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抗战记忆的类型

第一节　传媒抗战记忆的类型

抗日战争对中国，对中华民族，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无论是否亲历这场战争，到目前为止，对它的记忆无疑都是广泛而深刻的。由于它本身所承载的丰厚的历史、政治、文化蕴涵，这种记忆在未来也是必需和必要的。

21世纪，报刊、广播、影视等传统媒体一如既往地发挥着强大的社会功能，以网络为代表的新的媒体也全方位卷入和渗透进人类生活，大众传媒更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在形塑历史记忆方面，大众传媒无疑成为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大众传媒塑造的历史记忆在遵循历史真实的基础上，面向大众敞开记忆之门，融入了更丰富、更全面、更生动的记忆。我们的出发点就在于新时期中国大众传媒抗战记忆的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抗战记忆一直是大众传媒历史记忆的重要内容，但在新时期，大众传媒抗战记忆的内容更为丰富、更为深刻、更为理性。从记忆的内容和记忆的方式的角度，大致可将中国传媒抗战记忆分为创伤记忆、英雄记忆和反思记忆三种类型。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造成了巨大的深刻的伤害，大众传媒高度关注这种伤害，形成创伤记忆；大众传媒关注抗战中的人，关注那些在中华民族抗战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英雄，这便有了对英雄的记忆；大众传媒还关注抗战对中华民族乃至对于全世界的巨大意义，于是有反思记忆。它们构成大众传媒抗战记忆的主要内容。

一、创伤记忆

抗日战争给中日两国都造成巨大的创伤。因此，呈现于记忆中的，首先是创伤记忆。记忆理论告诉我们，对伤痛的记忆往往是持久而深刻的。大众传媒的抗战记忆既是历史的表征，又塑造了历史记忆。中华民族对抗战的记忆，与伤痛、惨烈、灾难等紧紧联系在一起，种种苦难记忆铭刻在中国人的心灵上，成为难以治愈的民族创伤、心灵伤痛。

(一)传媒抗战创伤记忆的特征

创伤记忆包括对抗战时期痛苦生活的记忆、对灾难性事件的记忆、对施害者的记忆。战争，虽然在战场上进行，但影响所及却是全面的。在战争中，每一寸土地、每一个个体，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卷入战争的旋涡。中国民众对抗日战争的记忆充满着苦涩，抗战时期无论是生活还是心理都遭受巨大的伤害。传媒对这种创伤的记忆源于民众的创伤记忆，并通过传媒渠道将这种记忆类别化、有序化，进而将它传承下去。与1978年以前相比，新时期传媒创伤记忆呈现出鲜明的特点。

1.由宏大叙事转向个体讲述

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参与历史记忆建构的传媒增多，传媒创伤记忆改变了以往侧重于强调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华民族造成的伤害的抽象化的表述，更强调从个体的、具体的、生活化的角度来全面记忆抗战的创伤。

抗战期间的生活之苦具有普遍性，普通民众的生活受到极大影响，无数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新时期发达的大众传媒为个体层面的创伤记忆进入集体记忆提供了可能。个体借助传媒表述对痛苦的体验和感受，将个体记忆融入集体记忆之中。

如新时期以来，慰安妇的遭遇通过大众传媒的呈现或强化，成为传媒抗战创伤集体记忆的焦点话题。较之居无定所，物资匮乏，疾病流行，受践踏和遭凌辱的伤痛给中国人带来的是巨痛，慰安妇便是承受这种痛苦的典型群体。作为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者，中国至少有20万妇女被逼充当过“慰安妇”，其中大部分被日军凌虐致死。^[3]围绕慰安妇案件的相关报道占据慰安妇创伤记忆的主要地位，其次是部分幸存的慰安妇对日军暴行的控诉。记忆是有选择性的，人生的创伤经历往往是个体希望忘记却又难以忘记的。个体可以试图拒绝呈现这种记忆，或者努力忘却，心灵深处却永远无法摆脱梦魇。慰安妇对日诉讼第一人——万爱花老人当年被日军摧残后，失去了生活能力、生育能力。几十年中，万爱花封存了所有关于过去的记忆，也谢绝了一些愿意照顾她生活的男人，一辈子都没有结婚。她说：

