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标准大讨论与提倡讲心里话

一、真理标准大讨论与提倡讲心里话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人给它扣上“荒谬”、“砍旗”等帽子，有人赞誉它是“东风第一枝”，是“一颗彻底摧毁‘四人帮’反动思想体系的重磅炸弹”。“东风第一枝”绽开在南京大学校园。《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主要撰写者，是当时任南大哲学系党总支副书记、系副主任，刚过“不惑之年”的胡福明讲师。后来的事实证明，以胡福明为主撰写的这篇文章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历史的进程。《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书也突出了现代中国历史的这一重要转折点。在邓小平的亲自领导下，围绕这篇文章的争论最终发展成为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邓小平说：“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今天人们普遍认为，与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并列为现代中国“三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就是由《光明日报》这篇文章引发的。

图1-1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场

文章的作者胡福明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在写这篇文章时他只不过是南京大学一位讲师，他绝对没有料到他的一篇学术研究文章竟然带来这样大的震动。作为一个哲学教师、一个中共党员，胡福明敏感地觉察“中国已经到了历史的转折关头”，中国要“改弦更辙”，“所谓‘改弦’，就是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根弦去掉；所谓‘更辙’，就是要另辟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但是当“两个凡是”的口号提出以后，拨乱反正寸步难行了，揭批“四人帮”的热潮突然降温了。胡福明强烈地意识到，要抓一个总的问题来推动拨乱反正。要打开闸门，“闸门一打开，拨乱反正就可以势如破竹”；而“闸门”不开，思想解放的激流就将受阻，难以奔涌而下。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索，胡福明终于在1977年3月意识到：冲破“两个凡是”才是关键。只有彻底否定“两个凡是”，否定“句句是真理”，否定天才论，才可以像《国际歌》中说的那样：让思想冲破牢笼。

今天我们在纪念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活动中，胡福明的这篇文章和文章引发的震动是我们不得不提及的往事。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历程已经使我们对于当初的这场讨论所坚持的基本理念深信不疑。然而当我们把真理标准大讨论作为一个起点，在记忆的空间重新踏上那寻求真理的道路时，才发现对于真理的追求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1986年7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鼓励大家讲心里话》。文章强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都要重实际、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人民日报》这篇文章的发表当然是有背景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深入，在解放思想的同时进一步要求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提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就是要鼓励敢讲真话、敢坚持真理，不随风、不畏势、不迎合，不唯书、只唯实的工作作风，大力营造“敢实事求是”的环境，各种不同意见都要听，成绩、缺点都要了解，鼓励大家讲心里话，反映真实情。

1987年7月5日，笔者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提倡讲心里话》的文章。文章写道——

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今改革、建设大业，需要千千万万的人关心、支持、参与和议论。广大群众共同关心改革，献计献策，才能把事情做好。所以，提倡人们畅所欲言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人们只有在客观社会的实践中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和能力，促使自己发展、完善。心理学的知识告诉我们，一个人只有当其心情舒畅时才可能发挥其积极性、创造性和聪明才智。所以，有了心里话还是一吐为快好。有些人不愿讲心里话，并不是表现在一切时空、一切事物上。现在较为突出的是，讲心里话在私下多，在公开场合少；议小事多，谈大事少；赞扬的话多，批评的意见少。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为了克服这一现象，有必要端正以下几个认识：

一怕讲了心里话，讲错了被人抓辫子、戴帽子。其实，这是一种很不必要的顾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得到了根本的改善。那种以言治罪，动不动就给人打棍子、戴帽子的做法已经不得人心了。当然，这种现象并没有绝迹。但是，即使有人偶尔为之，也将会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和人们的谴责。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二怕讲了心里话，得罪了上级或同事，不好处理上下级或同志间的关系。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一段时间里这种好传统遭到了破坏。在一些地方，正当的批评、意见少了，虚假的表扬、赞赏多了，甚至在同志之间，也把“批评意见”用“希望努力”的方式来表达。这对于帮助上级和同志们作出决策、搞好工作是不利的。只有大家都讲心里话，发表真知灼见，批评指出对方的不足，提出改进的意见、措施，才有利于领导决策的完善和优化，有利于个人素质的不断提高，形成团结共进的工作集体。当然，注意讲话方式也是十分必要的。

三怕讲了心里话，因为材料掌握不全面而不科学，或被实践证明是讲了错话或不正确意见，影响了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人们的知识和思维都是有限的，要想一生一世、每时每刻都讲话科学、全面、正确是不可能的。当然，任何人都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在讲话时，尽量多掌握一些材料，尽量科学、全面、正确一些。那种随心所欲、不负责地信口开河、无中生有的态度和做法是需要摒弃的。但是，因为怕犯错误，就明哲保身，紧口慢语，也是时代不允许的。

