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密话语向大众传媒扩张的动因

第一节　私密话语向大众传媒扩张的动因

作为公共领域的大众传媒出现私人话语，有其合理的逻辑。徐丛青在《论“私人话语”适当回归私人领域》一文中将私人话语的兴盛动因归纳如下：“1.中心意识形态控制的削弱，私人话语才可能在公共领域的大众传播中出现。2.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互相渗透，媒体传播做到了私人领域。3.世俗化潮流消解着神圣，使一些极端属于私人领域的话题毫无顾忌地搬到大众传媒中。4.商业化因素使媒体为了收视率而越来越需要私人性的暴露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5.大众传播中引进人际传播形式，有利于增强传播效果，但也把一些不愿让别人知道的隐私暴露出来。”^[1]本章拟从社会变迁的外在驱动和大众传媒发展的内在逻辑等方面进行探究。

一、社会变迁的外在驱动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走上了快速发展的改革开放时期。社会的开放，使人们的思想观念、文化观念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是巨大的。政治上，一元意识形态被打破，民主意识增强，多元化语境逐渐形成；经济上，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消费主义兴起；文化上，随着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思潮的涌入，崇尚英雄的书写让位于对边缘与弱势的关注；社会结构上，城市化进程日渐加快。各个层面所发生的这些变化，导致了公共话语和私人话语界线的模糊以至消解，私密话语也借机向大众传媒迅速扩张。

(一)社会结构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突出标志之一是都市化趋势的加剧。有资料显示，“1949年，全国只有设市城市140个，县城和建制镇约2000个，城镇总人口约5765万，占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10.6％。到1987年年底，我国已有城市381个，城镇人口2.6亿，占全国总人口的24.5％。据2001年中国市长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提供的材料，2000年，全国设市城市663个，建制镇2万多个，其中特大城市37个，大城市51个，中等城市216个，小城市359个，城镇人口近4.6亿，城镇化水平达到36.09％。据有关专家估计，到21世纪中叶，中国大约会有70％左右的人口生活在城镇中”^[2]。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人们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私密话语向当代中国大众传媒的扩张正是中国都市化进程的必然产物。

人类的都市化进程，伴随欧洲工业革命的产生而产生。自19世纪末期工业革命以来，欧美各国相继经历了两大社会变迁，即都市化发展和传统农业社会解体。随着这一巨大社会转型，大量农民、移民向城市迁移，形成了无历史感和归属感、被细密分工严重异化了的“大众”群体。这种孤立的、分散的、均质的、原子式存在的“大众”群体，消解了传统人类社区的关系纽带和情感生活，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冷漠感，情感疏离成为社会转型过程中所遇到的普遍性问题。

都市化进程作为人类情感疏离的诱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3]：第一，城市规模的增长，扩大了作为城市生活特征的“社会距离”(主要指精神距离)。“人类生态学”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城市不仅是一种物理空间载体，而且是人类属性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一种包含人类本质特征，并由空间分布性所决定的人类社会关系显形。在小群体(如乡村社会)中，群体的社会关系基本上是直接性的，这就增加了相互关系的紧密度和依赖性。但在一个正在实现某种规模的群体(如都市社会)中，每个成员越来越多地受制于那些超个人情感的机构运作，传统社会中个人对他人所承担的情感义务相对减弱，个人的自由空间相对增大，但同时亦造成了成员间情感的疏离。群体的规模越大，社会交往关系中的情感成分和个性化程度就越低。由此，大都市社会生活把许多陌生人赶到一起紧密相处，个人在享受自由空间的同时往往变得越来越孤独。一方面，个人从关系密切的群体对个人及个人情感的控制中获得了解放和自由；另一方面则失去了自我表达的本性及与社会共生的参与感，城市的精神生活由此趋于反常，个人只能孤独地走在人群中。

第二，都市社会的极度分工打碎、分割了社会生活的同一性。在一个简单分工的社会中，成员和社会的联系往往呈现一种同心圆状态。如个人属于某一同业公会，同业公会则属于某一联盟，由此类推，个人最终被直线状地融合进他的社会，成员间的交往形态亦呈现出一种共同特征。但随着分工进一步发展和复杂化，产生了诸多无直接关联的和特征各异的社会圈，个人除特定的社会圈外，同任一其他社会圈的关联都可能是部分的或暂时的。复杂的社会功能和社会结构分层形成了人们依据他们特定的身份，而非他们原有的个性的交往形式。我们看到了一种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指明了各职能人员的角色地位，而忽视了隐伏其后的个人特异性。他人仅被按其所扮演的角色地位来对待，这由此而增长了一种工具式的对待他人的态度。由于人群集居的密度增加了人们交往的频率，反而突出和强化了这种非个性的交往关系，增长了人们互不相知的几率。同样，在人口稠密的大都市中，城市居民间的接触和交往，往往是基于职业交往和角色互动的需要，而非建立在个性需求或情感表达的基础上。故而，城市社会的交往形式带有明显的浮面性、短暂性、局限性和匿名性。因此，个人的生存、选择自由虽然扩大了，但个人同社会总体结构的关系却呈现出疏离状态。

