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抗战记忆的表征

第二节　传媒抗战记忆的表征

表征是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术语，它“意味着用语言向他人就这个世界说出某种有意义的话来，或有意义地表述这个世界。它是某一文化的众成员间意义产生和交换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确包括语言的、各种记号的及代表和表述事物的诸形象的使用”^[19]。概括而论，对于经由语言的意义表征的运作，有三种解释的途径，分别是反映论的、意向性的和构成主义的或结构的途径。在反映论途径中，意义的表征如同镜子那样，反映真实的意义；在意向性的解释中，意义的表征就是言说者把自己的独特意义强加于世界，词语的意思是作者认为它们应当具有的意思；构成主义的或结构的途径的根本问题在于强调事物的意义在于我们的建构，即使用各种表征系统(包括各种概念和符号)构成意义。就传媒来说，文化的、语言的各种概念系统以及其他表征系统以之为平台建构意义，使世界富有意义并向他人传递有关这个世界的丰富意义。

大众传媒抗战记忆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就是一个表征的实践。无论是通过新闻报道，还是借助于影视等艺术形式再现，都是一个意义建构的过程。基于此，我们可以将所有大众传媒抗战记忆的表征看作一个整体的文本，从表征的主体与权力、表征的模式来解读传媒建构这种历史记忆的努力，或者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解读大众传媒通过这种记忆建构“中国性”的努力。因为经由大众传媒的广泛传播，不仅对于抗日战争本身的认识得到统一、推广、传承，而且，围绕对抗日战争精神的总结，中国大众传媒强调民族精神的力量，从中发掘、鼓励、传承、弘扬的是民族文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和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古老优秀的民族的基本精神，简言之，这种精神是中国之成为中国的独特性的呈现。

一、表征的主体与表征的权力

记忆问题不仅关系到记忆什么，还关系谁在记忆、如何记忆的问题。大众传媒作为现代社会建构历史记忆的重要渠道，不仅在记忆的内容上呈现出选择性、丰富性、时代性，而且在记忆的主体(即谁在记忆?)和记忆的方式(如何记?)上呈现出鲜明的特点。记忆的主体和记忆的方式关系到的是记忆的权力的问题。

从记忆的主体的角度来看，大众传媒中进行抗战记忆的不外乎两类人：一类是亲自参与或亲身经历了抗战的人，一类是以记者为主体的未经历这个阶段但以种种形式通过传媒参与记忆表征的人，后者可以称之为“代言人”。

(一)主体融合：参与者的自传体记忆

所谓主体融合，这里指的是表征的主体与被表征的主体是一致的。具体而言，抗战记忆是指那些经历过抗战的人(作为表征的主体)将自己的抗战经历(作为被表征的主体)进行编码，并在大众传播中进行公开传播。从记忆分类的角度来看，它属于一种自传体记忆。

自传体记忆(autobiographical memory)是个人生活事件的记忆。塔尔夫(E.Tulving)曾将自传体记忆划归为情节记忆。他认为，记忆可以分为三种：程序记忆(procedural memory)、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和情节记忆(episodic memory)。其中，程序记忆一般是指在自动化心理活动中使用的对信息的表征贮存。语义记忆包括关于世界状态的信息且以公告或公理的形式存在。情节记忆是指这种情况，即人们记下了包括时空知识的一个体验过的事件。^[20]自传体记忆是对复杂事件(如婚礼)的混合性记忆，其中包括高度的自我参照，在特征上感觉、知觉与反映相平行且与其他记忆紧密相关。^[21]抗战参与者在战后对抗战的记忆便是高度融入了自我的情节记忆，即表征了个人意义(personal meanings)。传媒抗战记忆中个体记忆是如何将个人意义与国家的、民族的历史记忆熔铸在一起的呢?

