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传播中民族主义话语的传播策略

第二节　体育传播中民族主义话语的传播策略

一般而言，一个社会的民族主义，总是由该社会的精英分子来建构、操纵和传播的。他们是文化的主要生产者与传播者，占有文化霸权和话语霸权，控制着大部分的社会资源，常常利用民族主义话语来表达他们的声音。新闻从业者就是这样一种精英群体，他们通过议程设置，运用象征性符号手段来建构民族/国家认同感，传播民族主义。

本节主要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探讨体育传播民族主义话语生产过程中采用的传播策略。文本分析是一个解构的过程，旨在探索文本运作的机制和构建生产意义的方式，并且最终确定文本的各种意义。这种方法不拘泥于某些个别的具体概念、词语或结构，而是将文本看作一个整体来探讨它的深层意义。具体来讲，主要探讨体育传播运用何种符号手段、叙事策略来建构或重构社会成员头脑中对“体育比赛”的诠释框架，以及这种诠释框架背后所支撑着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一、从个体到国家的话语联结——体育英雄神话

(一)“为国争光”的叙事框架

一般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包含着典型的国家中心主义思维。儒家讲究家、国、天下，“国”不但与“家”紧密相联，且被看作是“家”的扩大。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犹如与家庭的关系一样，是一种无法摆脱的伦理关系。所谓“天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因此具有国家家族化的特点。这样，对家族的尽孝与对国家的尽忠便一以贯之，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这种“家国”一体的思维模式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家本位政治体制相联结，自然也就推导出个体服从国家，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论断。

从体制的角度来讲，中国的运动员主要是由国家出钱培养，“举国体制”中培养的冠军，自然毫无疑问地打上了国家的烙印。因此，“为国争光”成为大众媒介报道运动员夺冠的主导叙事框架也就顺理成章。

作为最具影响力的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奥运会一直是体育传播中最重要的报道领域。从1984年中国参加奥运会获得首金开始，“为国争光”的叙述框架就成为大众媒介奥运报道必备的基本叙事框架。这种叙事框架的基本语义路径是“国家培养——个人夺金——为国争光”，在中国经济增长的今天，还可以将其修订为“改革开放中国实力增强——个人不断在运动领域取得突破——国家崛起的有力印证”这种更为具体的表述模式。

1984年奥运会许海峰创造了金牌“零”的突破，《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报道：

29日中午，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鲜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升起在奥运会射击比赛场上空，本届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产生了……这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六十一岁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副团长陈先百感交集，流下了兴奋的眼泪，发奖前，他情不自禁地拥抱了许海峰，并仔细为小许整理好服装。他告诉记者，中国与奥运会金牌无缘的历史从此结束了，一想到这里，心情怎能不激动呢!萨马兰奇通过陈先副团长向中国人民表示祝贺，他说，今天是中国体育最伟大的一天，我很荣幸地在奥运会的第一天把第一块金牌发给中国选手。

许海峰领奖之后对记者说，能够为祖国夺得第一枚奥运金牌，我感到自豪和高兴，这个荣誉归功于祖国和人民……

这是一则典型的“为国争光”的报道，记者使用了“国旗”、“国歌”、“流泪”、“荣誉归功于祖国”等词汇，许海峰一声枪响，代表的是国家的突破，在此，他的金牌也就具有了神圣意义。

2004年雅典奥运会刘翔夺冠后，《人民日报》同样在头版显著位置，用《中国飞人惊世界》为题，突出报道了刘翔夺冠的消息，并配发了刘翔身披国旗的照片，新闻导语中写道：“‘祖国的强大是我不竭动力’。这是我国选手在雅典奥运会上夺冠以后发自内心的豪言壮语。”在另一篇报道《亚洲有我，中国有我!》中，记者不惜诸多溢美之词，将刘翔的成绩描写为“宣告了中国人，以至亚洲人在奥运会直道径赛项目上的历史性突破!宣告了中国人在奥运会田径比赛中没有夺得男子项目金牌的历史的终结!”刘翔接受采访时所说的话更是为这篇报道作了一个最好的注脚：“赢了这场比赛，我好激动，感觉到好美妙!感动得眼泪在我眼眶里打转。今天的发挥太完美太完美了!……今天，我向世界证明了黄种人，包括中国人和亚洲人，在短距离径赛项目上，不一定会输给黑人，包括欧美人。亚洲有我，中国有我!”为了进一步阐述刘翔夺冠的意义，《人民日报》刊发的评论《撞开一扇新大门》这样评价道：“改革开放以来，体育在腾飞，经济在腾飞，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全方位展示着自己的实力。刘翔夺奥运冠军、平世界纪录的事实说明，只要我们中国人团结奋斗万众一心，就能够创造一个又一个的人间奇迹。”文中使用了“体育腾飞”、“经济腾飞”、“团结奋斗”、“创造奇迹”等词语，将刘翔夺冠与国家实力直接联系在一起，在这种叙事策略中，刘翔的夺冠绝不仅仅只是一枚田径金牌的突破而已，而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中国进步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在世界舞台上创造的又一“人间奇迹”。

除了《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党报外，走市场化路线的其他类型报纸也同样采用了相同的叙事框架，甚至在细节的渲染、用语的煽情上比《人民日报》更为明显突出。

如《新民晚报》在《“红色闪电”击破“黑色堡垒”——刘翔勇夺110米栏奥运金牌侧记》一文中写道：“‘东亚病夫’的记忆，已一去不复返。那个词，彻底成为了垫积在历史墙角、模糊得无处寻找的往昔。这是全体中国人的骄傲，也是全体亚洲人的骄傲!”