第三，异质性的社会圈造成了个人同社会的疏离感。在同质性的小群体(如乡村)中，个人与各级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被直线状地置于一个同心圆中，而在大群体(如城市)中，则形成了许多异质性的社会圈，这些社会圈之间的关系是部分相关甚至是毫不相干的，个人有机会参与许多不同的社会圈，但没有一个社会圈能完全支配他的忠诚，故而个人同社会的疏离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个人的不稳定和不安全感亦随之增长。此外，异质性人口的密集居住带来的另一种社会心理影响是：必须对异质性容忍。这就导致了一种个人必须从属于群体的社会平衡过程：如果个人欲完全地参与城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他必须使自己沉浸于群体运动。在大城市中，个人被“降低至一个实际上无能的层面”，人们把“分离的、孤立的、表面的感知和行为模式”当作习以为常来接受，个人被淹没在群体中，个人的一切很难像传统乡村社会那样，受到整个群体的关注，这自然会增加一个人的心理孤独感，以及个人同社会整体的疏离感。于是，一个共同体的成员，除了谈生意，再没有共同感兴趣的事情可交流。

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的都市化进程尚处于起步阶段。但西方社会在都市化进程中曾经历的物质精神两分离的社会心理状态，在客观上也正被处于中国都市化进程中的人们所体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进入都市化进程快速发展时期。城市的改造，人口的众多，使人们的思想观念、文化观念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曾经，人们数户人家门户相对地挤在一条狭窄的胡同里，或四世同堂同住在一个大杂院里，无论家里家外、大事小事，彼此了如指掌。在都市化的脚步声中，人们告别大杂院搬进单元房，没有了大杂院的嘈杂与拥挤，得到了向往已久的安静与舒适，可是与此同时也没有了邻里间的抬头不见低头见，没有了同院相互的关心与帮助。住在单元楼里几年，不知对面住着什么样的人是不足为奇的。一方面这种长时间的八小时后的三人或两人世界，使原本大杂院式的开放的日子走向了封闭；另一方面单门独户的小日子一旦调整不好，也会由温馨变为枯燥，甚至出现矛盾，不过不用再担心家丑会外扬，个人生活的隐私亦不易被人窥探到。事物就这样出现了悖反，改革开放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空间，生存空间的改变又把个人生活推向封闭。封闭的生活保证了人们空间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但同时也让人们不时感到形单影只，有时也渴望被人了解。但是，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都市化进程中，没有人肯为听一个不相干的人絮絮诉说而驻步。都市化急剧积累物质财富的过程，也是都市人情感加速疏离的过程。当理性的交往代替了单一的情感维系，当传统的居委会老大妈的调解逻辑让位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逻辑，被压抑在人们心理记忆中的人性沟通，则被移位至关于乡村社会的表达中。面对喧嚣的都市，社会的情感疏离最终转化为个人的心理矛盾，进而影响人情、亲情，演变为个人的情感危机。“渴望交流”却又“无处倾诉”成为都市人的心理痼疾。一旦这种沉重的精神负担积累成为一种强烈的心理诉求，人们便会打破常规，寻求解脱的方法。于是，就有了将心理减压、情感疏导的企盼投向陌生的接纳者与“倾听者”——以媒体为中介，通过记者向社会倾诉。私密话语向大众传媒的扩张适时地在都市社会的分工、节奏、理性与都市人的心理之间，建立了一个缓冲地带，暗合了都市人的心理渴求，为市民们的情感宣泄提供了一个渠道。这一过程正是都市化进程内在驱动的必然结果。

(二)社会文化语境的转换

中国社会文化语境的转换与政治语境的转换紧密相关。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的文化语境同当时的意识形态话语乃至民族国家话语保持着同源同构的统一性。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过去那种一体化的文化形态发生了裂变，多元化的文化格局开始出现。社会文化语境的转换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西方文化思潮的大量涌入，带来了新的文化元素；二是大众文化迅速崛起，精英文化日渐式微，对英雄内涵的书写置换为对普通人生存境况的召唤与质询。私密话语向当代中国大众传媒的扩张正是这种变化的直接结果。

1.西方文化思潮的涌入

改革开放后西方种种思潮得以涌入，特别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大量被引进国内；随着弗洛伊德、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让－弗·利奥塔(Jean Francois Lyotard)等欧美学者的著作在大陆被广泛介绍和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传播，中国人的个体意识开始了新的觉醒，对家庭私人领域有了新的关注。人们将目光投向生命自身，更多地关注自身的命运和生命体验，并且试图建立自己的话语世界。

“弗洛伊德热”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特定的文化现象。在80年代的改革开放大潮中，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变得喧闹而嘈杂，人道主义的价值理想受到现实的挑战。弗洛伊德的更加接近人性的“潜意识”、“情结说”等理论传入中国后，立即为许多人接受并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借助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人们开始重新界定自我的行为和认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重新唤起了人们的生命意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使人们对生命的观照从“社会性”转向“自然性”，更看重人自身的生存处境，逼近生命的本体；二是为人们提供了一整套关于“心理健康”与“心理病态”的表述，从而完成了将“心理治疗”和“精神分析”与人们生活方式内在化的过程。文坛上兴起的私密化叙事便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在文学实践意义上的具体诠释。私密化叙事不仅是作家的“内心独白”，更是不折不扣的精神分析实践。正如戴锦华女士在分析私语化写作的代表人物陈染时所指出的：“事实上，陈染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写作与其说是提供某种精神分析的素材，不如说是在其作品中进行着某种精神分析的实践；与其说她的作品充满了丰富的潜意识流露，是某种梦或白日梦，不如说那是相当清醒而理智的释梦行为与自我剖析。”^[4]当代中国大众传媒中的私密话语的出现与这种精神分析话语实践息息相关。在社会转型期，艰难的生存、激烈的竞争、紧张的人际关系给人们带来了种种心理困惑。弗洛伊德理论的传入，使人们意识到心理问题并非与精神病等同，它可以通过与他人的交流和沟通而得到缓解。在国外，找专业心理医生是常见的方式。专业医生会倾听、会分析，给你一个较科学的方案。但在中国，心理分析科学起步较晚，专门的心理医生或精神分析师数量有限，而且普通百姓也承担不起心理治疗所需的昂贵费用。因此，在中国，一种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宣泄方式产生了——找记者倾诉，让记者充当自己的心理医生。

