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言的胆量和纳言的雅量

三、进言的胆量和纳言的雅量

据报载，温家宝总理到四川一个农村调查研究，为了获得实情，他在一天时间里竟五次要求农民“你们要给我说实话”^[9]。2005年12月3日，中纪委中组部巡视组组长任克礼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指出地方上的“一些干部对巡视组不讲真话的现象比较普遍”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现实生活中时常听到“实话实说难”、“求真务实难”、“实事求是难”的感叹，巡视组的“遭遇”就能充分说明这一点。2006年11月9日《南方周末》刊登中央组织部前部长张全景的记者专访。在谈到组织部门对干部考察工作时感叹说，现在考察一个副省长，一般找厅局干部谈，而当地关系也复杂，敢说真话的人少了，考察工作进行起来很困难。他坦言，组织部门考察干部，即使自己亲自去，也很难了解到真实情况，想去下面“蹲点”根本无法实现。一下基层，省、市都来接待人。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撰文说，当前在我们的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人们惧怕因为讲真话而招惹是非。据有关方面的数据，目前我国各类诉讼案件中证人出庭率平均不超过10%。由于证人不肯出庭作证，案情就难以确定，当事人欲哭无泪，法官也爱莫能助。有关专家指出，这已经成为我国司法界的一大难题。大家为什么不愿意出庭作证？据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调查，要求回答“如果你不会出庭作证，主要原因是什么”的问题时，79%的人选择“担心受到打击报复”，30%的人选择“不想卷入官司”，19%的人选择“不愿得罪人”。^[10]

为什么说真话难，说实话难，说心里话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人愿意听真话，或听了真话不悦甚至打击报复。应当指出，广开言路并非今人的发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这些一直是我党主要领导人所倡导的。但是，由于言禁未破，由于一些同志拒谏饰非，一旦有人披肝沥胆，讲几句心里话，都难免飞来横祸，成为“人民的敌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更是把言论禁忌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谁要是触犯禁忌，讲几句肺腑之言，都免不了一场灾难。“祸从口出”，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得到了最彻底的印证。创巨痛深，经过十年的“文革”，人们痛定思痛，聚讼纷纭：“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言禁不破，万籁无声。”

1987年8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白植品的《提倡多听心里话》文章。他在文章里写道：

《光明日报》7月5日《提倡讲心里话》一文使我联想到大约去年此时前后，《人民日报》登过的两篇文章，一篇是评论员写的《鼓励大家讲心里话》，另一篇登在每周论坛上，叫做《多提供讲心里话的地方》。时隔一年，舆论界又把老话重提，可见在我们的社会生活里，讲心里话这件事确是很重要；同时也说明，鼓励归鼓励，要大家把心里话讲出来，并不是容易做到的。

多提倡讲心里话，这无疑是很对的。但对于提倡或鼓励听人讲心里话，则较少有人讲，这方面的文章也鲜有人去做。话是讲给人听的。如果不大有人肯听、愿听心里话，肯讲、愿讲心里话的人，自然就不那么踊跃。倒是肯听、愿听的人多起来了，肯讲、愿讲的人才会多起来。大凡知心的朋友，都是既互讲心里话，又互听肺腑之言的。只讲不愿听，或只听不愿讲，都成不了心心相印的知心朋友。

因此，对于提倡讲心里话，光鼓励讲者还不够，还应鼓励听者认真地听听别人的心里话。现时在不少情况下，讲心里话与听心里话，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听者而不在讲者。如果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解决矛盾的主要方面，然后由听者本身去推动讲者把心里话掏出来，岂不更好！

我国的民主生活曾经有一个时期不正常，给人们烙下的印象比较深。尽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政治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但还不能说“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的余悸心理都已消失了。

就是看现实情况，因为讲了心里话而招来不应有的麻烦之事，不是还屡有发生吗？安民告示中央是发布了，可下边并非都完全照办。不愿听人讲心里话，听了心里话当辫子抓，以及给双玻璃小鞋穿穿的，都还大有人在。你辛辛苦苦鼓励了半天，一桩这样的事情发生，就使多少人又封了嘴。