分析各种文本，可以看出这样几个特点：首先，该文本的表征主体具有特殊性。该文本涉及两个表征主体——记者与被采访对象。二者共同参与了记忆的建构。但从文本的主体内容来看，被采访对象的个体抗战经历的讲述构成了文本的主要内容，所以，被采访对象既是抗战记忆表征的主体，又是被表征的抗战记忆的主体，符合我们所说的主体融合的情形。其次，表征主体从崇高目标的角度将个体的抗战经历融入了民族的抗战历史之中：个体参与的是拯救民族的伟大事业。再次，表征主体将自己的情感倾注在记忆中，使之具有的鲜明的情感性特征。对游击队歌的特殊感情，战友牺牲后的悲愤交加，不忍目睹灾区惨景的心痛，对人民的深厚感情，种种情感交织在主体的记忆中，感人肺腑。最后，表征主体的抗战记忆具有碎片化的特点。他选取自己抗战经历中记忆深刻的片断构筑成传媒中的自传体记忆，而不是完整地对个体的抗战经历的记忆，更不是全面的抗战历史记忆。

上述特点是传媒抗战记忆中自传体记忆的共同特点。即将个人意义的确立与抗战对民族、国家的意义的确立结合起来，并通过情感性的、碎片化的记忆来建构集体记忆。这里，体现了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或者说群体记忆)的复杂关系。莫里斯·哈布瓦赫对此有一段值得我们关注的表述，他说：

记忆的集体框架也不是依循个体记忆的简单加总原则而建构起来的；它们不是一个空洞的形式，由来自别处的记忆填充进去。相反，集体框架恰恰就是一些工具，集体记忆可用以重建关于过去的意向，在每一个时代，这个意向都是与社会的主导思想相一致的。……人们可以说，个体通过把自己置于群体的位置来进行回忆，但也可以确信，群体的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的，并且在个体记忆之中体现自身。^[22]

用这种观点来分析大众传媒中自传体式的抗战记忆与作为集体的国家、民族的抗战记忆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具有复杂的关系。首先，个体的抗战记忆是抗战集体记忆的呈现，但抗战集体记忆不是个体自传体记忆的加总；其次，个体自传体记忆遵循集体记忆的社会框架。

落实到抗战主体的意义建构来说，自传体的抗战记忆必需在抗战对国家的意义和对民族的意义的框架之下进行。因此，大众传媒中，抗战参与者在对抗战记忆的表述中，往往自觉地将抗战的国家意义、民族意义与个人意义熔铸在一起，通过对抗战经历的回顾，在为塑造共同的历史记忆而努力的同时，建构其个人的意义。这也正是我们从上述文本分析中所发现的，即将宏观层面的对民族、国家、世界的立场的战争意义的解读与个人意义的建构结合起来，将个人的命运融入民族的、国家的、世界的命运之中。

(二)主体分离：代言人的记忆建构

主体的分离是相对于主体融合而言的，指没有经历过抗战的人对抗战的记忆。它不是主体对自身经历过的事件的回忆，而是试图通过种种途径寻找并传播他人关于抗战的记忆。从主体的角度来看，他们作为表征的主体与被他们表征的主体是不一致的，他们就像亲历抗战者的代言人，力图通过对抗战的间接记忆重建抗战对于被他们表征的主体、对于中华民族、对于新中国、对于世界以及对于他们自己的意义。

在传媒高度发达的社会，代言人的产生是必然和必需的。首先，大众传媒与历史记忆的密切关系决定了大众传媒不仅会为亲历抗战者提供言语空间，还会充分运用自身的资源，主动地进行记忆，这为代言人的产生提供了沃土。当代历史记忆对大众传媒具有依赖性。传统社会中，历史记忆的主渠道是人际传播，如民间的讲故事、说书、戏曲等。当代社会中，传媒深刻卷入日常生活，传统的记忆渠道逐渐被大众传媒取代。人们关于历史的知识、信息越来越多地来源于大众传媒。大众传媒的迅速、快捷、广泛也有助于历史记忆的强化。同时，传媒也需要加入记忆行列从而提升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行业内部的竞争日趋激烈。为谋求自身发展，各种传媒不断丰富自己的社会功能。以自身为平台表达历史记忆既体现了传媒承担社会功能的积极性，又是它提升社会地位与作用的重要手段。当历史记忆与现行秩序具有一致性关系时，传媒表达会得到鼓励与支持，而如果失语，结果就可能影响到自身的发展。因此，传媒会主动地参与到历史记忆的建构中去。于是，历史记忆凭借大众传媒得以强化，而大众传媒也通过参与历史记忆的建构巩固了自身的地位。其次，亲历抗战者逐渐减少并最终会消失，但抗战记忆不能消失，所以，大众传媒必须充分运用代言人进行抗战记忆。而且，随着亲历抗战者日趋减少，以记者为主体的代言人将逐步成为大众传媒建构抗战记忆的主体。