当然，20世纪90年代末私密话语最终被推上作为公共话语空间的大众传媒，还源自另外两种理论上的导引，即同在20世纪60年代逐渐兴起的西方两大思潮：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

后现代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后，从两个方面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影响。一方面，打破了传统社会中伦理道德一元化的话语局面，道德成为一个历史范畴，伦理道德的多元化得到社会体系的认同。改革开放后，随着人们现代意识的增强、文化层次的提高和文化观念的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情感观念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与以前有了很大不同。在中国这个超稳定家庭结构的社会里，无爱和无奈的婚姻占了相当比例。后现代思潮的涌入，打破了人们的思想禁锢，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了新的挑战。生活中出现了许多现代派、前卫派，不少人在扮演着与传统社会道德不兼容的各种角色。这些角色虽为传统道德所不容，但在现实生活中，却逐渐被接受了现代文明熏陶的人所理解。进而，传统的“家丑不可外扬”观念也渐被打破，“家丑”不再是“家丑”，而是一种新的道德宣言。另一方面，打破了社会思维中关注“宏大叙事”的传统，国人思维视野开始从“宏大叙事”向“微小叙事”转变，“审视边缘”成为一种流行思潮。80年代以来，受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影响，生活与审美、生活与艺术相互渗透的趋向给传媒以巨大的影响，继而完成了传播主体内容的转型，使传媒内容总体上表现为由超越转向随俗和日常生活。传媒开始关注弱小群体的命运，从边缘的视点、角度切入社会。“百姓故事”既是对宏大叙事的解构，也是对个体生命与体验的张扬，写“情感”、说“隐私”成为其主旋律。记者以超常的敏感性将生活中琐碎、日常、习俗的事情引入传媒中作为主要题材，以接近口语的语言风格，展示戏剧化的日常生活经验，直接表现作为普通人的存在。在当前的传媒文化语境中，它具体表现为展示个人生活，披露个人隐私，述说情感困惑，把受众的关注焦点从社会公共空间引入到私人空间。以上两个方面都为私密话语向当代中国大众传媒的扩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0世纪80、9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各种派别、观点纷纷涌入中国，引发了中国学者对各个领域女性处境、性别状况的沉思与探寻，其中强调以解构、颠覆男权文化、父权文化为特征的女权主义在90年代的中国文化思潮中占据了显要的位置。千百年来，在男权统治的社会规范下，“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使得女性一直从属于家庭这一私人领域，女性的经验和话语长期被淹没和忽略，从来也没有真正浮出过男性权威话语的层面。女性主义文化的涌入，旗帜鲜明地将女性从男权视阈中解放出来。女性主义思潮使得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过去被视为畏途和禁区的领域，包括女性身体和性行为本身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和开放的态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现代女性作为一个长期被压抑的群体进入历史的要求和企盼。这种企盼在颠覆男权中心的同时，也带来了众多女性自我意识的苏醒。反抗意识、自我意识空前凸显出女性情感上的空白与不足，因而，当下争议极大的甚至颇遭诟病的女性个人经验的讲述正是女性主体意识建立的前提。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对个人经验的大胆披露，对女性心理的自我诠释也正是为自己命名。同时，女性主义还强调了家庭、情感是社会建构中同样不可忽视的领域。女性主义对情感困惑、婚姻问题的倾诉同样是在为家庭、为情感正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女性为主要倾诉对象，以女性为主要阅读群体的私密话语类讲述栏目纷纷出台。

2.大众文化崛起，英雄内涵置换为普通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的兴起彰显了普通民众和消费者的地位，日常生活和平民利益受到关注，日常化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症候。在这个年代，文化语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其突出表现为两点：一是英雄内涵书写的不断变化；二是对普通人生存境况的召唤与质询。