“当看到别的女人与丈夫、孩子，一起享受天伦之乐，我心里就特别难受。”“是侵华日军夺去了我做正常人的权利，他们毁了我一生……”^[4]

1992年12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日本召开战争受害女性国际听证会，万爱花作为中国大陆受害女性幸存者代表，踏上了飞往日本的飞机。在听证会上，万爱花脱掉上衣，指着身体上的道道伤痕，揭露了侵华日军惨绝人寰的暴行。听证会上，一位70多岁的日本老太太哭了。会后，这位老太太找到万爱花，并握着她的双手说：“我们日本好多人只知道美国人在日本广岛、长崎扔了原子弹，听了你的叙述后我才知道，我们日本人在中国做了那么多坏事。日本教科书里没有那段历史，我们只知道日本帮助那里的人民解放，根本没想到那是侵略。你讲的这些，应公开告诉日本国民，让我们的下一代了解那段历史事实。”^[5]

个体参与传媒抗战创伤记忆具有良好的传播效果。但是，大众传媒抗战创伤记忆的个体视角，始终处于尴尬中。一方面因为传媒资源有限，特别是在互联网兴起以前，对抗战的关注往往着眼于战争本身、着眼于战争意义的宏大叙事，注重塑造民族记忆中确定现行合法秩序的资源，对于普通民众的痛苦生活的表述相对缺乏。另一方面，在大众传媒高度发达的今天，虽然传媒资源相对过剩，但能够对普通民众的抗战期间的痛苦生活进行表述的主体又越来越少，换句话说，缺少提供记忆线索的亲历者局限了传媒的记忆。

2.形成抗战创伤记忆的中心

创伤记忆除了个体层面的经历之外，对整个中华民族来说，还历史地形成了一些记忆的中心。其中以对灾难性的事件记忆为代表，如“三光”政策、大屠杀、人体细菌实验等都是灾难性的事件。新时期以来的大众传媒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的形式记忆了这些灾难性的事件。以南京大屠杀为例，它是中华民族抗战记忆中最深刻的伤痛。大众传媒的抗战创伤记忆中，南京大屠杀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传媒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南京大屠杀事件本身的记忆；二是介绍抗战史学研究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情况；三是组织并报道纪念南京大屠杀的各种仪式、活动；四是回应日本右翼试图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论，以各种证据进行驳斥。其中，对南京大屠杀事件本身的记忆是大众传媒关于抗战记忆的重要内容。根据史料对灾难性事件进行回顾是传媒采用的基本记忆手段。同时，大众传媒努力运用影视艺术手法再现这一灾难性事件，从而强化和塑造抗战记忆。后者，因其依据史实，又充分调动了艺术的感染力而显得更加逼真，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心灵的效果。

可以看出，中国大众传媒一直在为记住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而努力，既试图寻找、保存鲜活的历史史料，又尝试艺术重现这一“二战”期间由军国主义所带来的巨大浩劫。日本方面不断传递出的对南京大屠杀的否定的声音进一步激起了中国民众对大屠杀的强烈记忆，传媒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正是现实生活中中日双方记忆争夺的真实反映。同时，我们也发现，中国传媒对于南京大屠杀乃至整个战争劫难的记忆还更多地局限在中华民族内部，如何让这段历史为更多人知晓和重视成为大众传媒的重要课题。因为我们作为受害者的视角是别的人所无法代替的。传媒应主动参与到这种记忆的竞争话语中，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二)传媒抗战创伤记忆的叙事结构

传媒抗战创伤记忆既包括对抗战痛苦生活的记忆，也包括对灾难性事件的记忆，还包括对施害者的记忆，它们往往不是孤立地呈现，而是交织在一起。即便是各有侧重，关于抗日战争的创伤记忆各个方面的内容也具有某种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可以从结构的角度进行说明。