代言人是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由于没有亲历这段历史，代言人在进行记忆建构时更多的是从“义”的立场出发解读历史，试图通过义的方式理解被表征的主体。主体分离的抗战记忆往往完整地、简约地、客观地介绍被表征主体的生平和抗战功绩。从表述策略看，代言人更注重从客观叙事的角度进行表征。

代言人对抗战记忆的建构之所以成为可能，依赖于关于抗战的共享的文化信码。当代言人通过大众传媒进行抗战记忆时，他们对抗日战争历史的表述必须遵循中国文化既定的文化信码。这种文化信码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规则，它甚至规定了进行记忆表征的基本范畴。如“抵抗”与“侵略”、“进步”与“落后”、“正义”与“不义”、“受害”与“施害”、“胜利”与“失败”，对于中国来说，抗日战争是正义的、抵抗的、进步的、受害的、胜利的，对于日本来说，抗日战争是侵略的、落后的、不义的、施害的、失败的。无论选择什么事件、人物来记忆，都在这种二元对立的范畴下展开。这种叙事模式是在抗战结束以来中国的历史语境中形成的，具体受制于对于抗战史的基本认识，并逐渐产生了相应的话语表达。同时，大众传媒中普遍存在的这种表征模式又必然不断传承甚至可能在一定历史时期被强化。

尽管我们区分了主体的融合与分离的情形，但从叙事模式来看，二者同处于侵略/抵抗二元对立中。这说明，大众传媒抗战记忆的表征不是由主体本身定义的，各种主体只是提供了丰富多彩的作为能指的文本，其意义的建构是社会地决定的。

(三)权力与主体的建构

当我们说表征的主体提供的是作为文本的能指，而意义则是由社会决定(或者说建构)时，就已经牵涉到权力的问题。权力是政治学关注的焦点。传统的权力观是单向的——从上到下，并有一个特殊的来源——统治者、国家、统治阶级等。法国杰出的哲学家福柯提出了全新的权力观念，认为权力并不以一种链的形式起作用，权力是循环的，它从不被一个中心所垄断。它“经由一个网状组织被配置和行使”^[23]，由此，福柯解构了传统的权力观。他并不是从根本上否认国家、法律、君主或统治阶级会拥有统治地位，但他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宏大的、总的权力策略转移到权力得以循环的许多局部的范围、策略、机制和效能上，即被他称为细小仪式或权力的微观物理学的东西上。用福柯的权力观来审视当代大众传媒的抗战记忆，我们发现，其间体现的主要是自上而下的传统式权力的运作，是在国家权力主导下的实践，或者，用巴赫金的话来说，是一种“权威的话语”。

