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传媒抗战记忆的复杂性
从新时期传媒抗战记忆的类型和表征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传媒对抗战记忆的建构呈现出复杂性。这种复杂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中国当代社会发展变迁的内在原因，有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其他和抗战相关的国家间的历史与现实的复杂关系的原因，也有大众传媒自身发展的原因。大众传媒就是在多种力量的互动中展开抗战记忆建构的。
一、社会变迁导致记忆建构的复杂化
当代中国发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社会变化是深刻而广泛的，在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中，学者们认为这些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变迁。这不仅涉及经济结构的变迁，而且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因此，这是最重要的变迁。(2)由单一的公有制向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多元化的变迁。(3)从关闭向开放的变迁。(4)从毛泽东思想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变迁。(5)生活方式的变迁。这一变迁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6)阶级阶层的变化。(7)社会心理的变迁。[34]种种变迁导致战争叙事的复杂性。其中，经济变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市场经济中传媒市场的形成，政治变化的影响从国内来说主要是大陆与台湾关系。
(一)传媒市场作用下的抗战记忆建构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过程主要是一个经济体制转化的过程，这种转化一般被描述为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对于大众传媒来说，在此过程中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传媒市场的逐步形成。
从1978年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物质生活的丰富、政治经济的转型、精神气候的变化与文化观念的更新，同时也让媒介悄悄地恢复了自身的力量，如信息功能得以强化，舆论监督走向开放，媒介开始成为人民参政议政文化创造的论坛，媒介的产业化、集团化、平民化、网络化乃至时尚化，使其成为社会、文化发展的推动力量。特别是1992年以后，在对计划经济批判性的反思中，“市场经济”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意识，人们不知不觉地用“市场”置换了“理性”，使其成了又一个新的神话。在这种背景下，多样化的媒介竞争与媒介文化已经形成，媒介集团化浪潮席卷中国，媒介悄然走上“资本经营”之路：20世纪90年代以来，媒介广告收入平均增长率大大高于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之一；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维亚康姆、新闻集团、迪斯尼集团、贝塔斯曼集团等大型媒介集团拉开了进入中国传媒业、娱乐业的序幕。[35]
传媒市场的形成不仅意味着传媒多样化的进一步发展，还意味着事业性质的传媒要按市场化机制运作。市场竞争促使抗战历史记忆成为传媒竞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市场因素的加入造成传媒建构抗战记忆的复杂性。
市场因素与传媒事业性质共同作用于大众传媒抗战记忆建构，使得传媒抗战记忆在国家叙事框架主导下兼顾传媒的经济效益。
传媒抗战记忆的复杂性首先在于传媒的事业性质和市场运作机制。与市场形成之前受国家叙事单一框架制约不同，双重属性要求传媒在遵照统一的国家叙事框架的同时，还要考虑传媒的经济效益。以影视媒介的抗战记忆建构为例，新时期拍摄的各种抗战题材的影视剧，一方面会注重从国家、民族利益的立场宣传抗战精神，另一方面按照市场的要求从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出发增强其吸引力。在双重属性的作用下，传媒抗战记忆不仅仅是一种关注过往的回顾性行为，在某种意义上也变成了一种针对当下的消费行为。
各种传媒中，影视是市场化最突出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传媒格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影视文化向大众化转型，从政治、启蒙文化向娱乐文化转变，“吸引眼球”成为传媒经营者的重要目标。[36]市场作用下，历史消费主义思潮影响到抗战题材的影视制作。抗战胜利60周年前夕，影视媒介掀起一股改编“红色经典”的热潮，如《林海雪原》、《小兵张嘎》、《红色娘子军》，等等。最终促使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出台相应政策。苗棣认为，“红色经典”改编热的出现，正是因为制作者看到了“红色经典”所具有的巨大市场潜力才纷纷投资的。他说：“其实对电视剧的制作者来讲，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在政治可靠和市场潜力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而“红色经典”的内容是主旋律的，同时相当一部分40岁以上的观众对当年的这批作品尚有鲜活的记忆。于是对高收视率的预期就成为改编的动力。[37]陈思和认为：“在今天这样一个市场环境当中，我们把这些所谓的‘红色经典’进行改编和包装，看起来这些电视剧好像有一定的市场。但是这个市场取决于编创人员按照今天的市场趣味去改编演绎当年的这些作品，比如让杨子荣扮酷，让他有了情人，它吸取了很多今天通俗文化里的因素，迎合了流行文化里的趣味和需求。这里既有作品本身的民间艺术因素，也有今天所添加的市场意识的追求。……在今天改编的一批所谓‘红色经典’，当然不可能在它原有的政治情节上加以发挥，那只能在民间趣味上添加想象力，但它增加的不是一种民间的因素，而是一种通俗的市场趣味。这种改编是一把双刃剑，它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原来的过于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它同时也消解了原来的民间文化因素。因为民间文化是不合适市场化的，一进入市场以后，就变味了”。[38]就“红色经典”改编中民间文化与通俗文化(或流行文化)间的不一致而言，根本原因在于通俗文化是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形成的，它与政治力量驱动的已深深融入民间文化色彩的红色经典文化之间有明显的差异，对前者的放大与突出可能对后者造成损害。
显然，无论学者从何角度辨析，“红色经典”改编的市场推动力都是肯定存在的。在这里，市场的力量影响到选择，影视的制作不会面向所有的“红色经典”平均用力，而是从中选择出在今天依然有市场的部分；市场的力量还导致改造，于是抗战记忆中又加入了迎合今天大众欣赏趣味的情节。更为重要的是，市场所代表的经济元素形成对原有政治元素的抵牾和消解，市场话语的“平民性”、“大众性”对政治叙事的“崇高性”、“神圣性”产生稀释作用。在市场因素的作用下，传统英雄式叙事遭遇突破，使得传媒抗战记忆呈现出复杂的一面。
