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保证学术争鸣设置科学程序

三、为保证学术争鸣设置科学程序

时下常有一种“交学费”的说法，即因决策失误，而使自己的工作结果与当初计划时的设想相差甚远，有的甚至是背道而驰，由此受到损失影响到人民和社会的利益。对此，不是检查追究损失者的责任，而常常是一句“交学费”上下都算有了交待。于是乎，大楼建歪了谓之“交学费”，桥梁坍塌了谓之“交学费”，填湖造田引起内渍外涝谓之“交学费”，甚至开错了处方动错了手术医出了人命也谓之“交学费”。

战场上无常胜将军，智者千虑也有一失，这是符合辩证法的。问题在于，当我们交了一次又一次昂贵的“学费”之后，我们是否应该变得聪明一些，使后来的“学费”少交一点，交少一点，我以为是应该的，而且是必须的。

多少年来我们都在高呼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但在实践中却是大大打了折扣的。为了真正做到“吃一堑，长一智”，当前特别需要强调事前控制，用法治精神来规范我们的各项决策特别是关乎国计民生大事的决策程序。讨论一项决策是否科学往往是很复杂的，也不都是以少数服从多数来决定的。但是，讨论它的程序却必须是科学的、民主的和合法的。也就是说，一个决策者只有在他的权利范围内才能决定他能够和可以决定的决策；这个决策实施前必须公示，经过广大公民的评议、听证和有关部门的审查、批准。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的决策程序都是严格按法规办事的，即使有了某些不科学的决策，也会在讨论之中被否定或被完善。事后追究固然重要，但“学费”已经交了，损失是不可挽回的。在决策过程中，不论是哪一级政府或哪一级办事机构，都是代表一个利益团体的。它要使用一笔重大款项或要作出一个重要决定，必须征得那个团体或团体代表(如人民代表)的讨论通过。这是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保障，任何个人和团体都不得有违。在决策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向上和向下负责的统一，没有法制与科学的统一，没有个人权利和大众意志的统一，我们所制定的方针、政策和计划，就有可能背离实际，克服“交学费”现象就永远只能是一句空话。至于那些打着“交学费”的幌子，以权谋取“学费”，用“学费”谋取私利者，如果按法规办事，稍微给他们一点颜色看，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的贪污腐败了。

学术争鸣是保证学术发展和繁荣的一个重要条件，而要达此目的，除了人们经常强调的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大凡召开学术研究讨论一类的会议都要设置保证学术争鸣的必要程序。

开理论学术研讨会与开行政管理部门的任务布置会是不同的，尽管后者也需要讨论，集思广益，但它毕竟是以明确上级精神，抓好贯彻落实为宗旨的；而理论学术研讨会则不同，好多会议不是为了“统一”，而是为了“交流”，为了让更多的思想、观点、方案、方法展现出来，开阔人们的视野，活跃人们的思想。人们在切磋、商讨、争鸣中或分清是非、或找出短长、或明晰思路，很多情况下是不分伯仲、没有输赢的。当然也不排除在某种范围、某种程度上对某一问题、某一看法形成某种共识。这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或者说，这样才算开了一个像样的理论学术研讨会。

为达此目的，在会议的运作程序上、在会议的主持方式上，都要严格按照开研讨会的要求办理，否则，就会走样变调。为了保证我们的学术会议和学术争鸣得以实现，也必须设置科学的会议程序。

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应该是理论学术研讨会的第一要旨。对于“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人们并不生疏，但真正实行起来的却不多。其一，在会议的程序上没有这样的可能。说是学术讨论，往往是发言者上台照本宣科将文稿念完一遍了事。虽然也有“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的话语，但没有安排“批评指正”的程序，叫大家如何发表不同意见？其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常有人把理论学术研讨和行政任务落实混为一谈，把学术思想和道德品格混为一谈。在这样的会议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只有一花独放，没有百家争鸣；只有批评者，没有反批评者；只有一致认为，没有不同意见。这种会议与其说是研讨会不如说是动员会、部署会、落实会。我以为，开会如果没有多种意见，没有不同意见，没有不同意见的交流与碰撞，从严格意义上讲，这就不算一个成功的理论学术研讨会。

