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传播中民族主义话语的历史生成与演变

第一节　体育传播中民族主义话语的历史生成与演变

一、近代西方体育的传入与身体的国家化

“体育”一词同“美育”、“智育”等词一样，是在近代伴随着“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等观念的传播来到中国的。在西方，有组织的、规范化的近代“体育”运动的出现与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在英国的公立学校，体育作为一种训练贵族或资产阶级上层家庭子弟体能的一种手段，进入学校教育的课程体系中，成为一种与民间仪式或生产实践相脱离的以自身为目的的活动，通过“自身合法化”的方式成为为身体而身体的身体艺术，具有理性自律的游戏规则。^[1]

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没有一个可以与西方语境中“体育”内涵相对应的概念，某些类似说法如“养生”、“导引”、“习武”等，虽然也包含有身体训练之意，但往往反对“为身体而身体”，而是强调以心为本，以身为标，在心的统摄下，通过身体的整体锻炼，达到身心和谐的目的。

19世纪末，德国和瑞典体操传入中国，当时清政府规定各级各类学校要开设体操课。到了20世纪初，基督教青年会宣传“西洋体育”时，中国才开始出现“体育”一词。经过一个“体操”与“体育”并用的时期，到1923年才在官方文件中，正式把“体操科”改成“体育课”，以后，“体育”一词逐渐取代“体操”而被广泛使用。

体育与身体教育、身体训练密切相关。作为一个狭义的概念，体育是指通过身体活动，增强体质，传授锻炼身体的知识、技能、技术，培养道德和意志品质的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过程。从广义的角度讲，体育是指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以增强体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和促进文明进步为目的的一种有意识、有组织的社会活动。^[2]无论哪种界定，体育与身体都密不可分。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依靠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西方体育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伴随着西方思想、政治、文化等各种思潮传入中国的。进一步分析的话，西方体育传入中国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动机。从客观来讲，晚清大批西方人来到中国从事各种职业的同时也将近代体育带进了国内；从主观上看，晚清政府为了维护统治，曾先后聘请外国人在军队和学校中传授体育，并派出留学生出国学习体育。西方体育传入中国并逐渐获得接受，与当时身体观念的变化有着直接联系。因为“身体在近代中国是一个非常政治性的场域，一个满是教化权力与知识交结介入的场域”^[3]。

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身体的观念一直以阴柔为美。古代哲学一直强调“心”，通过养“心”和练“气”，人类就可以达到与万物相近又超然于万物之上的身体境界。所以，类似古代希腊人那种肌肉强健的身体，并不为中国人向往，相反，他们更企盼那种轻盈的可以腾飞于云天之上的身体。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以胜负为目的的竞技一直持否定态度，即使是练习武功也主要是为了强身健体而不是争斗搏杀，“和”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更是武术、气功等中国传统体育的精神主旨所在。与这种文化观念相连，中国古代文人对男性身体的想象，往往与弱不禁风、白面书生等形容词相连，类似肌肉、力量等雄性性别特征并不受重视。细究起来，这与中国古代的君臣关系有着直接联系。所谓君臣关系，对应的就是阴阳关系。对于知识分子来讲，他们在和皇帝的关系中，只需要忠即可，这就必须强调自己身上阴的属性，如驯服、柔弱等，正如屈原用香草来自况一样。^[4]以此观之，力量型的身体显然不符合中国古代强调柔弱、忠顺的政治美学。

然而，这种柔弱的身体和以“阴柔为美”的身体观，一旦面对西方列强的强力入侵，完全不堪一击。知识分子各种改革举措的失败，也促使他们开始将目光转向传统文化中长久被遮蔽的“身体”，企图借助身体的改造找出挽救危局的解决之道。

除了帝国主义的侵扰，民族国家意识的兴起，也是身体国家化的一个重要历史条件。19世纪后期，西方兴起的民族国家意识，伴随着隆隆的枪炮声也开始进入中国，而当时知识分子因战败和亡国情绪而来的焦虑，促使他们接受了国权的概念，并由此开展出一系列的身体改造的运动来。不论是禁止缠足，还是追求尚武精神，都是希望借此来改变国民柔弱的身体，进而达到改变国家体质的目的。