刘翔的成功被赋予跨越屈辱历史、打破欧美人垄断的重要意义，他在体育上的突破被置换成中国速度的成功，置换为整个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正如另一媒体在比较同为田径运动员的朱建华与刘翔时所言：“这对师徒(指刘翔与孙海平)的胜利，是‘走出去’的胜利，是中国2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胜利。……他们(指朱建华与刘翔)隔的20年，正是中国大步走向世界的20年。”^[13]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说大众媒介对1984年许海峰“零的突破”寄予的是一种“振兴中华”的迫切希望，那么，在20年后的雅典奥运会报道中，“为国争光”框架所折射出的更多是对中国强大的自豪。与许海峰的谦逊相比，刘翔掷地有声的“亚洲有我，中国有我”，既是基于自身实力的充分自信，也反映出中国崛起过程中运动员气质的变化。在媒体看来，“许海峰一枪，打出一个新世界；刘翔一跨，跨出一个新境界”。可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国力的不断增强，为国争光的叙事框架也呈现出更丰富的内涵。因为国家的开放，运动员有了更多的机会走向世界，他们取得的辉煌，也正印证了中国国家实力的提升。

(二)体育英雄神话的建构

“为国争光”的叙事框架中，人物是核心，媒介在描述运动员夺取金牌的过程中，运用各种修辞方式建构了一个个体育英雄神话。

罗兰·巴特把渗透了意识形态的符号文本称之为“神话”，他认为，“神话肩负的任务就是让历史意图披上自然的合理的外衣，并让偶然事件以永恒的面目出现”。也就是说，神话自然化了它所建构的符号关系，将符号“锁定”在某些特定的意义上。^[14]建构“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也是建构“神话”和诠释话语的过程。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所有的神话在社会内部都有一种相似的社会文化功能，即神话是为了对世界进行解释说明，从而解释其间各种矛盾和问题”^[15]。在当代社会里，大众媒介所起到的功能，与部落社会、口头传播社会里神话的作用何其类似。因此，大众媒介就是“当今的神话”。^[16]它主要是依靠渗透于符号文本之中的意识形态价值的运作来实现的。

体育英雄就是大众媒介建构的“神话”，这一神话承载的内涵就是国家荣誉。它转移了由二元对立结构的内部矛盾所引起的焦虑，通过受众狂欢式的体验重塑了国家合法性。正如媒介普遍将刘翔的夺冠与中国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刘翔获得金牌这一偶然性事件也就具有了必然性。

大众媒介对体育英雄的形象建构，实际上利用了“英雄原型”这一潜藏于人类灵魂深处的无意识结构。

原型(Archetype)是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在其集体无意识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概念，他把个人集体无意识中潜伏着的并能作为心理积淀一代一代传下去的原始意象称为原型。

简言之，原型是一种典型的、原初性的、反复出现的、具有约定性的语义联想的意象、象征、主题或人物模式。原型常常出现在神话、寓言、传说中，并可以不断地在历史过程中反复出现。原型在神话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荣格发现了作为集体无意识内容的多种原型，其中英雄原型是一个重要方面。所谓英雄原型，主要包括一些基本要素，如超人的能力、救亡的机遇、果敢的性格、悲情的结局等。

在现代社会，英雄原型沉淀于诸多新闻报道中。体育新闻报道中，有关英雄原型的叙事方式也同样得到了大量复制。我们经常看到，一场体育比赛中，获胜的运动员成为大众媒介叙述中的“英雄”，这种英雄显然具有原型意象的含义。除了对英雄原型的继承与延续(创造)之外，媒体在建构体育英雄神话时，还运用了各种象征符号。

象征符号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在体育英雄的报道中，最常出现的象征符号，主要是红色、黄色、龙、长城等具有中国文化指代意味的符号，此外，国旗、国歌等政治象征符号也被反复提及，它们之间相互依存、补充、强化，在不断的重复运用中具有了特殊的指代功能，体现出其工具性价值，成为建构新闻语篇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功能(关系)的重要技术策略，并进而构成一种普遍的权力实践活动，同时也被受众所普遍接受。

此外，媒体在建构体育英雄时，也常使用一些相对抽象的词语为其定性，从而使这些抽象词具有了象征符号的功能。以中国最具知名度的两位运动员刘翔、姚明为例，他们分别代表的是速度和高度。

如《扬子晚报》一文写道：“姚明，土生土长的上海人，雅典最高大的男人，他的身躯不仅仅使得我们的五星红旗在开幕式上飘扬得最高，他在球场上一天强似一天的力量也让欧美人不再傲慢。刘翔，也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雅典最敏捷的男人，12秒91，这个简简单单的数字足以彻底粉碎关于黄种人的无数偏见。”

而在央视举办的影响很大的“感动中国”人物评选中，姚明与刘翔分别入选为2002年与2004年感动中国人物。在刘翔的颁奖词中这样写道：

风驰电掣，想到做到——刘翔

12秒91，他实现了一次伟大的跨越，100年来的记录成了身后的历史，十重栏杆不再是东方人的障碍，因为中国有刘翔，亚洲有刘翔!这个风一样的年轻人，他不断超越，永不言败，代表着一个正在加速的民族。他身披国旗，一跃站在世界面前。

如果说刘翔的速度，反映出的是大众媒介对中国速度的津津乐道，而姚明的高度，则有了洗去民族屈辱的集体记忆的功能。姚明加盟NBA时，传媒的报道无一例外都会强调姚明引人注目的身高，并将其与奥尼尔、邓肯等NBA巨星相比，当然得出的结论是：姚明比他们高。对于“高”特征的反复提及，无疑让读者感受到隐藏在“高”背后的历史记忆。长期以来，中国人在西方世界的讲述中，总摆脱不了“瘦小”之类的形容词，面对西方人健壮高大的身躯，潜藏于中国人心中的弱势心态总是挥之不去。通常我们只能通过“武术”等途径来置换凝结于心中的身材障碍，以此来表明国人在世界的存在。而今，一位比NBA巨星还要高的中国人终于登陆了美国，怎能不让国人扬眉吐气呢!

