，但在文化专制的时代，它更多的时候是意识形态的帮手，和主流意识形态是一种合谋的关系。然而，正如前文中所指出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文化市场化的趋势下，中国社会的这三种主要文化形式之间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主流意识形态的生产凭借国家力量的支持还在维持，但它的实际影响力已经减弱；在市场的冲击下，精英文化处境艰难，或者走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合谋，或者被大众文化的轻松和消闲的方式所消解，仍然坚持精英文化立场和品格的无不遭遇曲高和寡、生存无着的尴尬。在这种环境下，大众文化开始独领风骚，以电视为主的大众传播媒体主宰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已有调查表明，人们每天花在电视、报纸和杂志、广播和网络上的时间是所有休闲活动中最多的。尤其是电视，央视—索福瑞的调查数据表明，我国城乡居民平均每天看电视的时间一般稳定在3个小时左右。此外，新兴的网络媒体已经成为都市年轻人主要的资讯来源和娱乐工具。总的来说，接触大众传媒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最主要的休闲方式，大众传播媒体也就因此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再生产的主要机制。

传媒的商业化在给大众文化带来发展的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精神损失。大众文化的商业化生产使其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以经济利益为其最终目的。真正的文化生产要求生产出的产品必须是文化的而不是非文化或反文化的，是审美的而不是功利的，是精神超越的而不是物质沉沦的。然而，在消费主义文化气息笼罩的社会环境里，当审美与功利不能两全时，大众文化舍弃了形而上的精神追求而选择了当下的物质利益。文化生产已经被整合进普遍的商品生产中，人文价值和精神特质在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中被消解，由此产生的文化弊病，前人已多有提及，在此不复赘述。对于中国而言，市场经济环境下衍生的大众传媒消费主义文化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具有“巨大的解构力(解构主流意识形态)、浸染力(把世俗生活渲染得不可抗拒)和吞噬力(所有文化资源都可能被这一文化形态纳入市场)”。^[83]“这种吞噬性是可怕的，它使经典不再具有经典的意义，在世俗化的过程中，所有的权威都将失去光彩，偶像已不止是到了黄昏时分，而是被暗夜全面覆盖……市场文化与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冲突，在它生成的时候就已经存在”。^[84]因此，20世纪90年代是消费主义文化高唱凯歌的时代，是人们告别政治领袖和文化英雄的时代。对神化的政治领域的疏远和对与主流意识形态关系暧昧的文化英雄的冷淡也许同时有着积极的解放的意义，但是，如果快速蔓延的消费主义成为新的宰制性的意识形态，其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甚至存在颠覆我们赖以实现内心的平衡的传统文化价值的危险，使我们从心理上实现“文化断乳”，则未必不是一件值得忧虑的事情。

传媒的消费主义文化传播加剧了世界范围内消费主义统治的危险。尽管文化进化论者认为，文化趋同现象是不能用文化传播的观点来解释的。在文化进化论者看来，世界不同地区的文化趋同现象(比如全球商业社会中消费主义文化的发展)是人类共同个性的表现，由此文化进化论者把世界文化视为单线进化的过程，每个民族都将是按照一条路线走完各个历史文化阶段的。但就中国的情形而言，可以看出文化传播论者的观点更值得相信。文化传播论者认为文化趋同现象恰恰是文化传播的结果。他们认为正是因为由同一个发源中心向外扩散才能形成不同地区的文化趋同现象。^[85]文化传播学者把文化看作是人类行为的一种形式，但不存在单纯的文化封闭发展的直线模式，而是每一种文化都将随着它对过去行为及经验进行的反思而增长扩大，文化交流是不可避免甚至必要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消费文化的兴起，离不开文化传播的作用。然而，文化交流拒绝文化征服和文化控制，强调每一种文化自由的、独立的选择，坚持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生存的权利和发展的可能。因此，对文化权利的宣言就象征了每个民族保卫并最终引导自己文化发展的自由。文化不应该成为少数人的专利。“当世界看到了个人的位置时，它也就摆脱了社会黑暗。”^[86]因此，面对消费主义文化的全球传播，文化所应该采取的下一个步骤就是，意识到自身正在拥有和发展着的文化，并且通过对文化权利的系统阐述来迎接未来的挑战。基于此，对消费主义文化冲击下的中国传统价值变迁进行省思，无疑成为认识和发展民族文化的第一步，成为争取民族文化权利的第一步。