(二)两岸关系曲折变化中的抗战记忆
抗日战争是中国大陆与台湾共同拥有的历史记忆，但由于两岸关系的曲折变化，大众传媒对这一共同历史的记忆呈现出相应的复杂性，既表现为对立性的历史叙事，又体现在对历史的遮蔽与呈现的选择上。
1.政治斗争影响下的对立性叙事
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起合法政权后，在国民党统治台湾时期，两岸关系主要体现为共产党与国民党两党之间的政治斗争，其特点为双方处于敌对状态。在抗战历史认识问题上，双方都从确认自己的主体地位角度出发，重视宣传抗战胜利的意义，并着重强调自己在抗战中的贡献，将战争的胜利归功于自己，同时降低或遮蔽对方的贡献，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80年代。从中国大陆传媒的抗战记忆建构来看，1985年以前很少有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正面记忆，即便提到，也是将国民党塑造为消极、妥协的一方，与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日形成鲜明对比，从而强化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主流地位。也就是说，传媒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历史功绩进行了某种遮蔽。同期，国民党主导下的台湾抗战记忆蕴含着更为突出的政治意味，采取歪曲的方式否定共产党对中国抗战的作用。
海登·怀特在他那本具有颠覆性的历史诗学著作《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把历史著作看成“以叙事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语言结构”[39]，由此，他把历史看成是一种书写，一种话语形式的叙事。作为叙事的历史，它像文学一样具有阐释性：“一个历史叙事必然是充分解释和未充分解释的事件的混合，既定事实和假定事实的堆积，同时既是作为一种阐释的一种再现，又是作为对叙事中反映的整个过程加以解释的一种阐释。”[40]以此种观点来分析两岸对抗战历史的书写，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双方对抗战历史的阐释的对立性特点。共产党领导下的大陆传媒侧重于解释共产党的合法性，台湾则侧重于解释国民党的合法性与共产党的非法性。
2.两岸关系新格局中建构共同记忆的努力
1987年11月2日，台湾当局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打破了两岸自1949年以来的隔绝状态，两岸交流之门从此渐渐打开。与这种变化相适应，在大陆对台政策的影响下，1987年以后传媒开始正面表现国民党对抗日战争的贡献，歌颂国民党抗战英雄和台湾的抗战人民。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媒运用新闻报道和影视艺术的方式为建构两岸共同的抗战记忆而努力。传媒以各种形式记忆了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著名战役，对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等为抗日作出卓越贡献的国民党将领进行宣传。1986年以后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如《血战台儿庄》(1986)、《兵临绝境》(1990)、《铁血昆仑关》(1994)、《七七事变》(1995)，等等，出现国民党军人喋血抗日的正面形象。这些影片对它们各自反映或表现的正面战场抗战有着不同的历史阐释。[41]然而，尽管有不同，但从传媒建构抗战记忆的努力来看，还是提供了一种两岸历史理解与现实沟通的可能，为建立中华民族共同的抗战记忆做了努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对抗战中国民党的历史作用有了更多提及。在重要的抗战纪念日上，政府和官方的纪念文辞中描写国民党参与抗战和正面战场的篇幅越来越多，各种报刊杂志也都跟进报道。尤其是近两年随着台湾国民党、亲民党、新党等领导人物纷纷访问大陆，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的贡献更是得到了客观的评价。如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王在希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中国共产党首先倡导建立和领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在全国人民的推动下实行了抗战。国民党军队主要在日军进攻的正面作战，形成了与共产党领导的、以人民武装开辟的敌后战场相区别的正面战场。”[42]
传媒抗战记忆受制于抗战史观。两岸对抗战史的研究折射出了各自的观点，也反映了两岸关系的变化。“纵观两岸20年来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情况，都走过了一段颇为相似的过程；从相互对立到相互影响，从相互影响到相互合作。从两岸史学界在抗战史研究态度上的变化，我们可以感受到两岸关系潜移默化的发展趋势：第一，从阶级立场的着眼点提升到民族立场的着眼点，这是一大发展趋势；第二，从历史的、传统的见解提升到现实的、客观的见解，这是第二大发展趋势；第三，从互相为敌，谋取一党一地利益提升到相互合作、谋取民族的共同利益，这是第三大发展趋势。”[43]与此相应，传媒抗战记忆的建构也呈现出发展与变化的特点：从对立性的叙事到建构共同性的努力，以及这二者共存的复杂状态。
二、多元关系中的抗战记忆建构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抗日战争的记忆应该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框架中。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中西方处于严重对立和相互隔绝状态，这时的抗战记忆侧重于中国国家内部。相应地，传媒抗战记忆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战争的性质和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胜利，对与中国抗日战争相关的其他国家的记忆采取单一化的视角，回避对其他国家对中国抗战的贡献的记忆，也忽略了对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的思考。1978年之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开始将自身真正置于世界的整体架构中。随着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中国不可避免地更深程度地卷入纷繁复杂的世界关系网络中。在这种背景下，从世界的立场重构抗战记忆是必要的。说其必要，一是因为这符合历史实际情况，是全面客观认识抗战历史的正确选择，二是因为世界新格局的重新形成过程中，中国应该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而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有重要的贡献，但是由于中国自身的失语，国际社会对此尚未形成普遍共识，因此加强这种记忆有助于中国国际地位的确立。