大众传媒中丰富的抗战记忆都遵循统一的结构。其中蕴含着记忆的四个层面：第一层，外敌的入侵，这是记忆的起点；第二层，国家、民族的灾难，这是记忆的社会框架；第三层，民族抗战的力量，这是对历史意义的一种阐释；第四层，今天的美好来之不易，这是记忆的方向。立足今天，面向未来，从民众的角度强化对今天生活的认同，鼓励为保卫今天的和平与幸福而努力奋斗。从国家的角度看，强调的是民族的凝聚力，肯定现行秩序的合法性。

创伤记忆源于外敌的入侵，这构成创伤记忆的起点。随之发生在国家、民族的灾难则通过对日常生活灾难的痛苦记忆表达，创伤记忆中，我们可以看到面对侵略的抵抗，看到中国人如何为了民族而抗争的斗争精神、英雄气概，比如在与日本施害者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中国民众的智慧、团结、英勇不屈，这是在痛苦中展示的民族精神与民族力量。当然，所有的记忆都有所指向，历史的经历者需要经由这种诉说——借用大众传媒的渠道的诉说，将个体记忆分享为民族的、大众的共同的记忆，在互相的慰藉中治疗心理的创伤；同时，这种记忆警示后来者，让后来人在记住历史的基础上，珍惜和平，捍卫和平。

(三)传媒抗战创伤记忆的内在逻辑

新时期中国社会记忆中，创伤记忆是一种重要的类型。学者研究发现，不同的创伤记忆具有不同的内在逻辑。如从整个农村文化的高度来分析西北农村政治运动左倾政策所造成的苦痛记忆，强调将苦痛记忆探讨从个人层次上升到对文化特质的分析，将中国人的苦难态度的支撑体系归于儒家的人伦观念。^[6]从知青这个特殊群体的个体记忆如何形成集体记忆，分析知青关于“上山下乡”这段特殊经历的记忆建构模式与内在逻辑，强调这个过程中对“苦”本身的意义的置换，知青的选择性记忆等因素，认为它是事件性的记忆，记忆的是非命运化的苦难，而是事件史苦难，其支撑的思想体系是：宽恕自己，宽恕他人。^[7]还有从“文革”小说入手进行的“文革”记忆逻辑研究。^[8]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关于创伤的研究与大众传媒关于抗战的创伤记忆有相同点，又有明显的差异。

从相同点来说，抗战的创伤也是一种苦痛的记忆，“痛苦”和“灾难”是记忆表述的关键词。

从不同点来说，与起源于土改运动的民间“诉苦”不同，抗战的苦痛记忆不需要传媒的动员与诱导，经历者往往是主动的、积极的，只要有叙事的场合，他们乐于倾诉；这种记忆与知青的记忆不同，对苦的记忆的内在逻辑不同。知青的青春无悔的记忆逻辑是：个体之苦——集体之苦——国家之苦，最终从个体记忆建构集体记忆，将个人之苦延展到国家之苦的层面。与此相反，抗战的创伤记忆逻辑可以表达为：国家之痛——民族灾难——个人之苦。在这个逻辑中，国家、民族与个人的命运紧紧缠绕，正由于是国家、民族的灾难，个人才无能幸免，共同承担起历史的厄运。换句话说，个体的记忆正是集体记忆的承担者和表达者。

时间是一个毁灭者，也是一个创造者。马歇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在《追忆似水年华》的最后一卷中对记忆的作用得出了这种观点：被回忆的痛苦和冲突能够被对象化。“不是一个黄金时代和伊甸园式乐园的恢复，一个更准确的记忆行为向我们揭示了痛苦和斗争的一个无穷无尽的记录。这些痛苦和斗争已经把我们塑造成我们现在变成的这些生物。忠实的记忆揭开了遗忘所不能医治的创伤；冲突、失败和灾难的痕迹永远不能从时间中抹去。”^[9]抗日战争的创伤在今天通过大众传媒的途径再次被对象化，其意义不在于对象化过程中获得的心理治疗作用，而在于对象化的抗战创伤记忆能够将国家、民族与个体建构成为历史记忆的共同主体。

