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研究无禁区，理论宣传有纪律”辨析

二、“理论研究无禁区，理论宣传有纪律”辨析

怎样才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是理论研究人员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尽管他们对此会见仁见智，但有一点却是都予以了认可的，那就是这一工作必须具备尽可能充分的外部条件。如果环境不宽松、氛围不和谐，致使研究人员在探索时总感到有某种无形甚至有形的桎梏在束缚着自己，仿佛“戴着镣铐跳舞”，那么，任他们的热情再高、能力再强，亦是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从而有效地服务于实际的。正是因此，很早以来，理论研究人员便对此进行了坚持不懈的追求，期望能为自己辟置一个适宜的工作环境。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理论界、舆论界最奉行这么一个宗旨——“理论研究无禁区，理论宣传有纪律”。这一口号似乎是作为一种思想解放的标志提出来的。对于理论工作者来说，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那阵子确实有过激励作用，大家起码可以多研究一些问题，多提几个为什么了。然而，时间证明，这一口号的提出是不科学至少是不全面的。它的执行并不能始终达到繁荣社会科学研究和宣传之目的，有时还可能起着压抑窒息理论的负作用。

先来看上半句，“理论研究无禁区”。理论研究无禁区吗？不可一概而论。作为一种理论研究，其领域应是十分广阔的，凡是需要研究的领域，理论工作者都可以说无禁区存在。但是，作为社会科学，在目前的体制下，还不可能或不提倡将一切研究领域向理论研究者开放，同时，由于理论工作者自身存在知识、素养的不足，有时即使迈到了某些新领域的门口也踟蹰不前，畏缩退却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理论研究又是有禁区的。这种禁区的存在，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不是由谁说一句“理论研究无禁区”就是无禁区的。所以，在理论研究中提“无禁区”的口号，似有不妥，因为它是一种不能或无力实现的画饼，是不能引导理论工作者迈入新境界的。我以为，将其改为“理论研究唯真理”似乎更明确、可信。为了寻求真理，坚持真理(同时包括修正错误)，理论工作者自身要加强理论素质和思想意识、品格的锻炼；意识形态管理体制也要作相应的改革，鼓励理论工作者并为他们创造大胆探索、开拓研究新领域的良好环境和条件。

再来看看后半句“理论宣传有纪律”。理论宣传是将理论研究的成果向群众介绍、解释、阐述，使其明白其含义。接受真理，坚定其行动方向，调动其积极性。理论宣传当然要讲守纪律，正如我们其他工作也要讲守纪律一样，否则就会乱套。现在的问题是，有人对“理论宣传有纪律”作了片面甚至歪曲的理解和执行。纪律是为了保护整体利益和正常的工作秩序而制定的规章、条文。它要求每个成员都必须遵守执行，不得有任何人例外。这里既包括上级对下级的领导，也包括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在纪律面前，人人都应该是平等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在某些舆论宣传部门却不是这样。在那里，大家不是按照统一的纪律来进行理论宣传，而是按领导人的旨意来安排宣传活动。谁是官，谁就是纪律，谁的官大，谁的纪律就大，其他人皆要遵守，否则就是破坏纪律(这本身就是对纪律的曲解和破坏)。实际上不守纪律的往往不是理论研究、宣传者，他们的宣传活动大都是经过一定工作程序的，他们是守纪律的(当然也有不守纪律者)。不守纪律的往往是某些主管意识形态和舆论宣传的领导同志。在守纪律方面，他们有时比其他人还显得差一点。他们的主观随意性表现在理论宣传中更多一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手中有权。过去，我们常常强调领导者个人的知识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品质，反对只唯书，唯上，不求实，不讲真理，这当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必须改革目前意识形态管理体制和领导干部的任命制。这种体制带来的弊端比个人素质差危害性更大，而且，正是这种弊端滋生和加重了人们的这种劣质。