文字之外，图片与图像同样也能起到象征的作用。图片、图像直接作用于人的视觉，消除了人们的知觉与符号之间的距离，消除了从符号的能指到所指之间的思维过程，因而也消除了文字那种理解的间接性、抽象性。图片、图像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美国学者米切尔所说的悖论：“图像就是符号，但它假称不是符号，装扮成自然的直接和在场，而且对于许多受众来说，它的确就是自然的直接和在场。”^[17]也就是说，图像是符号，只不过是世界的模仿、是拟像、幻像，但受众总是将其当作直接的现实或现实本身。人们相信图片比文字更真实，人们会认同图片、图像所传递的对现实的看法，认同传播者渗透其间的观点和意图。

在体育比赛中，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图像符号就是国旗了。每当运动员夺冠后，电视台都会反复播放运动员身披国旗欢呼庆祝的画面，其传递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此时的运动员，已超越了个体的身份，成为国家的代表。国旗是一国的象征，一旦个体披上国旗，就意味着具有了超越个人的神圣身份与地位。作为观众，在为此镜头激动欢呼的同时，也实现了对“国家”这一抽象概念的具体体验。电视中播放的运动员获得金牌后升国旗奏国歌的场面，实际是将国家具体化和人格化，使人们在感官能及的范围内去感受和想象国家。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国家是不可见的，它必被人格化方可见到，必被象征化才能被热爱，必被想象才能接受。”^[18]升国旗、奏国歌，作为国际性体育比赛中重要的仪式，借助现代电视技术的广泛传播，已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公共仪式，是对国人进行意识形态规训的有效方式。

同样，在报刊上刊出的运动员身披国旗的图片，也具有了与电视画面相似的情感象征功能。

图4-1为刘翔在雅典奥运会上的庆祝画面。刘翔身披国旗，攥紧的拳头向内举过头顶，表现的正是中国人的豪气与自信；图4-2为2006年刘翔打破世界纪录后赤身高举国旗的画面，赤身裹旗，一般情况下会被看成是不尊重国旗的表现，然而因为刘翔打破了世界纪录，他的“赤身”也就具有了合理性，被看成是英雄情感的自然流露，得到媒体的正面肯定。刊发这幅照片的媒体为其配的标题就是《巨龙腾空惊人之举刘翔赤身狂奔国旗化翼》。

图4-1

图4-2

作为英雄，对于国家的召唤义不容辞。如姚明，他远赴美国打球，经常面临国家队的召唤，在此情况下如何选择，就成为考验姚明对国家忠诚度的试金石了。在媒体的呈现中，姚明的处理很干脆，正如他对记者所讲：“我想，对国家队的比赛不应该用‘选择’这个词。”^[19]姚明在获得2002年感动中国人物后，央视的颁奖词同样强调着他对祖国的忠诚：“他用高超的体育技能，在一个强手如林的国家运动项目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成就了很多人的梦想，更成为中国人的骄傲。他出色的表现和随时听从祖国召唤的爱国精神，使他带给人们的思考已经远远超过了体育本身。对祖国的情感，对现在的把握和对未来的期待，都将使他成为中国体育和NBA的历史人物。”

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国媒介在建构体育英雄时所显示出的民族主义话语，通常并不以排外为特点，相反，更多地体现出对融入世界的喜悦与自豪。

同样以姚明形象为例，在中国传媒的讲述中，姚明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由中国输出的体育英雄形象，由于他在美国的巨大成功而成为中美文化交流的使者，被赋予重大的民族意义，成为中国形象的代言人。可以说，姚明的NBA之旅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民族主义的内涵。姚明并不是以个人形象出现的，而是代表着他身后的十几亿中国人甚至几十亿亚洲人。正如上海一媒介所言，“姚明是十数亿中国人和千余万上海人的骄傲。姚明展现的精神和涵养是一张新时代中国人的‘脸’，姚明用令人信服的球技、随和幽默的个性拓宽了美国人的视野。……姚明不再是个普通人，正因如此，姚明说，‘我认识到这是一种责任，我必须承担这种责任。’”^[20]

姚明是在全球化时代来到作为最发达国家的美国，成功融入NBA这一具有国际商业影响力的体育赛事中，并取得观众的认可，这本身就是一个全球化事件。在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心目中，姚明既代表着中国，也代表着世界，他是中国人融入全球化体系的代表。而这种全球化最重要的内核，就是以美国为支配的西方市场经济体系。姚明的形象体现出全球化时代中国年轻人所追求的价值观——在竞争中实现个人价值、不断进取、为成功而奋斗。而中国传媒对姚明形象的塑造也同样传达出对于全球化的体认：中国要参与全球化进程，并发出自己的声音，获取胜利。可见，在媒介姚明形象所渗透的民族主义式爱国情绪中，隐含的是对以美国为首的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艳羡，是对洗去中国传统落后身份的象征性诉求。这其实也贯穿在所有体育英雄形象的神话当中。