中国是一个崇尚英雄的国度。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英雄内涵。在20世纪上半叶，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主题，决定了悲剧与崇高互动的时代风格。“五四”以来的国人虽不乏激情，不乏精神的雄阔、悲壮和遒劲，但一直没有出现理想的英雄性格。英雄形象的蜂拥出现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崇高的时代风格需要英雄，英雄性格的塑造对于崇高之美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塑造英雄形象既是文学创作中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中心任务，也为社会政治舆论所强调。更为关键的是，现代中国革命历史内容和解放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为英雄的产生和成长提供了适合的土壤。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劳动人民扭转乾坤的时代，是一个天翻地覆、英雄辈出的时代。历史生活和现实生活都充满了革命英雄主义色彩。概括起来，这一时期英雄形象的总体特征为：“在时代、社会乃至政治思潮的严格规范下，无论历史英雄形象、现代革命英雄形象或社会主义时期的新英雄，都包蕴着大体相同的社会政治内涵，体现出鲜明的共性特征。”^[5]这种共性特征便是英雄的崇高美。这个时代的英雄如雷锋、王进喜等大都带着鲜明的社会主义思想色彩，呈现出乐观的、昂扬的、进取的时代精神，显示出英雄的崇高精神境界。大凡成功的英雄形象，都与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紧密联系。“文革”期间，英雄崇拜演变为政治运动的重要表现形式，张铁生式的所谓“英雄”完全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或手段。80年代或曰新时期，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以文化英雄主义取代或曰对抗革命英雄主义的表述。80年代初期，借助精英话语建构中的文化语境，在非常岁月被压在最底层的有识之士、知识分子被赋予英雄的称谓。这种时代转折中“政治英雄”与“文化英雄”的置换，所传达的是个体的觉醒和对历史的反思、反省。身处逆境仍自强不息的英雄内涵获得了相对充分的合法性。这个时期的英雄不仅有“文革”时代受难的知识分子，也有张海迪等身残志坚式的英雄人物。80年代中后期，适应社会心理与民众的期待，乔光朴式的“改革英雄”成为民众英雄，成为时代期盼的英雄。90年代文化语境的突出特征之一，是其反英雄的表述。所谓“英雄和偶像”意指那些“向我们展示了勇气、忘我、超人的能力和令人惊异的优雅”的人们”^[6]。

在90年代文化英雄的书写中，反主流、另类成为颇具症候性的因素。一方面由陈寅恪、顾准、海子、王小波等所构成的文化英雄序列，成为90年代文化英雄形象的符号和象征。“从专门研究者的解读，到知识界的认同，再到一般大众的接受，这些形象符号从被压抑的学术权威，变成有独立意志的逃离者，再变成有叛逆精神的反抗者，完成了一种被重新塑造的过程。”^[7]另一方面，也存在着摇滚歌手崔健、“无厘头”搞笑影星周星驰等娱乐英雄。两类英雄的连接点，在于某种反英雄的文化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无厘头”狂欢无疑负载着戏仿权威、亵渎神圣的意味，其前提是“意义消解”，更接近于某种“无因的反抗”或时尚性的反抗。在反英雄的“众声喧哗”中，英雄的内涵已然多元化，“英雄”与“凡人”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谁是真的英雄”成为待解的问题。2000年3月11日至3月24日，《北京青年报》推出“保尔与盖茨：谁是英雄?”的讨论便是对这一社会困惑的回应。“保尔和盖茨谁是英雄”之问题的提出，远不仅是一个重新定义“英雄”，并以此来申明对不同的生命价值、理想与道路的选择问题，而是一个英雄的真空状态暂时产生了的问题。^[8]作为对“英雄主义”的反动，英雄的渐次退隐为普通人的凸显提供了空间。正如一首流行歌曲所言：“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进入21世纪后，英雄内涵更多地被置换为普通人的不平凡。无论是“感动中国”的英雄人物徐本禹，还是由媒体制造出来的青春偶像“超女”，都是普通人染上英雄色彩的明证。2006年，在北京宋庄文化艺术节上，以“超女”李宇春、周笔畅为原型的雕像赫然出现在一座高达7米的“超女纪念碑”上。李宇春举一根玉米，周笔畅持一支话筒，两人并肩而立昂首阔步，“英雄”姿态呼之欲出。这尊雕像展出后虽频遭诟病，但其“英雄”符号的挪用却彰显出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已由英雄书写转变为关注普通人的精神症候。

“英雄隐去处，隐私登场”。对普通人的文化书写与对“英雄主义”的反动几乎同步进行。早在“文革”结束后，人们便出自本能地对伪崇高和假英雄形象产生厌倦而排斥弃绝，转而去关注被冷落已久的普通人和他们饱受伤害的心灵。在随后的整个社会政治意识和文化意识的演变过程中，对普通人的文化书写由早期的“他者书写”转化为“自我书写”。这种“自我书写”在1998年中国文化市场出现“隐私热”现象时达到高潮。1998年中国最畅销的图书之一，便是这一年5月出版的安顿的著作《绝对隐私》。此后，各种以“隐私”为名的书纷纷出笼，如《单身隐私》、《相对隐私》、《非常隐私》、《女人的隐私》、《婚内婚外》等。这股蔚为大观的“隐私热潮”，被国内一家报纸戏称为“无边心事萧萧下，不尽隐私滚滚来”^[9]。实质上，在“隐私”这一语词的背后，是一个隐现着的、不无光辉的形象，即“个人”。“个人主义”文化在中国历经数千年的尴尬经历之后，终于以“隐私”的形式堂而皇之地登场。一时间，遍布报端与书摊上的“普通”人的个人私密故事成为与政治意识形态似乎全然无涉的流行时尚。“也正是这个旋生旋灭的流行时尚，隐约透露出或许更为深刻的社会文化变迁的信息：当‘绝对隐私’或安顿间或以‘5分钟明星’的方式成为占据传媒中心的角色时，便意味着‘我们’已安全地抵达了历史断裂的另一侧畔……‘我们’已无须面对1957年‘无罪流放’的残酷历史，更无须去思考本与普通人无甚相关的‘愧对顾准’或知识分子们的自我救赎。那一切已远远留在了历史断裂的彼岸，而此岸则在酒吧幽暗且优雅的灯光的笼罩下，在温言款语间，一片宁谧祥和。”^[10]