传媒传播的消费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不相容是非常明显的，本章在引言部分就已经有所解释。在对传统的以崇简戒奢为核心的消费伦理的冲击之外，消费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消费文化的改变主要表现在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上。

价值观念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期待和评价的标准从以精神为主变成了以物质为主。在精英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传统社会，人们的价值取向被更多地导向精神层面而不是物质层面，文化更多地强调精神超越和精神满足，满足的途径更多的是个人对社会的贡献而不是个人从社会的索取，尤其是物质索取。衡量人的身份和地位也在很大程度上要看他的德行，所以古代圣人、贤人即使是一贫如洗，也会得到很多尊重，受到很高的礼遇，社会地位很高。中国传统的精英阶层甚至视物质财富的追求为不高尚和不光彩的行为，所以他们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传媒消费主义话语却鼓励和宣扬物质主义，媒体中的拜金主义色彩非常浓厚。它更多的是以金钱和物质财富衡量人的人生价值和社会地位，其功利和世俗化特征十分明显。简言之，传媒消费主义以其对物质享乐的推崇淡化了社会对精神和灵魂等人类生存的终极关怀，使社会价值观念沦为物欲主宰的功利话语。

传媒消费主义影响下的国民消费生活方式变迁涉及消费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使人们的衣、食、住、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总结为一句话就是从基本消费的满足进化到了对消费的符号意义的追逐。传统社会中，也不乏奢侈消费、炫耀性消费、攀比消费等消费主义色彩浓厚的消费现象，但它远远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行为。一方面是经济的限制，一方面是制度的制约，但更多的是价值观念的引导。传统社会里也有富人斗富而一掷千金的故事，可是对不露富、为富要仁等观念的倡导却是社会的主流。而现在，在传媒传播的消费神话里，超前消费、奢侈消费、攀比消费、炫耀消费等都已经取得了道德上的合法性——以人的自由、权利、尊严和幸福的名义。基本生活需要的消费和符号消费的最大不同就是消费的目的区别。一个是满足生存的需要，它更多的是低层次的物质上的生理需要；一个则是满足地位和身份、荣誉等方面的需要，它更多地是一种精神上的心理需要。这无疑有它的积极意义，因为一般来说，心理需要是在基本生理需要得到满足后才会被激发和发展的需要。心理需要的普遍性说明人们的物质生活质量确实有了提升，消费生活方式的选择上也就更为自由，消费作为身份表达和自我认同的工具性作用也就发挥得更为充分。消费自主性增强了，表达自我的空间扩大了，生活的满意感一般来说也就增加了。然而，在物质还并不是极大丰富的中国社会，当消费成为生活意义的中心，当消费表达的欲望远远超出消费表达的能力，生活的失败感就会增加，各种问题也就随之而来。

媒体自产生以来，一直是在政府、市场和公众之间徘徊，三者都是它们必须面对的，三者都对媒体提出了要求，对其施与着压力。如今，媒体自身经济利益的凸显，使得三者关系的处理原则，更多地是遵从媒体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传媒批判话语的主题，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媒体沦为政治的工具而忽视民众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媒体迎合市场而损害民众利益和社会的长远利益。对于传媒消费主义文化的批判话语，首先可以归结为对传媒的经济批判，是对传媒“市场失败”和“市场失灵”的担忧；其次也可以归结为一种政治批判，因为消费主义本身是符合坚持市场走向的政治目标的，和发展经济的主流意识形态实际上是一种共谋。这种共谋在世界范围和国内同样存在，因为，消费主义正是切合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话语的一种文化—意识形态。可以说，不管我们可能对媒体寄托了多少乌托邦式的幻想，它都并不必然是什么，而是在三种力量和传媒自身的价值取向的共同作用下走向它所能成为的状态。在中国近百年的新闻史上，曾经产生过三种主要的对传媒(报业)角色的认识：一是报业作为变革政治的利器，如康梁的“以报救国”；二是报业作为传播新闻的“社会公共机关”，以徐宝璜、邵飘萍、戈公振等人为代表，本着以新闻为本位的思想，提出报业应以经济自立达到政治上的独立，使报业成为其理想中服务于整个社会的“公共机关”；三是报业作为党的指导机关，这是中共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特殊的地理环境下确立的报业角色思想。^[87]这几种不同的定位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各种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目前我们所能做和该做的，就是时刻关注和观察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下各种力量的对比关系，以社会公共利益载体为理想来审视传媒的价值取向和运作方向，看看我们能做点什么。就像有的学者所说的，找到并发展一个民主的媒体，从而取代以市场为导向或是单纯由政府控制的媒体，或许会成为这个时代的重要政治任务之一。^[88]面对这样一个“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的消费主义时代，罗伯特·F.肯尼迪的话耐人寻味：“很少有人能伟大到使历史折腰；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却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事件的一小部分，这些行为的全部将谱写我们当代的历史。”^[89]

