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奖励

三、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奖励

国家最高科技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以其权威性和高达50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引起海内外的极大关注。截至2007年，已有吴文俊、袁隆平、王选、黄昆、金怡濂、刘东生，王永志、叶笃正、吴孟超、李振声、闵恩泽、吴征镒等12位院士先后荣膺这一奖项。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享誉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他是我国当代杰出的农业科学家。他参加工作50多年以来，不畏艰辛、执著追求，所取得的科研成果使我国杂交水稻研究及应用领域领先世界水平，推广应用后不仅解决了中国粮食自给难题，也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杰出贡献。袁隆平先后获得国家特等发明奖、国家首届最高科学技术奖等十多项国家和省级奖励，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科技专家、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十多项国家和省级荣誉，当选“科学中国人(2002)年度人物”、“感动中国2004年度人物”，获得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杰出发明家”金质奖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美国“世界粮食奖”等十多项国际大奖。2001年2月22日湖南省委、省政府隆重召开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袁隆平院士庆功。为了鼓励支持他继续开展研究，奖金的支持也颇具力度。2001年2月21日，湖南省政府作出了嘉奖袁隆平的决定，奖励金额300万元，其中100万元用于改善个人生活条件，200万元用于科研。^[11]2004年11月9日下午，湖南省人民政府在湖南省农科院隆重召开大会，为袁隆平院士获世界粮食奖庆功，对袁隆平院士获世界粮食奖给予50万元配套奖励。对袁隆平院士的奖励极好地证明了社会对知识的认可与尊重。

图5-7　袁隆平院士

正如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到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能不能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民族的盛衰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为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劳动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成为能否推动我国科技进步、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胜利的关键。

现代社会是一个多种科学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的综合大系统，它的特点是：思想理论纷呈，技术装备先进，劳动规模巨大，相互联系紧密，工作效率增高。要掌握如此先进的技术设备，组织大规模的现代化生产和社会运作，必须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因此，认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特征，研究对他们奖励中存在的问题，充分发挥他们的重要作用，搞好对他们的奖励是十分必要的。

知识分子不仅要从事脑力劳动，而且还要从事体力劳动，他们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复合劳动者。创造性和探索性劳动是知识分子劳动的最根本特征。社会要发展，企业要进步，必须不断地推陈出新，创造新的理论、新的技术、新的方法和新的工艺。要创新，要改革，必须以探索为前提。任何创造性工作，离开了探索是不能取得成功的。要创新，要探索，就要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干前人未曾干过的事，就要冒一定的风险。但是，这种创造和探索绝不是乱闯一气、毫无科学根据地瞎想，它需要的是坚实的科学技术基础，因而知识分子在单位里往往较多地承担了这一任务。

在创造性和探索性工作中，养成了知识分子的强烈好奇心和求知欲。维纳说得好：“以试验的态度提倡一些异端的犯忌的见解，这是科学家的天职。”知识分子为了履行这一天职，往往要经受很多失败和挫折。据美国学者研究，应用研究的失败率达到10%，而基础理论研究的失败率高达93%，对于知识分子的这种优秀品格和贡献，应该给予尊敬和奖赏。

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来源于实践，来源于集体，现代化的大生产越来越需要大规模的相互配合和协作。但是集体智慧和协作劳动永远不能完全代替个人的独立思考。集体智慧和协作劳动是要以个人的独立思考为前提的。科学的探索和创造过程是在集体智慧的启发之下和协作劳动的基础之上，通过个人的独立思考来进行的。没有个人的独立思考也就不能形成集体的智慧，也就没有高效能的相互协作。知识分子的这种独立性劳动往往又表现出很强的竞争意识。在相互联系的科研、工作、劳动实践中，谁最先、最优地提出自己的方案、计划、设想，谁就有可能使自己的科研成果应用于生产，使本单位的工作面貌发生变化。