二、英雄记忆

8年的抗战中，中华民族以落后的装备顽强作战，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儿女，也正是他们的英勇奋战乃至牺牲，才可能赢得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真正的胜利。传媒抗战的记忆，不仅是创伤记忆，也是英雄赞歌。从记忆的方式来看，大众传媒中有纪实性的对英雄人物英雄行为的记忆，也有运用艺术手法的方式对英雄形象的塑造。正是后者，成为大众传媒的历史记忆和历史学的历史记忆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说，对战争创伤的记忆糅合在所有有关战争的记忆之中的话，那么英雄记忆则是整个记忆中更加集中、更加突出的部分。

(一)传媒抗战英雄记忆的特征

不同文化、不同时代对英雄有不同的确认标准，新时期大众传媒抗战英雄在英雄类型、英雄观上的发展变化体现了这一点。

1.英雄类型趋向多样化

英雄记忆的对象是英雄，“谁是英雄”是这类记忆首先要关注的问题。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但是在大众传媒的有限资源空间中，我们强调哪些英雄，或者说，我们记忆中谁是英雄就面临着一个选择性的问题。新时期以来传媒对英雄的选择与记忆折射出了不同语境中的英雄观，大体上来说，传媒记忆中的抗战英雄类别有稳定性——确认中国共产党中的英雄人物，又有一种单一趋向多元的变化趋势。20世纪80年代，除了继续关注中国共产党中的抗战英雄外，开始逐渐加入其他类别，特别是逐步明确纪念中国国民党中坚持抗战、为抗战作出突出贡献的爱国将领，也更加强调记忆那些向中国抗日战争伸出援助之手、甚至奉献出生命的外国友人。这种变化到了2005年，便呈现为《永远的丰碑·抗日英雄谱》，大众传媒中的抗日英雄记忆更加丰富。

2005年，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中央级主要新闻单位，与全国各地主要新闻传媒一道，联合推出大型抗日英雄人物专栏《永远的丰碑·抗日英雄谱》，从中可以探寻当下中国传媒所反映的英雄观。《人民日报》在该栏目开栏的话中明确表明，该栏目所选择的英雄包括优秀的共产党员、爱国抗日将士、爱国华侨、国际友人和国际主义战士。

新时期英雄类型由单一趋向多元突出表现在对国民党中抗战英雄的确认和对国际友人中的抗战英雄的确认。抗日战争中，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合作抗日，有许多英雄将领为国家和民族浴血奋战，新时期的大众传媒对他们的英雄事迹进行记忆。

抗战中，一些国际主义战士和国际友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支持乃至参与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他们成为中国传媒抗战英雄记忆中重要的一类英雄。新时期以前，传媒抗战英雄记忆涉及的国际友人范围较窄，影响最大的是白求恩大夫。新时期以来，更多支持过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个体和群体得到确认。

传媒中不仅记忆了各种英雄个体，也展现了英雄群体的光辉形象，如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东北共产党人等。中华民族的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团结御辱是抗战胜利的重要保证。抗战过程中，各地、各民族凝结成紧密的抗战群体，谱写了一曲曲英雄的赞歌。大众传媒对抗战英雄的记忆中，强调了英雄群体的力量，关于抗日战争中的东北共产党人、东北妇女的记忆说明了这一点。在无数志士仁人之中，又有许许多多的普通妇女，她们受民族正义和爱国激情的驱策，齐集在中国共产党全民抗战的旌旗之下，或教子携女共赴国难，或慷慨激昂地迈向刑场，更多的则义无反顾地拼杀在浴血的沙场。由此演绎出长达14年之久、惨烈无比的东北抗日战争的历史长卷，大众传媒展示了中华女英雄们巾帼不让须眉的豪迈风采。^[10]