图2-3　优秀理论工作者方永刚

另外，提出“理论宣传有纪律”又会产生某些片面性。理论宣传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它需要有纪律，但仅此还是不够的，理论宣传还须讲究宣传规律、宣传艺术、宣传的职业道德等。而现在往往把这些给忽视了。因为过分地强调“有纪律”，一些有新意、有创见的理论文章、著作不能问世；因为片面地强调“有纪律”，降低和减弱了宣传效果。回顾和检查这几年的理论宣传教育工作，为什么会表现出不那么生动活泼、入脑入耳，除了研究者、宣传者自身素质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宣传中忘记了宣传规律、宣传艺术和宣传的职业道德。“理论宣传有纪律”有时难免窒息理论的创新。为了适应改革形势的需要，改造宣传工作，有必要将“理论宣传有纪律”改为“理论宣传求科学”，因为，科学是对自然、社会、思维等领域客观规律所作的综合反映和知识总汇。它不仅包括守纪律，同时也包含了理论宣传的规律、艺术、道德和宣传工具、宣传手段的现代化等内容。这样，我们在进行理论宣传时就会更全面、更准确，理论宣传的效果自然也会大大改观。^[6]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状况和理论研究人员的实践证明了理论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但同时也以大量事实告诉人们，好的理论研究成果并非轻松可得，而是还存在着很大的难度。因为尽管理论界的空气比较而言活跃一些了，那种因不同意己见就打棍子、戴帽子、装袋子的现象不多见了(因为中央有明文规定，但即使如此，此等现象也并非绝迹了)，但对理论工作者及其研究成果持不正确看法的观念依然存在，其表现之一就是对理论工作者在探索中发现的新观点、新概念、新发展谓之“有问题”，进而认为发言人本身也“有问题”。这是不是一种新式的棍子、帽子，本人不敢妄言，但由此而产生的连锁反应，使理论工作者心里产生不安全、不自由感，进而影响社会科学研究的健康发展却是客观存在的。正是因此，理论研究人员如欲真正做到“理论研究要敢于涉及政治问题”，就得对此予以正视。他们应认真地想一想，很多学者在发表一些关于时政的言说文章后马上被一些人攻击、打压，于是或多或少地从此表示一下低调和沉默，等等，究竟是一种什么现象，他们所发表的言论及他们本人，到底是否系指责者所说的“有问题”？

何谓“问题”？问题就是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的矛盾、疑难、不足和失误。只要人们生活在世界上，要学习，要工作，就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矛盾、疑难，就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失误和不足。人无完人，物也无完物。矛盾的存在是永恒的，“有问题”也不必大惊小怪了。人类社会正是在矛盾、问题中生存，在解决矛盾、问题中前进、发展。迄今为止，有哪门科学，哪本巨著(包括自然科学)能说自己没有问题？没有。就是马克思主义，它的创始人也没有说它已经终结，而是提出要不断地发展。要发展，就是其中还存在矛盾，问题没有解决。正是在这个意义之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也是有问题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必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为我们作出了极好的榜样。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就是最好的说明。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应该照着这条路走下去，为探索和创造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作出自己的积极贡献。然而，似乎很多理论工作者没有看到，或是看到了也不太愿意直面上面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在探讨关于我们正在使用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之时，显得格外的谨小慎微。稳当做学问好不好？当然是好，可是新环境下的理论工作者充当的更多应是探索者的角色，这也就意味着需要更大的勇气和魄力，需要更多自觉的质疑。理论研究要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考验，要能解决实际课题，在书斋中的坐而论道并不是理论工作者发挥自身功用的最佳办法。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心和关切感的理论工作者也许不会对当下政治问题发表公开言论，更不是政治舞台上的新闻人物。但他会关注与社会发展之全局有密切关系的重大理论问题，关注的方式是对这些问题作深入系统的研究，而这正是一个学者关注社会、政治的基本方式。如果说这都是“问题”，应该加以指责甚至挞伐，那在这个世界上也就没有无问题之人了。然而真要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则世界还成其为世界么？^[7]

由上可知，所谓“有问题”，无非是某些不愿亦不敢关注政治事务的人不满于能够直面现实的理论工作者的一种毫无道理的指责，是对自己相对后者的碌碌无为的一种反攻为守的辩护。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学术研究固然应讲规范，不能信口雌黄，但绝非意味着不去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不去以对最具体的政治问题的扎实探究和大胆披陈己见将理论研究真正引向深入。真要如此，无论是对理论研究还是对他们自己，都是一件堪值忧虑的事情。在如何看待“问题”的问题上，他们应该知道，尽管大量的事实表明，社会转型以来，理论研究在各方面与过去均有了很大的不同，但还是要与时俱进，其中就包括如何看待改革和创新，而不能随意指斥其“有问题”。因为“改革是一个全新的工作，一项艰巨的任务。在荆棘丛中探索出一条新路，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把问题或差错减少到最低程度是应该的，但由此而否定、非难人们的探索精神，压抑、限制人们的积极性(客观上)却是不妥当的。不能因为一部著作，一篇文章中的某个提法，某个词句不妥当、不贴切(何况有些被判定为“有问题”的，后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说这本书、这篇文章“有问题”，说这个作者“有问题”，由此牵涉所有“有问题”的文章、著作和作者。