在这种独立和竞争的劳动之中，知识分子形成了自己的心理特征，即具有独特的见解和强烈的建功意识。他们希望自己的设想和计划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认可或允许(至少不要在萌芽时就被扼杀掉)，他们更希望自己的意识变成现实，自己的劳动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和推广。

知识分子在劳动过程中，不仅要付出大量的脑力劳动，而且要付出一定的体力劳动。知识分子为了使自己的劳动产生更大的效益，他们不仅要在某项工程技术研究、科学实验发明中进行连续性的劳动(这种劳动常常不受工作场地、时间的限制)，而且他们还需要支付比别人多得多的时间、精力和经费去进行文化知识和技术能力的再学习和再提高。马克思曾经说过：“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知识分子的劳动由于是创造性、探索性的劳动，因而与其他劳动者相比，他们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和失败。所以我们要充分认识到知识分子的这些劳动特点，对知识分子的奖励也要考虑到其业余劳动。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八小时工作制。八小时以外干什么，虽然制度上没有明确规定，但实际上是被区别对待的。人们在业余时间里参加娱乐活动，尽享天伦之乐，不会有人非议或干涉。但是，对于另一种情况，即知识分子在业余时间著书立说或进行科技实验、研究、咨询、兼课、辅导等有利于社会文明的活动，却很难得到人们的正确理解。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它使从事这部分活动的人感到心情不畅，工作受损。在目前整个社会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形势下，对于这种较为普遍存在的现象及有关观念应该予以改变和澄清。

党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对优秀精神产品和优秀工作者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这种奖励，应当不仅包括八小时以内，而且也包括八小时以外的贡献。

知识分子在业余时间为社会提供的精神产品是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文化科学水平还不高的国家里尤其如此。我们不应该压抑这种积极性，使这种宝贵的人力资源白白地浪费掉。武汉市六位中青年技术人员组建的“星期天新技术开发公司”，就是利用八小时以外的时间，利用自己的资金进行科研活动的。他们用56天时间试制成功的我国第一辆新型太阳能车，开进了中南海，受到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同志的赞赏；上海市依靠上海大、中学教师业余时间兼课，基本解决了一百四十余万职工业余教育的师资问题。我国目前有六百多万个乡镇企业，如果把现在每年毕业的大学生都分到那里，十年后，每个乡镇企业还分不到一个。而广大科技人员的业余兼职、咨询，却能对缓和这一矛盾、提高乡镇企业的经济效益起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些既不增加国家人力、物力的开支，又能收到比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

根据现代科学的发展，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世界将是交叉科学日益兴旺的时代。知识分子只依靠原来学习、掌握的本专业知识，只熟悉本职工作已经远远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要求了。有人统计，美国现在专业人员的职业转换率平均为10.2次，而我国则只有一点几次。这就是说，我国的专业人员一辈子几乎都在从事一个专业。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弱点。这种状况也是不利于我国在世界人才的竞争中取得优胜地位的。提倡、鼓励知识分子从事业余劳动，对于加速他们的知识更新，使其开阔视野，提高科技文化素质，对于进行正常合理的人才流动都是有好处的。就目前状况来看，知识分子在业余时间从事学习、研究、创造，使知识融会贯通，对搞好本职工作也有帮助。

知识分子在业余时间为社会创造成果，仅靠热情、时间和精力是不够的。他们必须花费更多的经费去购置书籍、参考资料和科研用品，他们还必须耗费心血、绞尽脑汁，把别人喝咖啡、聊天的时间用于辛勤的劳作之中。因此，当他们的复杂劳动作出成绩后，应该给予适当的物质和精神奖励。特别是要在制度上保护和进一步调动他们业余劳动的积极性，并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为他们的业余劳动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从而在整个社会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空气。但这方面的工作目前还做得不够，需要改进和加强。^[12]