【注释】

[1]陈昕：《救赎与消费——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页。

[2]参见谭华：《现代传媒与村落中的消费主义——以鄂西南的一个民族村落为参照》，《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第76～77页。

[3]《聚焦中国负翁：北京上海家庭负债率已高于欧美》：http：//news.sina.com.cn/c/2005-05-18/16526679870.shtml.

[4]桂勇：《论当代文化的消费主义化》，《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5期，第47页。

[5]唐未兵、尹向东：《消费文化要全面地发展——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谈消费文化问题》，《消费经济》，1994年第6期。

[6]陈昕：《救赎与消费——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

[7]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8]陈昕：《救赎与消费——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9]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3页。

[10]参见Leslie Sklair，Sociology of the Global System，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5：p.95.

[11]Stearns，Peter N，Consumerism in World History：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Desire，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1：p.1.

[12]Stearns，Peter N，Consumerism in World History：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Desire，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1：p.1.

[13]桂勇：《论当代文化的消费主义化》，《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5期，第43页。

[14]Yunxiang Yan：《受管理的全球化——中国的国家力量和文化传统》，见塞缪尔·亨廷顿、彼得·伯杰主编：《全球化的文化动力——当今世界的文化多样性》，康敬贻、林振熙、柯雄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15]桂勇：《论当代文化的消费主义化》，《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5期，第43页。

[16]转引自罗杰·西尔弗斯通：《电视与日常生活》，陶庆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0页。

[17]马杰伟：《英国〈太阳报〉反映新闻娱乐化倾向》，见汪琪编：《世界传播媒介白皮书1995》，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167页。

[18]伦纳德·小唐尼、罗伯特·G.凯泽：《美国人和他们的新闻》，党生翠、金梅、郭青译，中信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19]转引自李良荣：《娱乐化，本土化——美国新闻传媒的两大潮流》，《新闻记者》，2000年第10期。

[20]转引自李良荣：《娱乐化，本土化——美国新闻传媒的两大潮流》，《新闻记者》，2000年第10期。

[21]马杰伟：《美国电视新闻的娱乐化倾向》，见汪琪编：《世界传播媒介白皮书1995》，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171页。

[22]伦纳德·小唐尼、罗伯特·G.凯泽：《美国人和他们的新闻》，党生翠、金梅、郭青译，中信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页。

[23]秦志希、岳璐：《制度变迁视野中的美国新闻娱乐化现象初探》，《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24]沈浩：《新闻理念与市场理念：两种新闻制作理念在美国的交锋》，《新闻大学》，2002年夏季号。

[25]沈浩：《新闻理念与市场理念：两种新闻制作理念在美国的交锋》，《新闻大学》，2002年夏季号。

[26]参见李春：《公众利益遭遇威胁——近年来美国新闻业的变化》，《新闻大学》，2002年冬季号。

[27]李春：《公众利益遭遇威胁——近年来美国新闻业的变化》，《新闻大学》，2002年冬季号。

[28]杨春晓：《解读〈良友〉画报的封面》，《新闻大学》，2004年冬季号。

[29]安岗：《新闻事业的春天》，《中国新闻年鉴》1982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前言第1页。

[30]安岗：《新闻事业的春天》，《中国新闻年鉴》1982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页。

[31]徐耀魁：《1993年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综述》，《中国新闻年鉴》1994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页。

[32]贾培信：《1986年我国报纸事业发展概况》，《中国新闻年鉴》1987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33]陈海峰：《1986年我国农村广播电视事业发展概况》，《中国新闻年鉴》1987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7页。

[34]穆晓方：《1986年中央电视台发展概况》，《中国新闻年鉴》1987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35]穆晓方：《1986年中央电视台发展概况》，《中国新闻年鉴》1987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36]穆晓方：《1986年中央电视台发展概况》，《中国新闻年鉴》1987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37]穆晓方：《1986年中央电视台发展概况》，《中国新闻年鉴》1987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38]张华山：《新兴的中国电视事业》，《中国新闻年鉴》1982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4页。

[39]《中国广播电视年鉴》2003年卷，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

[40]潘忠党、魏然：《大众传媒的内容丰富之后——传媒与价值观念之关系的实证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4期，第11页。