在学术研究、理论探讨中，只允许一种提法、一个概念、一个模式的做法是不利于争鸣、竞争、繁荣、发展社会科学的。当然我们应该反对任何形式的哗众取宠，也允许对不同的意见或错误的观点提出不同的看法和批评，但这一切都应该在平等、自由的状态下进行。有比较、鉴别才能有发展——真理才能愈辩愈明，为更多的人所接受，理论工作者在探索中才能明辨是非，端正认识，提高自己的理论和思想素质，如此好事，何乐而不为呢？其实，对于某些人动辄指责别人发表时政言论“有问题”的错误行为及其不良影响，很早以来，国家当局就看到了，并采取了不少具针对性的措施。而近20年来的变化更是明显。比如“国家领导人胡锦涛任中央党校校长近十年，做了不少实事，尤其是在理论研究方面，他非常重视，多次倡导学者们进行广泛的思想理论探讨，每年都有八次、十次与教师和学员的见面活动。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刚提出不久，胡锦涛便组织了一个小范围的研讨会，请了五六名专家和部门官员到中南海参加座谈。让大家来领会‘三个代表’的重要意义，并就此各抒己见。请外国专家学者和官员讲学，引进市场理论方面的书籍为教科书，鼓励学者们进行政治制度研究和民主自由辩论……在胡锦涛的领导下，中央党校这个中国高级干部的培训基地，成为思想活跃、学术气氛浓郁，并具有实践精神的政治改革研究前沿阵地”^[8]。当然，如果再往前推溯一下，则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奠基人邓小平同志就注意到了这一点。正是基于某些人动辄说别人“有问题”，基于这种不良倾向在“文革”中竟然演变为罗织罪名、陷人于罗网之中的一种手段，他特别指出要严正批判、大力消除这种极端错误的做法。他甚至将此提高到了政治学的高度。如在1979年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在强调了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后，就以此为例，指出：“我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

理论宣传落后于实践、落后于群众这一问题正在引起各级领导和广大理论宣传工作者的重视，大家都在为改变这种不正常的状态而努力。

怎样才能迅速有效地改变这种现状，使理论宣传结合实际，指导改革的发展呢？创造一个宽松的理论研究、探讨、宣传的良好环境无疑是一个重要问题。

良好的环境不是自然形成的，它要靠人在社会实践中创造。

首先，理论工作者要挑起这副重担。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帮助群众认识和理解现实中的问题，是理论工作者的天职，义不容辞。但是，由于历史上“左”的原因，致使一些理论工作者至今不敢接触现实(不愿接触现实基础理论和历史研究不在此列)，缺少一种为宣传真理、坚持真理而勇于探索的精神，缺乏在探索中不怕出现失误而坚持到底的精神。在这些同志心中，还有着种种疑虑。如此行事，我国的社会科学何日才能繁荣昌盛？要消除理论界的沉闷空气，首先要理论工作者自己行动起来。我们不是高唱“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嘛，在今天全面改革的时代，理论工作者尤应有这种精神和勇气！

其次，主管理论工作的领导部门和反映理论工作者研究成果的报刊，要为理论工作者的探索和创新创造良好的条件。有位领导同志说得好，宽松的环境不是我们说一句话就能实现的，也不像拉幕布那样，幕布拉开了，宽松的环境就会出现。而要靠我们主管部门在处理一些具体问题上，包括有争议的文章、著作、观点，是否创造一个平等交换意见、共同研究探讨问题的和谐气氛。我国的新老理论工作者，绝大多数是热爱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他们在理论上的学习和探索也都是为了振兴中华，促进改革的顺利进行。对于这么好的理论工作者，有什么理由对他们探索中的一部著作、一篇文章或一篇文章中某几个字不妥当，或有些还需要探讨，就指责他们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呢？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像这样的人，在理论队伍中到底有几个呢？对理论工作者作出正确的基本估计是十分重要的。

理论工作者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当然应该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接触实际，接近群众。对于理论工作者的缺点和错误当然应该批评，但这种批评同样应该是实事求是、平等说理的。对于他们在探索中的失误则应当热情关怀，真诚帮助。

心理学知识告诉我们，人们在心理安全和心理相融的情况下，才能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发挥其积极性、创造性和聪明才智。创造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必要条件。我们应当共同为创造这一条件而努力。

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是保证我们党科学有效执政的重要前提。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是我们党在新的形势下向全党提出的新任务。回顾和总结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年时间里，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具有十分的重要性和极其强烈的现实意义。这是我们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要“继续”做的大文章。