我们希望，大家心里有话，无论对人对事，最好都讲出来，以便互相沟通思想，彼此增进了解，进而使讲者心情舒畅，听者从中受益。但有时候人们的想法不一定都正确，因而心里话有讲得对的，有讲得不对的，有只讲对一部分的。讲对了固然好，讲对了一部分的也应欢迎，讲得不对的也应允许。如果缺乏这样一种气氛，心里话就难以听到。

有这样一件往事是值得回顾的。

梁漱溟向毛泽东争取“雅量”事件，是现代历史上一大公案。这起事件，发生在1953年9月。这年9月8日至18日，中央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连续召开两次高层会议：8日至11日为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12日至18日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体会议。梁漱溟是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先后参加和列席了两次会议。梁漱溟认真，不愿徒拥虚名，独立思考，要说些参政议政的实话真话。“雅量”事件由此而起。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外民主人士面对面首次公开向最高领袖争取发言权与申辩权的事件。当代史家因史观史识的不同，或详加评说，或隐约其词，更有略而不提者，但史家衡量是非曲直的尺度长短，亦在其中表现出来。^[11]读了这样的历史，我写了一篇文章——

近段时间，不少报纸转载了《文汇月刊》上刊发的文章《梁漱溟与毛泽东》，特别是1953年9月，梁漱溟受到毛泽东严厉批判那一段文字。对于这段史实，看官们如何评说，那自然是各家的事，但梁老先生的自白，我认为是对历史、对后人严肃负责的。梁老先生说：“平心静气而论，这些气头上的话，双方冲口而出，大都经不起推敲和检验。”这里包含着对进言和听言双方的批评，看来是求实、公正的。

古人曰：“柱以直木为坚，辅以直干为贤。”此言极是。东汉时的杨震认为，“政以得贤为本”，而“辅以直干为贤”，还在于所谓“朝无诤臣，则不知过；国无达士，则不闻善”。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上，敢于犯颜直谏者不乏其人：夏之龙逢，商之比干，汉之朱去，唐之魏徴，宋之姚坦，明之海瑞，等等，都有许多诤言直语的佳话流传；同样也有不少君主奖赏进言，废黜缄语：汉武帝听从批评劝谏，出现了所谓“禁网疏阔，怀才者皆得自达”的局面；孝文帝“得人者有赏，不言者有罪”，被称为“好贤乐善，情如饥渴”的皇帝；唐太宗虚心纳谏，是形成“贞观之治”的重要原因；康熙皇帝“但有确见，即应指陈……即朕躬有决，亦宜进言，朕决不加责”使其亲政达六十年之久，等等。自古以来，进言者是要有胆量，听言者是要有雅量的。虽然不少朝代还制定了保证言路畅通的制度，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终不能得以彻底的执行，因进言而丢掉乌纱帽甚至脑袋者有之，因拒谏而误事丧国者也有之，造成了一桩又一桩历史的悲剧。

新中国的成立，为人民广开言路、畅所欲言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因我国漫长的封建意识影响，人们的民主意识还不强烈，因而也造成了一些或大或小的历史误会或悲剧，梁老先生一案便是一例。据此，吾以为，要保证进言者的胆量和听言者的雅量，仅靠提高个人的道德品质修养是不够的，必须为进言者和听言者制定确实可行的制度，并以法律的权威保证其实施，不得有违，违者必究。人们对政府和领导人的批评、建议，是受法律保护的民主权利，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形式予以压抑和侵犯。仅此还不够，还必须制定具体法规，使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得到保障，使滥用权利和自由的行为受到制裁。多提供人们讲心里话的地方，创造好人们提批评、建议的社会氛围，不断提高对话双方的素质和艺术，这是民之所望、国之所需，也是梁漱溟一案给我们的启示。

国家的大事，集体的大事，进言者、听言者该如此；同事之间，家庭成员、朋友邻里之间，进言者、听言者难道不也该如此么？^[12]