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看来，民弱则国力弱，要想在列强侵扰的时代里不亡国，就要增强民力，也就是使国民的身体强壮。这种试图将身体开发作为国族生存的基础条件的做法，是近代民族国家普遍在进行的工作。^[5]以身体的生成和改变而言，中日甲午战争的发生远比鸦片战争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传统上一直以中国为师的日本居然打败了清王朝，这一事实极大地刺激了当时的有识之士。反思中国的失利，他们不能不把目光聚集到日本人的明治维新，思考日本人对身体的改革。正如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所讲：“即以中国之大，而昔者败于蕞尔之日本者，非吾将相之才之必远逊于日本也，乃吾无公民之不如日本也。”^[6]因此，“改造人作为改造一切的基础”，也自然成为许多知识分子共同的理念。其后，维新派参与推行的禁缠足等身体改革运动，实际上正是试图将身体与国体同步进行改变的尝试。

在晚清开始进行的各种身体改造活动中，达尔文主义成为重要的理论资源。这种由生物界的竞争而衍生出来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等观点，经过严复在中国语境中的再阐述，给19世纪末的知识界带来了强烈的震动。“物竞天择”的思维，不但给其后出现的军国民、新民运动等提供了学理上的依据，同时也赋予了道德上的合法性。^[7]

在改造国民身体的旗帜下，近代西方体育思想也顺理成章地被知识分子引进到中国，其中维新派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提倡新的体魄观，主张大力发展西式体育，这为接纳西方体育文化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了“德教、体教、智教”的全面教育主张，提出“体育是教育中不可缺少之物”，认为从幼儿教育到大学教育都应该制订相适应的体育教育内容。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提出“民德、民智、民体”三者缺一不可。

通过维新派的宣传，体育是“强国”“强种”的重要途径和手段的观点逐渐为教育界和知识界普遍接受，这也为“军国民”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思想基础。作为近代中国身体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军国民运动，1902年由蔡锷在日本发起。他认为，若使国力改善，最重要的就是要培养国民具有军人干城卫国的能力，使“全民皆兵”，以重振中国的世界竞争力。“尚武”于是自然成为这个时代最有号召力的口号。而军国民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采用体育来强健国民身体，以学校教育来讲，除了智育与德育外，对过去一直偏废的体育也要加强。包括体操在内的各种体育活动，如射击、游泳、击剑等都在学校里推行。西方体育对人的身体的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训练，正符合当时身体改造的要求。

除了维新派，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同样注重体育与国家的关系，孙中山从国力强弱和民族盛衰的角度，认识到体育“于强种保国有莫大关系”。他提出，“夫将欲图国之坚强，必先图国民体力之发达”。经过维新派与革命派的共同倡导，体育救国论一时成为社会舆论的共识。

不论是哪种体育观念，“强健身体、拯救国家”都是倡导者进行论述的出发点。以身体为纽带，在近现代中国特定的时代背景中，体育与国家也就有了密不可分的联系。身体不是归属于个人，而是由国家经营和管理，成为国家权力的从属物。这一观念一直影响着体育在中国的发展，更影响着国人对体育的认知与建构。如“九一八”事变后，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一些体育界有识之士提出民族体育的主张，其核心是“全民体育化”和“体育军事化”，主张将体育作为强国强种与复兴民族的工具。民族体育的思想在抗战中得到全面推行，成为战时体育的理论基础。可以说，体育在中国的发展，体育与民族主义的联结，与百年来中国屡受外侮的历史背景有着直接关系，与中国人渴望“强国强种”的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体育与国家的相伴相生，媒介体育传播中民族主义话语的生成也就顺理成章。

