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一点“爱抚管理学”

四、学一点“爱抚管理学”

有不少领导干部有联系群众的意识，却没有掌握合适的联系群众的方式。官员的身份拉开了和群众的距离，并不是简单的几句嘘寒问暖就可以缩短距离，与群众打成一片。对于领导者而言，学一点“爱抚管理学”是必要的。

钟立宏曾就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发表文章：“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对各级干部来说，应当既要有服务的意识，又要有服务的本领。”“由于我们刚刚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走出来，在部分干部的头脑中，为基层、为人民服务的意识非常淡薄，还存在对基层、对群众趾高气扬、指手画脚的官僚主义习气。”这样的作风实际上是缺乏服务的意识和本领。文章进一步指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政府机关的职能也要发生变化，由过去的指令性变为服务性，我们的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也要树立为基层、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思想。”^[7]

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思想政治工作形成了一种“约束—管理—控制”的模式。有些思想政治工作和领导干部往往是居高临下、盛气凌人，脸上自然难得有微笑。其实，这种模式完全背离了我们党的传统。在革命战争年代，官兵一致，干群一致，上下打成一片，很多思想问题就在这种“打成一片”中解决了，何需板起面孔教训人？今天，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了，思想政治工作要适应这个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政工人员必须首先完成思想认识的转变，采用新的、适应人们需要的“启迪—诱导—激励”的工作方法，在与人工作接触的过程中体现人文关怀。

提倡微笑服务，是非常重要的一课。好多商店都推行微笑服务，从而改善售货员与顾客的关系。这是件大好事，应该积极倡导。思想政治工作中也应实行“微笑服务”。虽然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商店经营不能等同而论，但是，有一点却是相通的，即都是为群众服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群众排疑解惑，送温给暖，这不是服务吗？这个工作做好了，调动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增强了他们的主人翁责任感，那么，它的效益是无法估量的。

面部表情是人们相互接触时产生第一印象的重要依据。良好的第一印象使人们愿意继续交往接触，愿意听取意见甚至是严厉的批评。反之，人们则会产生惧怕、戒备、打扰、敬而远之的心理，这势必影响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这样的例子在实际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虽然，第一印象并非总那么正确，而且，经过长期接触、了解，印象可以改变，但第一印象却总是最鲜明、最有感染力，并影响着以后双方交往的进程，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首因效应”。提倡微笑服务，给人以良好的第一印象，创造一种思想交流的气氛，是十分重要的(当然少不了思想政治工作某些内容、形式的改变)。不妨说，不懂得“微笑服务”的同志是不宜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当然，这种微笑应是从心底发出，是从真诚待人的服务中自然产生，并将贯穿到思想政治工作全过程的。

“爱你的职工吧，他会百倍地爱你的企业。”这是欧美发达国家许多企业家提出的一项管理新原则，名曰：“爱抚管理学。”

党中央提出要改进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其中一项基本原则就是要理解人、关心人、尊重人。厂长不仅要抓物质生产，而且要抓思想工作，抓人的素质的提高，为此，提倡厂长、经理学一点“爱抚管理学”看来也是有必要的。

企业的活力在于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而积极性和创造力的开发又需要人们特别是领导的尊重、爱抚和奖赏。企业法赋予厂长行政、人事、奖惩的权利，有利于厂长统一指挥调度生产。但是，这丝毫不意味着在人格上厂长要高人一头。相反，厂长和工人都是企业的主人，都应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理解、关心和尊重，只不过由于厂长的角色需要更注意罢了。

一说到对人们的关心、爱抚，有些企业家就把它和钱物结合起来，似乎只有金钱、物质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历史已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可我们有些企业家还在用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国外流行的经济人假设理论来对待工人，把工人看成是只需要金钱刺激的经济人。这一页，国外聪明的企业家早已翻过去了。我们的企业，在不断引进国外最现代化的设备和技术时，难道不该同时“引进”一些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和手段么？理解人、关心人、尊重人，已不只是我国企业家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它已成为整个文明社会的主题，在社会主义中国理应得到更好的实施。

理解人就是要熟悉职工的生理、心理、知识、技术、家庭、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对其思想和行为表示理解——包括对良好行为和成果的奖赏，以及对失败和差错从积极愿望出发的批评、惩罚和有效的具体帮助。

关心人就是要重视职工物质和精神各方面的需要，在可能的条件下尽量予以满足。对一时不能解决的或职工的不当要求，则应通过畅通的对话方式妥善说明和指正。

尊重人首要的就是尊重人的人格，保障职工在企业的主人翁地位，不允许任何侵犯和亵渎职工权利的现象发生。美国学者布兰查德博士说过，最好是人们能管理自己的行为，这一点对管理人和被管理的人来说都是对的。切实保证职工参与企业管理是发挥职工责任感和主人翁精神的有效方法，也是尊重人在企业的重要表现。