大众传媒的英雄记忆中的英雄类型从单一走向多元、丰富，适应了时代的需要。这种变化无疑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从大陆与台湾关系的角度来看，肯定国民党中的抗战英雄是正确对待历史的必要，也是处理台海关系之必要；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来看，正确对待国际社会、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支援，有利于全面正确地认识抗战的国际意义，有利于确立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合法地位。抗战对新中国来说，可以说是关涉起源的重要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解释合法性的重要事件。而且，这个事件本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无论是历史的真实还是现实的需要，我们都应该将它置于全球立场来审视。这种观念表现在传媒抗战记忆中，就是对帮助、支持和参与过中国抗战的国际主义战士、国际友人的歌颂与赞扬。

2.英雄性格趋向立体化

传统的传媒抗战英雄叙事中，英雄的性格是扁平化的，将抗战英雄塑造成性格比较单一的高大全的形象。新时期的传媒抗战英雄记忆中的英雄塑造趋向于具有丰富的性格，是立体化的英雄形象。

新时期以前，传媒抗战英雄记忆中的英雄形象性格类型化比较严重，如关于抗战的影视剧中，游击队员英明神武、鬼子凶神恶煞、汉奸猥琐不堪。战斗中游击队员仿佛穿了防弹衣，就是打不死；死前往往要说一番豪言壮语，完全不顾现实情况的危急；游击队员个个是神枪手。这种简单化的传媒记忆往往不能从根本上打动受众，吸引受众。新时期以来，随着英雄观的发展，大众传媒在进行英雄记忆时，开始注意多侧面、多角度关注英雄，力图将英雄的全面真实的性格展示给受众。

采用普通人的逻辑来建构英雄是新时期传媒抗战英雄记忆中英雄性格立体化的重要手段。运用普通人的行为逻辑表现英雄的喜怒哀乐，并充分展示其丰富的内心世界。中国影视传媒中不乏这样的优秀之作，如《亮剑》中的李云龙形象、《小兵张嘎》中的小英雄张嘎形象、《我的母亲赵一曼》中的英雄女性赵一曼形象，等等。以电影《我的母亲赵一曼》为例，它既表现了赵一曼面对敌人时的刚强、坚毅的英雄性格，也用相当的笔墨描述了她作为一位女性和母亲所特有的柔美的情感世界。赵一曼被押赴刑场即将被敌人枪杀时，导演笔锋一转，采用细腻的镜头语言叙述其内心丰富的充满母爱的情感世界，技巧上采用蒙太奇平行剪接的手法：一面是日军行刑前的凶残、冷酷，另一面是大写意的、充满温情的“母子情深”；她渴望美好生活，爱好和平，但为了千千万万孩子们的幸福，她决然用胜利的微笑面对屠刀……^[11]

客观现实中英雄的性格不是单一的，基于历史真实的传媒抗战英雄记忆应该立体展示英雄性格的多元性、丰富性。

3.对英雄的解构

我们肯定抗战英雄性格的丰富性、立体性，并不意味着传媒可以为了丰富和立体化英雄性格而违背历史记忆的真实性。但在新世纪，在网络传媒和影视传媒中，出现了一种解构传统抗战英雄叙事、解构抗战英雄的趋向。

具体说，解构抗战英雄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改变英雄的身份。如电视剧《林海雪原》(2004)将“杨子荣”这一经典人物从英雄侦察排长改变为一个“喝两口烧酒，唱几句酸曲”的伙夫，网络短片《铁道游击队之青歌赛总动员》中，英勇抗日的铁道游击队员丑变为脏话满口、牢骚满腹的参赛歌手。二是改变英雄人物的英雄行为。如一个名叫“胡倒戈”的网民制作的flash《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中，小英雄潘冬子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整日做明星梦、希望挣大钱的“富家子弟”，潘冬子与恶霸地主胡汉三之间的阶级斗争还变成“参赛歌手”与“评委”之间的脑筋急转弯游戏。三是给英雄人物增加感情方面的经历。如杨子荣与一个后来成为土匪老婆的女人发生恋情，《苦菜花》中的多角恋情等。