从世界立场来建构抗战记忆，就必须考虑与中国抗战相关的其他国家的影响以及其他国家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记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双边或多边关系构成了中国大众传媒建构抗战记忆的多种框架，传媒正是在它们的复杂互动中进行记忆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中国与其他抗战相关国的关系，此外反法西斯战争所涉及的其他国家的战争记忆也对中国传媒的记忆建构产生影响。
(一)中日关系影响下的对抗性记忆
中国和日本是抗日战争的两个主体，但双方对同一历史事件有不同的理解与记忆，这种分歧自战争爆发延续至今。两国关于抗战的记忆借用传媒进行公开化的争斗，大众传媒的公开性、广泛性使得这种交锋显露、激烈。与战争理解和认识相关的事件往往引发双方传媒途径的较量，进而影响到中日双方在现实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行为。因此，探讨中日关系架构下传媒抗战记忆建构的对抗性特点及原因对我们深入了解传媒历史记忆的复杂性来说，是一个重要内容。
1.对抗性记忆的表现
“当代中日两国间在经济与社会两方面的相互依赖关系更加深化了，但是战后一代之间的共同语言反而越来越少了。造成这种隔膜的，并不是战前那代人遗留下的‘战争的历史’，而是‘记忆历史的方法’、‘描述历史的方法’、‘传承的方法’。”“表现形式等社会环境的变化，增加了大众描述历史的渠道。南京大屠杀与参拜靖国神社等事件，就是在这个时期广为战后一代所知的。”[44]抗日战争对交战双方来说，都是一个深刻的历史记忆。对这同一个事件，由于各自的利益，所站的角度不同，记忆是不同的。传媒作为塑造中日两国民众抗战记忆的主要渠道，其抗战记忆建构具有对抗性特点。
当代语境中，中日对战争的认知差异从根本上决定了两国大众传媒战争记忆建构的对抗性叙事。采用“对抗性叙事”，意指中日传媒在战争记忆中呈现出来的对立与对抗，这种对战争的不同表述，实际上是对各自战争合法性的争论，是对记忆资源的一种争夺。中国从创伤记忆的角度延续并强化国民对战争的记忆，希望日本国民能够认同中国的战争记忆，从承认侵略和施害者的角度进行战争记忆。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图以创伤记忆掩盖施害者的记忆，将自己塑造成战争受害者形象，以利于于摆脱其历史的重负。从跨越国境的立场来看，中日传媒间战争记忆的对抗性叙事构成了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中日传媒的战争记忆建构互为语境。更为重要的是，传媒对战争记忆的建构本身作为一种文化的力量，又影响着两国媒介受众对抗日战争这一历史事件的理解，并对中日间其他交往关系产生深刻影响。
2.对抗性记忆形成的文化原因
中日传媒战争记忆的差异是广泛而深刻的，记忆方式和记忆框架的差异是最突出的两点，前者属于外显层面的差异，后者更多的是深层结构方面的差异。这种差异的产生有种种原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相比较而言，政治、经济是最主要的原因，它们从根本上规定了两国传媒抗战记忆的方式与特点。另外，文化上的差异也对中日传媒抗战记忆的方式和框架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对此我们重视不够，特别是中日文化深层结构的相似性导致的认知悖反往往被忽视。因此，我们在肯定政治和经济力量为主导因素的前提下，主要从中日社会文化的深层结构来分析造成中日传媒战争记忆差异的文化原因。
(1)“差序格局”与中国的战争认知
费孝通先生将传统中国社会的结构概括为“差序结构”。他认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乡土性的基层社会里，与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相比，社会关系是按照亲疏远近的差序原则来建构的，他称之为“差序格局”。费先生运用生动的比喻来说明中国社会结构的这种特质：
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以己为中心，像石头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45]
“差序格局”是个立体的结构，包含有纵向的刚性的等级化的“序”，也包含有横向的弹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差”。[46]差序格局的维系有赖于尊卑上下的等级差异的不断再生产，而这种再生产是通过伦理规范、资源配置、奖惩机制以及社会流动等社会文化制度实现的。在这种纵横交织的复杂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为中心的，“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47]当代中国社会虽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差序格局仍然可用来解释中国的社会文化结构，只是其内涵发生了某些变化。而且，当中国被迫打开国门，进入世界交往关系中，差序结构也被自然运用来处理中国与他国这种更宏观层面的关系。从横向上看，中国以“己”为中心，这个“己”指的是中国自身，将中国内部的各地各民族视为一体，而外在于中国的其他国家，则被视为疏远，甚至不被视为我类，中国古代的“蛮夷”之称就带有此意。当代对日本也是这样，战争期间，日本人被称为“鬼子”也蕴含此意，并因而确立了一种疏远的关系。从纵向来看，差序格局讲究等级差异，讲究不平衡，这也表现在对日本的观念中，中国源于几千年文明的自豪感和中日交往史上对日本的重大影响都足以使中国产生我尊彼卑的观念。在战争记忆问题上，中国以战胜国姿态放弃战争赔款之后，自然希望日本能从根本上承认战争的侵略性和对中国造成的伤害。而日本的战争记忆与这种要求的不一致必然会导致整个中华民族的更强烈的创伤记忆。
(2)“纵式结构”与日本的战争认知
日本社会文化的结构是什么呢?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应“二战”时美国对日政策的需要，经过研究，提出日本文化属于与西方罪感文化不同的耻感文化[48]，这一提法成为包括日本自身在内的世界认识日本文化的一种理论范式。中根千枝则从结构功能的角度提出“纵式结构”来概括日本社会文化结构特点。[49]
“场所型集团”、“纵式社会”和“序列意识”这三个相互联系的概念，构成了中根千枝整个理论的基石。“场所型集团”表明的是日本式集团的构成方式；“纵式”社会和“序列”两个概念有部分重合，但说明的重点不同：前者说明日本式集团的等级特点，重点在集团；后者说明个人在这种集团中的具体位置，重点在个人。
纵式结构准确地反映了日本社会文化中对等级和序列的强调。在人际关系中，强调个体要从属于某个集团，处于集团中的序列规范之下。不同集团之间，亦存在明确的序列。序列意识在日本国内体现在效忠天皇上，也体现在武士道精神上。日本在处理与他国关系时，序列意识同样被移植运用。布热津斯基在其《大棋局》一书中写道：“日本的岛国历史，甚至帝国的神话，使勤劳而守纪律的日本人民把自己的生活方式看作生来就是与众不同和卓越无比的。”[50]特别是在当代对中国的观念中，“大和民族优越论”逐渐成为日本的意识体系。日本民族文化和心态的形成，由多种因素构成。它既受地缘地理、自然环境影响，更是社会内部矛盾发展使然。可以说，地理、地缘、社会、经济、文化对日本民族心态均有重要而复杂的影响。[51]但“大和民族优越论”无疑深刻地受到了纵式序列观的影响。因此，日本对中国的态度也是“我尊敌卑”。影响到对战争的认识上，右翼认为这是进步对落后的解放。
(3)中日战争认知上的悖反现象