“爱抚管理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如善于发现和鼓励职工的优点和长处，善于把职工身上的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在运用奖励和惩罚时，一般来说，奖赏的次数宜多，处罚的次数宜少，奖赏的气氛宜浓，处罚的气氛宜淡，奖赏的场合宜大，处罚的场合宜小，等等。

当然，提出学一点“爱抚管理学”，也不是什么新观点新创造，理解人、关心人、尊重人本来就是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与加强管理、严格要求不矛盾。问题往往在于，我们有些企业家该严的不严，该爱的不爱，在管理中不讲科学，过于简单甚至还是靠家长制的办法，那就办不好企业了。^[8]

在全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以后，党中央曾多次郑重提出：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党的十四大又强调指出，精神文明重在建设。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又强调“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团结和动员各民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现在，全党上下，全国各级政府、部门、企业和单位都已开始注意这一问题，正在努力纠正前一段时间只抓经济建设，忽略或轻视抓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政治工作的倾向。要想抓精神文明建设，必须首先明确它的目的是什么。对此，有的同志似乎还不那么明确。有的同志认为，现在强调抓精神文明建设是因为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不正之风、贪污腐化犯罪的现象；以为抓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为了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保证企业、单位的生产、工作任务完成；以为抓精神文明建设就是要多兴建一些文化设施，抓好五讲四美活动，治理“乱、脏、差”，搞好环境卫生、礼貌服务等等。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是需要做到的也是应该做的。抓精神文明建设对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推动物质文明的发展，并保证它的正确方向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仅此认识还是不够的，还没有从根本意义上把握精神文明的作用。

我以为，抓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目的和落脚点应该是：不断促使人的全面发展完善。这才是衡量精神文明建设抓得好坏、有否成果的最重要的标准。忘记了这个根本点，就会模糊我们的视线，贻误我们的工作。虽然经过努力会在某些方面，如经济效益、环境卫生建设、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发生一些变化，但是这些变化不会持久，也不会向着更高的水平发展。这是近几年来，不少单位抓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所证明了的。为了在新的形势下抓好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最好的效益并使它能长期巩固下来，正确认识和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批判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把人和社会分割开来进行抽象研究时，就曾经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为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社会是互为形成条件的，人一方面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同时，它又是社会的产物，特别是社会的生产劳动在人的形成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谓“劳动创造了人类”。另一方面，人又是社会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类社会之所以能与动物社会相区别，就在于人具有自觉的意识能动性，能够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和物质生活本身。所以，马克思说：“正象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9]既然如此，我们在研究、解决社会发展的诸方面问题时，就不能忽略或轻视作为社会的主体——人的发展。虽然社会的进步、发展离不开进步、发展中的人的努力，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但是，就个别人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愿望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为使人们改造世界的活动更有成效，注意培养、提高人们的科学知识水平和文化修养、思想政治水平、精神境界、法制和道德观念、审美情趣，观察和思维、控制和调节、操作和创造等各种改造、驾驭客观世界的能力，即促使人的自身全面发展完善是十分重要的。人的自我发展完善是人们参与社会、改造社会的手段，同时，它又是人们参与社会、改造社会的目的，人是这种手段和目的的统一体。而促进人的自我发展完善，则是精神文明建设最主要的任务和目的。虽然这些任务和目的的实现离不开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建设，但是，物质文明建设的成果只能为人的全面发展完善提供一个良好的物质环境和条件，而且，为了尽快尽多地创造这一前提，也不能离开人的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而这一切却是须臾不能离开精神文明建设的。至于前面谈到的那些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任务和目标，都是应该努力实施和实现的。但是如果忘记了人的全面发展完善这个根本目的，就有可能使我们的工作发生偏差或收效甚微，这是必须引起注意的。

在强调抓精神文明建设的时候，有的同志认为，前些年我们太清苦了，现在形势好了，就是要尽快创造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资料和条件，就是要追求生活上的“高、精、尖”，追求一个美满的小家庭、舒适的工作条件和丰厚的劳动报酬。至于理想、前途、精神、境界，这些东西只是一些时髦的清谈，并不是人们所急迫需要的。这又是一种模糊认识。