大众传媒对英雄和普通人的态度大体上是与时代的语境转换保持在同一个价值层面的，其精神向度也是同步对应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在新闻价值评判的标准改变后，媒体的形象和内容从单一转向了多元化。媒介所极力推出的主体形象，由原来的一系列政治英雄人物转换为各种影视、歌舞、体育明星并进而转换为普通人。过去我们的目光凝聚在社会前进的推动者的身上，他们是传统文化重要象征，他们积极向上，为社会发展倾其一切。而现代媒体认为他们是神。在一切非神化趋势中，他们随着精英文化一道走向边缘。在新的造“神”运动中，媒体不再着眼于人们奋斗过程的描述，而是津津乐道他们的生活方式、服饰打扮以及私生活等。“在大众传媒上随处可见的各种明星，带给阅听人的主要不是他们历经磨练的创造过程本身，不是他们的能力和进取心，媒介注重挖掘的是他们的生活习惯、衣着及食物的偏好，特别是有关他们的家庭、情爱、私生活的内容。”^[11]对英雄的崇高美、悲壮美的推崇被置换为对明星隐私的窥探。进入90年代末期，随着媒介主体形象逐渐位移至芸芸众生，对明星隐私的窥探又被置换为对于凡人隐私的窥探，“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成为“老百姓”讲述自己的故事。在英雄话语的置换中，私密话语进入作为公共领域的大众传媒，并成为中国文化语境深层变迁的强有力的注脚。

二、大众传媒商业化运作的内在驱动

私密话语以私语的形式进入公共话语空间，与媒体商业运作的逻辑密不可分。众所周知，在近年来的新闻改革过程中，伴随着我国媒介市场化步伐的加快，特别是“事业化单位，企业化管理”理念的提出，媒介产业性质凸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确立，中国社会的转型全面展开。在这种社会转型的大环境下，传媒竞争日趋激烈，媒介生存空间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挤压。在这个过程中，传媒从各个方面寻求变革，推进商业化运作，以适应市场所需。具体表现为：

(一)由“传者本位”向“受众本位”转变

在媒介的商业化过程中，广告收入已经成为媒介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发行收入和其他直接的商业投资收入只占次要地位。这样，为了赢得商业广告，争夺受众成为大众传媒的普遍诉求：发行竞争取代了内容竞争，广告竞争取代了价格竞争；“视听率”、“传阅率”成为传媒经济计算最重要的因素。正如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说：“收视率是个隐匿的上帝，它统治着这个圈子，失去一个百分点的收视率在某种情况下无异于直接走向死亡。”^[12]因此，为了赢得受众，传媒就必须转换观念，更多地从受众的角度来考虑许多问题，最大限度地满足受众需求，由“传者中心”向“受者中心”转变。

私密话语在大众传媒中的出现和兴盛，是媒介在商业化运作过程中，满足受众需求的必然结果。在当今社会，由于生活节奏的加快，受众既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现代生活的快节奏加剧了普遍的社会心理紧张，催生了人们的倾诉欲望。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结果之一，就是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人所承负的压力越来越大。终日的繁忙和不断加剧的竞争在今日构成了大众生活的主旋律，随之而来的种种社会及生活的压力又使患有心理疾病的人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人心理具有明显的群体症候，深深地需要一种附属感，需要有一种属于群体的文化和社会的感觉，感受到在其周围环境和生活方式中有一定程度的稳定和亲近。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人对于倾诉的需求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改革开放打破了我国长期的封闭状态，全球化的浪潮也不断地将各种新现象、新思想输进中国，人们原有的价值观不断受到冲击，由此产生的精神焦灼感使人对交流的渴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种现象在“两性情感”问题上表现得尤为充分。这既表现为作为情感生活的主体，婚姻幸福的标准有了实质性的变化，有了自我意识的现代女性不再满足于传统的“相夫教子”式的生活方式而使得婚姻问题日渐突出；也表现为情感生活的开放打破了传统规范的制约，一些人的价值观念发生了诸多变化，爱情观、婚姻观都与以往相去甚远。^[13]这些变化往往因为无法找到被社会广泛认同的新规范或现实的解决渠道而使许多处于“婚外恋”、“同性恋”等“新潮”生活中的人们，面临着种种矛盾和困惑。个人价值体系的冲突、个人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冲突日益强烈，人们迫切需要“逃避”日常生活的压力和负担，获得情绪上的解放感。从目前私密话语所诉主题分类来看，绝大多数是反映现代人情感的缺失与困惑的。