[41]转引自燕道成：《论消费意识形态建构中的广告》，《新闻大学》，2005年秋季号。

[42]尹卫国：《雷锋戴表的联想》，《中国经济导报》，2003年3月15日。

[43]齐军、侯清红：《雷锋不是“明星”》，《大众日报》，2003年3月5日。

[44]以上引述皆出自Arthur Asa Berger：《媒介分析方法》，黄新生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4年版，陈世敏序。

[45]孙朝方：《〈羊城晚报〉娱乐新闻初探》，广西大学2001年优秀硕士论文。

[46]张冬林：《优化传播理念，增强社会新闻效果》，《中国广播电视年鉴》2003年卷，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27～328页。

[47]陈玉清：《1986年我国地方广播事业发展概况》，《中国新闻年鉴》1986年卷，中国新闻年鉴社，第6页。

[48]郑彩：《当代中国肥皂剧的文化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03年度优秀硕士论文，第14页。

[49]张小争：《娱乐还是宣教中国传媒业改革与发展的突破》，http：// www.people.com.cn/GB/14677/2045466/.html.

[50]伦纳德·小唐尼、罗伯特·G.凯泽：《美国人和他们的新闻》，党生翠、金梅、郭青译，中信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页。

[51]李良荣：《媒介研究的进路》，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87页。

[52]张冬林：《优化传播理念，增强社会新闻效果》，《中国广播电视年鉴》2003年卷，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27～328页。

[53]徐列：《文化还是娱乐，新闻报道的一个问题》，《采写编》，2003年第2期，第52页。

[54]徐列：《文化还是娱乐，新闻报道的一个问题》，《采写编》，2003年第2期，第52页。

[55]何辉：《“镜像与现实”——广告与中国社会消费文化变迁以及有关现象与问题》，《现代传播》，2001年第3期。

[56]蒋齐生：《三十二年的新闻摄影事业》，《中国新闻年鉴》1982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0页。

[57]蒋齐生：《三十二年的新闻摄影事业》，《中国新闻年鉴》1982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0页。

[58]蒋齐生：《三十二年的新闻摄影事业》，《中国新闻年鉴》1982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1页。

[59]蒋齐生：《三十二年的新闻摄影事业》，《中国新闻年鉴》1982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

[60]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61]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论全球化和文化》，选自王宁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页。

[62]周宪：《视觉文化与现代性》，选自《文化研究》第1辑。

[63]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文化与金融资本》，见韩少功、蒋子丹主编：《明灯还是幻象》，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4页。

[64]理查德·凯勒·西蒙著：《垃圾文化——通俗文化与伟大传统》，关山译，社科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65]周宪：《崎岖的思路——文化批判论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60页。

[66]《崎岖的思路——文化批判论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页。

[67]阿莱斯·艾尔雅维茨：《图像时代》，胡菊兰、张云鹏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68]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69]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70]葛红兵：《障碍与认同——当代中国文化问题》，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页。

[71]葛红兵：《障碍与认同——当代中国文化问题》，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95～296页。

[72]潘知常、林玮主编：《传媒批判理论》，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94～95页。

[73]葛红兵：《障碍与认同——当代中国文化问题》，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页。

[74]葛红兵：《障碍与认同——当代中国文化问题》，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95页。

[75]Lesslie Sklair，Sociology of the Global System，Baltimore：Johns Hopkis University Press，1995：p.95.

[76]爱德华·霍尔、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全球媒体——全球资本主义的新传教士》，甄春亮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9页。

[77]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论全球化和文化》，见王宁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110页。

[78]王宁：《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及影视传媒的功能：中国的视角》，见王宁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3页。

[79]张颐武：《全球化的文化挑战》，见王宁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页。

[80]克拉克·威斯勒：《人与文化》，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33页。

[81]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西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页。

[82]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西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83]李陀等：《差异性问题笔记》，《天涯》，1996年第4期。

[84]李陀等：《差异性问题笔记》，《天涯》，1996年第4期。

[85]克拉克·威斯勒：《人与文化》，《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5页。

[86]克拉克·威斯勒：《人与文化》，《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07页。

[87]丁未：《论中国新闻事业的三种角色定位》，《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1期。

[88]爱德华·霍尔、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全球媒体——全球资本主义的新传教士》，甄春亮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3页。

[89]张辉：《我国消费小康指数69分市民心态由将就变讲究》，http：// news.sina.com.cn/c2005-06-30/21206314940s.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