分析至此，我们便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中国社会差序结构下产生的“中”尊“日”卑观念和日本社会纵式结构下产生的“日”尊“中”卑形成悖反。这是因为中日社会文化结构有相似性的一面，还有差异性的一面。例如，相似性是分级差，不同的是，中国人分出的是“亲疏”，日本人分出的是“优劣”。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日关系的相互认识就逐步定性，中国表述为“侵略的日本和抵抗的中国”，日本表述为“先进的日本和落后的中国”、“能够建立统一国家的日本和分裂的无法建立统一国家的中国”。[52]这属于典型的二元对立的表达框架。日本学者指出，不管怎样，“守旧与开化”、“传统与近代”、“抵抗与侵略”这种“二元对立式”的模式难以理解，既呈现出复杂的样态，也存在各种可能性，这就是甲午战争前的中日关系。“日本=近代、中国=传统”[53]这种认识上的对立成为甲午战争前后日本理解中日关系的一个基本框架，并一直影响到当代日本传媒对抗日战争的记忆。从双方社会文化结构的分析来看，我们不难理解这种差异。因为尽管差序结构和纵式结构体现了中日社会各自的独特面，但同时二者呈现出明确的相似性——都强调等级序列。正是这种相似性导致了认知的矛盾，从而形成对抗性的叙事，这也是中日大众传媒对战争记忆的建构存在差异的深层社会文化原因。
(4)对抗性记忆的影响
对抗性的记忆之存在说明了关于战争的传媒表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正是存在不同的认识、不同的观念，乃至不同的行为，才为对抗性的历史记忆提供了存在的土壤。同时，对抗性的存在能够让两国国民看到双方认知的差异。约翰·弥尔顿在1644年出版的小册子《论出版自由》中首次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关于新闻自由的口号和思想，主要观点是“观点的自由市场”和“自我修正过程”。中日传媒对战争记忆的对抗性叙事从一定意义上看，也具有这种效果。“回忆和重构的相互作用只有在多样性的条件下才能发生：许多相互竞争的叙述是确立痛苦的社会事实所必需的。只是这种从分享的、梦幻般的状态中争夺集体记忆的竞争的噪音才被我们称为神话创造。竞争的叙述在寻求实际发生之事的过程中不需要分解为一个故事——而且这就是现代迪尔凯姆学派与于尔根·哈贝马斯之类的社会思想家的分歧所在，后者相信这些陈述逐渐会聚合为一个单一的、共享的故事。但是，虽然回忆的过程是共享的，但这种解释重新创造了能够转化相互竞争的故事的事件和成分。”[54]中日传媒间的对抗性叙事实质上就是一种记忆争夺，因为对方的存在，可能引起受众对历史真实的追求。从反面来看这个问题，如果没有中国传媒对战争痛苦经历的反复叙事，日本受众只接触本国盛行的右翼倾向的美化战争的宣传，其结果可想而知。
哈布瓦赫对记忆工作如何导致这种社会关系有特殊的想法：只有叙述无休无止，回忆才将保持活跃。过去的事实必须被用来抵抗人们的倾向，“让他们自己处于他们记忆的中心”，但我们不能假定人们会成为他们自己最严厉的批评者。在哈布瓦赫看来，这种批评者只能是那些有着不同中心的人——即那些对同样一些战争、打击或特定地点的意义讲述不同故事的人们。批评的声音既刺激了回忆，也激活了叙事重构。用文学术语来说，寻求记忆需要一个非中心的主题。[55]
然而，相对于可能存在的正面影响而言，中日传媒对抗性的战争叙事已实际导致了明显的多种负面影响。这些影响可以大致概括为三个方面：(1)中日双方对战争的认知程度不一。(2)中日双方信任感趋于下降。(3)中日关系的稳定性受到影响。
传媒战争记忆对中日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中日都是传媒高度发达的国家；二是中日民众都深受传媒影响。因此，如何建构战争记忆，使传媒成为中日两国沟通历史认识的平台，从而推动两国关系良性发展，是中日传媒界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二)战争相关国关系架构下的记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除了涉及中国和日本两个战争主体外，还涉及到其他一些国家，如直接支持或参与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前苏联、美国等。中国与这些国家在战时和战后的关系复杂多变，传媒在建构抗战记忆的过程中，受制于这种关系，更显复杂。其中，中美关系非常重要，而且美国是中国当下外交关系的重点，因此，我们以之为代表进行分析。
影响抗战记忆的中美关系主要是指围绕抗战历史所发生的中美关系，其复杂性首先体现在它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美国间的单纯的关系，还包括战时中国国民党政府与美国建立的盟国关系；其次体现在中美间围绕抗战发生的关系还包括美国对战后日本与台湾的关系。它们在不同时期对中国民众的抗战记忆产生不同程度的作用力，从而影响到传媒的记忆建构。
1.战时中美关系对抗战记忆的影响
战时的中美关系主要是指抗战期间的中国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与美国形成的战时同盟关系。这种关系的最终形成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美国从一开始“隔岸观火，绥靖日本”到后来“援华抗日，成为盟友”，并在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树立蒋介石的大国领袖形象等方面进行了努力。[56]总的说来，战时中美的合作是成功的，美国对中国的支援与帮助对于中国人民最终战胜日本起到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继续扶植蒋介石台湾当局，以武力霸占台湾，陈兵台湾海峡，积极支持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并对中国采取了遏制、孤立和反对的政策，在外交上发起“不承认”新中国的运动，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经济上对中国进行封锁禁运，朝鲜战争的爆发更是加速和深化了双方的敌对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众传媒的抗战记忆建构就很少谈及战时的中美合作，也很少关注战争中美国对于中国的支援。
2.中、美、日三角关系对抗战记忆的影响
中、美、日三角关系形成于20世纪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十余年间。20世纪20到30年代是中日美三角关系的平稳—曲折的发展阶段。40年代初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日美三角关系处于破裂阶段。[57]冷战时期在对付前苏联的共同战略利益中，三角关系再次结成，其后便处于一种复杂发展状态。其中美国对日本的态度与政策对中美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战后初期，美国远东政策的重点是中国，对于日本，则是旨在打倒这个长期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竞争者，消除其战争潜力。由于它对华政策的失败，美国将重点转向扶植日本。1951年美国违背联合国宣言，单独同日本签订了一个安全保障条约，日本允许美国在一个独立的日本保留其军事基地，并对日本的防务承担义务，日本对此负责合作，从而确定了日本对美国在政治上、军事上的从属关系。冷战结束后，美日之间的特殊同盟关系因共同敌人苏联不复存在而发生重大变化，两国间的一些矛盾与摩擦凸显出来，特别是贸易领域和东亚地区经济的主导权之争加剧。但它们之间的相互合作仍是主要方面，其原因是：在经济上相互依赖很深；在安全战略上仍有共同需要；在政治上仍需相互支持。[58]2005年美日制定了新的共同战略目标，将“台海形势”明确作为美日进行战略合作的对象。2004年日本新防卫计划大纲也明确将应对“中国威胁”作为日本强化国防、实施安全战略的标的。这说明在共同防御中国方面美日仍然具有共同的战略目标。