“左”的问题一直是困扰我们党的建设的一个严重问题。

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80多年了，但是，根深蒂固的“左”的思想路线不仅在革命战争时期危害我们的党——每当我们在井冈山、洪湖、红安等一批老革命根据地参观时，都会为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的牺牲而惋惜。他们没有倒在敌人的枪炮下，而是冤死于打着“左”的旗号的同志们的手中。有人或许会说，那是战争年代。即使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和平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左”的错误仍然在不断地危害人民的事业，影响党的形象，以至于我们党在20多年的时间里在多次代表大会上都反复强调主要是反“左”。回顾这段历史是痛心的，但是，只有我们全党都自觉地、深刻地认识了，制定并执行相关的制度和措施，才会有可能保证我们党不再犯思想政治路线的错误，更好地带领全国人民努力地建设自己科学、民主、富强的国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鲜明地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左”倾的错误，使我们国家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

当我们党完成工作重心的转移之后，“左”倾错误仍是阻碍事业发展的主要倾向。为此，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在注意反右的倾向的同时，十多次提到反“左”倾错误。

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大会报告中对中国近代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左”和右的错误的认识根源进行了阐述，指出，安定团结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的原因在于及时排除各种“左”和右的干扰。报告中指出：“排除僵化和自由化这两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影响，将贯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由于‘左’的积习很深，由于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来自这种积习，所以从总体上说，克服僵化思想是相当长时期的主要任务。”

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于1992年春发表南方讲话，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在邓小平讲话精神指导下于当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会议明确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从1957年起的20年间出现的错误，主要都是“左”，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反右的行动、反右的意识比什么都强。在改革开放需要继续深化的时候，在“左”派们噪音日益增长的时候，党中央果断提出“主要是防止‘左’”无疑是十分必要、十分正确、十分适时的。没有宏大的气魄是不可能提出来的。

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五年时间过去了。在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仍然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求全党保持清醒头脑，在这个原则指导下克服各种干扰，坚持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又是一个5年过去了。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在党的报告中已经没有关于反对“左”和右的文字。但是，在大会通过的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中关于党的建设必须坚决实现的四条基本要求中的第一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中就明确地写着：“必须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全面落实党的基本路线，全面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反对一切‘左’和右的错误观点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2002—2007年，再一个5年的时间，在大会修改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部分仍然清楚地写着“反对一切‘左’和右的错误观点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字样。

回顾改革开放近30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党在自己的报告和章程中对反右和反“左”提法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当然都是针对当时的历史情况作出的正确判断。问题在于，改革开放30年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也30年了，为什么“左”一直是影响我们事业发展的主要障碍，以至于我们党不得不多次在党的文件中重复提出“主要是防止‘左’”的问题呢？

“左”带有革命色彩，拿大帽子吓唬人，好像越“左”越革命。党的历史上的这种“传统”根深蒂固，不仅影响老一辈中的不少人，新一代中也不断生出接班人。

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的“左”的苦难的国家，为何在经过拨乱反正以后的日子里还要多次反复重提“主要是防止‘左’”？以革命派自居的“左”家军们为何敢于一次又一次地抛出万言书大谈其革命经？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我以为，我们的有关制度和扭曲的赏罚机制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笔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奖励问题，提出“建立中国特色奖励学”，已经出版《奖励的奥妙》、《奖励的科学与艺术》和《神奇的杠杆——激励理论与方法》等多部著作。赏罚机制(包括评价、任用、利益等机制)是调节人与社会、人与人、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等关系的重要杠杆或手段。奖励什么，惩罚什么，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赏罚机制的实施给人们的导向是十分明确的。

在对“左”和右的错误的处理上，由于扭曲的评价机制、任用机制和利益机制，使坚持“左”的错误的人不仅没有受到惩罚，而且还受到领导人的赏识、信任、重用，得到精神和物质上的甜头。如此这般，你叫他如何愿意放弃和改正“左”的错误呢？既然“左”和右都是革命的敌人，那么，我们就该采取一样的态度和方法，严肃和严厉地对待它们。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一说反右，很快就行动起来了，内查外调，挑灯夜战，在所不惜；但是，党中央多次提出“主要是防止‘左’”，却没有看见人们那种反右的劲头。诚然，我们不能用“左”的那一套整人的方法来治“左”，但是，对于“左”绝不能放任自流，对于坚持和散布“左”的错误的人绝不能听之任之。我们必须研究如何采用一定的舆论工具透彻批评“左”的错误和危害的问题，必须研究如何谨慎地从组织上解决不让有“左”的错误的人进入各级领导班子的问题，更要研究从文化、教育、宣传等更广的范围内消除“左”在中国生长的土壤的问题特别是对下一代的影响问题。如果不在赏罚机制(包括思想路线、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上采取一些使“左”的错误无法生长、难以传播、不得好报的具体措施，我们可能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仍要重提“主要是防止‘左’”的问题，那将是我们党和人民的悲剧，不幸也就在所难免了。^[9]