然而，这种象征性诉求的背后，却隐含着国人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既自卑又自大的情绪。以姚明为例，作为一位高中锋，主要打内线，近年来由于主要对手奥尼尔年龄的增大，姚明在内线中日益占据优势，于是火箭队每一次取胜后，类似“联盟第一中锋”、“最具统治力”、“无人能挡”、“独霸内线”、“蹂躏对方内线”、“不可逾越的障碍”等形容姚明的言语片段在国内媒介的报道中频频出现，然而一旦失败，完全相反的评价也会马上出现，这种矛盾反映的正是国人面对西方世界时的复杂心态。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媒介市场化进程的加深，运动员在成为国家的体育英雄的同时，也成为了大众的消费偶像，媒介对体育英雄民族主义意义的生产，同样可以直接转化为体育明星的消费。英雄也不再是“高大全”式人物，他们已走向了日常生活，拥有明星般的个人气质与魅力，被大众顶礼膜拜、热烈追捧，这些都是时代所赋予的变化。

二、金牌榜背后的话语置换——国家“战争”的隐喻

(一)金牌至上观与媒介的“战争”隐喻

在中国媒介对奥运会的报道中，有关金牌的报道最为突出，也是媒介拓展市场的着力点。每逢奥运会报道，不论是电视、报纸还是网络媒介，都会设置专门的金牌榜，每天关注中国队的金牌变化，每一位获得金牌的运动员，也会在媒介上占据显著位置，集中篇幅进行重点报道。

按照“议程设置”理论，大众传播媒介对外部世界的报道不是“镜子”式的反映，而是一种有目的的取舍选择活动。媒介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报道方针，从现实环境中“选择”认为重要的部分或方面进行加工整理，赋予对象以一定的结构次序，然后以“报道事实”的方式提供给受众。

媒介对金牌的过分强调，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受众的舆论——奥运会就是夺金牌的运动会，金牌才是最重要的，银牌、铜牌都无关紧要，甚至代表着失败。媒介之所以对金牌如此看重，除了中国的集体记忆之外，与媒介从业者对体育比赛的认知有着很大关系。

试看以下的新闻标题：《多哈亚运会的金牌大战中国选手首日冲击10金》、《金牌大战渐入高潮俄罗斯人躲到哪去了》、《中巴大战进入白热化巴西女排奋起反击扳回一局》、《备战世界杯亚洲20强大战李彦：国足要敢于“亮剑”》、《俄罗斯女排未抵挡中国攻势“咆哮主帅”默默离开》。在这一系列体育新闻报道的背后，隐含着“体育就是战争”的思维模式，从修辞学上讲，也就是战争隐喻。

传统的认知语言学将隐喻(Metaphors)看作是语言形式上的修辞，是语言装饰手段，因而只是修辞学和文学研究的对象。近期的认知语言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表明，隐喻不仅仅只是一种语言现象，里面还包含着一种人们赖以思考、表达甚至行动的思维方式。隐喻普遍存在于所有种类的话语中，“当我们通过一个特定的隐喻来表示事物时，我们是在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建构我们的现实。隐喻通过一种普遍的和根本的途径，构建起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及我们的知识体系和信仰体系”^[21]。简单来讲，隐喻，是指用某种事物来指称另一种事物，以另一种事物的角度来了解和诠释某事物。隐喻是一种借用法，是用一种形象取代另一种形象，是“使一观念置于另一更为熟悉的观念的记号之下”^[22]，或者说，是“以一般日常熟悉的来代替不熟悉的”^[23]，但其实质意义并不改变。

战争隐喻是体育新闻报道中常常出现的一种隐喻。

作为一个具体历史概念范畴，“战争”一词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认知之中，人们对战争冲突、争斗的特征已经形成了一种有形的熟知的认知模式。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参照他们熟知的、有形的、具体的概念来认识，思维，经历，对待无形的、难以定义的概念，形成了一个不同概念之间相互关联的认知方式。”^[24]

由于体育与战争在性质、目的、过程、结果等方面具有相似之处，因而当人们在感知体育这一抽象概念时，就不自觉地利用头脑中已存在的有形经验，在两者之间建立起相似的联想。这种隐喻式的联想将两个概念范畴联系起来，形成了一种新的语言表达方式，即体育新闻的战争化表述。

体育比赛被称为和平时期的“战争”，它满足了人类攻击的欲望而不致带来现实的毁灭性后果，把人类原始的好胜本能升华为一种精神秩序。媒介借助这种战争隐喻，既解释了新闻事实，创建了一个隐喻性的现实，也实现了对现实的重构，改变着人们的思维，影响着人们的行动。

(二)金牌榜与大国崛起的话语联结

每次的奥运会报道，媒介都会推出一个必备的版块，那就是“金牌榜”，为争夺这一版块，众多企业还会竞争一番，不惜花费巨资来冠名。每天中国金牌数量的增加，都会在金牌榜上醒目标出，成为受众津津乐道的话题。在媒介的叙述中，金牌是一场以国家为代表的“战争”，金牌榜则是各国之间战争结果的晴雨表，国家间的实力更迭与这场战争的结果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媒介通过它们选择、整理、表达材料的方式，借助战争隐喻，将复杂的体育比赛简化为在各国实力支配之下进行的金牌大战，通过反复地叙述，诉诸受众，形成“中国国力上升——金牌超越历史”的思维逻辑，然后，这又被描绘为一种媒体只不过是在反映事件的现实，从而掩盖了媒介本身已加诸这个现实的那种建构性效果。