二、新中国成立后至1980年代前：国际主义视野中的泛政治化体育报道

1949年以前，战争与革命一直是近现代中国社会的主旋律，体育事业发展缓慢，体育传播也无法获得长足的发展。在极为有限的体育报道中，媒介表达了对中国国家强盛的渴望。以奥运报道为例，早在1908年，《天津青年》杂志在介绍即将举行的第四届奥运会时，向国人提出三个问题：中国何时才能派一位选手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才能派一支队伍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才能举办奥运会?这三个问题也成为百年来中国人奥运梦想的源头。新中国成立前的体育报道主要以《申报》和《大公报》为主，其中《申报》尤其重视体育信息。1932年，刘长春历尽艰险终于参加了洛杉矶奥运会，围绕这次参赛风波，《申报》充分发挥了舆论引导的作用，对日本人的野心和阴谋进行揭露，为刘长春的参赛进行鼓与呼，对中国出席奥运会的意义加以评说，表现出鲜明的国家意识。^[8]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的组织体系统一于社会主义体制之下，作为上层建筑有机组成部分的体育事业也开始受到重视，得到了组织化的发展，与此相伴随的体育传播也正式被纳入规范发展的进程中。需要说明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体育传播中的民族主义话语建构一直与中国的政治发展与历史背景纠葛于一起，与国家权力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新中国成立后，民族主义被认定为“资产阶级的民族观”，而无产阶级的民族观则是“国际主义”；西方式的民族—国家则被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大家庭”所替换。虽然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暂时消寂下去，但它符合国家利益的某些内涵诉求，如民族自立与自强，却又与官方倡导的爱国主义相汇合，并得到大力倡导。

在这一历史阶段，权力高度集中，社会高度政治化，新闻体制也呈现高度集中的特点，因此，新闻媒介的属性被单一化，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包括体育报道在内，媒介的任何新闻报道，都严格围绕着国家的方针政策展开，统一于党和政府的宣传机器中。

从体育事业自身来看，毛泽东的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主导了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间体育的功能取向。应该说，这种优先发展群众体育的指导方针，本是体育运动的应有之义。然而，在计划经济时代和高度集权的社会政治体制中，群众体育的倡导，只是作为整个国家集体主义意识形态机器中的一个组件而存在着，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国家大力提倡整齐划一的广播体操。在国家、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环境中，竞技体育有时甚至被视为野蛮的个人主义的东西，整齐划一的广播体操不仅成为最普及的群众健身运动，更成为集体主义的象征。群众体育中的个体化因素被抑制，取而代之的是群体性的张扬。

当然，在这种环境中，竞技体育也有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国家从体育的政治功能角度出发，有选择地发挥某些竞技体育在对外交往中的作用，将其作为中国打破西方封锁、与友好国家加强联系的载体。竞技体育的“竞技特征”、“对抗特征”无可避免地要受到一定程度的忽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观，在国家的主导下成为社会的普遍认知。媒介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机构的一部分，应与党和国家时刻保持一致，因此，国家的体育外交政策，必然要反映在体育传播中。在国际主义式民族观和集体主义式竞技观的支配下，张扬本民族国家运动员成绩的民族主义话语受到抑制，“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报道模式基本上主导了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间的体育传播。

应该说，在那个特定年代里，“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报道模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淡化了竞技体育固有的对抗性与冲突性因素，将激烈的竞技演绎为充满温情的朋友聚会，对于展现新中国对兄弟国家的友谊之情、拓展外交空间显然具有一定作用。然而，对这种基调的过分偏重，实际上冲淡了体育报道自身的特色，使体育沦为政治的附庸。媒介是否报道体育赛事，报道什么、怎样报道，选择标准不是以赛事的竞技水平为准，而是根据政治的需要。

这点在1980年的奥运会报道中依然表现明显。奥运会作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体育盛会，具有显著的新闻价值。但由于奥林匹克运动与国际政治局势复杂的纠葛，中国长期以来一直不是奥委会的成员，我国媒介自然也不可能报道奥运会。1980年，第20届莫斯科奥运会举行。虽然当时中国已经重返奥运大家庭，但由于对苏联入侵阿富汗表示反对，中国抵制了这届奥运会。媒介对中国拒绝参加第20届莫斯科奥运会进行了重点报道，同时淡化对第20届奥运会的赛事报道，显示出与国家高度一致的新闻价值取向。