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出现的“左”的错误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太大了，损失太惨重了。我们党敢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敢于面对挑战反复提出“主要是防止‘左’”，这是我们党的伟大和有力量所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把党的会议精神落实到行动中去，从干部制度、组织建设、奖惩机制和舆论宣传等方面确实解决这一问题。现在，我们严肃地提出这个问题，以期待更多的人去研究它、解决它，我想，这才是对我们党建立80多年来因受“左”错误思想政治路线而受到冤屈的人们的最好纪念，同时，它也是促进我们更好更全面地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文件精神，不断地排除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保持先进性，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根本保证。

我们的社会在发展，在进步，需要不断地摒弃一些陈旧的不合时宜的观念和提法，比如关于“第几代领导人”的提法，延续了多少年，现在也已改了。

“代”和“届”都是时间上的量词，但指示各有不同。“代”有两说，一为历史上的分期，如夏商周秦西东汉，讲的是皇帝们改朝换代的事；还有一说是指世袭相传的辈次，如老一代和新一代。不论是哪一种，这种时间都有着某种自然的不确定性。而“届”，则说的是有规定的时间期限，如哪一届的毕业生或哪一届的总统或总理。中国古代皇帝有康熙在位61年的，也有宣统在位仅3年的，还有不少在位只有1年光景的，但都称为一“代”皇帝；而现代社会建立的组织机构，却用的是“届”，不论是地方行政长官或是总统总理都有任职的年限，4年或5年，如果选民拥护，可根据宪法的规定连选连任或空职多少年后再参选竞任，任职的长短和先后都用“届”来算。这本来是一个基本常识问题。但是，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却分辨不清或不想分清或分清了也不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也是一个不得不说的话题。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被称为开国元勋，受到人民的爱戴。他们被称为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1949年当选国家主席时56岁。出生于1904年的邓小平在1952年出任政务院副总理，1956年在第八次党代会上担任共产党的总书记——在他的著作里，他自称为“第二代领导人”。由此，也就有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都是这样讲的，不论是中央的报告文件，还是地方领导人的讲话，或是媒体上的评论文章和文艺演出的结束语，人们都用“代”来称呼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和领导集体。人们觉得很正常，也没有什么值得思考和纠正的地方。直到胡锦涛、温家宝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履职，这样的叫法才少了和没有了。

一个提法的改变总是会有人要提出自己的疑问：“以前中国领导集体有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说法，可是如今媒体与讲话不见‘第四代’的提法。这是为什么？”有人对此作出了解释：“前面第几代的说法的产生是有它的历史原因的，以后恐怕都改称第几届中央委员会了。毕竟第几代的说法有些不好断代，毛泽东时期是一个很长的时期，当中几经曲折；到邓小平为第二代时，起初他并没有担任党的总书记，但是他所起的实际作用与他的历史地位，人们都公认。到后来，邓小平交班时，就自然出现了第三代。第三代以后就没有出现第几代的提法了，现在的提法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或党中央)’。是说‘新一届’而不是‘新一代’。以后，很可能不会沿用历史上第几代的说法，那已经成为历史。现在都是进行正常的交接，进行新老交替，说第几届为好。”这是党建专家、中央宣讲团成员郑科扬对记者提问的回答。^[10]这种解释是否科学完整，值得探讨，但是，说“第几代”已经成为历史，现在都说“第几届”了，这就好。

我们的党是一个逐渐成熟的执政党，我们的民族是一个正在走向科学与民主的自觉民族。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有很多的难题需要去探索和解决。我们不能一次又一次地将责任推给历史，说“那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我们正在创造着历史，我们要对自己创造的历史负责任！2007年9月4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温家宝总理的诗作《仰望星空》，诗前有这样一段话：“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我们的民族是大有希望的民族！我希望同学们经常地仰望天空，学会做人，学会思考，学会知识和技能，做一个关心世界和国家命运的人。”