奖励知识分子的业余劳动，在今天看来已不是什么问题了，可在改革开放之初却发生过许多叫人不解的事情，如发生在1981年的“星期日工程师事件”就是其中一件。当年，上海橡胶制品研究所助理工程师韩琨，应聘担任上海郊区奉贤县钱桥公社队办企业的技术顾问，利用业余时间加班加点，凭借自己的技术专长研制成功出口产品上急需配套的橡胶密封圈，不仅让这家濒临倒闭的乡镇企业起死回生，还为国家填补了一项技术空白。同时韩琨接受了3000余元的报酬。谁知，竟因此被控犯有所谓的“受贿罪”。“星期日工程师”非但不是有功之臣，反而成了罪人。当时，为改变经济与科技严重脱节的状况，一批“不安分”的知识分子在探索、实践，寻找突破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国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星期日工程师”。光明日报曾以《救活工厂有功，接受报酬无罪》为题将“韩琨事件”见报，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两个月的全国性大讨论。围绕权与法、情与理、收与放、破与立等方面进行了思想的冲撞与较量。最后，中央政法委一锤定音：韩琨无罪！从此，“星期日工程师”、知识分子八小时外从事第二职业成为合法。20多年后，当事人韩琨回忆往事，无限感慨：“回顾往事，感受最深的就是改革开放才让知识分子真正受到了尊重。今天国家发展到如此强大，我亲自体会到改革开放思想的伟大！”^[13]

图5-8　“韩琨事件”主角韩琨

在艰苦、连续的劳动中，知识分子形成了坚韧不拔的意志和不知疲倦的实干性格特征。科学家巴斯德有句名言：“告诉你使我达到目标的奥秘吧，我唯一的力量就是我的坚持精神。”英国剑桥大学蒙德实验室有三座雕像，一是蒙德，二是卢瑟福，三是一条鳄鱼。据说鳄鱼有一种习惯，就是一生只知前进，不知后退，只往前看，决不回头，因此这条鳄鱼塑像既是为了纪念和赞颂卢瑟福一生顽强的战斗精神，同时也是为了启示后人。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我国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他们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公民树立了学习榜样。

知识分子劳动的复杂性和综合性是由现代科学知识的不断发展和变化决定的。交叉学科大量涌现，使知识更新的周期不断缩短。据英国技术预测专家詹姆斯·马丁测算，人类的知识在19世纪每10年增长一倍，20世纪70年代每5年增长一倍，到90年代已达到每3年增长一倍了。许多昨天还是少数人才能够掌握的高深学问，今天已成为普通人所共知的常识了。这种情况决定了知识分子进行创造性劳动的复杂性和综合性。这种特殊的劳动，仅靠传统的个体手工劳动是不行的。它对劳动者外部环境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需要较多、较好的信息资料、实验器材、实验周期和工作条件等，单位应尽量予以满足。与此同时，在其内部环境中，需要勤奋好学和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知识分子必须以较多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去不断补充学习资料，增添科学知识，掌握更多、更新的科技信息。同时，随时准备坚持真理，不屈服于一切压力和困难，随时准备修正错误。

知识分子由于其特殊的工作方式、环境、条件，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心理特征，在他们的工作、学习、生活上也会有其特殊表现。我曾经专门就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写过文章，理解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正确看待和评价他们，是搞好对他们奖励的首要前提。

知识分子由于自己的工作性质和个人经历而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或习惯，这是一种正常的、无可非议的现象。但是，有的人却以“左”或陈旧的观点看待这些方式，不尊重他们，有的甚至以此作为衡量他们政治、思想是否上进、是否健康的标准。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需要正确认识并加以纠正。