针对大众传媒中出现的对抗战英雄的解构及其他红色经典影视改编中的问题，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2004年下发《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目前在红色经典电影改编电视剧的过程中存在着“误读原著、误导观众、误解市场”的问题，影响了原著的完整性、严肃性和经典性。

新时期大众传媒抗战记忆中对抗战英雄的解构的实质是种种后现代主义对传统文化现象的激进解构。也就是说，一些“红色经典”的影视剧改编，实质上就是对“红色经典”原著的后现代式的解构。这种解构反映了后现代社会英雄观的某种变化。其次，对英雄的解构体现了当代传媒的市场导向。这点在影视剧的改编中比较突出。改编者从当代观众的欣赏习惯、消费特点出发，对抗战英雄进行新的解读，导致了对抗战英雄的解构。对此，我们将在第三节进一步分析。

(二)传媒抗战英雄记忆的叙事结构

无论是英雄个体还是英雄群像，大众传媒的英雄叙事呈现出内在的结构性。我们可以从叙事学的角度对之进一步进行分析。

“社会生活使得打上叙事印记的行为姿态和方式成倍地增加；它……复制和积累故事‘版本’。我们的社会在三层意义上变成了一个叙述的社会：故事(recites)，即由广告和信息传媒组成的寓言，对故事的引用以及无休无止的故事叙事定义了我们这个社会。”^[12]大众传媒的首要功能是传播信息，信息的传播就是一种叙事。传媒中的英雄记忆就是关于英雄的叙事。英雄如何成为英雄既是英雄观的体现，也从根本上决定了传媒英雄叙事的结构。

英雄叙事是人类叙事艺术中最具有魅力的一种叙事。从古希腊的神话传说到当代的各种文艺作品，英雄叙事拥有恒久的魅力。研究者发现，在各种英雄叙事中，存在某些叙事结构。下面以《人民日报》2005年推出的专栏《永远的丰碑·抗日英雄谱》中关于加藤克己、张自忠两位英雄的报道为例，分析传媒抗战英雄叙事内在的一致性的结构化特点。不难看出，传媒对两位英雄的叙事结构是完全一致的，先介绍英雄的身份——加藤克己是被强征到中国战场的日本人，张自忠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然后是对英雄的业绩进行叙述——加藤克己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建设作出了贡献，张自忠将军的卓越战功和民族精神；最后介绍英雄的结局——加藤克己去世，张自忠英勇殉国。传媒中关于其他抗战英雄的叙事基本上都按这种结构进行，如图5-1所示。

图5-1

英雄的身份、业绩与结局从三个视角共同塑造了英雄。从出身的角度来说，英雄记忆强调英雄所属群体的特征，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重出身、重关系的特质。所以，对英雄的叙事会强调英雄与所属社会群体、与他人的关系，从中找到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的外在条件。从中国大众传媒的抗日英雄叙事来看，强调英雄的身份意识，如张自忠将军始终强调的民族观念、民族意识。从英雄的业绩来看，叙事重点是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的主要表现。无论是显赫战绩、面对敌人的英勇不屈、英勇就义，还是面对重重困难的斗争精神，体现的是人类对英雄的一般观念，如坚强、勇敢、敢于应对困难、奉献精神、牺牲精神。英雄的结局特别是遇难的英雄使英雄具有了不同的象征意义。一类是战场牺牲型的英雄，这类英雄是具有高度爱国情感的军人英雄，他们代表了军人的品质。张自忠就是这类英雄的代表，在身负重伤、顽强战斗之后，以身殉国，体现了他作为军人的高贵品质。第二类是英勇不屈型，他们有坚强的意志，在被日本和国民党反动派抓获后，经受了严刑拷问，最后被折磨致死，这类英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员，他们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如前面提到的赵一曼。第三类是艰苦牺牲型，主要是因为战争带来的其他伤害导致死亡，体现了中国人民所遭受的战争磨难。