美日关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战后二十多年里中国将美国视为与日本一样的敌人，因此中国传媒抗战记忆不仅回避美国对中国人民抗战支持的内容，还将记忆目标定位为发扬人民抗战精神，反对美帝国主义。如1962年1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抗战英雄蒋光鼐的回忆文章《坚决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在1965年抗战胜利二十周年之际，各大报刊从人民战争的立场记忆抗战，明确提出反对美国的军国主义。
3.战后中美关系对抗战记忆的影响
当代中美关系一方面受到美国对台湾、日本政策的影响，另一方面主要取决于中美在世界格局变化趋势中对双方共同利益与分歧的理解与把握。两国间在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文化观念等方面有巨大差异，但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双方又有某种利益的共同性。中美之间始终在忽“冷”忽“热”的交替中发展着相互往来的关系，并成为当代国际关系格局中值得关注的现象。所谓“冷”与“热”，指的是在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时而高层往来频繁、协商气氛友好，关系密切，时而双方对立抵触、关系僵冷。较之中国与其他国关系而言，中美关系这冷暖交替的现象更为明显。[59]中美“冷”“热”关系的交替对中国大众传媒的抗战记忆的建构的内容选择和目标指向都有重要影响。
由于美国的反华政策和台湾政策，从1949年一直到1970年，中美两国一直处于隔绝的状态。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双边关系进入了新的时期。80年代，除了一些分歧与摩擦外，中美关系总体上发展迅速、平稳。以1989年中国政治风波为转折点，中美关系结束了80年代的平稳发展，进入了波折起伏时期。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在恶化—改善—恶化的交替中艰难前进。[60]
总的来说，在中美建交后，传媒抗战记忆改变了过去将美国置于与日本一样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叙事框架中，在中美新的关系框架下展开记忆，重新确定了世界立场的记忆叙事框架，将原来遮蔽或回避的记忆呈现出来。既肯定了美国战时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和其他方面的帮助，又将为中国人民抗战作出巨大贡献的美国人纳入抗战英雄的群体中进行记忆。如2005年各大媒体合作的《永远的丰碑·抗日英雄谱》中，克莱尔·李·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61]、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62]、罗伯特·斯科特(Robert L.Scott)[63]、艾格尼丝·史沫特莱[64]等都成为传媒抗战记忆中的抗战英雄。
(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记忆中的抗战记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的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准确概括和评价了中国抗战的伟大贡献：“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是在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中国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为了自己的解放，为了帮助各同盟国，曾经作了伟大的努力。”[65]当我们将抗战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进行记忆时，记忆的视角发生了变化，而且其他国家的战争记忆与中国的抗战记忆也形成互动关系，这两种特点鲜明地呈现于传媒的抗战记忆中。
1.记忆角度由国内扩展为国际
如果说中国传媒抗战记忆曾长期采用的是内向型的国内叙事视角，那么，新时期以来，传媒则超越了单一的视角，采用世界的、国内的双重视角。在继续运用抗战记忆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加强民族凝聚力、确认国内现行秩序合法性的同时，大众传媒从1980年代开始从世界的角度记忆抗战，其主要内容包括：
(1)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角度分析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意义，强调中国对世界的贡献。首先，中国抗日战场的开辟和中国全民族的奋力抗击日军，推迟了欧洲战场的全面爆发，为世界反法西斯盟国赢得了较为充分的进行准备的宝贵时间。其次，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为苏联军队抗击德国法西斯，最后战而胜之提供了巨大支援。最后，中国战场为盟军在亚洲太平洋战场抗击日军，最后战胜日本法西斯作出了极大贡献。
(2)对其他反法西斯国家对战争胜利的贡献进行肯定，强调它们对中国抗战的帮助和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紧密地联成一气、息息相关的，因而受到反法西斯各国政府的重视，也受到各国政府和世界人民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不同类型国家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时期进行了不同内容的支持和援助，传媒对此进行了宣传。
2.与其他国家的战争记忆形成互动
传媒抗战记忆还体现了中国抗战记忆与其他国家反法西斯战争记忆的互动。这种互动的形成首先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的共同经历，其次是当代国际局势发展变化的需要，由于局部战争、恐怖威胁等世界不稳定因素的存在，纪念并反思反法西斯战争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五十周年、六十周年之际，中国与世界其他反法西斯战争国家举行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传媒积极主动地参与抗战记忆叙事，产生了巨大影响。就中国传媒的抗战记忆来看，至少从两个方面与其他国家的战争记忆发生互动。
(1)与其他被侵略国家共同维护战争记忆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被侵略国家有许多共同的战争记忆，既包括战争胜利的意义，也包括战争造成的创伤记忆。在进行战争记忆时，这些共同的记忆构成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相互支持、共同建构的主要内容。例如关于慰安妇的创伤记忆。“慰安妇”是日语中的特有名词，在日本最权威的词典《广辞苑》中被解释为“慰安战地官兵的女性”。“二战”期间日军慰安妇人数在40万以上，[66]涉及中国、韩国、朝鲜、荷兰等许多国家，其中中国人最多，在20万人以上。中国传媒对他国的慰安妇记忆进行呼应，如1985年8月13日到15日连载了韩国一个慰安妇的控诉。在各种围绕慰安妇问题的相关报道中，中国传媒与世界其他国家一起控诉日本战争期间的暴行。2007年初，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慰安妇问题的态度更是引起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关注，中国传媒及时予以报道，与国际社会形成良好互动。
(2)与侵略国的战争记忆进行对比