马克思曾说过，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的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物质生产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这就是说，物质需要只是人的“外在目的”，人类自身的发展才是人类社会活动的目的本身。作为社会关系中的人，除了有因自然属性、社会属性所决定的生理需要、社会需要外，还有因思维属性所决定的精神需要，如学习提高的需要、独立自主的需要、创造发展的需要、成果贡献的需要等，而精神需要是人们更高层次的需要。这种需要程度的高低是衡量一个人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准。在现实中，我们不难发现，受到领导和群众赞扬、信任的人，往往能作出较大成绩；沉浸在温暖集体中的人，往往不愿意调到物质条件更好的地方和岗位；爱国和乡恋之情常常把一批又一批的异国赤子邀回祖国；身缠万贯的农家子弟，为了报效祖国，愿洒一腔热血于南疆沙场；身居斗室的一介书生，为了中华腾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年近古稀的离退休干部，宵衣旰食，为四化大业学习献策，呕心沥血，为培育下一代贡献余热……在今天改革的大舞台上，许多名不见经传的新人编导演出了一曲曲威武雄壮的历史的活剧！这样一些生动的事实，无可辩驳地告诉我们：物质、金钱的充裕并不一定都是人们首要的、唯一的追求。人们不仅仅有物质的追求和需要，他们更懂得精神的价值和涵义。在今天，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贡献，正在成为我们的时代精神。人们正是在这种精神力量的鼓舞下，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克服困难、勇于拼搏，为着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

马克思曾经说过，工人作为工人而生活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在不同国家、不同的文明状况下是不同的。要满足人们的这种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文明状况。他还特别指出，要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就必须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研究的人，因而把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它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恩格斯把这种人称为“全新的人”，并预言，社会主义社会将创造出这种新人来。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告诉我们，要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内容和方式，除了不断发展生产力外，还必须提高人们的教育、科学、文化知识和思想、政治、道德水平，审美情趣，其中包括提高人们享受各种物质资料的能力。如随着我国劳动者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愈来愈讲究日用消费品的颜色、样式和艺术上的装饰。怎样才算美，怎样才能称心如意，这里无不有一个精神文明水平高低的问题。所以，马克思说，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你本身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

今天，在对外开放搞活经济的形势下，好多企业和单位引进了国外的先进管理技术，在实施的过程中，为什么没有收到良好的预期效果呢？这里除了国情不同等原因外，精神文明水平不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搞现代化建设，仅靠满腔热情、十分努力是不够的，它必须不断地、迅速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水平。俗话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社会主义社会是同资本主义社会完全不同的新社会，它不仅要有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而且要在创造更多更好的物质产品的同时，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又一代新人。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曾经说过，一国文化程度的高低，可以用人民的德智水平来衡量。要促进文明，必须首先提高人民的道德和智慧。我们只有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不断促使人们自身的发展、完善，才有可能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它涉及方方面面、各个领域，让我们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促使人的发展完善而共同努力！

中央多次强调要把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建立起来，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正式写上了这个内容。这标志着我们党更加成熟。建立协商对话制度既是对我们党对长期以来坚持群众路线的总结，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重大发展，它将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

协商对话制度的建立既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符合现代系统控制论的基本原理。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也就是一个由相互作用的若干元素组成的复合体，即系统。要使系统发挥最佳效能，必须采用有效的管理方法。对话是其中一种。不论采取哪种对话方式，都是系统封闭控制原理的具体应用。所谓封闭控制原理，是指系统内的决策、执行、监督、反馈机构形成的连续封闭回路的管理运动。决策中心只管发布指令，不接受反馈信息，是不能取得管理的最佳效益的。领导工作是这样，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的一切活动也是这样，都应从外部的反馈信息中检查、修正或强化自己的行为指向。

系统控制有一个基本原则是“双向通讯”。所谓“双向通讯”，意思是指有去有回，从而形成一个由两线路组成的运动方向相反的封闭线路。控制过程正是信息通过“双向通讯”的反馈联系运动来实现的。协商对话就是这样一种好形式。在协商对话中，群众可以了解领导者的决策意图、工作部署，以便提出修正或加强决策的意见，坚强执行的信心；领导者也可以通过群众的反映意见，检查自己的决策正确与否，从而采取更有效的工作。在协商对话中，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责任感、参与感将在民主、和谐、融洽的气氛中得到以实现。这种制度的建立将变过去那种简单、单一、单向灌输为丰富、多样、双向情感交融的互相教育、自我教育，人们将在这种友好的气氛中互相理解，排忧解惑、统一认识，携手共进。

因为对话是双向的，这就可以减少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失真。为什么常常会出现下面的“和尚”把上面的正确精神念歪了呢？为什么群众之间、群众和领导之间会相互产生不满、不理解情绪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双方在信息传递中因为时间、层次的关系，中间人对信息的理解，偏爱不同，自觉不自觉地歪曲了输出信息。实行直接对话将有利于克服这弊端。