抗战记忆中，创伤记忆体现的是悲的一面，英雄记忆体现的则是壮的一面。悲与壮既是一种矛盾，又相互映衬，处境之悲，更显出英雄之壮。抗日英雄是中国人民抗战精神的体现。“悲”让后人记住屈辱的一面，“壮”激励后人珍惜和奋进。

三、反思记忆

传媒抗战记忆既有叙事型的创伤记忆和英雄记忆，也有对这段历史进行论述的反思记忆。后者将对历史事件的记忆提升到民族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思考上，分析抗战的历史意义，确认它所体现的民族团结御辱的精神、坚强不屈的民族气节，从而使这一事件在今天仍然发挥巨大的凝聚力量，有助于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场合中团结稳定、继续发展。叙述与反思的结合，不断强化了一个观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没有新中国，艰苦卓绝的经历铸就了共产党的不可动摇的地位。通过历史记忆确认现行权力体系的合法性。与各种大众传播媒介的特性相适应，影视在塑造英雄记忆、创伤记忆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报纸则因其深刻性在反思记忆中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对战争的反思是传媒抗战记忆的核心和重点。

(一)传媒抗战反思记忆的特征

新中国成立后，大众传媒抗战记忆的一个持续不断的内容就是对战争进行反思。新时期，传媒抗战反思记忆在反思内容和反思视角方面发生变化。

1.反思内容多样化

反思什么体现了抗战反思记忆的发展变化。新时期以前，传媒抗战反思记忆主要从战争的性质、战争体现的爱国精神、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地位三个角度进行。如1965年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当时最主要的新闻传媒——报纸，从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出发指出抗日战争的性质是人民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胜利。《人民日报》等全国性大报和一些省市日报如《北京日报》、《湖北日报》等都有相关的论述，诸多传媒以几乎完全相同的题目报道新闻和发表社论。^[13]同期，影视传媒以相同的立场拍摄影视作品，观众亦以相同的角度解读作品。当时最引人注目的影片是大型纪录片《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它被认为是“人民战争胜利的诗篇”，^[14]抗战影片被视为“人民战争胜利的赞歌”。^[15]总的来看，传媒此期的抗战反思记忆内容比较单一，雷同现象突出。新时期，传媒抗战反思记忆的内容日益丰富，除了继续宣传抗战的人民战争、全民战争性质外，还着重对抗战经验、抗战精神、抗战意义等多方面进行深入反思。

以抗战经验的反思为例，传媒对抗日战争的经验进行了持续、反复的反思与宣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影响很大的主流报纸在周期性的抗战记忆中反复凸显了这一主题。综合来看，抗战经验总结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1)政权建设经验；(2)抗日民族统一战线；(3)坚持党的领导；(4)抗战时期的文化建设。

抗战精神是抗日战争留下的宝贵财富，记忆抗战就是要弘扬抗战精神。新时期的传媒记忆反复强调记忆抗战就是要将抗战精神传承下去，为现行的国家建设、社会进步服务。“什么是抗战精神”成为反思记忆需要总结和宣传的重要内容。抗战精神说到底是一种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中国大众传媒是党和人民的喉舌，爱国主义宣传是其主要功能之一。在传媒抗战反思记忆中，新时期对抗战精神的总结与宣传始终强调爱国主义教育的立场。

抗日战争具有多重意义，以往的传媒抗战记忆重点在于思考抗日战争对于中华民族的意义。新时期则将这种反思推进了一步，站在多元的角度进行思考。这体现了传媒抗战反思记忆的第一个特点。

2.反思视角多元化

反思记忆在新时期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反思的内容的丰富上，还反映在反思的角度变化上。新时期的大众传媒抗战反思记忆反思视角有两个变化趋势：一是从原来集中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视角的抗战反思扩充为从以共产党、人民为主到包括其他各种参加抗战的力量的抗战地位反思；一是从原来的国家、民族内部的反思到国家的、世界的双重视角。这种视角的变化标志着全面客观反思抗战是新时期大众传媒抗战反思记忆的取向。第一种情况表现在对国民党、民主党派、外国友人等抗日力量的抗战贡献的正确认识上，新时期的英雄记忆类型的丰富正是这种反思的结果。关于第一种情况，前文已经分析，不再赘述。我们重点讨论第二种情况。