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德、意、日等侵略国成为战败国，战后它们对战争的态度有明显差异，特别是德国与日本的战争认识和战争记忆截然相反，引起亚洲被侵略国家的强烈不满。“二战”后的德国经过几十年反省自责，主流社会已经形成一种共识：铭记这段历史，永远记住纳粹法西斯罪行，并把这种认识世世代代传下去。德国人还通过传媒形式来检讨反省自己的过去，如在全球引起轰动的电影《希特勒的最后十一夜》，拍出了德国人的痛苦自省，没有虚饰和隐瞒，让世人了解一个政治狂人导致600万犹太人被杀、各国共计5000万人罹难的悲剧。与此相反，日本则不断美化侵略，战后推出《军阀》、《尊严》、《山本五十六》、《啊，海军》等许多歌颂战犯和侵略战争的影视片，并且日本政府以创作“言论自由”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在这种强烈的反差面前，相对于日本，中国传媒的对抗性战争记忆更加突出。
当传媒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视野下审视发生在60年前的伟大的抗日战争时，我们看到来自中国与其他战争国间的战时关系和战后错综复杂关系对战争记忆的影响，它们使传媒抗战记忆以超越国内叙事框架的更加宏观的架构来建立、塑造当代中国人对抗战历史的认识和记忆，改变了中国长期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跨国境记忆叙事中的失语，有助于中国在新的国际环境中，确立自己的合法地位。
三、传播新技术——网络中的抗战记忆建构
从外在的原因来看，传媒建构抗战记忆由于国内社会文化变迁和国际多维关系框架的影响而表现出现实性与复杂性；从传媒自身来看，传播新技术的出现与发展也促使传媒抗战记忆建构出现新的动向。
毫无疑问，基于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发展起来的网络传播是当代社会传播新技术最杰出的成果。在人类传播史上，互联网的出现是革命性的，它以无法阻挡的磅礴之力，迅疾打破了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樊篱，以超强势力形成虚拟的、以信息为主体的跨国家、跨文化、跨语言的全新的空间。从军事国防走向普通人际交往，从专家技术人员走向普通大众，网络的发展历程证明了它作为一种沟通媒介的强大生命力。在中国，网络传播始于1995年。之后网络从政府走向民间，从政治、军事的需要走向商业化，逐渐展示出数字化媒体的特征，以强大功能征服了世人。
网络传播以其数字化、全球性、实时性、多媒体和交互性等特征显示了它在建构历史记忆方面的独特优势和巨大吸引力。就抗日战争记忆而言，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传媒主要运用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进行报道。10年后的2005年，在全世界进行声势浩大的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网络传播以无与伦比的方式参与到记忆建构中去，为民众的抗战记忆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体现了传播新技术建构历史记忆的巨大力量。
(一)内容的全面性与丰富性
到目前为止，就信息的全面性、丰富性而言，还没有什么传播渠道堪与网络媲美。人们常常把在Internet上漫游比喻为航海。网络犹如宽阔的海洋覆盖着整个地球，海水从美洲流到欧洲，再到亚洲、非洲和大洋洲，信息就是海洋中汹涌的海水。事实上，网络首先吸引我们的正是它海量的信息。与传统媒体的抗战记忆相比，网络传播提供了更为全面、丰富的记忆内容，有翔实的抗战历史资料，有抗战历史争论问题的详细介绍，也有相关的各种活动(如历史遗留问题的纠纷、纪念活动等)的及时报道。
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网络传播媒体集中显示了它在信息的全面与丰富方面的特点。从国内的几大主要网络媒体来看，人民网、新华网、千龙网、新浪网等都以“专题”、“专栏”、“特别报道”等形式对抗战胜利60周年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报道，从中国抗战史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资料，从日军昔日的暴行到今日的中日关系，从各项纪念活动到各方的时评……都作了充分的报道。
其中，人民网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专题开设的栏目有：“纪念活动”、“评论研究”、“抗战回忆”、“难忘的往事”、“中国抗战”、“铁血忠魂”、“国际支援”、“日军罪行”等，信息涵盖面大，而且详尽了然。中国网联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制作专题，不仅有中、日、英、俄四种语言的版本，还颇有特色地开设“抗日战争简史”，详尽列数了抗战早期对华侵略、局部抗战、全面抗战、持久抗战一直到获得伟大胜利五个阶段的重大事件和史实，另外“抗战英烈”、“国际友人”、“审判战犯”等栏目也把历史事件中的各色人物呈现于网民眼前。新浪网也推出“抗战人物”、“历史图片”、“著名战役”、“中日关系”、“抗战寻址”、“抗战游戏”、“滚动新闻”、“纪念活动”、“专题图集”、“抗战回忆”、“综述评论”等多个栏目。
与报纸版面受限，广播、电视节目时段受限不同，网络超强的存储、再现、链接功能使得它可以便捷地汇总、整合信息，既能横向地集纳最广泛的多元信息源，又能纵向保存历史新闻信息。在建构抗战记忆方面，尤其是在离战争历史发生的时间越来越久远的时候，网络传播全面、丰富的信息能够为网民提供多样化的记忆线索和记忆内容，更好地满足新时代抗战记忆的需要。
(二)记忆建构的互动性
20世纪，在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的激烈竞争中，受众日渐受到关注，受众的注意力资源成为稀缺资源。如何争取更多的受众?传统媒体纷纷使出浑身解数，吸引受众参与，重视受众反馈成为各媒体竞相运用的法宝。然而，这种努力终究受到局限，传统大众传媒的发展始终无法摆脱信息单向传递的状态。受众的反馈总是滞后的、迟缓的。网络传播的发展，彻底改变了这种情况。交互性传播一开始就使网络传播与传统的大众传播区别开来。传播与反馈几乎可以同步进行。无数网民可以同时参与到一个话题的讨论中，实现多向的、互动性的对话。
网络抗战记忆是一种互动性的记忆，表现在网络媒体为网民提供了便捷自由的反馈渠道和进行讨论评说的平台。网民可以通过跟帖、评论等形式进行抗战记忆的交流，在媒体和网民之间共同建构记忆。2005年7月7日，新浪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以及龙虎网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永不忘却”南京大屠杀史实网站的开通仪式。此消息发布之后，一共有124条网友的跟帖评论，反响十分热烈。
网络抗战记忆建构的互动性为个体历史记忆进入传媒的集体历史记忆提供了更为宽阔的平台。传统媒体中也有个体记忆的表达，但由于版面和节目时间等的限制，能够进入媒体记忆建构平台的是极少数人，且大多属于社会精英阶层。网络传播中，不同社会阶层中的个体“通过对其的讨论、交流，甚至是争锋，受众的意见能快速地整合成社会舆论，从而使达到了媒体报道的最佳目的”[67]。正如尼葛洛庞帝所说，“数字化生存……让弱小孤寂者也能发出他们的声音”。
互动性的网络抗战记忆建构是对传统传播方式即“宏大叙事”和“元叙事”的最大挑战，“因为在网络之中找不到一个起控制作用的信息发布中心，可说是人人平等，网络总体而言是拒绝权威的”[68]。互动性传播意味着网络由过去的等级式、单向式向平等性、交互性、非中心的转化。正是这种变化使得网络时代的传媒抗战记忆具有更加突出的平民化取向。
(三)记忆形式的创新
