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研究要敢于涉及政治问题

一、理论研究要敢于涉及政治问题

1986年7月31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同志在首届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作了题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邓小平同志看完后，未改一字便提笔批示：“很好，全文发表！”与此同时，陈云同志也批阅了这份讲话稿，他说：“这个讲话，解决了我们党多年以来没有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这是一篇什么样的讲话呢？为什么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给予这样高的评价？这里仅摘录讲话中的一段：“我国政治体制上的一个重要弊病，就是领导权力过分集中，决策制度不健全。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真正实行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1]这些话无疑涉及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触碰了我国政治体制存在的重要问题。2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重读这篇文章，仍然感到万里讲话的分量，及其给我们的深刻启示，更重要的是，它提示我们，理论研究能够并要敢于涉及政治问题。

对于理论研究，有不少人存在着一种误解，认为它是一种抽象的、远离现实的工作。他们把远离政治当成了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品格。在他们看来，理论研究不仅可以而且应该远离政治，因为政治是政治家、领导干部所操心的事情，理论研究人员毋庸参与其中。理论研究工作如果以服务政治为取向，势必会因政治的功利性而影响到自己的客观性，弄得不好还会招致政治的干涉和压迫，使正常的研究难以进行下去。正是因此，他们认为，理论研究最好不要涉及政治问题，实在回避不了，敷衍对付一下就行了，不要那么认真。

万里的这篇文章命题深刻，论点突出，对于重大的政治问题绝不回避，且直指我国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可堪理论研究涉及政治问题的文章典范。政治问题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都为理论研究提供了无穷的资源，同时理论研究的良好发展也会推动我国民主进程的加快发展，促进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理论研究要敢于触碰类似问题，并敢于在此类问题上提出见解，在重大问题上绝不能回避。

比如民主建设，是我们当前的一个重要课题，理论研究不可能绕它而行。民主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学概念，不仅包括国家制度上的民主，还包括各个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20年前的《长江日报》上——

今年是我们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三十周年。三十年来，我们国家在贯彻“双百”方针中，经历了风风雨雨，是有深刻教训的。在今天改革的年代，人们痛定思痛，倍感这一方针的重要性，疾呼：在文化、思想、理论战线创造一个宽松、和谐、融洽、团结的气氛！赖此，社会科学才能繁荣，“四化”建设才能昌盛，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责任感和聪明才智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产生巨大的热能。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种理想的境地，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呢？一句话，必须加强民主建设，使我们的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有制度和生活上的民主作保障，才可能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盛况！很难设想，在专制主义、官僚主义、特权思想的棍棒下，人们能够畅所欲言，各抒己见。^[2]

当人们提出民主、自由的要求的时候，常常有人怀疑这是在追求资产阶级民主，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很错误、很有害的，很容易压抑人们思想的解放(有的甚至发展到行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社会主义民主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前者旨在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后者则旨在维护四项基本原则。随着对外开放国策的实行，我们在经济领域引进了外国的许多设备技术和管理经验，这对促进我国的经济建设起了很大作用。在文化、思想精神领域里，也应该有选择地引进当代世界人类文明的成果。对待资产阶级民主，和对待整个资产阶级文明一样，需要采取分析的态度、扬弃的方法，取其所长，为我所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在这方面曾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列宁在谈到普选制的时候就曾经说过，作为资产阶级民主“标志”的普选制“有伟大历史进步性的那一面”^[3]；无产阶级民主是继承并“无比深入地和广泛地发展”了“普选制”，而不是抛弃了它。当然，资产阶级民主有其狭隘性、欺骗性和虚伪性的一面，这是需要批判的。但是，这种批判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用封建专制思想去反对资产阶级民主。而后一种现象历史上有，今天仍然存在，这是需要特别引起注意的。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吉祥物”，它绝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我们绝不能把这个须臾不能离开的宝物拱手送给资产阶级。

民主作为目的和手段的统一体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自身。那种以为社会主义制度一建立，社会主义民主作为目的就实现了，至善至美，不需要建设和发展了的观点，那种把民主仅仅理解为目的，或仅仅理解为手段，或此时为手段、彼时为目的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

1978年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领导方针，为我国社会科学的复兴、繁荣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初步的基础。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装袋子的“三不”方针深得人心。那种把学术争鸣当成政治问题，进而施行组织处理的做法不多见了，但是并非绝迹了，理论工作者的余悸并不是完全消除了。其中一个问题是值得注意和研究的，即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关系如何？学术上的不同意见是否就是政治上的不同倾向或政治错误？这个问题不解决，喊宽松叫探索也就只是一句空话。

作为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其对象本身就是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其中不少学科的研究都涉及政治问题。在整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进行配套的全面改革，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对于这一伟大实践的分析、研究，予以理论的说明、探讨，哪一项不是政治问题呢？又怎能去严格区分或避讳呢？需要提出注意的是，不要把人们涉及政治问题的理论研究用政治标准去划线、分派，施行政治手段和组织措施，而应把它作为学术问题，施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