知识分子是以复杂的脑力支出来参加社会劳动的。由于脑力劳动的连续性，在八小时之外，知识分子并不都是悠哉乐哉，他们特别珍惜时间，不愿意把宝贵的余暇用于串门访友、谈天说地之中，有的同志为了防止宾客过多的干扰，还在客厅和书房里贴上“谈话不得超过十分钟”等条幅，此举当然也会“得罪”某些耗时不惜，过了今天还有明天的诸君，被他们斥为“不懂人情世故”，“清高自傲，不接近群众”。有的人饮食起居很难有准确的时间和固定的规律，习惯于在夜深人静之时进行工作；有的人富有经济头脑，精打细算；有的人不修边幅，吃穿马虎；有的人则善于打扮，讲究饮食的科学和卫生等，真是各具特色。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一般来说都是积极向上、有利于自己本职工作的。虽然他们生活中的某些做法、习惯或嗜好不科学、不值得赞赏，在适当的时机应提醒一下，但这绝不是什么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非得改弦易辙不可。如果因此或因看不惯那些独特而又健康的生活方式就说他们政治上有问题，思想上不健康，无组织、无纪律、自由散漫、脱离群众、孤僻高傲，甚至说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入党、提干、晋级、评选先进等方面进行刁难，那就很不妥当了。有的人用“政治上的高标准、生活上的低标准”来衡量知识分子，甚至认为只有生活上的低标准，才能达到政治上的高标准，这更是错误的。实际上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生活标准也不高，只不过是丰富一些罢了。

生活方式各有所异，不必强求一律。而且，生活方式与人们参加劳动的性质密切相关，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包括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也会发生重大的变化，为此，不尊重知识分子生活方式的观点应该摒弃。^[14]

关于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在今天看来已不是什么问题了。但在当时却引起了媒体的关注，文章发表当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早间新闻联播中就介绍了此文。

1986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籍华人李远哲博士来华访问时，曾谈到他对知识分子获奖的不解和最终如何解惑的过程：“我常常因领奖或受到嘉奖感到不安，因为，在我的实验室里有20位科学研究工作者与我一道工作。每当我领奖时，就会想到为什么要设立这么多科学奖，而且要奖给某某个人呢？我的这种疑惑持续了很久最后得到解决。”那是几年前，李远哲参加系里一位著名化学家赫尔曼教授的百岁寿宴。当时有一个大公司捐了一大笔钱给化学会，设立了一项奖金，奖给在溶液的物理化学性质研究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人。这个奖就叫赫尔曼奖，它的第一位得奖人就是这位百岁老翁赫尔曼教授。那天参加他的生日宴会时，李远哲问这位老教授：“你一辈子得了那么多奖，到了一百岁还得奖，你对这种事怎么想呢？”老教授反问李远哲：“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李告诉他说：“因为现在的科学研究工作不是个体的劳动，而是群众的工作。更主要的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探索物质运动的规律，得到满足和兴奋并不是一两个奖所能比较的。为什么要设立这么多奖，难道有这个必要吗？”赫尔曼教授说：“你这话不对，虽然科学家不需要这些奖励，科学家努力做出贡献的原动力不完全在于社会对这种成就的承认。但是，我们科学家做的研究工作，社会上很少有人知道，所以社会需要设立这些奖。”

当然，赫尔曼的讲话并不是很全面的，因为，作为科学家本身来说也是需要社会奖励的，这种奖励对于促使他们更加努力地工作和做出更加伟大的成绩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是，赫尔曼讲话的另一面却是十分正确的，即科学家的奖励不仅仅作用于获奖者本人，而且影响激励整个社会。一般说来，科学文化程度高一些的比低一些的、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在物质待遇上(也包括奖励)高一点，不但是脑力劳动本身的不可缺少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将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也有利于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知识化，有利于奖励工农子女努力学科学、学文化，从而培养更多的知识分子。

大力培养、使用人才，是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迫切需要。但有些人却往往因被视作“骄傲”而得不到及时的培养和恰当的使用，因此，我们应当划清骄傲问题上的几种界限。

在骄傲问题上人们有许多模糊不清的认识，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把自豪和骄傲混为一谈。“骄傲”一词除有自以为了不起的意思外，还有另一层意思，即自豪。如为伟大祖国而骄傲，为取得伟大成绩而骄傲等。人是有感情的高级动物，喜、怒、哀、乐、愁是人的感情外露。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取得了成绩和胜利，受到大家的称赞和自我的肯定，由此产生一种自豪感，是无可非议的。如果在有了成绩、取得胜利时，还耷拉着脑袋，那倒是不正常的。自豪不等于骄傲，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