网络运用传播新技术，对传媒抗战记忆的影响还在于它的创新性，它为记忆建构提供了诸多新形式。网络传播可以是点对点的传播，类似于发生在个体间的人际传播；网络传播也可以是点对面的传播，类似于以专业媒介组织面向大量受众传递大量复制信息的大众传播；网络传播还可以是多点对多点、多点对多面的传播。网络传播渠道不是单向的，也不仅仅是双向的，而是多向的。网络传播还是多媒体的，它融合了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特点，兼有了口语媒介、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功能。独特的多媒体、多向度的传播使网络在建构抗战记忆时，突破传统媒体的旧有模式，增加了新的记忆建构方式，到目前为止，最引人注目的包括：网络抗战游戏、网络抗战纪念仪式、抗战题材flash以及中日网络战争。
1.网络抗战游戏
网络抗战游戏是契合传媒市场和社会教育双重需要的一种民族网络游戏。网络游戏作为一项朝阳产业，所创造的利润空间备受瞩目。2004年，我国网游出版市场的实际销售收入达24.7亿元，比2003年增长47.9％。但目前网络游戏民族的少，进口的多，庸俗功利内容的多，体现爱国精神的少。[69]在国家支持、鼓励发展民族网络游戏产业的背景下，抗战题材为商家所青睐。《抗日Online》、《国魂Online》、《长空枭龙》、《蓝盔中国》、《3D西游》等吸引了诸多网络游戏爱好者。其中，由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和宝德网络斥资5000万元联合打造的《抗日Online》网络游戏影响最大。
网络游戏通过游戏的方式吸引网民在虚拟的抗战中了解、认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来之不易和伟大意义，通过虚拟的亲身体验感受抗战，在潜移默化中培育其爱国主义精神，这适应了网民的心理特征。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网络抗战游戏有两类：一类以游戏为手段致力于抗战历史教育，一类以抗战历史为依托致力于消费。前者是建构抗战记忆的新的途径和有效手段，后者则可能在将历史视为消费对象的游戏中，解构历史的严肃感、宏大感、厚重感，从而消解抗战历史的伟大民族意义，将其变为纯粹的娱乐时代的消费商品。
2.网络抗战纪念仪式
在没有办法“在场”的情况下，仪式被创造出来以概括不在场的体验。它不是一种即兴的、变异的体验，而是一种彻底不同的体验。[70]网络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可以运用时空平台组织纪念性的仪式。200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的活动中，作为一种新兴传媒，网络在履行了塑造历史记忆的社会功能时，承担了组织受众参与纪念仪式的功能。
2005年4月1日起，由共青团中央等单位指导，“我们的文明”主题系列活动组委会等单位主办，民族魂、血铸中华、中华网等千家网站共同发起“全国青少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系列活动，吸引数百万网友的积极参与。广大网民纷纷瞻仰网上“抗日英烈纪念馆”，参加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知识竞答活动，了解抗战史实和伟大意义。网站访问总量达700多万人次，网民献花、留言10万余条，参加抗战知识竞答的网民达3万多人次，在互联网上形成了缅怀抗战英烈、弘扬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的浓郁氛围，广大网民反响强烈，写下了大量感人肺腑的深情留言，表达了继承先烈精神、实现民族复兴的坚定信念。[71]
较之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仪式来说，虚拟的网络仪式成本低廉，但可以无时空限制地聚合网民以个体的方式加入仪式，通过网络仪式，个体得以进入抗战纪念的公共领域，象征性地参与集体的仪式，从心理上将传媒的抗战记忆与个体的、社会的记忆融合。
3.抗战题材flash
传媒抗战记忆的表征模式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历史或现实的事实建构抗战记忆，一种是运用艺术的想象建构抗战记忆。就传统媒体而言，后者主要指以抗战为题材的影视作品。网络传播继承了传统媒体的两种表征模式，并在新技术的支持下创造了新的表现方式——抗战题材网络flash。
Flash是美国的MACROMEDIA公司于1999年6月推出的网页动画设计软件。它是一种交互式动画设计工具，可以将音乐、声效、动画以及富有新意的界面融合在一起，以制作出高品质的网页动态效果。Flash被运用于网络抗战记忆建构，产生了一批在网络中广为流传的抗战题材flash，如：《淞沪抗战》、《抗日英雄地道战》、《日落时期》、《枪》(抗日版)、《抗日谍中谍》、《鬼子进村》、《荡寇志》、《抗日三字歌》、《孤身营救》、《追忆》，等等。
网络flash产生于海德格尔所说的“世界图像时代”，“从本质上看来，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世界图像并非从一个以前的中世纪的世界图像演变为一个现代的世界图像；毋宁说，根本上世界成为图像，这样一回事情标志着现代之本质”[72]。作为一种新兴的视觉艺术形式，flash动画集网络、互动、即时、音乐、动画等各种元素于一体，这种特点使抗战题材flash与其他艺术形式的抗战记忆建构具有不同的特点，具体表现在：(1)情节单一，短片化。网络flash往往是几分钟的短片，所以情节比较单一，主题鲜明。(2)多媒体方式，吸引力强。网络flash采用多种媒体表达手段，视听效果好，吸引力强。(3)轻松幽默，具有强烈的解构性。[73]与传统的抗战记忆方式相比，网络flash更强调诙谐效果，解构了历史记忆方式的严肃性。(4)平民化的制作与消费。与传统媒体主要在官方主导下的抗战记忆建构不同，网络flash的制作与消费以平民化为目标。
综上所述，我们探讨大众传媒的历史记忆问题，所传达的最重要的立场是：大众传媒在建构历史记忆的时候，会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形成的社会语境的制约，它们的合力规定了传媒建构历史记忆的内在结构，制约着传媒的表达方式。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传媒本身是具有某种独立性、主动性的实体，就建构抗战记忆的实践而言，中国大众传媒一直采取主动的态度，积极参与，它与其他各种形式(例如教科书、民间讲述等)一道，对形成中国当代民众对抗战的具有高度认同感的共同记忆，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从跨国境的立场看，探索展开理性对话之路，才刚刚起步。因此，全面把握包括中日关系在内的当代传媒抗战记忆的社会语境，充分运用传媒的主动性，在尊重历史真实、遵循传媒运作规律的基本原则下，积极进行传媒抗战记忆的建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注释】
[1]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2]景军：《社会记忆理论与中国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学刊》(香港)，1995年第12期。
[3]白瑞雪：《难以愈合的伤口两位有“慰安妇”经历老人的讲述》，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3564670.html.
[4]朱冬菊、原碧霞：《硝烟远逝伤痛依旧——访慰安妇对日诉讼第一人》，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3539496.html.
[5]白瑞雪：《难以愈合的伤口两位有“慰安妇”经历老人的讲述》，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3564670.html.