提倡讲心里话，不仅要鼓励人们讲心里话，更重要的，还要听话的人喜欢听心里话，听真话。一些人之所以不愿讲真话也不敢讲真话，直接的原因就是有的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听不进真话，而对那些好大喜功、报喜不报忧的话感到“耳顺”。这样，就使那些投机钻营、能言善辩、大话连篇的人大行其道，甚至得到提拔和重用。而那些讲真话、讲心里话的人却得不到应有的鼓励和保护，甚至遭到冷遇和排挤打击，从而在一些地方形成了“报喜得喜、报忧得忧”的不正常现象。有的领导干部自身怕讲真话影响自己的政绩，影响自己的仕途升迁，因此，害怕讲真话；有的领导自己本身为了个人职务上的升迁，也极力讲假话、空话、大话，树立所谓的政绩，于是在一个单位，一个地区，形成一种讲假话、空话、大话的风气。

曾读过两则短文，一则讲的是生前做过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和中央党校副校长的宋振庭同志，几十年都把“造诣”读成“造旨”，却无人纠正这个读音。直到有一天，一位教授讷讷提醒，宋振庭才恍然悟过、连声称谢，尊他为“一字师”；另一则讲的是在抗洪救灾中，扬州市委书记姜永荣给市广播电视局写信，指出当晚电视台播出的关于他带病指挥抢险的一段报道无中生有，完全失实，要求澄清，因为他当时并没有患病。两则短文虽时间、人物不同，但都指出要说真话。

宋振庭在大庭广众下讲话的次数一定不会少，讲“造旨”也绝不会只那么一次。但为什么在场听的都没有发觉或发觉了不说呢？看到扬州市委书记亲临抗洪抢险现场的人一定也不少，为什么仍有人生编乱捧呢？看来，讲真话很不容易。现在有些地方的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不讲真话，报喜不报忧。他们怕说那个地方的工作没有做好，以为这样说就有悖于全国的大好形势；或以为这样说就否定了自己的工作和水平，否定大家的功劳和成绩。其结果呢，因为评价的扭曲，反而影响了那个地方的工作，影响了那个地方人们的积极性。

那位教授指出“造旨”读音错误的认真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因为他是实事求是的；而那位说市委书记带病指挥的撰稿人，我们要向他刮脸皮(不论他是有意或无意)，因为他不实事求是。一般来说，凡工作都会既有成绩，又有缺点。有了成绩也未必都是十全十美，有了缺点也未必都是一塌糊涂。有好说好，有坏说坏，有七分好绝不说八分，有三分错绝不说二分，讲真理不讲面子的作风才是应该大力提倡的。

讲真话，是人们反映客观现实的基本属性，是我们一切决策者制订计划实施决策的基本前提。但是，多少年来，这一基本属性被扭曲了，被压抑了，有的地方有的时候甚至被扼杀了。讲真话，并不等于都是真理，更不能决定一切；但是，没有了真话，排斥和压制真话，对一切绝对是不利的。

话是说给人听的，说话要说真话，听话也要听真话。拿前面说过的宋振庭和姜永荣来说，宋振庭几十年都讲“造旨”，这时一下子被教授逮住了，那耳根子会不发热么？但是，他闻过则喜，没有呵斥，不打哈哈蒙混，反尊教授为“一字师”；姜永荣看了电视，听了赞美他的报道，耳根子并没有软，而是闻喜则忧，及时指出报道失实，要求澄清，以正视听。好一个宋振庭、姜永荣，耳朵根子正着哩，有错必纠，不论是对己还是对人。

讲真话离不开纯净的“空气”。官员话语“失真”，一种是“不敢讲真话”，忠言逆耳、诤言惊心，那些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事业的话，有的领导不爱听、不想听，于是下级惧于权、畏于威，说话便变了味，走了调。另一种是“不愿讲真话”，假话捞政绩、出形象、得位子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于是不少官场投机者也假话“真”说，大捞名利资本。因此，一定要保持宽松的政治氛围，才能让下级敢讲真话、讲心里话。这就要求上级领导要善于听真话、乐于听真话，鼓励并保护讲真话的同志；要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打破少数干部的“话语霸权”，使讲真话、讲实话在党内蔚然成风。同时，上级部门要真调研、真走访，摸实情、懂真相，努力掌握第一手资料，使“水分”报告、浮夸数字、虚伪成绩不攻自破。对造假、说假、报假的领导干部要加大“打假”力度，让说谎干部无立足之地。