隐喻由文化建构，同时受文化制约。战争隐喻背后，折射出的正是爱国主义的文化制约。奥运会每一枚金牌的获得，都成为最生动的爱国主义案例，金牌榜排名的上升，正好印证了中国的崛起，在这样一种线性的思维逻辑中，受众与媒体都共同沉浸于金牌之梦中，沉醉于大国崛起的想象中。《中国青年报》的评论很有代表性，它指出：“六届奥运会，中国的金牌数小有起伏，但增长的大势力未改，支撑这一大势的，乃是我国日渐雄厚的物质基础和体制改革释放出的巨大能量……雅典奥运见证了中国体育的崛起，同时智慧女神的故乡也成为我们展示大国风范的舞台。而后者所产生的综合效益，将远远超过金牌甚至体育本身。”^[25]

其实，奥运会就是一场媒介建构的文化仪式，在这一仪式过程中，中国运动员获得金牌是最为重要的内容，媒体与受众欢庆奥运每一枚金牌的获得都成为一种仪式表演的情境，起到了更新并强化民族凝聚的纽带，展现统一民族的实体存在的作用。金牌榜自然也就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民族含义。中国超越俄罗斯，追赶美国，正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所处位置的反映，因此，金牌榜的变迁，也被认为是中国国家实力上升的最好体现。

需要指出的是，隐喻经常遮盖某些概念或价值，当一个隐喻越来越普及，成为惯用语句之后，它所隐藏的其他更复杂、更具体的意义就越来越不受到注意。^[26]体育与战争画上等号之后，人们就像对待战争一样，只关心战争的结果，而对体育比赛过程中的丰富内涵置之不理。如同在中国媒介的叙述中，奥运会被简化成争夺金牌的战争，没获得金牌的自然就成了被遗忘的角落，甚至得了银牌就如同失败。于是，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中国射击队广东训练基地贴出这样的标语：“宁为第一而战死，绝不为参与而苟生。”竞技体育中取胜确实非常重要，但以如此极端的话语方式来诠释这种竞争获胜的思想，只能使体育偏离它本身的意义，也可能使运动员背上越来越沉重的包袱。

事实上，奥林匹克运动之于人类社会的意义，主要是奥林匹克精神对人的发展的教育意义。奥林匹克精神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旗帜，是奥林匹克运动文化形态的本质内容，是人们的世界观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反映，代表了人们对奥林匹克运动的理想、追求和价值观，它既贯穿了奥林匹克宗旨，又融会了奥林匹克的理想，还兼蓄了奥林匹克的原则。金牌只是奥林匹克竞赛的一个结果，一个获胜的符号。即使金牌能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利益服务，那也是某一个特定阶段的社会政治需求，而不是奥林匹克运动的终极目标。奥林匹克运动的终极目标是用奥林匹克精神教育人、培养人，为人的发展服务，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服务。^[27]而顾拜旦作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人，他追求的也是精神和身体全面协调发展的目标，他的名言“参与比获胜更重要”，是诠释奥林匹克精神的最好概括。

“金牌至上”隐含的是中国积贫积弱百年来国民弱国心态的反映，虽然“我们”在金牌数上战胜了“他们”，获得了数量上的优势地位，但这种胜利是虚拟的。大国姿态，需要在国与国的交流中间自然流露，体现在体育上是底蕴的交锋、对胜败的包容。将体育成绩与国家盛衰紧密地相联，很多时候就会导致患得患失。有朝一日，如果国人都能平静看待体育输赢，体育才能回归本义，在提供快乐的同时，也能承载适度的国家想象。

三、奥运梦想的追逐——民族复兴的寓言

起源于古希腊、在近代由法国人顾拜旦重新复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综合性运动会，拥有广泛的影响力。中国人对奥运梦想的追逐，早在上个世纪就提出来，一百年来的追逐，实际上寄托了中国对世界的想象，寄予了中国人百年来挥之不去的强国梦。从1932年刘长春第一次参加奥运初赛即被淘汰，到1984年许海峰射落中国奥运第一金，再到获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奥运会，就如同验证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平台，见证着“强国”梦想的一步步实现。这其中，北京申奥无疑是最为典型的案例。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中国近百年的历史遭遇、深重的屈辱与挫折，使中国人有一种沉淀于心理深层的情结，一种被人们称之为‘强国梦’的情结，希求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舒解百年来中国的民族压抑……这种隐含于近百年来中国人中的深层的心态，是民族主义得以启动的基础之一。事实上，中国为举办亚运会和申办奥运会的全民努力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运用民族主义的‘强国梦’情结的意识动向”^[28]。

北京两次申奥，第一次仅以2票之差落败，第二次，终于在全民努力下，获得了成功。对于这一国家盛事，大众媒介的叙述不约而同地将其建构为民族复兴的寓言。

民族寓言是美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杰姆逊(Fredric Jameson)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说：“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文本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力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投射于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29]媒介对于北京奥运会的叙事，就如同一则民族的寓言，这一寓言的核心寓意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东亚病夫”的集体记忆

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这一事件迅速成为各大媒介的中心事件，在电视、报纸、网络等各类传播媒介如潮水般的报道中，北京申奥成功被建构为一次史无前例的、持续时间最长的媒介事件。不仅仅是北京申奥成功的当天，从那天到北京奥运会闭幕，有关北京奥运会的所有事件都已成为这一庞大媒介事件时间链条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北京申奥成功的报道中，媒介主要采用了以下一个因果关联的历史脚本进行叙述：