再次，尽管现代人存在着大量的心理问题和精神困惑，急需采取一种方式对消极情绪进行及时的宣泄，但是现代文明社会中人们超快节奏的生活恰恰无法满足这种渴望。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机器化、网络化的扩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日渐疏远，人与人之间精神上的交往越来越困难，越来越难以深入。因此，当媒体开设了匿名倾诉栏目之后，立即受到大众的热烈追捧，并迅速成为人们释放紧张情绪、安抚痛楚、消除忧愁、平衡心态、缓和冲突、保持自我的场所。与此同时，强调自我、张扬个性已经成为一种巨大的思想潮流，社会成员越来越追求个性化表达，讲求有自己的话语表达权。在这样相对宽松自由的思想环境下，私密话语倾诉也被赋予了合法的地位。虽然有时也会遭到主流文化的检视和精英文化的批判，但越来越多的人敢于走上媒介袒露自己，形成了私密话语媒介传播的陈述主体。

最后，受众也需要倾听。一方面，人们渴望通过大众传媒了解世界、了解与自己一样的人的生活，感受到自己与同类百姓世界联为一体。通过倾听或阅读他人的故事，受众从媒介中了解社会和他人的变化和行动，来调整自己的认识，从而获得一种情感的认同、宣泄和孤独的消除，增强生活的确定感和自信心。另一方面，倾听也满足了受众的窥视欲。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类的需求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好奇就是人与生俱来的心理需求。私密话语倾诉通过讲述真实的故事，使受众相信这就是他们身边人的实际生活，满足了人们的窥视欲。这种窥视使受众常常通过幻想中的角色置换，使自己进入他人的私人领域，获得侵犯、扩张的快感，并进而缓解内心压力。各种私密话语为人们闲暇时间的“偷窥”提供了广泛的文化手段，这是私密话语大行其道的深刻心理动因。

(二)市场化制作理念

在媒介的商业化过程中，媒介在制作理念上更加市场化。按照市场化要求，媒介制作理念注重三个因素：制作成本、受众广度、与利益攸关者的冲突程度。由此引发的媒介产品制作准则是：以尽量小的成本制作新闻，吸引最大多数的对广告商有价值的目标受众，尽量不触犯利益攸关者。根据这一准则，媒介制作必然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制作成本高的新闻处于不利地位，吸引目标受众的广度低的新闻处于不利地位，揭露利益攸关者的新闻处于不利地位。^[14]因此，为了降低成本，媒体不惜牺牲其政治内容——比如取消有关道德话题的政治新闻和政治社论而改为对富有人情味的软新闻的关注或者对“谈话节目”的热衷。因为，相对而言，以政治内容为主的硬新闻的制作成本往往比软新闻更高。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原因，当今的媒体减少了严肃新闻的比例，将名人趣事及各种刺激性的犯罪新闻、灾害新闻、花边新闻等软性内容作为新闻报道的重点。为了取得最大销售量，媒体必须尽力迎合最大多数受众的兴趣，尤其是他们最低级生理层面的欲求。在这种情况下，对媒介产品价值的评判权完全交付给了作为消费者的受众；媒介产品的价值弱化成对受众消费性、个人欲求的虚假满足。受众决策的内在驱动力是对于快乐的追求。因此，遵循“快乐至上”的原则，追求快感、轻松、刺激，是赢得受众的“法宝”。正如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所说：“在大众文化影像中，直接产生广泛的身体刺激与审美快感的消费场所中，情感快乐与梦想、欲望都是大受欢迎的。”^[15]这种快乐主义对感性欲望的刺激和满足，为私密话语进入当代中国大众传媒提供了条件。为了减少与利益攸关者的冲突，媒体常常对涉及最广大受众利益的公共事务、公共政策等硬新闻一再回避。因为硬新闻涉及人们的切身利益，比软新闻更易触犯利益攸关者。即使当受众为寻求与切身利益相关的新闻信息而对新闻传媒投注期待心理时，追求商业利润的新闻媒体也常常用快速、时髦、肤浅的碎片填充着受众贫困化的心理，而这实际上是对“公共领域”的消解，其结果当然是大量私密话语充斥公共话语空间。私密话语由当事人自诉而成，即使涉及个人隐私或他者利益，媒体作为“忠实”的倾听者也无须承担太多的责任。因此，在媒介市场化的制作理念下，大众传媒私密话语因为能够较大限度吸引受众“眼球”、降低产品成本、减少与利益攸关者的冲突而受到了众多媒体的青睐。

(三)大众传媒社会功能的多元化

随着我国大众传媒更多地被当作一种产业来经营，媒介的社会功能得到极大的拓展，实现了从单一的宣传功能向信息传播、休闲、服务、监测环境等多功能的拓展。

最早认真考虑大众传播媒介在社会中的功能和角色的学者是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和查尔斯·赖特(Charles Wright)。拉斯韦尔于1948年发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提出大众传媒具有三大功能：监视环境、协调社会、传递文化。1957年赖特出版《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一书，在拉氏经典的媒介三功能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媒介第四项的功能：娱乐功能。这就是著名的传播“四功能说”。

我国对传媒社会功能的认识经历了从单一的宣传功能向信息传播、休闲、服务、监测环境等多功能转变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新闻媒介仅仅被当作单纯的政治宣传工具，属于意识形态媒介。在当时政治挂帅的主旋律下，国家生活一切以政治为中心，传媒的功能被压缩到狭小的政治宣传领域，对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信息传播是极其有限的。改革开放后，我国大众传媒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媒介在商业化的运作中，尽可能多地开辟它的各种功能。传媒社会功能的多元化必然带来传媒内容的相应调整。私密话语向当代中国大众传媒领域的扩张就是传媒功能拓展的产物。体现在三个方面：