讲真话要有勇气，听真话更要有勇气，相互间的关系，有时必须像《庄子》里的“运斤去垩”的寓言那样——有人鼻子上沾了点石灰，薄得就像蝉翼，他请一位木匠来把它刮掉。这位木匠抄起斧头挥舞出风来，一斧把石灰劈掉了，而鼻子一点也没受伤。木匠劈得准，被劈的人也挺得住，两者都是好汉。唐太宗和魏徴的关系和这有相似之处。魏徴敢于犯颜直谏，唐太宗能够从善如流，两者配合默契。有一次，太宗对群臣道：“人言徴举止疏慢，我但见其妩媚耳！”魏徴拜谢说：“陛下开臣使言，故臣得尽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数犯颜色乎？”这就说得很清楚了。

讲真话，讲心里话，要敢于自我“揭短”，才能解决问题，有所进步。

现代管理科学的“木桶理论”告诉我们，一个木桶的盛水量不取决于最长的木板而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要使一个木桶能装更多的水，当务之急是要想办法改变“短木板”的现状。揭短，补短，就是改变“短木板”的现状的一种好方法。

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年代，信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为了提高系统的素质和效益，必须重视信息的反馈。信息来自哪里？对一个人、对一个单位来说，它既来自工作中的成绩、长处，也来自工作中的不足、短处。一个人、一个单位就是一个系统。面对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系统要作出与之相适应的反应，必须进行有效地反馈控制、调节。反馈控制一般有两种情况：对一个人、一个单位的成绩、长处进行总结、宣传、鼓励，使其发扬光大，加速该系统的运动，称之为正反馈；对一个人、一个单位的不足、短处进行检查、批评、惩处，促其不断改进，使该系统偏离目标的运动收敛趋向于稳定状态，则叫做负反馈。在现代化管理中，既需要这种“扬长”正反馈，也需要“揭短”这种负反馈，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这种负反馈显得更为重要。

何谓短？所谓短，就是一个人或一个单位与自己的过去相比，与左邻右舍、与整个社会的现状和发展要求相比所存在的不足和差距，这种短有的是因为自己的素质修养不足造成的，有的则是因知识和实践的关系失误所致，不论哪种情况，这种短都属该揭之列，只不过是“补”的方法不同罢了。

揭谁的短？一是揭己之短，二是揭上级之短，三是揭下级、揭同事之短。在上下级交往中，揭上之短显得尤为重要，这是由领导者所处的地位所决定的。

领导者的本领和责任在于在反馈系统提供的信息和可供选择的方案中作出正确的决断。这种决断不仅要从下级的说长、说好的信息中获得(其中经常掺有虚假的成分要注意剔除)，而且要从下级的说短、说坏的信息中猎取。日本著名的松下电器公司的接班人山下俊彦就深有感触地说过：“领导人一般很难听到刺耳地令人担心的汇报和批评意见，即使强迫下面去讲，也没有用，还是听不到。基层干部处境微妙，他们不敢顶撞上司，担心中断了自己晋升之路。企业越大，越难办。领导与群众之间有一个‘声音过滤器’，各种逆耳之言被滤掉了，只留下顺耳之言。因而，领导在听汇报时要把‘过滤器’考虑进去，同时应亲临第一线。”为此有的企业还设立了“精神健康室”，即“出气室”，让下级发牢骚，提意见，倾泻压抑之气。美国企业人事管理二十四条中有一条说，领导者必须记住：如果没有下级的不满，就没有改造。一个领导者，要想有所作为，有所贡献，必须准备承受谴责，豁达大度，积极为揭短者创造环境、气候和条件，让下级在一种心理安全以至心理相容的气氛中无所顾忌，畅所欲言，并由此得到上级给予的某些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嘉奖。^[13]

阅读报章不时可以看到有人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违法乱纪而受到党纪国法的处罚。自然这是咎有应得，责任完全由他们自己负。从外部原因来看，除了加强组织教育外，我想如是多了几个诤友，情况或许会好一些。