要改变此现状，首先要改革会议程序，限制发言者的时间，设立评论者的位置。我们不是经常在喊与国际接轨么，在开会的问题上倒是可以大大向别人学习的。国内已有不少的会议开始这么做了，只是希望我们有更多的会议向国际化的方向迈进；第二，自然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即转变人们的开会观念。研讨理论学术问题与解决思想品德修养问题不同。在学术问题上要求人家“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一致认为，全体通过”只会堵塞言路，压抑人们探求真理的积极性，从而也就阻碍了人们对真理的发现和发展。学术研究有一条规律，就是真理越辩越明，是非越争越清。真理不会因为谁的地位高、知名度高，谁先发制人，就扑向谁的怀抱；同样，错误也不会因为反批评者的出现而使其扩大和蔓延。批评者不一定都掌握了真理，反批评也未必都是坚持错误。只有既允许批评，又允许对批评的反批评，才可能产生“碰撞”，产生“共振”：碰撞出新的思想或思想的火花，共振出新的信息或信息流，这对于发现真理、坚持真理、发展真理，对于认识错误、修正错误、繁荣科学是大有好处的。^[17]

图2-4　漫画学术批评

顺便说一句，在改革会议的过程中，改革会议的报道也是十分重要的。新闻舆论具有很强的社会导向作用。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如何报道，实际上也反映了报道者的思想倾向。在大众传媒上，我们经常可以读到听到看到这样的字眼：“与会者畅所欲言”、“大家一致认为”，等等。大家接触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以为是很自然和很真实的事。实际上，恰恰相反，我们的媒体作了不符合事实的报道，欺骗了受众。因为，在很多会议上并不是“畅所欲言”，更没有“一致认为”，而且，即使有了“畅所欲言”也未必都是“一致认为”，这两者不是因果关系。究其原因大概也有几点：一是记者根本就没有到会议现场，只是根据会议组织者提供的材料凭着以往的经验编发稿件；二是以为“畅所欲言”、“一致认为”是会议的最高境界，这样写了就是对会议的高度重视；三是明知不符合事实也要或被迫这么写，既哄自己又骗大众。新闻记者是历史的记录者，真实是历史的价值所在。为此，我们的某些记者不是也该改变一下关于学术会议报道的观念程序和写作程序么？

万里同志在《促进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一文中不断强调：“今后对任何重大问题的决策，不能停留在凭领导者个人经验和意志办事的传统方法和水平上，而必须采取科学的方法，按照科学的程序，进行科学的论证，力求减少和避免可能出现的重大失误。当然，这样做要有一个过程，不可能马上都做到，但一定要努力学习，缩短这个过程，掌握这门科学。在一切失误中，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一着不慎，全盘皆输。”

对于一切从事理论研究的人来说，如何建构良好的外部环境无疑是个老问题了。正是基于这一问题是如此重要，毛泽东同志当年便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八字方针。当然，毛泽东的这八个字在当时主要是针对文艺工作说的，但人们只要仔细体味一下它们的内涵，便会觉得，它作为一个准则对于理论研究同样是适用的。因为“齐放”是鼓励大家都能够并敢于提出问题；而“争鸣”则是强调对待不同意见、观点要能够、敢于开展批评。而恰恰在理论研究中，不提出问题，不开展批评(包括反批评)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正是因为在研究的过程中，既有问题的提出，又有对这些问题的提出者的观点和方法的批评和反批评，理论研究才能正常地进行，这种研究所需要的良好的外部环境才能建构起来。

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好传统、好作风。它要求被批评者对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即使像斯大林说过的只有百分之五的正确也应该以虚怀若谷的态度去认真听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只是在适当的时候，作一些必要的解释和申辩。这对于解决党内矛盾，加强党员的自身修养是十分必要的，需要继续发扬。运用到学术研究、探讨上呢？这就很值得研究一番了。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思想文化界只有批评，而没有对批评的反批评。批评者是“常有理”，反批评者则是“强词夺理”；批评者是“爱憎分明”，反批评者是“态度不老实”，至少也是“不谦虚”。这样，被批评者的反批评权实际上是被剥夺了，百家争鸣变成了一家独鸣，百花齐放成了一花独放。为了真正贯彻“双百”方针，使思想文化界能“争”得起来，“鸣”得热闹，就必须造就一种敢于进行反批评的气氛。

现代管理科学所创造的一系列的探讨方法，对于我们认识这一问题是有帮助的。如有一种“反向头脑风暴法”，就是要求讨论者不仅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必须针对别人的意见展开批评与反批评。这样会使问题探讨得更深入，有利于寻找出解决问题的最佳措施来。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想，也该包括这种探讨、研究问题的方法吧！