第一，旧中国国力积弱——国民体质羸弱，被称为“东亚病夫”——体育与世界无缘

第二，改革开放——中华民族开始振兴之路——奥运会成绩令人震惊——第一次申奥失败

第三，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国家实力不断增强——体育成绩斐然——申奥终于成功——中国地位得到世界承认

对于这一历史脚本，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评论作了定稿式概述：

百年巨变——从奥运视角看中国^[30]

奥运会是体育大赛，更是各个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民族精神风貌的展示。早在现代奥运会诞生时，中国就与她发生了联系。奥运会就像一位历史的见证人，目睹了100多年来中国所发生的惊人巨变。

1896年首届奥运会在雅典举行前，组织者通过法国驻华外交机构向中国发出邀请函，没有回应。就在举办首届奥运会的当年，李鸿章赴“俄京”在《中俄密约》上签字，中国湖广铁路的敷设权被美国攫取。当时，对于奥运会，清政府莫名其妙，奥运会当然不会见到中国人。1932年洛杉矶，刘长春“单刀赴会”，被讥笑为“小中国人”。

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天灾与人祸俱烈，参加奥运会的中国人从未扬眉吐气。

当奥运会见到全面参赛的中国人时，不得不投出惊愕的目光：1984年在洛杉矶，许海峰用手枪打碎了中国奥运金牌“零”的记录，中国共获15金。4年后在汉城，中国虽得5金，但那是真正首次参加全球性大赛。

进入90年代，奥运会更为中国人的表现而震惊：在巴塞罗那，中国取得16金，跃居“第二集团”领先位置；在竞争更为激烈的亚特兰大，中国又得16金，继续领先“第二集团”；在悉尼，中国取得重大突破，共夺得28金，首次列金牌榜第三位。

国家的巨变和社会的进步为体育不断注入发展的活力，而中国参加近5届奥运会的成绩，正是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强盛的反映。

昔日，无法突破奥运金牌“零”的记录；今天，跃入世界三强。过去，政府不知奥运为何物；现在，北京第二次申办奥运就取得成功。奥运会，见证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东方巨人的迅速崛起，见证了中国从贫穷落后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惊人巨变。

2008年，奥运会来到中国，看到的将是更美丽的北京，更繁荣的中国。

在传媒的叙述脚本中，隐现的正是中华民族对于“东亚病夫”的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在学术上，最早提出集体记忆这一概念并加以深入讨论的是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克(M.Halbwachs)。他认为，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每一个社会组织或群体，如家庭、家族、国家、民族等，都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以凝聚此人群，因为人类记忆所依靠的三大支柱——语言、逻辑、概念——都是在社会交往中获得的，而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不断提取应该记忆的内容，保证了其延续性和传承。所以，集体记忆必然受制于家庭、社会团体、亲属网络、政治组织、社会分层和国家制度等多方面的影响，是在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团体或国家的互动中形成的。^[31]

“东亚病夫”一词源起于“东方病夫”。从现有资料看，“东方病夫”一词最早出现于英国。1896年，《伦敦学校岁报》有专文论及“东方病夫”问题。同年10月17日由英国人在上海办的英文报《字林西报》转载。同年11月1日的第十四册《时务报》也转译了该文：“夫中国——东方之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战后。地球各国，始悉其虚实也。”在当时的西洋人眼中，中国国力虚弱，国人体质衰弱，精神麻木，毫无生气。随着时间的推移，“东亚病夫”的涵义逐渐由指中国国力虚弱，国人体质衰弱，精神麻木，演变为外国人藐视中国人体质衰弱的专称和中国落后的代名词。

应该说，有关“东亚病夫”的集体记忆，相比之典籍文献、历史教科书等途径，普通中国人更多地是通过文学艺术作品的传播来体验的，其中最为经典的当属影视剧《霍元甲》。霍元甲历史上实有其人，为清末民初一位武术家。面对外国人污我为“东亚病夫”的耻辱，他挺身而出，向骄横的俄国、英国等大力士挑战，后者均不敢应战，霍因此声名大震。其后他创办精武体操会，传播中华武学，影响波及海内外。1980年代初，作为第一部引进内地的香港片，电视连续剧《霍元甲》一播放，就引发大江南北的收视热潮，演员充满英雄主义的诠释，再加上那首掷地有声的《万里长城永不倒》的主题歌，无不应和了国人“振兴中华”的呼声，令无数中华儿女荡气回肠。“东亚病夫”的集体记忆，也随之在国人的心中刻下了深不可灭的烙印，并伴随其他影视剧的传播而反复浮现。即使2006年李连杰重拍电影《霍元甲》，在武术中注入了更多德的思考，也仍然无法回避“东亚病夫”这一集体记忆对霍元甲形象价值的意义。