我想这些话不仅是对大学生们所说，也应对国民大众都有裨益。

理论研究离不开创新，创新意识或创造力是产生符合某种目标或新的情境或解决问题的观念，是创造出新的社会或个人价值的能力，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人格特征。一个人、一个民族最可贵的精神品质在于其创造性；一个地区，一个国家要振兴，要富强，必须提高和强化创新意识。在今天改革开放的形式下尤其如此。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11]

一个具有创新意识的人应预备以下的一些心理特征：对新颖、反常的现象有强烈的好奇和探索精神，求知欲强，兴趣广泛；不满足于现状，不愿受习惯、环境的束缚，有独立的个性，不人云亦云，不迷信权威；敢于承担责任，能在屡败之后毫不气馁，并相信自己一定会取得胜利；愿意听取他人意见，设法从他人的观点出发观察问题，但由自己下判断；对环境具有敏锐的感受力，可以觉察到别人所未注意到的情况和细节；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善于举一反三，提出非凡的见解；富有幽默感，不因别人的讥讽和轻视而影响自己的情绪；以自己作为竞争的对象，对未来持有较高的抱负，时刻准备去解决和完成各种问题和任务，等等。

普拉依耶在《小科学、大科学》一书中写道：“学者总数的增长与创造性学者数的平方，即在科学上有新创造的学者数的平方成正比。”^[12]创造性学者越多，学者总数的增长也就越快。

在我们这个教育还未完全普及、知识分子还不十分充裕的国度里，提高和强化人们的创新意识，培养大批具有创造性的学者、劳动者是十分重要的。人的创新意识不是先天就有的。除了先天某些因素外，更主要的是人的后天的锻炼和培养，这需要所有的家庭、学校，整个社会共同努力。但是，由于传统陈旧观念的影响，还有不少人对具有创新意识者怀有偏见，把他们的创新意识和行为视为异端和哗众取宠，对人们的顺从安分表示肯定和赞赏。这是不利于提高人的素质、培养创造性人才的。今天，不少志士仁人都在疾呼，中国应该贡献出爱因斯坦和诺贝尔奖获得者。为达此目的，必须从现在开始，各方面努力提高和强化人们的创新意识，为大批创造性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一个良好适宜的氛围。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就，这是举世公认的。但是，其间也存在严重的失误，即脱离国情、超越国力的急于求成，最终影响了我国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深刻认识到这一教训，并将其严肃地提到全党全国人民面前，要求全国人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在治理整顿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都要防止急于求成的偏向。早在1980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我国生产建设、行政设施、人民生活的改善，都要量力而行，量入而出，防止急于求成。但是，在实践中我们并未很好领会，努力实行。因此，深刻分析、认识急于求成的思想和行为产生的原因及采取相应对策是十分必要的。

产生急于求成偏向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一)脱离国情

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出现几次大起大落，使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正趋缩小的差距一次又一次地拉大，究其原因，在于对我国国情缺乏正确的认识。而这种不正确性往往表现为长期以来的偏“左”：我国地大物博、人口多，热情高干劲大，又是走的社会主义道路，要超英赶美，用个十年八年想必是不成问题……这些早已成为人们的思维定式，好像不如此就不能显示中国人的志气。中国地大物博人口多，这些都是事实。但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开发、加工、运输业落后，势必严重地影响到国力的提高。至于人的干劲，由于组织人事和科技教育管理体制、程序的落后和不配套，发挥也是十分不理想的。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确实要比资本主义优越。但是，企图在短期内要有全面超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非如此，就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要被开除“球籍”，这种认识也是十分错误和有害的。

(二)超越国力

与脱离国情相关的是超越国力。国力既包括物质的力量，更包括人的力量。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人心与人力的关系认识产生了偏差。人心，即人们的情感和愿望；人力，即人们的劳力和力量。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没有对其深刻的向往和积极的情感，是很难达到预定目标的。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积极丰富的情感和愿望可以强化人们的行为指向和力量。所以，要完成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繁重任务，国民的人心所向，人心高涨与否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仅有良好的愿望和动机，仅有满腔的热情，不考虑人力的素质高低、力量大小、效果好坏是不行的。新中国的成立，无疑为全国人民开辟了一条达到理想境界的道路，世界发达国家的美好图景又激增了人们“穷则思变”的心理，仅以此就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大干快上的口号和计划，显然是主观与客观脱离，动机与效果相悖的表现。所以，为了克服急于求成的思想和行为倾向，必须正确认识主观意识对客观实践的能动关系：人们的主观愿望必须经过人们的物化劳动才能实现；人们的主观愿望必须遵循和符合客观实践的能动规律；主观愿望的实现必须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物质手段。这一切必须依赖于全体劳动者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技术水平)的提高，依赖于劳动条件和劳动手段的改善。这些都不是短期内可以得到解决的，更何况在50多年里我们还发生几次大的波折，还出现过一手硬一手软的情况。“振兴中华”是当今中国人民的精神支柱，而中华振兴必须从中国国力的现实出发，花大气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扎扎实实地艰苦奋斗才能实现。超越国力、好高骛远是不会获得成功的。