俄国文艺理论批评家巴赫金在批判主流语言学家的静态、中立的语言观的同时，进一步阐述了“权威的话语”这一概念。他认为，在人的成长的各个阶段中，在任何一个社会集团中，家庭、朋友、亲戚的任何一个圈子里都存在“权威定调子的表述”。^[24]人们信赖、引用、模仿、追随的言语中存在着“该时代心灵主宰的某些表现为语言的主导思想，某些基本的任务、口号等”。^[25]它们是文化、社会的各个领域内，作为时代的发挥作用的权威言论。权威的话语在自己周围组织起一些解释，夸赞权威话语的其他话语，却不会和它们融合，权威话语总是“鲜明地不同一般，死守一隅，陈陈相因，它的语义结构稳定而呆滞，它是没有歧义的话语；它的含义用它的字面意义已足以表达。该含义变得凝滞而无发展”。^[26]在这个意义上，权威话语是典型的独白型原则的话语。独白型原则的极限就在于否认处于自己之外，与自己具有同等权限的他人，否定了具有同等应答权限的他人意识，否定其他具有同等资格的“我”、“你”的存在。“他人”不是其他的意识而是单纯的意识指向对象。从“他人”那里，得不到任何可能改变“我”的意识的期待。独白叙述完成后，不倾听他人的应答，不期待他人会做出应答，否认自己以外的决定力量。独白处于唯我无他的状态下。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物质化了现实的一切，独白自负地认为“自己”是最后的语言。巴赫金从独白型原则的角度解释权威话语。权威话语要求人们无条件接受，人们只能是全部肯定地接受或者全部否定地拒绝。在权威话语中根本没有对话关系成立的余地。权威话语与政权、制度、个人权威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无法分开。^[27]

大众传媒抗战记忆的表征始终是围绕在巴赫金所说的“权威话语”规范之下的。一方面因为抗战本身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的根基性的历史事件，它一定意义上拥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的解释作用，因此，已经在国家层面历史地形成了一般性的认识；另一方面，中国大众传媒的基本性质决定了其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它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宣传抗战意义的职责，而意义的确定正是来源于国家层面业已形成的观点。因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来自国家层面的对抗战记忆的官方叙事——主要体现为国家领导人发表的言论——成为中国抗战记忆的权威话语，它规定了大众传媒抗战记忆的内在框架。

我们可以以1980年以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讲话为例进行分析。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各种仪式中，领导人(特别是最高领导人)发表的讲话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讲话代表了整个国家、民族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对抗日战争的整体认识。大众传媒往往将领导人的讲话原文刊载。从1985年至2005年，《人民日报》全文刊发了中国最高领导人关于纪念抗日战争的讲话3篇，分别是： 1985年9月4日刊载的彭真同志《在首都各界人民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5年9月4日刊载的《在首都各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同志的讲话》；2005年9月4日刊载的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三位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有一致性又有差异性，一致性体现在都是在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整十年的时候发表的；差异性体现在发表谈话的具体年份不同。1985年、1995年、2005年对于中国来说，都处于发展的不同时期，无论是国家内部的环境还是国际处境都不断发生变化。尽管有这种差异，但三位领导人讲话的主要内容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具体来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维度：(1)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其中包括对中华民族、对中国革命、对国际社会的意义；(2)对抗日战争胜利经验的总结；(3)对抗战精神的总结，目的明确指向当下；(4)对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分析与展望，重点是探索如何建设中日关系，如何最终完成统一大业。三位领导人的重要讲话都主要从以上几个维度表达了一致的内容，这表明自1985年以来，中国政府对于抗日战争的基本观点具有持续性、一致性，形成了新时期国家关于抗日战争的权威话语。这种权威性的话语在传媒抗战记忆中的运作可以描述如下：首先，领导人的权威性话语经《人民日报》等权威的大众传媒进一步传播，其权威性得到更加突出、更加广泛的传递，它成为传媒抗战记忆诸多文本的“元文本”；其次，这种元文本规定了大众传媒进行抗战记忆表征的基本框架：侵略与反侵略、正义与不义、胜利与失败等二元对立范畴在权威性的话语表达中被强化，进而影响并最终规范了大众传媒抗战记忆的表征，形成一致的叙事模式；最后，元文本与其他传媒抗战记忆文本共同影响受众对抗战意义的解码。