媒介对“东亚病夫”这一集体记忆的召唤，成为北京申奥成功最好的注脚。正如戴扬(Daniel Dayan)和卡茨(Elihu Katz)所说，“媒介事件是电子纪念碑。它们以其与它们所反映的创伤或者与它们所提供的满足的特殊性质相联系而活在集体记忆中”。“媒介事件编辑、再编辑集体记忆。——每一事件都是一个推论中心，它为行进的历史提供视角。”^[32]台湾地区学者夏春祥曾针对新闻媒介对集体记忆的建构有过精辟分析，他指出，“新闻作为一种产生震撼性的仪式，在节奏性循环下，历史议题不断浮现的事实，使得新闻成为处理集体记忆的关键机制。在当中，过去的经验被召唤出来，使得人们共同分享对历史的意象，且能在沟通的状态下，形成社会认同的基础。社会群体也可以透过大众传播的新闻论述，建立起一个被大家所同意的关于过去的说法，来建构他们自己对所生存世界的印象”^[33]。集体记忆是一种凝聚的策略。大众媒介储存并分类了“过去”，使其成为人们的集体记忆，变成合理化权力的资源，足以凝聚共识加强认同。^[34]对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而言，重要的不是历史事实的真实与否，而是“历史事实”(真实的和虚构的)对该民族的现在和未来的意义。^[35]因为，“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也就是哈布瓦克所强调的“现在中心观”(presenist)，即集体记忆的当下性。依据集体记忆理论的理解，人们头脑中的“过去”并不是客观实在的，而是一种当下社会性的建构。^[36]这一观点在康纳顿的研究中被凝缩为集体记忆是“建立在回忆基础上的有序期待”^[37]，我们之所以回忆过去，是因为其中包含着“有序期待”，以现行社会机制为准对过去进行选择、加工、过滤。“东亚病夫”的记忆之所以能在传媒中一再得到呈现，原因就在于我们已经拥有了“现在”，我们可以通过今昔对比，来自豪地面对当下，更可以由此展望未来。

(二)媒介的叙述框架：中华民族复兴的机遇

在北京申奥成功的媒介讲述中，基本上所有的媒介，不论是北京当地还是其他地区的，都传达出一种叙述基调：申奥成功举国欢庆；而他们在讲述北京奥运会意义的时候，也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同一种叙述框架：奥运会的举办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一次巨大机遇。

北京申奥成功确实成为了举国欢庆的节日，媒介的讲述又进一步将节日气氛推向高潮。以《北京青年报》为例，当天24个版面中有20个是对申奥成功的报道，仅余的4个版面中也有1个是全体报社员工对申奥成功的祝贺签名。“昨夜莫斯科最激动”、“昨夜世纪坛最热烈”、“昨夜天安门最奔放”、“昨夜故事最动人”、“昨夜人群最痛快”……《北京青年报》特别策划的每个版面上无不洋溢着与申奥成功相契合的兴奋和激动。

媒介对见证者的采访让公众了解了北京申奥的艰苦，得之不易的成功更让人有理由欢庆。如《北京青年报》用4个版的篇幅，独家刊发了通讯《北京申奥报道——我在奥申委的600个日日夜夜》，以一个北京申奥见证者和亲历者的日记展现了申奥的艰辛历程。此外，媒介对何振梁、霍英东等北京申奥过程中重要参与者的采访，无不传达了北京申奥过程的艰苦与成功之后的欣喜。何振梁在谈到两次申办的不同时说：“我们国家发展了，北京经济实力增强了，国际地位提高了。一些本来支持我们的委员更坚定了，一些原先不支持北京申办的委员也逐渐改变了看法。”透视这些见证者个体化的叙事，申奥成功中民族—国家的主题跃然纸上。

媒介将申奥成功建构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喜事”。首先是家国一体，民族的欢庆不仅是公共活动——其表现是在公共场所展开的并且是通过国家(state)组织、规范的活动，同时也是家族活动。^[38]许多家庭走上街头，到处鞭炮齐鸣，共庆这“比过年还要高兴”的国家节日。其次是各民族一体，各少数民族都在抒发心中的喜悦之情，全球华人也加入了欢庆的海洋中。从领导人到普通百姓，所有的人都喜不自禁，人们打电话报喜，以至于电话线路格外忙碌，人们在夜半时分敲锣打鼓走上街头，即便引发交通阻塞也不用担心有人罚款。电视屏幕上不停地播出着五洲同庆的热闹场面，透过媒介，全球各地的华人都感受到了彼此的联结。借用萨义德(Edward W.Said)的概念来说，此时媒介的叙事成功地“本质化”(essentialize)了中华民族，也就是说，将民族作为历史与文化的建构这一点排挤出人们的视野。^[39]北京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空间，北京作为中国中央政府的所在地，代表了权力的中心，而作为一个大国的古都，北京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因此，北京的成功自然也就成为中国的成功，中华民族的成功。海外华人的欢庆仪式，体现的也正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中国侨联主席在接受《人民日报》的采访中指出：“这次申办奥运的成功，意义重大，将极大地激励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全体中国人民，将极大地激励广大海外侨胞的爱国爱乡热情。”

人们在欢庆过程中，更寄予着对未来的美好期待。许多人表达了同样的心愿，“祝福北京，祝福中国，我们的明天会更好”。因为北京奥运会将给中国、给北京带来百年难遇的发展机遇。各类媒介都满怀信心地分析着北京奥运会给中国带来的发展机遇，特别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批不同领域的专家作为媒介的消息来源，在电视、报纸上频频露面，他们联合记者，将北京主办奥运会的意义限定在特定的、正面性的层面。获得奥运会主办权，就等于把一块巨大的蛋糕拿到了手中。如《北京晚报》《加速，中国》一文中有这样的表述：“奥运花落中国，奥运花落北京，中国的发展将加速，北京的发展将加速。……据北京奥申委的初步估算，奥运会将给中国带来的直接收入约1400亿元。”^[40]然而，根据北京奥运会组委会2007年的财政预算，主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将会有16.25亿美元的预算收入，支出为16.09亿美元，收支相抵后可盈利1600万美元(约1.2亿元人民币)。这就是奥运会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