三、1980年代：体育成绩与“振兴中华”的话语联结

1978年，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当中国人推开尘封已久的国门时，惊异地发现自己与发达国家之间在科学技术、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竟有如此巨大的差距。“振兴中华”口号的提出，实际上渗透着重振民族地位的理念。经历了“文革”的巨大浩劫，国家百废俱兴，面对重重困难，一些人彷徨迷茫，甚至有人发出了中国有被开除“球籍”的危言。应该说，在整个1980年代中，相比之民族主义主题，西化思潮其实更引人注目，更受知识分子推崇。但另一方面，以“振兴中华”为诉求主题的民族主义话语，在媒介体育传播中则体现得格外明显。此时的国人，格外需要一种精神来鼓舞他们，增强他们的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在这种社会心理机制的作用下，再加之国家有意识地主动引导，国际体育赛事自然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体育的竞技功能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国际主义竞技观被“奋力拼搏，为国夺金”的观念取而代之，取得优异成绩成为运动员回报祖国的最好方式。

1980年代的媒介体育报道，传播的是以“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情感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话语，突出的正是凝聚民族精神的政治功用与意识形态效应。

1981年，中国女排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举国欢腾，《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用了鲜红色的大标题《刻苦锻炼顽强战斗七战七捷为国争光——中国女排首次荣获世界冠军》，文章旁边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学习女排，振兴中华——中国赢了》，文中写道：“用中国女排的这种精神去搞现代化建设，何愁现代化不能实现?”体育比赛的胜利，上升到了民族精神的高度。此后，女排五连冠，成为1980年代中国人的精神榜样，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1984年奥运会，中国选手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就获得了巨大突破，由于在金牌上的突出表现超出了事前的预计，中央电视台紧急修改报道计划，从原定每天转播40分钟，增加到每天转播4小时。其目的就是要在全国掀起一场学习奥运英雄、振奋民心、激发爱国主义热情的高潮。受此影响，到了1988年汉城奥运会，中央电视台明确提出，“宣传中国体育形象是重中之重，我们的报道方针，就是要大力宣传中国体育健儿在奥运赛场上奋勇拼搏、为国争光的英雄事迹，达到激发全国人民爱国主义热情的目的”^[9]。当时中央电视台的奥运实况转播，只选择有中国队参加的能取得出色成绩的比赛。对我国选手不能拿金牌的赛事，哪怕是影响最大的田径、游泳等比赛项目，均不作为转播的内容。

与以往对应，媒介的报道开始回归新闻价值规律，体育比赛的竞技性与对抗性元素得到了强调。然而，媒介体育报道中仍然存在着一些公式化的叙事手法，如将运动员与教练员塑造为英勇的战士，他们为了祖国的荣誉(夺取冠军)可以抛却一切个人利益，当个人与集体利益有冲突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其中最为常见的叙事情节就是运动员受了伤也不休息，而是咬牙坚持到倒下为止。这种舍小我为大我的叙事模式，其实正是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间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延续。但需要肯定的是，运动员为国家荣誉努力拼搏的情节，经过大众媒介的广泛传播，确实起到了凝聚民族精神、振奋民心的作用，也适应了1980年代的心理需求，在普通民众中得到了广泛认同与接受。

1987年，中国足球队获得进军汉城奥运会的资格，当时中央电视台以同中共十三大转播齐头并进的姿态，向亿万观众展现了这场决战，各大报也都以显著位置阐述了这一胜利的意义。如《体育报》(即后来的《中国体育报》)对这一消息的报道就很有典型性，仅醒目的标题就用了83个大字：

几代人共同努力，数十年艰苦奋斗，多少次挫折失败，终于在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六日这一天——

中国足球冲破亚洲壁垒登上世界赛场

我足球队今日一时回京。人们期望健儿们保持清醒头脑，继续奋发进取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是1980年代中国体育提出的口号，实际上寄托着中国人重塑民族地位的心理情结。媒介也一再迎合、渲染了这一诉求，将体育成绩与国家的地位紧紧相连。