要真正形成一种健康的批评和反批评的空气，有一个观念需要更新，那就是对谦虚的认识。何谓谦虚？谦虚的真正含义应该是实事求是，服从真理，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的根源来理解事物。科学地评价别人和自己，既包括实事求是地批评别人与自我批评，又包括实事求是地接受批评和反对批评。要求人家对于批评意见不管正确与错误，不管同意或者不同意，一律无条件接受，这不是提倡谦虚而是鼓励虚伪。

批评与反批评是活跃学术研究、探讨的有效方法，至于孰是孰非，则都要以真理为评判的标准，在真理面前达到新的统一和提高。^[18]

也许，在那些只许自己批评而不许被批评者反批评的人看来，这样做是为了维护理论研究的秩序，使其不致“离经叛道”，得以在正确的轨道上行进。只是，他们或许忘记了，当一个批评的声音出来以后遭遇反批评是极为正常的事情。诚如某位学者所言这是一种生命力的表现，是一种生命的张力。如果一个批评出来石沉大海，犹如一支箭不知射向何方，倒有茫然所失的感觉。一个社会只有在批评和反批评的不断交替过程中才能得到长足的进步。所以批评者应该欢迎反批评，反批评者也应该欢迎和倾听批评者的意见。

然则，如何看待批评和反批评不只是一个以何种眼光看待理论研究的问题，因为它还涉及了其他若干重要的方方面面。比如这就涉及理论研究怎样才能具获最好的效果的问题。因为人们只要从事理论研究，都无不把最好的效果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而恰恰在怎样才能达到这一目标的问题上，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开展积极的学术争鸣。又比如这还涉及了人们以何种态度对待现实生活的问题。因为众所周知，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应该有中肯的、持续的批评声音，也应该有对批评的回应、接纳和辩护的声音。如果没有“批评”与“反批评”的良性互动，或者它们即便都能发生，但不过是虚应故事，则至少作为一种信息交流都是不正常、不对等的。这样做，显然不利民主的建构、社会的稳定。

最近，读到一篇文章，对于帮助我们认识和听取批评及不同意见是大有好处的。

美国布什政府的科技政策始终处于争议、批评甚至抗议之中，“另一种声音”一直不绝于耳。这种声音有来自国会的，也有民间的；有来自专业科学家的，也有媒体的；有来自社会团体的，也有公众个人的；有温和的，也有激烈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另一种声音”主要来自三方面。

首先是来自国会的“另一种声音”。从小布什政府上台始，众议员H.Waxman与B.Gordon等人就一直致力于对白宫政策的监督和批评，他们利用国会众议院“政府改革委员会”的名义陆续向国会提交了一系列的调查报告，涉及科学、能源、环境、医药、食品安全、健康卫生等公共事务议题，这些公开的调查报告、致总统的公开信以及国会通过的相关方案可真让小布什头疼不已。正是有了这些“另一种声音”，从而使得“揭批小布什政府的科技政策”成为一场全民参与、同仇敌忾的“群众运动”。

除了国会咄咄逼人的强硬姿态，还有来自科学家及非政府组织的“另一种声音”。

2004年，包括诺贝尔奖金得主、美国科学院院士在内的62位知名科学家联名发表题为《为了政策制定中科学的尊严》的公开声明，严厉批评小布什政府操纵科学以影响政策制定的行为“无所不在”和“空前绝后”，声明列举了在涉及环境政策、健康政策、生物医学研究政策等领域中这种“恶劣”行为的若干事例及具体表现，并主张有必要通过制定法律来规范政府的行为。

这些自认为在参加一场“保卫科学”的科学家们认为，政府的确存在“政治干预科学”的倾向，而科学家们的联合举动显然是超越党派、信仰、肤色、人种的。“如果我们不去捍卫科学的独立与尊严，那么民主政府的基础将消失殆尽，我们将被引入到一个更加独裁主义的时代。”

除此之外，来自媒体及民间社会的“另一种声音”当然更不能忽视。

一方面，包括平面、网络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媒体以及各类民间组织积极广泛地呼应了前面两类“另一种声音”；另一方面，他们也发出了自身特有的“另一种声音”，使得这些“另类”声音遥相呼应、如火如荼，蔚为声势。