[6]景军：《社会记忆理论与中国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5年秋季卷。
[7]刘亚秋：《“青春无悔”：一个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2期。
[8]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三联书店2000年版。
[9]理查德·森尼特：《干扰记忆》，转引自法拉、帕特森：《剑桥年度主题讲座：记忆》，户晓辉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10]《东北抗战中的共产党人》，《光明日报》，2005年8月2日；《抗日战争中的东北妇女》，《吉林日报》，2005年7月29日。
[11]刘兴东：《我的母亲赵一曼：全新语言塑造抗战英雄》，《中国电影报》，2005年8月11日。
[12]阿瑟·伯格：《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姚媛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13]当时报纸以相近题目发表的文章如：《人民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河南日报》，1965年8月27日；《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北京日报》，1965年8月17日；《人民是铜墙铁壁》，《内蒙古日报》，1965年9月18日。
[14]张力：《人民战争胜利的史篇——看大型纪录片〈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北京日报》，1965年9月3日。
[15]达仲文：《人民战争胜利的赞歌——看反映抗日战争影片的几点感想》，《大众电影》，1965年第9期。
[16]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17]金冲及：《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光明日报》，2005年9月6日。
[18]江蓝生：《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人民日报》，2005年9月13日。
[19]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5页。
[20]杨治良、郭力平等：《记忆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8页。
[21]杨治良、郭力平等：《记忆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3页。
[22]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
[23]转引自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0页。
[24]北冈诚司：《巴赫金——对话与狂欢》，魏炫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7页。
[25]北冈诚司：《巴赫金——对话与狂欢》，魏炫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7页。
[26]北冈诚司：《巴赫金——对话与狂欢》，魏炫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7～178页。
[27]张红燕、易立新：《对权力话语的思考》，《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28]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9页。
[29]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页。
[30]福柯：《福柯的附语：主体与权力》，见L·德赖弗斯、保罗·拉比诺：《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张建超、张静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
[31]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32]如《平原游击队》(1955)、《小兵张嘎》(1963)、《鸡毛信》(1954)、《冲破黎明前的黑暗》(1956)、《古刹钟声》(1958)、《扑不灭的火焰》(1959)、《回民支队》(1959)、《铁道游击队》(1959)、《狼牙山五壮士》(1959)、《苦菜花》(1963)、《独立大队》(1964)、《节振国》(1965)，等等，情节生动，人物形象丰满，深为观众喜闻乐见。
[33]李一鸣：《中国抗战电影简史：最早的二战题材电影》，http：//ent.sina.com.cn/m/2005-08-15/0118810072.html.
[34]师吉金：《对50年来中国社会变迁的思考》，《金锦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35]单波：《现代传媒与社会、文化发展》，《现代传播》，2004年第1期。
[36]李兴亮：《娱乐化时代的娱乐消费》，《艺术广角》，2005年第6期。
[37]张贺：《“红色经典”改编为何难如人意》，《人民日报》，2004年12月24日。
[38]陈思和：《我不赞成“红色经典”这个提法》，《南方周末》，2004年5月6日。
[39]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0页。
[40]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3页。
[41]付晓：《一寸河山一寸血：浅析新中国“正面战场”抗战电影中的历史阐释》，《电影艺术》，2005年第5期。
[42]《抗战纪念邀台湾老兵参加国民党将领被铭记》，http：//news.sohu.com/20050831/n226826511.shtml.
[43]高平平：《台湾史学界抗日战争研究述评》，《军事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44]刘杰、三谷博、杨大庆等：《〈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来自日本学者及海外中国学者的视角〉序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45]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46]阎云翔：《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
[47]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
[48]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49]“纵式社会”的理论最初在题为《日本社会结构之我见》(载《中央公论》，1964年5月号)的论文中提出，后来在这篇论文的基础上加工为《纵式社会的人际关系》一书。这本书中阐述了“纵式社会”的理论的基本框架。
[50]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6页。
[51]姜长斌：《简论日本民族文化成因及其特点》，《日本学刊》，2006年第4期。
[52]茂木敏夫：《中日关系史的语境——19世纪后半叶》，刘杰、三谷博、杨大庆等译，《〈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来自日本学者及海外中国学者的视角〉序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53]茂木敏夫：《中日关系史的语境——19世纪后半叶》，刘杰、三谷博、杨大庆等译，《〈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来自日本学者及海外中国学者的视角〉序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
[54]理查德·森尼特：《干扰记忆》，转引自法拉、帕特森《剑桥年度主题讲座：记忆》，户晓辉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55]茂木敏夫：《中日关系史的语境——19世纪后半叶》，刘杰、三谷博、杨大庆等译，《〈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来自日本学者及海外中国学者的视角〉序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56]薛磊：《抗日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党史文苑》，2005年第14期。
[57]藏运祜：《20世纪前半期的中日美三角关系述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
[58]詹世亮：《冷战后的美日关系》，《国际问题研究》，1995年第1期。
[59]房广顺、王亮：《中美关系的“冷”与“热”》，《党政干部学刊》，2005年第10期。
[60]余志权：《中美关系的三十余年的发展与思考》，《中国科技信息》，2005年第8期。
[61]《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克莱尔·李·陈纳德》，人民网，2005年8月24日。
[62]《永远的丰碑·抗日英雄谱：中国人民的朋友——约瑟夫·史迪威》，2005年8月30日中央电视台播出。
[63]《击落12架日军战机的抗日英雄——罗伯特·斯科特》，人民网，2005年9月7日。
[64]《美国革命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人民网，2005年9月21日。
[65]《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934页。
[66]《美国政府呼吁日在“慰安妇”问题上要“坦白”》，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3/28/content_5904308.html.
[67]曾繁娟、汤耀国：《网络媒体尽显风采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中华新闻报》，2005年8月17日。
[68]张品良：《网络传播的后现代性解析》，《当代传播》，2004年第5期。
[69]王雪冬：《民族网络游戏产业勃兴抗战题材成开发新宠》，http：//tech.sina.com.cn/i/2005-09-05/1220711908.shtml.
[70]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麻争旗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66页。
[71]李亚杰：《缅怀抗战英烈弘扬民族精神——全国数百万青少年网上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人民日报》，2005年8月15日。
[72]海德格尔：《世界图像时代》，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899页。
[73]林丹丹：《FLASH文化：新一代视觉文化》，《新闻界》，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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