人走上社会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总会有一些人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或偏爱于你或畏惧于你或有求于你，特别是一些有权势的部门和领导干部。在这种情况下，立场不坚定者、修炼不到家者，就可能被这些甜言蜜语诺诺之言说得昏昏然懵懵然而误入歧途、滑入渊薮。所以，对于一个领导干部来说，要想守住阵脚，少犯错误，多作贡献，交几个诤友是大有好处的。有的人在基层工作时，或许还有几个敢讲真话的朋友；一旦官当大了，就很少或根本听不到逆耳之言了。这是一种很危险的信号。陈毅元帅曾在《六十三岁生日述怀》中以“难得是诤友，当面敢批评”作为对自己的人生勉励。我想，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领导干部，不妨也问一下自己：我有几个诤友？

讲真话，讲心里话，还离不开诚信之本。讲诚信，说话才会掷地有声。因此，领导干部首先必须是诚信的表率。诚信为官，一是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情为民系、利为民谋、权为民用，只有把群众的需要当作工作的第一信号，把群众的困难当作工作的第一任务，把群众的满意当作检验工作的永恒标杆，才能讲出“真心话”、“真情话”、“真实话”。二是要有正确的价值观。说真话，有时就要摆问题、说困难、讲差距，这也许就不会膨胀自己的政绩，在有的爱看“成果”、爱听“成绩”的领导眼中，会认为工作不力、发展无方，挨批评、受指责、遭冷落，甚至影响个人仕途，这就需要当干部的人有宠辱不惊、豁达无私的气度，正直无畏、刚正不阿的勇气和坚持原则、追求真理的品质，始终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捍卫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三是要对工作有深厚的热爱之情。挚爱工作，才能钻研工作、把握实情，才能在向上级汇报时讲准话、讲对话、讲科学的话，不说虚话、套话甚至瞎话，才能讲出真问题，找出真差距，定准真目标，谋求真发展。

听话的人如果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本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具有敢于听真话、要听真话的正气，那么讲假话、空话、大话的人就会失去市场。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20世纪80年代初写的一篇文章《恩格斯为何向鸭嘴兽“道歉”》。在这篇文章里记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故事，说的是年轻的恩格斯起初看到鸭嘴兽会下蛋就断定鸭嘴兽并非哺乳动物，因为传统的生物学教科书说哺乳动物是胎生，不会下蛋。后来在真理面前，恩格斯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人们：“不要做我事后不得不请求鸭嘴兽原谅的那种事情。”这是恩格斯还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基人之前的一件轶事。可这件轶事却能给我们很大启示——

客观事物是千差万别、错综复杂的，世界上绝对没有完全相同的东西。就是同一类事物，也是千姿百态、各有特点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同一棵树长出的叶子，都很相似，可就是找不出形态、大小、颜色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同是苹果树，结出来的苹果，有的就甜些，有的就酸些、涩些；就是同一父母所生的孩子，在相貌、性格等方面，差异也是很大的。我们可以从这些生活现象中，引申出一个哲学道理，就是任何事物，都既有同一类事物的共同特征，反映事物的普遍性，又各有自己的个性特点，反映事物的特殊性。任何事物都是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如果人们只是停留在对共性、普遍性的认识上，不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掌握它的个性和特殊性，就会导致认识上的片面性。恩格斯之所以会向鸭嘴兽“道歉”，就是因为他当初没有对鸭嘴兽作具体分析，只看到哺乳动物是不会下蛋的这个一般特点，而没有看到鸭嘴兽的个性特点。

在现实生活中，有不少同志在看问题、处理问题时，常常也犯这样的毛病。比如，在看待失足青年的问题上，有的同志就笼统地认为“一日行窃，终身是贼”，看不到各个失足青年的特殊性，给予对症下药的帮助。在贯彻党的各项政策时，有的同志就习惯于搞“一刀切”，不善于研究本地区、本单位的具体情况，采取切合实际的作法。这些问题都说明，要防止片面性，必须掌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14]

其实，进言的胆量和纳言的雅量所体现出来的同样也是这种对真理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