系统控制的另一个原则就是反馈要及时。只有及时、准确地接收、处理、利用各种反馈信息，才能最快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左右互通，把可能产生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把人民群众中蕴藏的活力最快地发掘出来。毛泽东早就说过，必须随时掌握工作进程，交流经验，纠正错误，不要等数月、半年以至一年后，才开总结会，算总账，总的纠正。这样损失太大，而随时转正，损失较少。根据这一原则，协商对话也应及时、经常、制度化。不能因为出现了某些问题要解决，才进行对话，把对话作为一种临时的、偶尔的、消极的措施。为此，必须设置相应的信息接收机构和处理信息的形式，为人们提供讲心里话的良好环境和场所，从而加强协调对话的及时性。^[10]

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不仅“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而且，他还是一位杰出的演讲家。演讲作为一种宣传手段，就是要通过自己演讲的内容和表达的方式引起听众的注意，产生联想和共鸣，最后接受演讲者的思想、观点和意见。孙中山的演讲为什么会受到听讲者的欢迎？孙先生说，首先，要讲究姿势。他认为，一个宣传者“身登演说台，其所具风度姿态”，应该是衣着整洁、举止大方，还没开口，即“使全场有肃穆起敬之心”。演讲“最忌轻佻作态”，要“处处出于自然，有时词旨严重，唤起听众注意，却不可故作惊人模样”。其次，要讲究语气。孙先生曰：“演说如作文然，以气为主，气贯则言之长短；至平衍时，恐听者有倦意，宜旁引故事，杂以谐语，提起全场之精神。”再次要笼罩全局。演讲者对台下听众的政治面貌、工作行业、知识水平以及兴趣爱好都要有所了解，这样才能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使赞成者理解清晰，异常欣慰；反对者据理折服，亦暗中点头；中立者喜其姿态言语，亦易为左袒”。演讲中切忌“作生气语，盛气凌人”。

在这里，我们不对孙先生的演讲技巧进行研究，而是由此可看到，一代伟人是十分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方式的，在这种工作方式中，体现了孙先生对听众的重视和尊重。孙先生的演讲和其思想工作方式是值得借鉴的。随着中国干部制度改革的广泛和深入，将会有更多的干部要走上公开选拔的赛场。由此当选的各级干部也会经常面向群众和向选民发表自己的主张，所有这一切都少不了面向大众的演讲和报告。学习和提高自己的演讲水平，将是新领导人的又一项重要任务。^[11]

图6-6　孙中山先生

当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之时，政府的职能、社会团体的作用也相应发生着变化，在为企业、为市场服务方面做出了一些可喜的成绩。但是，在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运行过程中，过去在计划体制下习惯了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还不时表现出来，有时很甚，影响着企业，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新秩序。

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桩假药案——周口地区假药案，为什么能够得逞，地方保护主义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主犯王志强为什么能够随心所欲、肆无忌惮，就是因为在他的背后有包括检察院、公安局在内的许多政府部门的支持——罪犯一次甩出的钱就有几十万元！

1991年国务院就下达通知，明确规定：“各地区、各部门和社会团体对企业的各种评比性检查，包括各种升级、评优及各类专项奖等活动，要立即停止进行。”1992年10月26日国务院经贸办等发出通知，再次重申：坚决制止各种社会评比活动。但是，在市场上，在广告中，以各种权威机构挂牌推荐产品的活动却骤然兴起，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笔者参加了一次市场调查，发现挂牌参与推荐产品活动的不仅有各级消费者协会，还有政府的职能部门和新闻单位，而且，大都收取了企业上缴的费用。

湖北某县的一个小小内衣厂捧回了近30个奖牌，可这些荣誉却是厂方极不情愿掏出上十万元接受的上级主管部门的摊派。还有的单位打着办班、考察、评奖等旗号，下指令性计划要企业出人出钱赔时间！

想当初，国务院屡下通知，要求停止各种评比评优活动，就是为了减少行政干预，减轻企业负担。现在可好，大家都变着花样把手伸向了企业，叫企业如何走向市场，如何在市场上开展平等的竞争？

政府职能的转变，是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大问题。不在这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改革难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难以建立。政府部门如何行使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检查监督的职能，引导市场健康发展？社会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纽带和桥梁。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按照市场的规律，按照国际惯例在法制和道德的轨道上开展各项有益的活动，取信于民，服务于民，有益于民？所有这些都是有关方面在走向市场之路时应该认真研究和回答的问题。