(三)短期行为

急于求成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急功近利搞短期行为。在十年改革中这种表现更为强烈：厂长承包企业、拼设备、吃库存、大发奖金实物。厂长肥了，工人们富了，在短期内也有产值或效益。但下任厂长如何接班，却没有考虑，也用不着考虑，反正合同期满卸任。农村种田，不深施肥、不兴水利，粗耕粗放，广种薄收，更有抛荒弃农的。三五年吃饱肚子大概没有问题，只是十年以后，下几代人如何过活没有着落。学校破墙开店，教师大兴副业，教授在街头校园叫卖茶叶蛋炕饼，收益也确实可观。只是学业荒废，教育质量下降，更有大批适龄青少年弃学、辍学，扩大了本来就庞大的文盲队伍。城市建设、环境改造、文化教育、理论研究等方面均存在短期行为的倾向。短期行为是怎样产生的呢？我以为，其一是观念问题。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宣传的是“形势大好，一年比一年好”，生产速度一年比一年高；“一个能人救活了十座工厂”，凡英雄好汉都有“三斧头”，都能在短期内改变面貌。在如此社会舆论和赏罚机制的影响下，谁还不想当个大干快上的英雄呢？其二是体制问题。企业承包的短期行为不仅反映了厂长任期制的问题，同时也反映了主管部门和地方行政首长的领导体制问题。考核一个厂长、一个部门领导和一个地方行政首长的劳绩和政绩，一个重要指标或唯一指标就是看他在任期内领导的企业、部门、地区的产值和速度如何。当这一切成了评价一个企业、部门、地区领导者绩效高低，决定其升降与否的砝码时，有谁还不会搞短期行为呢？其三是政策多变。由于中央和地方政策的某些不稳定性、不连续性，使人们心神不定。一旦有机会行使权利(每个职业都有使自己获利的权利)，便会毫不客气地运用，而且往往是过正滥施。其结果自然会造成经济或政治形势的不稳定。其四是人们的信念动摇。50多年来，我国的教育始终是个薄弱环节。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始终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线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非得在一日之内实现，否则便怀疑自己的目标，怀疑自己的力量了。说到底，还是对自己确立和追求的目标认识不正确、不坚定。其五是小农经济观念影响。虽然我国的现代化大工业生产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发展历史，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小农经济思想意识却在很大范围、很深层次上影响、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办事考虑问题仅从个人或小集团、局部、眼前利益出发，势必出现急于求成的偏向。国民经济建设和发展不是即刻性的，而是一个长期、连续不断的大系统工程。凡事特别是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事都必须从长计议，高瞻远瞩，并制定与长远规划相配套的政策和措施。

(四)个人专断和经验决策

急于求成作为一种思想和行为偏向可以表现在每个人身上。但是，领导人所处的地位决定了他们的一言一行影响范围更大，时间更长。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把变革生产关系放在首位，忽视发展生产力的错误决策；从上到下提出了许多脱离实际的口号，从下到上报了许多浮夸不实的数字。同样在50年代，由于错误地批判了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以致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对人口采取不加控制的错误政策。“错批一人，误增三亿”，其后果不仅使我们这一代人受到惩罚，而下几代还要继续为这一错误决策来付出代价。

克服急于求成的思想倾向对领导者来说尤为重要，其中特别需要纠正个人专断、经验决策的错误。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日益发展，党的主要负责人的威望也达到了高峰，越来越多地滋长了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的作风。与此同时，中央和地方个人崇拜的歪风越刮越重。一言堂、家长制、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削弱以至破坏集体领导原则的现象在中央和各级领导机关都有表现，致使各种错误不断发生。邓小平同志说过：“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13]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二是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三是同在实际中过分强调权力集中，把党的一元化领导变成个人领导，特别是变为一把手挂帅、拍板有关。

对于涉及国家和地方重大建设、改革发展的战略决策，仅靠少数人独断专行或凭经验办事，显然是不行的。新时期的领导工作必须建立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大生产相适应的集体领导、科学决策体系，充分发挥现代智囊团的积极作用，在决策和实施过程中推行民主化和公开化，以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圾性、创造性和聪明才智，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同时也能及时发现问题，迅速纠正，避免盲目瞎干、大起大落。