有的同志写文章说，在党中央做出决定之前，为了广开言路，判明是非得失，可以进行理论研讨，好处很多^[4]，我以为这是很正确的。这也是我们党完成思想上拨乱反正后所带来的根本转变，应该继续保持下去。但是，仅此还是不够的。其一，决策以前的调查研究、预测分析、科学论证、参谋咨询等等，不过是理论研究工作的一部分任务，而更为重要的一部分任务在于对决策方案执行后要进行跟踪，检查原方案正确与否或根据主客观条件、环境的变化采取修正措施。大办钢铁、大办食堂的年代，不正是由于没有人提出修正意见，或有人提出修正意见却遭到非难、迫害，而使我们的错误越犯越大吗？那是我们党的决策方案本身就错了。即使是正确的决策，因时因地而不断修正、调节也是很有必要的。理论的能动的战斗作用，是不应受实践阶段性限制的。其二，从理论工作者的职责来看，作为智囊团，其作用不仅表现在我们党决定政策之前，而且也应表现在政策的贯彻实行之中。对党对人民的负责精神应该表现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实践的全过程。应该以极大的热情关注我们党领导的已经进行或将要进行的经济改革、文化改革、政治改革，面对改革和建设的实际，面对领导者和广大群众，作出实事求是，科学的理论说明和宣传(包括提出纠正某些政策和实施方案的意见)。理论工作者应该有这样的责任心和勇气，党和政府的各级机关和宣传部门应该提供方便，创造宽松的环境。即使提出的意见被证明是错误的，也应和政策制定前提出的意见一样看待，视为学术问题，不必上纲上线，进行政治上的分析和处理(除个别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外)。这对繁荣我国的社会科学是有好处的。

毋庸讳言，由于政治理论研究肯定会对行政当局、社会团体等的存在和行为构成实际作用，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它们常常会因自己利益受到影响给予理论研究人员以很大的压力，个别的时候甚至会以很不正常的方式对待之，致使后者在身心上蒙受很大的伤害。但这是否意味着理论研究人员就可以不去关注政治问题呢？回答显然是否定的。这不仅因为这种压迫是错误的、没有道理的，而且因为从事任何一项工作，都会面临各种困难、压力甚至风险。如果因为有压力人们就放弃自己的责任，则什么事情都干不成。在这个问题上，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在科学的入口处，正象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5]人们一旦将理论研究当作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要做好应有的思想准备，随时承担可能会发生的各种困难、压力甚至风险。

理论研究怎样才能体现它的价值呢？很明显，全在于实际应用。如果没有实际应用，则一切理论都没有必要产生，也不可能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我们常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理论工作者就是要多练实功、不玩虚招，让理论研究工作在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真正有所作为。当然，对理论工作者来说，主要的问题已不是理论应不应为实践服务的问题，而是怎样服务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理论研究的目的和价值的问题就完全解决了。实际上，这一问题会永远存在，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正是因此，在任何时候，人们都应提醒自己，服务人类、促进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都是理论存在的根据。比如时下，理论工作者就应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科学总结和成功借鉴世界各国一切有益的经验，以有成效的工作促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如果忘记了这一点，理论工作者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其研究活动就一文不值。

走好理论研究之路，以下几点是要注意的：

第一，把理论研究和工作研究结合起来。这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具体表现。现在不少地方召开研讨会，无外乎两大类，一类是学术研究会，一类是工作讨论会，前者常常以宏观、抽象、逻辑思维为主要特征，为了一个定义、概念、学科的划分而争论不休(尽管有时候确乎是必要的)，但是对于该理论与实际工作之间的工作却研究、讨论得不够(当然，并不要求每一理论研究都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后者则以对微观、具体的工作的探讨为主要特征，常常为了一个具体的职责、权利、相互间的利害关系而争论不休。现在，虽然不少研讨会议注意了两个方面的结合，但这种结合往往只表现在参加会议人员分配上的结合、入选论文的相互搭配，开起会来，还是各谈自己的一套，虽说双方的交流互有一点影响，但未达到理论和实际融通的地步。

第二，把理论分析和实验调查结合起来。实验调查是社会科学一项重要的内容和方法。不论是“科学管理之父”泰勒，还是霍桑工厂实验的主持人罗特利斯伯格，以至现在的不少社会科学重大理论的提出，都少不了科学的实验调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一项社会科学成果仅靠定性分析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足以说服人的定量数据分析。而现在有些理论探讨会，却缺少这种以科学实验和社会调查为基础的学术论文。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是理论工作者闭门造车，不愿深入实际，或缺乏多方面的实验调查的知识、手段和社会经验；二是实验调查的时间、经费、场所和被调查对象的配合还存在一些困难。为了促使理论分析和实验调查相结合，有必要从以上的两方面共同努力，配合解决。

图2-2　把理论研究和实际调查结合起来

第三，把现实研究和超前研究结合起来。理论研究注重现实、为现实服务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理论研究只看到今天，而放弃或忽视明天、后天，那么理论也就失去了它独立存在的指导价值和意义。昙花一现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要永葆理论之青春，必须着眼于今天，放眼于未来。那种“边施工，边思考，边设计”的思维和工作方式使我们吃过不少苦头；同样，那种海市蜃楼般的空想也使我们的工作受到不少损失。

第四，把理论研究和政策的制定或修正结合起来。现在不少地方举行理论讨论会，表彰优秀的社会科学成果，这对促进理论成果是大有好处的。但是，往往就有这种情况：理论讨论会开过了，论文交流了，有的结集成册出版了，事情也就算结束。有的地方只是把这些活动、成果记录在案也就算完事。这些做法当然是不错的，但太不够了。理论研究成果的产生是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如果就此了结，就贬低了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价值。这是对人力、财力的一种极大浪费。因此，时下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推广、运用理论的研究成果。而这当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以已有的理论成果服务我们党、政府和各个部门政策的制定和修正。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指导各项工作的行动准则。一项政策的制定或修正，如果以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便可产生强大的生命力和带来无比的价值。这是一项十分宝贵的财富。各级领导机关、政策的制定者应该从中汲取丰富的科学营养；理论工作者则应该向各级领导机关、政策的制定者积极推荐自己的研究成果，热情地提供有效的咨询服务。这是理论工作者的天职，我们应当把这项工作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