这种权力运作对于抗战记忆的表征主体会产生何种影响?除了表征主体的传媒表征整齐化、规范化外，它对于主体来说还有何意义?借助于福柯对于权力与主体关系的认识来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大众传媒关于抗战记忆的权威性话语建构了记忆表征的主体。在此意义上，我们不能限于前面对表征的主体与被表征的主体的界定，而应该引入另一个潜在的主体——大众传媒的受众。因为，抗战记忆遭遇权力而生产出权威的话语，话语表面上建构的是表征的主体，规定其表征的范式，但实质上其意指在于受众。即主体提供的是基于权威话语限制下的话语，这个话语对于表征的主体来说是蕴含了意义的符号，但对于受众来说，它们是罗兰·巴尔特所说的含蓄意指层(巴尔特将意指层区分为直接意指层和含蓄意指层^[28])。权威性话语确立了受众解读的视角、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威性话语建构了抗战记忆的主体。权威性话语的建构是以一种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方式进行的，如主体化。福柯这样定义主体化：“我把主体化称为一种程序，通过这种程序，我们获得了一个主体的构成，或者说主体性的构成，这当然只是一种自我意识的组织的既定的可能性之一。”^[29]福柯临终前一年在一篇论文中写道：“我研究的总题目不是权力，而是主体。”^[30]可见，福柯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主体问题。在受众的主体化过程中，他不断受到权威话语的冲击、影响，权威性话语的排他性使之成为唯一，其内在的逻辑逐渐内化为受众在接触大众传媒抗战记忆表征时的自然视角，而这时，他便真正主体化了。

二、传媒抗战记忆表征的模式

如前所述，大众传媒中有不同的抗战记忆主体，既有亲历抗战者的回忆，也有代言人的表达。但无论是通过新闻报道还是运用文学、影视等艺术手法来表述历史，都离不开人的参与。即便是以虚拟身份或以媒介组织的身份出现，其背后仍是作为传播主体的人。对于历史的表述，因为表述主体的不同，自然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因此，在前面论述的基础上，以大众传媒职业传播者为主体，根据叙事主体叙事视角的差异和叙事场合的不同，我们可以大致将大众传媒建构历史记忆的表征模式分为两种：(1)以事实建构抗战记忆；(2)以想象建构抗战记忆。

(一)以事实建构记忆

新时期传媒以历史和现实的事实建构抗战记忆的模式包括两种情形：一是报道现实的各种抗战纪念活动；二是叙述各种抗战史实。

以200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年的传媒历史记忆为例。当时，各种大众传媒都高度关注这一重大历史纪念活动。一方面，纷纷以专栏、专题等形式进行抗战历史事实的表述。如《人民日报》在2005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纪念日当天，推出纪念专版，以“难忘的往事”为总题为参加抗日战争的健在者提供言语的舞台，通过他们的叙述来提醒中国人“不忘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2005年9月3日，更是整合第五、六、七、八版四个版面，以强大的声势打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特刊》，推出“真理之路”、“胜利之师”、“英雄之歌”三个专版，营造出全国、全民族共同庆祝胜利的氛围。既有经典历史场景回放，也有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更有对美好未来的热烈憧憬。同时，大众传媒对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各种形式的抗战纪念活动进行了充分的报道。

在对抗战及其后发的相关活动的报道中，大众传媒往往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是抗日战争的参与者和报道者，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六十周年这个全民族乃至全世界的重大庆典活动的参与者、策划者，也是新闻报道者。前者使它们能以见证人的身份参与历史活动，后一个身份则使大众传媒肩负起历史叙事的重任。这样的身份和视角显示了大众传媒作为历史建构者的独特之处，它以新闻报道的真实感与人们对历史的真实感相适应，使大众传媒得以成为历史建构的一个重要途径。