(五)理论滞后

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普遍开始重视理论(当然也有轻视理论、鄙薄理论，以为理论无足轻重的)，认识到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设置了不少专事理论研究的机构和兴办了不少理论研究刊物。这一切无疑都促进了我国理论研究的深入、社会科学的发展。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理论研究自身以及理论和实践之间却产生了许多错位现象，影响了理论研究的发展和其科学性，削弱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这也是诱发急于求成的原因之一。

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透过现象、超越感觉、把握本质、认识规律。理论研究工作的最基本最重要功能在于它的探索功能和批判功能。为此，党中央多次强调理论研究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理论工作者大胆创新。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常常发现理论滞后和软弱无力的状况，学术争鸣不能正常开展，学派的发展趋于萎缩。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如意识形态管理体制需要改革、完善，领导人需要加强对理论的重视，理论工作者应注意提高自身的思想和业务素质等。但我以为，扭曲的社会赏罚机制也是影响理论滞后、变形的一个重要原因。当领导者个人素质较差，当集体研究、科学决策的制度还未形成时，这种“研究成果”无疑会迎合领导者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的需要。而且会给领导者的行为披上“经过科学论证”的外装，为其壮胆，同时也容易迷惑广大干部群众，为急于求成的错误决策提供群众基础。

马克思在论述德国革命时曾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理论要求是否能够直接成为实践要求呢？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15]我们应该寻求理论研究兴旺发展的途径以及理论研究与实际操作间最好的结合点，这既是繁荣理论的需要，也是从深层次上纠正急于求成的需要。

(六)反馈监督系统无力

近60年来我们几次大起大落，急于求成的毛病屡犯，除了脱离国情、超越国力等主观主义原因外，在管理制度上还缺乏及时有效的信息反馈和监督机制，因而不能及时发现问题，发现了也纠正不力。

现代化建设和改革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它要由决策系统、指挥系统、监督系统、咨询系统等组成一个全面科学的管理体系。为了保证领导决策指挥正确，必须重视信息反馈工作。斯大林曾说过：“领导——这并不等于写决议和发指示。领导——这就是检查指示的执行情况，不仅检查指示的执行情况，而且检查指示本身，从生动实际工作的观点来检查这些指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16]检查的结果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领导指示正确，执行情况良好，通过反馈鉴定领导者和执行者的信心和力量，把指示贯彻到底。这是正反馈。二是检查的情况不理想，既包括执行者的问题，也包括领导指示本身的问题。通过反馈使领导者检查自身修正指示或为执行者提供较好的环境和条件。这是负反馈。在党的公开报刊和舆论监督中无疑要以正面宣传为主(即正反馈)，以增强全体人民战胜困难、共渡难关的信心和力量。但是，对于领导者的工作特别是发现决策指挥失误时，应重视揭露信息渠道的及时、通畅，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这种负反馈显得更为重要。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为了保证负反馈渠道的畅通，仅靠提高领导者个人的思想品德修养是不够的，必须从法律的角度制定、完善各种反馈监督法规。党的十三大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通过各种现代化的舆论工具和渠道，发挥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我们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健全完善反馈监督机制，使敢于直言，勇于纠正领导错误者受到社会的肯定、理解和赞赏，对压制批评，打击报复，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者应追究行政和法律责任，使其受到社会的谴责。只有当各种反馈监督机构、渠道完备、畅通，广大干部群众像关心自己一样关心集体、国家大业，积极参与管理，我们才能有效地防止再度出现大的急于求成偏向，一旦发现苗头就能迅速纠正。

古人曰：“朝无诤臣，则不知过；国无达士，则不闻善。”以史为鉴，我们应该更加明白这个道理了。

急于求成在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中，屡有表现，有时很甚，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来说危害极大。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包括现在)还有不少人津津乐道“摸着石头过河”，好像这就是鼓励人们大胆改革勇于创新了。其实，这也是一种认识和实践的误区。中国的改革是在做前人和他人没有干过的事情，没有成功的经验可借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不需要经过理论研究而去盲干，去交一些打湿鞋、打湿衣甚至牺牲生命这样惨重的“学费”。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盲目的实践是不能取得最佳效果的，有时甚至是要吃大亏的。今天，当我们总结改革开放30年历程时，我们没有理由不更加重视理论研究，没有理由不对理论研究给予足够的宽容，并真心有效地为繁荣理论研究和社会科学做一些实质性的改进和改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