如何正确认识抗战是抗战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关系到抗战记忆内容和形式的重要根据，前者往往又决定了后者。“中国近代史研究长期围绕在以中国历史为主题之下来讨论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好像将世界当做一回事，中国史又是另一回事，这是百年来一直存在的现象。”^[16]但事实上，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已经被迫卷入世界历史的洪流之中。这与史学研究中中国只重中国历史，国外则将中国历史边缘化、角落化的情形不谐调。抗日战争本身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的确立自然应该置于世界的立场。但长期以来的研究惯例和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时期的特殊情况，导致大众传媒中所进行的抗战地位反思也局限于战争对中国自身的意义。抗日战争无疑对中国的历史发展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进入新时期以来，特别是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我们发现国际社会对抗日战争的历史了解不多，甚至存在很多的误区。作为战争的受害者一方，中国有必要全面审视中国抗战的意义。因此，新时期以来的传媒将抗战地位放在世界史的视野中考察。198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的传媒抗战反思记忆中，关于中国抗战地位的全面思考明显增多，到199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相关反思更多，到200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更是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思潮流。如正确认识中国国民党对法西斯势力的武装抵抗，抗日战争在战略全局上对法西斯侵略势力的重要牵制，中国抗日战争具有的世界性意义。^[17]

正如《人民日报》2005年9月13日一篇文章所说，正是由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得以奠定。还是在战争正在进行着的时候，中国的国际地位就已经得到了盟国的承认，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中国不仅跻身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行列，而且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同时，由于中国地位的提高，西方帝国主义列强近代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基本上被废除，中国洗雪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百年的民族耻辱。^[18]

全球化的过程中，历史文化资源成为资源分配与重组的重要力量，抗日战争对中国来说，有利于我们对中日战争意义的认识，也更利于中国国际地位的确立。中国更应该主动将自己置于世界历史发展的轨迹中去，对抗日战争在整个“二战”中的地位与意义进行更加深入的总结和思考，并通过大众传媒进行广泛宣传，以丰富中华民族对历史的记忆，增强世界其他民族对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关注。

另外，由于抗战给中华民族、中国民众造成了深刻的创伤，传媒抗战记忆不可避免地具有明显的情感性特点。即使是对抗战的反思记忆，也体现了情感力量的作用。新时期以来，随着对抗战反思的深入，抗战反思记忆的理性化趋向增强。

(二)传媒抗战反思记忆的内在逻辑

抗日战争是对中华民族全方位的考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经历抗战后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大众传媒对抗战进行的反思记忆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等主体对抗战历史思考的传媒表达，它遵循的内在逻辑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历史进行思考的逻辑。

首先，遵循传统文化中以史为鉴的记忆目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注重历史记忆与传承的民族，这种记忆有明确的现实指向性，即为现实提供借鉴。传媒抗战反思记忆遵循这种逻辑，强调对抗战经验的总结和宣传。

其次，遵循传统文化中重精神内涵的历史记忆核心。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历史记忆的重点不是具体的历史事实，而是历史的精神内涵。传媒抗战反思记忆因此十分注重对抗战精神的总结。归根结底，抗战记忆要记住的就是抗战精神。

最后，遵循传统文化中历史思考的宏观视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传统文化中的历史思考与历史实践相应，体现了对跨民族视野的重视。在中国历史被迫卷入世界历史的洪流之中时，更需要一种宏大的视野，将中国史置于亚洲史、世界史的角度观照。对抗战地位的全面分析、合理定位就是在这种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的共同作用下进行的。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上述三种逻辑不是独立起作用的，对抗战经验的总结是基础，对抗战精神的反思是深化，对抗战地位的思考是拓展，它们相互交织，共同形成对抗战的全面的丰富的反思性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