当然，提倡人们如实地讲心里话是要遵循一定原则的。党员遵守党章，公民遵守宪法，特殊人员遵守特殊章法，都是毋庸赘言的。

提倡讲心里话，反对说假话，一时间成为媒体的一个舆论中心。萧乾先生也在报上发表文章说：“离开完全说真话虽然有过程，但为了缩短这一过程，希望不要轻易惩罚说真话的，也不要过分慷慨地奖赏说假话的。”说真话不易——离开完全说真话有过程，又必须缩短这个过程，因此就要实行“二不”方针：一是“不要轻易惩罚说真话的”，二是“不要过分慷慨地奖赏说假话的”。^[2]

过往今朝，两相对比，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但是今天我们依然需要讲心里话，依然提倡说心里话。人们生活在纷纭繁杂的社会之中，对于耳闻目睹的社会实践，都会有自己的想法、意见和主张。把这些心里话讲出来，不仅是每个人的愿望，更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中科院院士、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曾在母校格致中学对同学们说：“不讲真话，社会很难前进，不能坚持讲真话，人也很难真正成才。”特别在知识经济时代，“讲真话”显得尤为重要。^[3]

“讲真话，讲心里话”，简单地说，就是要讲反映真相、真心和真情的话，讲“掏心窝”的大实话。“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是我们一直倡导的。衡量一个人是不是老实人，首要的一条就是看他是不是一个“说老实话”的人。所谓“说老实话”，就是有什么说什么，有多少说多少，是好就说好，是不好就说不好，决不能为了一时的需要、一己的利益或某种目的而说假话，说违心的话。

讲真话，讲心里话，就是要讲合乎事实而反映真相的话。从客观上来说，讲真话就是从实际出发，严格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客观真实地认识事物、反映情况、提出意见。检验一个人是不是讲真话，最根本的标准，就是看他所讲的话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坚持这一标准，就要求讲话者把事物各个方面弄清楚，并把这些方面联系起来进行系统考虑。只有从客观事物的整体上和联系上，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和真相。一些零碎的、孤立的现象，有的尽管也是事实，但由于其片面性和表面性，是不能反映事物真相的。坚持这一标准，就要求讲话者能够根据新出现的事实讲话。客观事物总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讲话者只有密切注视事物的变化，密切注视新事物的出现，才能使所讲的话具有科学性和真实性。坚持这一标准，就要求讲话者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只有坚持在事实面前人人平等，始终以是否符合客观事物为标准来判断是非对错，才能够使所讲的话合乎事实而反映真相。

讲真话，讲心里话，就是要讲发自肺腑而反映真心的话。从主观上来说，由于讲话者个人经历、素质修养、受教育程度等的不同，由于各自观察问题和认识问题的角度不同，因而对事物的认识会有所不同，往往对不同的事物甚至相同的事物会形成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和意见；但这并不会影响人们讲真话。讲真话，就是要排除一切私心杂念，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讲反映自己真情实感的话，讲诚心诚意的话，讲“掏心窝子”的话。要求人们所讲的话“句句是真理”，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但要求人们所讲的“句句是真话”，却是应该的，也是通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人要光明磊落，对人对事要开诚布公，丝毫不要隐瞒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批评，不要有任何顾虑和保留，都要一五一十地说出来，明明白白地摆到桌面上来。而不能心口不一，言不由衷；不能会上不说，会下乱说；不能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不能口是心非，阳奉阴违；不能唯唯诺诺，看着他人的眼色说话办事。

讲真话，讲心里话，就是要讲代表民意而反映真情的话。从价值判断上来说，评价一个人的言论和行动，是离不开价值标准的。也就是说，看一个人是不是在讲真话，还要看他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为什么人讲话。对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判断其是否讲真话的一个根本性的价值标准，就是看他所发表的言论是否反映了民心、民意、民情，是否代表了人民的意愿和利益。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讲话做事都要以民心、民意为准绳，都要反映和符合人民群众的真实愿望、真情实况和真正要求，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真诚拥护和支持。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弄清楚人民群众在想什么、盼什么、愁什么、需要什么和憎恶什么，始终把群众的呼声当作第一信号，把群众的需要当作第一选择，把群众的利益当作第一考虑，把群众的满意当作第一标准，使自己所讲的话有情有义、真实可信。

写到这里，想起闻名海内外的“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之父”陈翰笙生前的一段往事，让人感慨不已。北京大学100周年校庆时，人们请陈老为校庆讲几句话，陈翰笙老先生半天没有言语，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他说，你就说，祝北大越办越好。谁知，陈老却大声说道：“祝北大办得像过去那样好！”^[4]陈老不随俗从流，敢讲真话，不光体现了一种责任，而且是一种胆识。只有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看得比个人利益还重的人才能够讲真话。所以，林则徐才会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也只有具有一定知识能力的人，才能去伪存真，说出真话。

图1-2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仪式上，王选、季羡林教授和学生代表一起撞响大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