新闻报道式的传媒记忆确实非常重要，但它需要特定的时空情境，即新闻事件发生的独特的时间和空间。那么，在历史事件已经消逝后的日常生活时空中，传媒如何将历史记忆传承和延续下去?哈布瓦赫认为在历史事件与日常生活的断裂中，集体记忆维持了社会。“在群体和社会生活中，不存在空白点；表面上看，在创造性时期之间存在着真空，但这些真空是由集体记忆充塞着的。”^[31]我们不妨追问，这时的集体记忆又靠什么得以维持?记忆理论告诉我们，记忆的产生和维持与提取记忆的线索相关。那么，在日常生活中，要凝聚群体，我们就需要不断为群体提供能够进行记忆的线索，这时，大众传媒的历史叙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然，它不是以新闻报道的叙事方式，而是通过再现历史，以对历史事实的叙述来建构历史记忆。

而在通过再现历史事实建构记忆时，大众传媒实际上就是前面所说的表征的代言人，他与被表征的主体发生了分离，于是二者间产生了距离。大众传媒不是事件的参与者，而纯粹是一个观察者，他可以通过查阅历史文献、参观博物馆、考察战争旧地、采访当事人等种种途径，力图展现历史事件发生当时的情状，然后经由大众传媒传递出来。

以再现历史和现实的事实的方式建构抗战历史记忆是大众传媒以新闻报道者的身份进行抗战记忆的主要表征模式。纪念活动是传媒抗战记忆的重要场合性因素，大众传媒对它的报道又形成了对抗战历史事实进行表述的场合性因素，这种通过再现历史事实建构的记忆反过来又为各种纪念仪式与活动提供了支持。

(二)以想象建构记忆

历史本身是严肃的，但我们表述历史的方式却可以多样化，正如喜剧和悲剧其实都可以表达宏伟的叙事。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历史记忆的意义就在于将历史中有助于当下的合法性和聚合力的东西从历史事实中凸显出来，使之进入社会的表层，为社会所关注，从而巩固当下的权威。这样的一种实用目的决定了我们采用多种叙事方式的可能。在不违背历史本质真实性的前提下，我们可以依据历史进行艺术创造。不过，这种创造是在一定的社会记忆框架中发生的，它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说到底，它是基本事实真实基础上的创造。如果完全脱离历史真实，它就不是我们所指的关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根基的历史记忆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大陆拍摄的抗日战争题材电影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抗战的内容转向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斗争，数量众多，艺术成就突出。这些抗日题材影片在风格和样式上也逐渐超越了仅仅“写实”，而更加充满了传奇色彩。^[32]新时期中国抗日题材的影视剧以世纪为分界在规模和艺术上有不同的特点。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抗战影视剧的数量较少，拍摄时间比较分散，手法上以写实为主。代表作品有《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喋血黑谷》、《南京大屠杀》、《晚钟》、《红高粱》、《血战台儿庄》、《七七事变》。^[33]21世纪，围绕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活动，2005年前后掀起了抗战影视剧的一个高潮。电视剧如《八路军》、《亮剑》、《大上海风云》、《吕梁英雄传》、《血色紫罗兰》，电影如《太行山下》、《东京审判》、《我的母亲赵一曼》，等等。

新时期拍摄的影视剧与以往抗战题材的影视一起，以丰富的内容、生动的形象全面地记忆了抗战历史。它们所塑造的人物成为光彩夺目的，并活在人们记忆中的栩栩如生的形象。

以艺术的想象建构历史记忆这种表征模式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艺术的想象参与了历史记忆的建构，由此引发的问题就是这种记忆的真实性的问题，也是历史真实、艺术真实和记忆真实间的关系问题。从我们对于历史记忆的理解来说，抗战是中华民族新时期最重要的历史记忆之一，关于抗战的优秀影视作品和其他一些反映中国革命的优秀作品共同构成了中国影视作品中的红色经典，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因此，艺术的想象应该是建立在这种认识之上的，基于历史真实的合理的想象。如果违背了这个基本点，就会陷入前面所说的解构英雄、甚至解构抗战精神的误区。

大众传媒塑造历史记忆的两种模式共同存在，它们各有自己的叙事特点，如新闻报道式加强了历史记忆的真实感；对历史事实的回顾填补了事件发生与相关仪式间的空白；艺术方式的历史塑造使历史记忆更加丰富、生动、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