1.传媒沟通意见、协调社会功能的拓展

传媒沟通意见、协调社会的功能促使媒介产品内容由单向传播向互动交流调整。目前，在我国，传媒的沟通整合功能既体现在宏观上，即现代大众传媒通过客观地传递信息，充实人们的公共生活，在传媒这个“公共领域”中，各种意见在此交汇，相互碰撞和融合，实现社会层面的沟通整合；也体现在微观上，即通过各类谈话节目或记者专访，实现主持人或记者与受众之间，或嘉宾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和交流，满足受众的话语权及沟通需求。媒介尤其是电视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深入几乎所有人的家庭，而家庭又是人类情感最自然、最集中的流露场所，因此微观层面的沟通使得原来属于各个社会层面内部的情景被推到了公众面前。以往媒介中被间隔在狭小空间的性、婚姻、不育、同居、离婚、家庭暴力、疾病和残亡等隐秘问题，越来越多地成为公开讨论的话题。

2.传媒服务功能的拓展

传媒的服务功能促使媒介更加注重人文关怀。随着大众传媒产业化的发展，媒体近年来在媒介多种功能的开发上大动脑筋，使报纸由“新闻纸”向“实用纸”转化；使广播电视在传递信息、提供娱乐的同时更多、更全面地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需求服务。在服务功能的实施过程中，“人本化”观念不仅在媒介的传播内容上得以体现，在媒介运作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也得到越来越多的有意识的关注和施行。

媒体纷纷开设私密话语类的情感倾诉专版，其中“一个重要的基点是普遍张扬媒体倾注人文关怀的新旗帜，对来自普通读者的声音倾注了极大的热情”。^[16]按照媒体张扬的人文关怀旗帜，它包含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从哲学层面上说，它是指对人在自身存在和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的关注、探索和解答；二是从伦理层面上说，它是指对个体人的主体性及其存在方式的关怀，对人的本性、人的地位、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权力、人的发展、人的自由等各个方面的唤醒、保护和推崇，对人的理智与情感、意志与需要、理性与非理性等各个方面的全面理解和尊重。媒体将目光瞄准人情感方面的“无形需求”，深入倾听人的内心世界，聆听倾诉人的真实心声，对倾诉人予以同情、理解和尊重，不仅开拓了新的报道题材，而且使媒体对受众的服务更深一层，更周到，更能体贴入微，因而更能体现媒体“做透服务”的宗旨。

3.传媒娱乐功能的拓展

传媒的娱乐功能促使媒介内容日渐娱乐化。最早提出媒介具有娱乐功能的赖特认为，娱乐功能是媒介功能中最重要的功能，也是最为受众赏识的功能。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在全面地论证了大众传媒的五个功能，即守望人、决策、社会化、娱乐和商业五大功能之后，也认为：“大众传播主要被用于娱乐的占有的百分比大得惊人。几乎全部美国商业电视，除了新闻和广告(其中很大一部分也是让人消遣)；大部分畅销杂志，除了登广告的那几页；大部分广播，除了新闻、谈话节目和广告；大部分商业电影；还有报纸内容中越来越大的部分——都是以让人娱乐而不是以开导为目的的。因此，正如斯蒂芬森很有说服力地提出的那样，几乎全部内容都有一种普遍性的游戏或愉快的功能。”^[17]同样的事情正发生在中国。

过去，中国的新闻媒体被定位为党的“耳目”和“喉舌”，常常以政策印证的方式来发挥宣传工具的职能。当中国以改革开放来融入世界市场的时候，也带给新闻媒介一次全新的发展机遇。媒体的市场意识普遍增强，媒体娱乐功能迅速膨胀。报纸、电台、电视台中娱乐性内容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新闻节目(版面)受到挤压，新闻节目本身的娱乐性内容也越来越多，严肃新闻竭力用娱乐性来包装。真正的新闻被非新闻或者软新闻排挤出去，其表征是减少严肃新闻的比例，将名人趣事、非常事件及带煽动性、刺激性的犯罪新闻、暴力事件、灾害事件、体育新闻、花边新闻等软性内容作为新闻的重点；竭力从严肃的政治、经济变动中挖掘其娱乐价值；在表现形式上，强调故事性、情节性，从最初强调硬新闻写作中适度加入人情味因素加强贴近性，衍变为一味片面追求趣味性和吸引力，强化事件的戏剧悬念或煽情、刺激的方面，走新闻故事化、新闻文学化道路。^[18]这一趋势的直接结果便是各类媒介上连篇累牍的对丑闻、隐私、性等生活方式进行报道，而且突出的无不是戏剧性、煽情性和足够的感官刺激。私密话语由于其隐秘性、煽情性特征，理所当然地成为媒体娱乐化的极佳载体。

(四)报道文体的演变

为了赢得市场竞争力，媒体在报道文体上也不断发生变更，这也为私密话语进入大众传媒提供了途径。

传媒文体的发展是与时代大背景相连的，反映现实生活的需要决定了传媒文体的多样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发展，社会生活日益丰富，社会信息交流空前加速。伴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通信传播技术的进步、读者群的不断扩大，读者阅读需求更见错综复杂，传统的极少变化、体裁界限分明的文体样式，已无法胜任迅速反映现实、准确传递时代变动的要求。在这一背景下，大众传媒积极遵循传播基本规律进行变革，谋求文体的创新，寻觅用新的表达形式反映活跃的社会生活及满足受众新的阅读心理，这些都使传统媒体文体变革的步伐大大加快，文体样式日渐多元化、文学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新新闻主义的一些写作技法卷土重来以及与“新华体”相对应的“市民体”的出现。