然而，媒介的强大舆论作用，反过来也会为体育比赛施加压力，进而影响运动员的成绩。如1985年发生的“5·19”事件，就与媒介的舆论误导有很大关系，在媒介一致看好中国队将会战胜对手闯入世界杯决赛圈的强大舆论压力下，球员发挥失常，败给了香港队，又一次葬送了“冲出亚洲”的希望。球迷们不能接受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他们的不满最后演变为骚乱，体育史上的“黑色五分钟”就此发生。1988年汉城奥运会，相比洛杉矶的大丰收，中国代表团遭遇惨败，只获得5枚金牌，一夜之间由民族英雄变为全民罪人，媒介上充斥着一片谴责之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整个社会无法承受挫败的脆弱心理。将“振兴中华”的希望过多地寄予在体育身上，是整个1980年代那样一种特殊时代夹缝中出现的失落与两难的社会心态的集中反应，一旦走入极端，只能导致体育不能承受之重。

值得注意的是，在1980年代的体育传播中，除了传统的新闻媒介，以图书为载体进行的媒介传播，同样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其中尤以报告文学的影响最为突出。报告文学是1980年代极具影响力的传播形式，它以纪实为主，强调事件的真实性和细节性。陈景润等先进典型的事迹能广为大众知晓，都与报告文学有着密切联系。1980年代的体育报告文学，主要有两位代表作者，鲁光和赵瑜。前者写作的以中国女排为核心人物的《中国姑娘》，在80年代初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因为此文的成功，与“振兴中华”相联系的“女排精神”得到了广泛传播，成为一个时代的宝贵财富。

《中国姑娘》主导的叙述基调就是国家荣誉感。因为国家，女排姑娘们忘我拼搏，受伤也不轻言休息，甚至谈恋爱的重要标准都是对方是否支持自己的事业。正如陈招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讲：“我们站在高高的领奖台上，当庄严的国歌在我们耳畔回响，灿烂的国旗在我们头上冉冉升起的时候，我们感到自己所付出的一切代价都是值得的，将来，当我们都变成白发苍苍的老太婆时，回想起今天的生活，将会感到自豪，因为，我们的生活过得很充实，我们的青春年华没有白白地流逝，它曾经为我们的祖国放射过光和热。”

如果说鲁光在他的作品中体现的还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声音，那么以民间报告文学家姿态出现的赵瑜，却穿越体育界一片繁荣的表象，透视到其背后的隐忧，以80年代知识分子特有的忧患意识，发出了“刺耳”的反思之声。他在报告文学《强国梦》中，揭露了以国家民族名义掩盖的体育体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批判了当时的体育体制过度重视竞技体育而忽视大众体育的发展方向，还原了教练员运动员的真实生存状况，充满了思想解放的真知灼见。他在汉城奥运会后写作的《兵败汉城》，延续了这一思路，在充斥于舆论中的谴责之声中体现出难得的理性反思精神。作者尖锐地指出，那种僵化的、以金牌为导向的竞技体育体制应该得到彻底改变。赵瑜的报告文学应和了80年代要求变革的时代最强音，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社会的强烈反响。

四、1990年代以来：市场化进程中的民族主义话语

1990年代初，由于中国所处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特别是冷战结束、苏东解体，以及中国自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民族主义思潮重新兴起。有关中国民族主义重新兴起的原因，研究者曾作过许多分析，社会学者孙立平从一个角度提出了他的看法：“经济的迅速成长，不仅使西方由一个令人羡慕的模仿者变成一个现实的竞争者，而且，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由屈辱的历史和长期贫困所窒息的民族自尊和自信心也迅速复苏。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复苏的不仅仅是民族的自信和自尊，在一部分人那里转变为一种膨胀心理。这就为民族主义注入了一种更为深厚的社会基础。”^[10]

1990年代民族主义的内容成分、表现形态都相当复杂。大致而言，官方的民族主义基本等同于爱国主义，两者在内涵上大致统一，在外延上几乎重合，在民间，民族主义的表现虽很复杂，但主导思维还是希望中国强大，反对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宰世界。