政府机构的权力和企业的钱财联系在一起，就破坏了企业平等竞争的环境和条件；市场经济要讲效益，讲赚钱，但是，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作为社会团体，如果把自己的监督和服务职能与被监督、被服务对象的“供奉”联系在一起，就很难体现公正、科学、权威、监督、服务的宗旨了。有时还可能与违法者沆瀣一气陷入罪恶的深渊。我们已经走上市场经济之路，但道路并非一马平川。我们要摒弃以前看来是行之有效有理的东西，学会培养在新形势下的新思维新办法。这是一篇大文章，我们都该用心去做。

婆婆管媳妇，媳妇受婆婆管，历来如此。婆婆管不了媳妇，媳妇也不服婆婆的管，大概也不少见。这都是家庭伦理道德之事，很少有人说得清理得明，真可谓是清官难断家务事也。婆婆也好，媳妇也罢，婆媳闹矛盾，受影响的只是家庭几个成员，损失不算大，当然也要力求处理好。但是，一旦社会上出现了“婆媳矛盾”，特别是“婆婆们”一旦有了“理”，当“媳妇”的可要吃大苦头了。

1994年4月，辽宁省技术监督局检验人员先后两次到东北轻工股份有限公司对胶粘皮鞋进行抽样检查时，要求其无偿提供样品，公司则根据原商业部关于“流通环节的检验，不论是经常性的或临时性的，所抽查的样品除国家法律已有明文规定外，一律按市价购买，不得无偿取样”的规定，要求省技术监督局付样品费后才能提供检验样品。照说东轻公司的要求还是合乎情理的。可技术监督局不理会，他们自有自己的“尚方宝剑”——国家经委关于“生产、经销企业和用户应当积极配合国家监督抽查工作，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抽查，凡拒绝抽查的企业，其产品按不合格论处”。于是，技术监督局依“法”办事，大笔一挥，将东轻公司的产品一律判为不合格，并于当年8月通过新闻媒介曝光批评，使东轻公司的名誉受到损害，经济受到损失。

这些“婆婆”可真是够厉害的，只要不听我的，就要你当“媳妇”的吃不了兜着走，更何况我还有上头的“婆婆”在撑腰。可如今的“媳妇们”也不都是那么百依百顺、忍气吞声的，东轻公司就不服，遂于8月14日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庭递交了诉状，状告了管自己的“婆婆”——辽宁省技术监督局。“媳妇”告了“婆婆”的状，办案者自然也不敢马虎。他们走访了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务院法制局、最高法院等部门，这些部门的有关人士认为，拒绝无偿取样和拒绝检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拒绝无偿取样不等于拒绝检查，也不等于产品不合格。沈阳市中级法院认为，辽宁省技术监督局因东轻公司两次拒绝无偿抽样检查就给予曝光，这种行为实际上已经构成对东北轻工公司名誉的侵害，并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于是在1995年6月3日作出判决：辽宁省技术监督局公开向原告东北轻工股份有限公司赔礼道歉，并负担7460元案件受理费——“媳妇”胜了“婆婆”。

这个案子复杂么？不复杂。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区分“拒绝无偿取样”和“拒绝检查”。东轻公司是听话的，它也没有什么理由拒绝检查，只不过它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希望当“婆婆”的按市场价格购买样品(这也是上头指示的)。没想到就是这么一点符合经济规律、保护企业利益的正当要求，却惹怒了长期颐指气使的“婆婆”们。我没有理由怀疑监督局的同志们无偿拿走企业的粘胶皮鞋是为了检查完后归己所有，但我完全有理由指责监督局的某些同志们：你们的自尊心太强，太要面子；你们对企业的服务太差，心太狠；你们的法制观念太薄，市场经济的意识太少！一切有良知的人们是不会把“拒绝无偿取样”和“拒绝检查”混为一谈的，可恰恰是这些有权的“婆婆们”这么认为并执行了。当人们大谈改革政府职能，努力与国际经济接轨时，我倒想起了首要的是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

一场官司打了10个月，其间该是经历了多少曲折和波澜！虽然当“媳妇”的最终讨回了一个“说法”，但在曲折和波澜的10个月时间里，他们的精力耗费和经济损失绝对不止7460元！何况“婆婆”的脸上失了一次光彩，那往后当“媳妇”的大脚上的小鞋还会少么？但愿不会。10个月的时间耗费，7000多元的经济损失，在整个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进程中可能算不了什么，但它给我们的启示却是多方面的。愿“有关方面”都从中悟出一点道道来，努力把我们各自的工作做得更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