作者认为，小布什的任期尚未结束，科技政策的制定就面对这么多的“另一种声音”；看来，卸任后的“盖棺定论”也不会好到哪儿去。不过，如果换个角度来看，显然，“另一种声音”的公开存在对于保障政策程序的合理和正当以及政策效果的公平和有效，对于保障科学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同步协调，是必不可少的。美国科技政策体制的可借鉴之处，不就是在于这些“另一种声音”的存在吗？在此意义上说，我们其实不必过分在意小布什到底错在哪里、小布什该如何应对这些“另一种声音”，也不必去过分琢磨这些“另一种声音”到底对美国科技政策制定的影响何在。就公共政策的制定而言，谁能说，这样的“另一种声音”只是一种声音？其实，“另一种声音”难道不更是一种无形而无尽的力量吗？！^[19]

2007年8月5日《北京娱乐信息报》载，在《大唐第一古惑仔李白实录》一书中认为李白年轻时曾是“古惑仔”的北京大学古代文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檀作文日前在博客上发表声明，称读者如果读过该书后，在感情上受到伤害，他深表歉意。他还在博客上透露说，因为这本书引起的争议，他所在的学校领导也找他谈了话，还对他进行了批评。同年2月份的时候，李银河女士迫于她的领导“受到‘来自不是一般老百姓’的压力”的压力，宣布“闭嘴”。不论我们承认与否，现实中行政权力粗暴干涉正常的学术争鸣，最后以当事人的或闭嘴或沉默或道歉而告终的事件屡屡发生。^[20]

对理论研究来说，建构良好的外部环境是非常重要的，而这种建构，又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积极、正确地开展起批评和反批评。只是说到这里，有一点是需要特别强调的，那就是相对要否开展批评和反批评，更重要的是如何进行批评和反批评。因为只有解决这个问题，理论研究所需要的良好环境的建立和健全才能真正落到实处。那么，具体说来，人们又该做些什么事情呢？

首先，在批评和反批评的时候，任何人都应持用一种平等待人的态度。在批评和反批评时，但凡参加者总会有身份上的差异，由此导致地位上的不尽然相等。那么，怎样看待和处置这种情况呢？显然，为批评和反批评的正常进行和取得好的效果，但凡参与者都应有意淡化身份意识，即以和对方对等的位置进行学术上的交锋，而切忌或是盛气凌人，或是低声下气。须知真理不会因为谁的地位高、知名度高、谁先发制人，就扑向谁的怀抱；同样，错误也不会因为被批评者的委曲求全就不再存在。如果以为靠学术以外的力量，靠以势压人能解决理论的真理性问题，则只会堵塞言路，压抑人们追求真理的积极性，最终恶化理论研究的外部环境。

其次，在批评和反批评的时候，所有参与者应立足于一个锋面上。在批评和反批评中，人们通常能看到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不少参与者往往自说自话，或者想当然地将自己的看法曲解为对方的观点，然后无的放矢地乱批评一通。这样做，不仅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相反只会把问题搞复杂，甚至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加深误解和怨尤。正是因此，任何参与批评和反批评的人，从一开始就应弄清楚，对方到底说的是什么，自己如果不能同意，要表示反对，应当从何处切入，而不能置对方已有的概念、逻辑、范式等于不顾，随便放炮。如果他们不注意这一点，哪怕心意再诚、力量再大，亦无望取得预期的效果。

再次，在批评和反批评中，所有的参与者都应该从事实而非原则出发。如何开展好批评和反批评，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但不管人们在这方面得出何种答案，有一点是应该奉行的，那就是“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21]。但遗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大量看到的恰恰是与此相反的情况，即不少人在进行批评和反批评时，所依据的并不是事实(包括对方对事实的陈述)，而完全是经典教科书，是它们对相关事物的表述。正是因此，人们只要进行批评和反批评，都应从事实出发，“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22]，以此既为自己开展好批评和反批评辟置正确的途径和方法，亦为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做好同样的工作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关于如何建设、健全理论研究的良好环境的措施，还有许多，兹不一一赘述。我只是认为，人们需要批评与反批评，而在进行这些信息交流活动的时候则需要多一些理解与沟通，多一些涵养和雅量，同时也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制度予以保证。只有这样，才能调整、提升、培育批评与反批评的氛围，使我们的学术批评更有理性，更有深度，同时也更有利于社会和我们自身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