第二，把创新与骄傲混为一谈。邓小平同志指出：“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15]那种墨守成规，拘于前人、名人的意见，无所用心，人云亦云的人，是不能成为有用之才的，于四化建设也是极为不利的。

爱因斯坦没有囿于时间的同一性的长期真理，而建立了科学的相对论；哥白尼对地球中心说产生怀疑才建立了太阳中心说；托马斯扬没有因为仰慕牛顿的大名而让他的权威阻碍科学的进步，在牛顿的光的“微粒说”统治一个世纪后而建立了光的“波动说”。没有大批勇于进取的创新者，世界的科技文化事业不可能发展为今天的盛况。我们要开创新局面，就要发扬这种创新精神。

创新者的路是不平坦的。他们需要得到鼓励和支持。但有些人却往往用“骄傲”的帽子去压他们，在他们失误时还用“骄者必败”的话加以讽刺，这是不应该的。因为“渴望找到真理就是功绩，即使在这条道路上会迷路”(利希顿堡语)。

第三，把自信与骄傲混为一谈。自信是事业的立脚点。很难想象，一个妄自菲薄、自暴自弃的弱者能够作出什么伟大的事业。一个人要有自信，必须怀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有一定的业务功底，并愿挑重担。鲁迅先生曾对“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给予热烈的赞颂，誉他们为“中国脊梁”。我们今天干“四化”大业不正是需要大批这样的栋梁么？我们国家确立以自力更生为主，以争取外援为辅的建设方针，不正是建立在相信自己能力的基础上吗？

自信的人常常因为“固执己见”、“触上犯众”而被人们戴上“骄傲”的帽子，受到讥讽和贬谪，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巴甫洛夫可谓顶谦虚的科学家，可是他说：“如果我坚持什么，就是大炮也不能打倒我！”居里夫人也说：“我们应该有恒心，尤其要有自信力！”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特尔曼进行过一次大规模追踪研究，其结果表明，科学家要取得较大成绩，除其他优良品质外，都有充分自信的个性。一个人只有在最佳的心理状态下，才富于积极性的思维和创造性的发明，而自信，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最佳的心理状态。

当然，自信者也并非时时事事都正确，但是用“骄傲”二字揶揄他们却是有点片面。邓小平同志对使用“骄傲”二字都有过怀疑。他说：“凡是有点干劲的，有点能力的，他总是相信自己，是有点主见的人。越有主见的人，越有自信。这个并不坏。真是有点骄傲，如果放到适当岗位，他自己就会谦虚起来的，要不然他就混不下去。”^[16]邓小平同志以战略家、政治家的眼光看待和培养接班人，是各级领导应该学习和效仿的。

第四，把急躁和骄傲混为一谈。急躁的表现是对人对事不冷静、易激动。这种人精力旺盛，精神振奋，春回大地，情绪反应较快，也比较强烈，由于兴奋性高，抑制能力差，所以容易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差错。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把“躁”与“骄”并提，要人们戒骄戒躁。但急躁的人并不一定都表现为骄傲，骄傲的人也不都是急躁的性格。如果把二者混同，这不仅是认识上的片面性，而且也是处理上的简单化。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把热情奔放、豪爽无拘、敢想敢说的人都视为急躁，进而把急躁又等同骄傲，于是抹杀了人们的这种可贵品质。骄傲的内涵在于对人对己认识上的片面。^[17]

文章发表至今已经过去20多年了，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划不清楚骄傲问题上的上述界限，不能很好认识和使用人才的现象仍然存在。为此，我们还需要继续呼吁，努力从思想观念和用人机制上改变这些不适之处，让更多更好的优秀人才为我们的社会服务。自然，作为人才者自身，加强修养、克服自身缺点和弱点也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