应该说，北京申奥成功，对中国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办好奥运会，不仅仅是经济挑战，更意味着文化挑战。怎样才是一个合格的东道主，人文奥运理念如何真正落实，这个问题与国家、也与每一位公民息息相关。但当时在多数媒介的讲述中，抓住机遇才是最重要的，至于挑战，似乎完全不是问题。如《人民日报》在申奥成功当天发表的社论指出：“举办2008年奥运会是我国在新世纪的一次重要机遇，将极大地激发全国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促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快速发展。……申奥成功，有利于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有利于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有利于中国更快地走向世界。”^[41]当然，随着奥运会的临近，部分媒介也渐渐开始关注“挑战”的层面，如环境(讨论得较少)，如市民的人文素质(讨论得较多)，其中常使用的一个词语就是“大国公民”，要体现与中国经济崛起相匹配的文化崛起，就要展现大国国民素质，因为这是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必须完成的一道难题。

其实，大众媒介对奥运梦想的诠释，体现出的正是中国对世界的想象。这种想象虽与民族复兴紧密相连，但并不以排外为目标，相反，体现出的是一种温和的民族主义，是加入世界主流的欣喜，是实现中国和平崛起、重现大国风采的百年夙愿。

1993年，中国第一次申奥，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开放的中国盼奥运”。在以两票之差输给悉尼后，尽管有媒介暗示与西方的阻挠有关，也确实在民间引发了对西方的声讨，但在主流媒介《人民日报》上，却发表了一篇题为《坚定不移地走向世界》的社论，文中说，“我们要深刻地认识到，要想办成一两件大事，要想在世界上被人了解和信任，最重要是自己要有志气，首先把国内的事办好……国力增强了，面貌一新了，无论什么大事也就好办了”。在同日的另一篇文章《我们告诉世界——北京不说再见》中作者写道：“申办奥运的成功与否，都不影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决心”，“中华民族，将再一次投身于激烈竞争的世界大潮中，拥抱灿烂的未来。”

当中国经历了八年漫长等待终于迎来胜利之后，几乎所有媒体的评论都采取了相当一致的叙述基调，他们认为，这是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愿望的实现，“正是他的坚定不移地实现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向世界的雄韬伟略，引领中国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经济腾飞和民族振兴”^[42]。其实，中国的奥运会情结最终只是中国的世界强国梦想的一种替代性满足(vicarious satisfaction)，正如《人民日报》所言，“申奥成功，只是历史在我们脚下划出的新的起跑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辉煌前景，又鸣响了发令枪”。

在精心筹备了七年之后，北京奥运会在2008年8月8日盛大开幕了。国内媒体对北京奥运的报道，也紧紧围绕着民族复兴这一主题，以“圆梦”的叙述框架来呈现奥运会对于中国的意义。作为官方通讯社的新华社刊发的评论颇具代表性：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北京奥运会是永恒的经典、历史的丰碑!

中华民族曾有过辉煌的历史，骄人的文明，也曾遭受磨难、饱受屈辱。但不屈不挠的民族追求复兴的梦想和步伐从来没有停止。

新中国诞生，中国人民结束了“东亚病夫”的历史。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人民昂首进入奥林匹克舞台。申奥成功7年来，中国人民呕心沥血，不负众望，向全世界奉献了一台成功的奥运会。正如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展现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国长卷”那样，中华民族有灿烂的过去，有辉煌的今天，也必定有光明的未来。

北京奥运会让中国成为全球的焦点。全世界如此真切和集中地感受到中华民族的进取心、创造力、责任感和追求和平、和谐、友谊的国家品格和民族特性。可以吿慰先人的是，几代人百年来梦寐以求的壮举，在我们手中完成!”^[43]

在奥运报道中，媒体在为中国成就鼓掌欢呼的同时，也有意识地倡导一种开放理性的民族主义心态。郎平执教美国女排，聂卫平一句“简直不是中国人”的说法遭到媒体的广泛批评，而美国女排击败中国女排后，媒体也并没有将郎平视为“叛徒”。再如刘翔，奥运开始前，国内媒体有关刘翔的消息铺天盖地，门户网站有关中国军团备战奥运的报道几乎都被刘翔充斥，他仿佛托起了中国百年奥运的梦想。然而，刘翔最终没能在13亿人面前成功卫冕，他因伤退赛，这也成为北京奥运会最大的新闻之一。在当时铺天盖地的舆论关注中，占据主流的声音仍是对刘翔的宽容与理解。与以往对李宁失金的苛责、对何智丽改变国籍的辱骂相比，今日的舆论环境有了显著的转变，受众开始平静地看待一些赛事的输赢了。众多媒体在报道中指出，这折射出国人的大国心态。所谓大国心态，包括包容、理性、文明、开放等关键词，既体现着对自身的自信，也展示出对他人的尊重与宽容。大国心态建立在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地位之上，蕴含着中国对世界的想象。这种想象虽与民族复兴紧密相连，但并不以排外为目标，相反，体现出的是一种开放的民族主义，是加入世界主流的欣喜，是实现中国和平崛起、重现大国风采的百年夙愿。

《人民日报》在评论《北京奥运会是一次崭新的扬帆启航》中指出，对于中国来讲，奥运会不仅仅是一场体育盛会，更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契机，因为，“中国的前途命运同世界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需要更加坚定不移地走向世界，寻求和平发展的机遇，也承担一个大国的责任”^[44]。

大国心态与大国责任，其实都蕴涵着引导中国走向社会治理更开放、更透明、更自由的目标。这一追求方向，与金牌榜第一的现实成绩相比，对中国今后的发展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