“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m)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一种将新闻与文学联姻的新闻报道新体式。它综合了小说、自白、自传和传统新闻报道的各种特点，以饱含作者主观情感的笔触叙事，因此又被称为“非虚构小说”、“副新闻学”、“通俗社会学”。它最初的涵义是通过改进新闻写作和版面编排，使用大字标题和插图，以及内容通俗化来迎合广大读者的兴趣。提倡以记者的强烈的直接情感、宝贵的直接体验和真切的个人见证去揭示事实的真相，发掘出其中被遮蔽的意义。新新闻主义强调的是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在这种新闻报道方式里，洋溢着浓郁的小说化气息和主观性色彩，甚至走着由事实转向虚构的道路。新新闻主义崛起时来势汹汹，席卷美国新闻界，波及西欧各国，到70年代突然销声匿迹，但在某些领域尤其是传媒报道和写作领域中仍保持着相当大的影响。

“新新闻主义”传入中国并影响新闻界和文学界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新新闻主义作为一种新闻写作手法，也曾红极一时，但由于它的理论与实践都被认为违背了“真实”、“及时”这两个新闻最本质的特征，从而受到新闻界的臧否和冷落。当时中国的新新闻主义写作主要由文学界承担，影响较大的作品有《北京人》(张辛欣、桑烨合著，系列口述实录)及稍后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冯骥才著)、《绝对隐私》(安顿著，口述实录)等。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与新新闻主义有着因缘联系的写作手法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类新闻报道中并受到肯定，形成新新闻主义“复活”热潮。新新闻主义“复活”热潮仍然发端于西方媒体。许多美国学者指出，美国的亲近性新闻实际上就是60年代新新闻学开始的文学新闻在90年代的新发展。弗兰克·埃夫拉尔将这种新闻称为“杂闻”，他认为：“实际上，杂闻的本质是被传播，供千百万市民看、闻、读。出自家庭或私人范畴的某一事件、态度或行为却能跻身报刊文章的行列，对此该如何解释?选择某一事件使其转变为报刊故事的标准取决于事件本身：极为罕见或是新兴事物(第一位‘代孕母亲’)以及与之相反的老调重弹(穆斯林的面纱)，临近规则(特别是一些地区报刊，它们尤为关注某一区域发生的事件)，‘当事人’的特点(显赫的地位、年龄等)，总之，能够产生某种影响的诸多因素均可视为选择标准。”^[19]美国传媒业一度盛行的“新闻故事”，在写作中尽量以文学故事的笔法描述新闻事实，在报道手法上借鉴各种文学手法，强调运用场景描写、细节、对话、内心独白等，也是新新闻主义的一个变种。

新新闻主义“复活”思潮蔓延到我国传媒界后，新新闻主义的一些写作手法在传媒界开始被大量运用。新闻报道向文学手法学习，散文、小说、记叙文的笔法频频见诸报端。记录人物生活的各种细节，注重刻画人物内心的新闻特写、大特写、新闻速写、新闻素描、深度报道、体验式报道、人物访谈等文体形式大量出现。这类报道力求更准确、更全面地表达新闻事实的真相，以独特的主观方式观察，以文学化的笔法报道。传媒文体的这种演变，对传媒观念和内容产生了重大影响。观念上，传媒开始将新闻报道的重点转移到那些被正统新闻界所忽视、歪曲或单纯地加以利用的文化上。许多报道详尽描绘了“边缘状态”的生活情景，如《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内容上，20世纪90年代以后，平淡无奇、无关紧要的家长里短、百姓生活、情感困惑开始成为大众传媒所关注的话题。于是，以故事化笔触报道见长的私密话语类倾诉节目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当代中国大众传媒公共空间。

“市民体”的出现也是促使私密话语进入当代中国大众传媒公共空间的一个动因。“市民体”是与“新华体”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所谓“新华体”是由新华社逐渐形成的一种庄重严肃的报道风格。在内容特征上，“新华体”表现为“真实、客观、公正”；在形式上则表现为“严谨、稳健、清晰”，既有简洁生动的文章，也有规格化的公报新闻。“市民体”则是由都市媒体形成的与都市新闻报道相适应的一种文体。从内容上看，“市民体”的特征有“四化”，即市井化、全息化、纵深化、人情化。从形式上看，“市民体”还有“四化”，即平民化、趣味化、通俗化、事实化。^[20]“市民体”的这些特征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私密话语向当代中国大众传媒的扩张。如市井化、平民化直接诉诸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强调都市媒体应该关心、报道发生在街头巷尾、被广大市民关心的日常事件。人情化、趣味化则直接诉诸情感，强调写有人情味的新闻以及写出新闻的人情味。如那些真挚感人、催人泪下的动人事迹，那些与人们生死、命运攸关的故事，那些具有侠骨柔肠的仁人志士为帮助弱者而做出的惊人壮举，等。这种对普通大众的关注，对情感的诉求，正好应和了私密话语的独特内涵。于是，私密话语类情感报道大量出现在都市媒体上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