民族主义的兴起，直接反映在大众媒介的报道中，甚至可以说，媒介直接参与了1990年代以来民族主义思潮的演变。随着1992年媒介市场化进程的启动，经济力量开始迅速渗透到中国新闻媒介运作的每一个方面。“传媒业作为事业单位，却得不到政府财政拨款，少数媒体有一点财政支持，也是象征性的，媒体必须自己，去打拼市场，自己养活自己，自己发展自己。”^[11]在这种情况下，媒介必须遵循现代企业的商业化逻辑通过市场获得生存与发展机会，在不触犯政治限制的前提下，受众的偏好成为媒介全力追逐的对象。一旦受众偏好与官方政治需要、传播者个体取向发生重叠、找到“交集”，迎合受众自然是媒介最乐意为之的选择。媒介民族主义话语所张扬的民族自强情绪，与百年来中国民众的创伤记忆，与中国文化中长期存在的“文化自恋”心理互相契合，互为因果，共同构筑了1990年代民族主义的浩荡声势。

媒介通过对民族主义议题的设置，充分吸引了受众的关注，引导着社会主流舆论的塑造。如1999年美军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中国民众群情激愤。媒介作为社会舆论的操控者和引导者，冲在最前列。许多媒体通过大量的充满浓厚民族情绪色彩的报道，提高了发行量或收视率，更有媒体通过“此役”一举成名。

总体而言，1990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思潮是大众媒介与社会在特定的诱因互动下产生的，媒介在民族主义思潮的传播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与作用。通过民族主义的话语建构和议题操控，媒介与国家的关系发生深刻的互动。中国媒介的民族主义话语建构是在官方的默许下推进的，它有利于促进社会的整合。如有学者指出的，媒介在官方许可的话语空间范围内，“采用民族主义的话语框架和议题建构，有利于满足各种复杂的需要，也回应90年代中国和西方的一系列冲突”^[12]。

作为媒介机构新闻内容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同样反映在体育报道中。

体育报道民族主义话语的建构，有效地发挥了促进社会整合、构建国族认同的功能。1993年，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失利，尽管以《人民日报》为首的各级党报并没有明确指称失利的原因，但受众仍可从大众媒介或显或隐的暗示中，得出了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阻挠中国申奥努力的结论。第一次申奥失利，对中国民众造成的打击格外强烈，客观上促成了官方民族主义与民间民族主义情绪的合流。

2001年，北京第二次申奥终于成功，时隔八年，中国的经济情况已发生巨大变化，创造了世界上少见的经济增长奇迹。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体育已不再是展示国家成就、增强民族自信的唯一途径。然而，奥运会的成功申办印证了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对中国确立在世界上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而奥运会以促进人类和平及友谊为目标，无疑也符合中国希望建构“和平崛起”国际形象的诉求。因此，在媒介的叙述中，北京申奥成功，也就成为国家狂欢的仪式，媒介通过各种叙事手段，引导着国人在对民族主义话语的服从中寻求新的民族想象和民族身份认同。在媒介的讲述中，北京奥运会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寓言，也标志着中华民族统一是很有前途和光辉希望的。这种意义解读，应和了官方政治话语与民间民族主义情绪的共同需求。

另一方面，随着媒介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深入，消费主义对体育传播的影响日益突出，出现了体育新闻娱乐化的趋势。在消费主义话语的强力渗透下，以《体坛周报》为代表的市场化媒介将民族主义作为“卖点”，以“本质化”的方式读解中日之间的体育竞技，以期迎合普通大众的民粹心理，造成眼球效应，在此过程中出现了民粹式民族主义的倾向。与此同时，消费主义话语也会对民族主义话语中的政治取向产生一种消解的力量，某些体育报道出现了“去政治化”的价值取向。

总体而言，1990年代以来的体育传播的主导倾向是一种温和的、以走向世界为诉求的民族主义，与国家追求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努力密切相关，在媒介的表述中，往往等同于爱国主义。这种以体育来凝聚民族国家认同的价值取向有其存在合理性，但在具体的报道过程中，媒介对“为国争光”的过分强调，可能会导向“金牌至上”的观念，从而背离“重在参与”的体育精神，使体育竞技承担诸多不应有的压力。此外，体育传播基于市场驱动力出现的“排外”表述，也蕴涵着一种危险的倾向，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必须受到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