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报道要克服“八股”文风

三、新闻报道要克服“八股”文风

明朝《礼部志稿》载，明初开国皇帝朱元璋以为“文贵平实，勿以虚辞为美”，并屡下诏书昭示天下。洪武九年(1376年)十二月，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了一份陈时务书，长达17万字，共说五件事。朱元璋叫中书郎王敏读给他听。读至6300多字，还未进入正题。朱元璋大怒，令人将茹太素打了一顿，随即下令：“虚词失实、巧文乱真，朕甚厌之。自今有以繁文出入朝廷者，罪之！”^[7]

古代的茹太素固然可笑，可是以古察今，今天的“茹太素”也并不少见。时至今日仍然有如此冗长空洞的文章屡屡见之报端。尤其是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报道，上至中央报刊，下至地市小报，几乎无一例外地囿于这种八股文风。

早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同志就对党八股进行了淋漓尽致地嘲讽和批判，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说道，去年六月二十二日，苏联进行那么大的反侵略战争，斯大林在七月三日发表了一篇演说，还只有我们《解放日报》一篇社论那样长。要是我们的老爷写起来，那就不得了，起码得有几万字。还说，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理论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指导方针的指引下，新闻媒体有步骤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新闻业务改革，拨乱反正，清除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新闻业务中“假、大、空、长、套”的陋习，还原了新闻的本来面目。新闻业务观念在这30年中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尤其是都市报的诞生实现了报纸由组织传播向大众传播的回归。然而会议报道改革却几乎停滞不前。报纸上的会议报道仍然以“会议记录”的形式出现。“报纸上会议消息多而枯燥，读者不爱看，总编辑发愁”，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新闻报道过多、过长而影响宣传效果的问题还是比较突出，干部群众意见较多。

怎样解决会议消息多的问题呢？

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滕藤同志说，“对确实没有新闻价值的会议消息，报社有权不发”——这叫做按新闻规律办报。

这句话真正执行起来很不容易，首先，何谓“确实没有新闻价值”？凡是会议，总会或多或少，或大或小地讨论一点问题、解决一点问题的，总是会有一点新闻价值的，至于报道某次会议新闻价值的大小，应否见报，本应由办报人和读报人衡量，但这个权力往往被党政机关领导或会议的主持者所掌握。而掌握人从他们自身的角度来看问题，总认为自己主持和参加的会议重要，是很自然的。

对于不该发的会议消息，报社按照新闻规律办事，有权不发，以前也有人讲过。不少总编辑和报界同仁为了维护新闻规律，向党政部门、领导人反映过意见，诉过苦衷，但真正得到解决的并不多，有的甚至受到“党性不强”、“不是政治家办报”的训斥和责难，有的地方虽然有所松动，但也只是靠领导人的开明和个人感情因素的影响。如果治标不治本，不从新闻管理的体制上来一番彻底改革，以立法保障报社取舍消息的自主权，“报社有权不发”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改革新闻管理体制，我以为有必要提倡总编辑负责制。不论是选举产生或者组织任命的总编辑都应该对上级党组织、对报社同仁、对广大读者负责。这几种关系应该是统一的，党报的喉舌作用与桥梁纽带的作用应该是统一的。对党和人民负责的一致性应该是总编辑的明确思想并充分表现在报纸上。用人不疑，应当放手让总编辑去设计版面，敲定稿件。真有不称职的总编辑，按责任者中的制约要求弹劾、换掉就是了。如此办理，我想报纸上的会议消息成灾以及其他一些棘手的问题，就比较好解决了。^[8]

我们经常可以读到有关领导人这样的报道：“关于领导人的活动有新闻就登，没有新闻价值就不登。”为此，我写过一篇文章《谁来判定有无新闻》，指出：“凡事都按规律办事，办报当然也应如此。那么，谁更多更好地掌握新闻规律呢，当然是报社的记者、编辑和总编辑们。”“新闻改革步履艰难，方案众多，但我想，把发言权还给总编辑当是题中应有之义吧。”^[9]如今20年过去了，看来这个意见还是对的，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党的十六大后，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党中央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为此中宣部还制定了相关的实施办法。措施一出，各省市政府迅速出台了一系列改进新闻采编播发的文件。一时间报纸上的领导少了些，会议新闻让位于社会新闻，言简意赅的报道也让人顿觉清新。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强调简短求实的文风了。要把文章写得短些，短些，再短些，这在新闻界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隔几年就会有位大人物出面强调一番；短新闻、短文章的竞赛要不了多久就会组织一次。人们见长不怪，好似一个顽疾谁也无法解决，问题究竟在哪？

问题为什么一直得不到彻底解决呢？板子打在全体编辑记者的身上，我看也欠公允，那些刚到报社的年轻记者会写长文，敢写长文，写了长文能做主让它出笼么？不妨翻一翻从上到下的报纸看看究竟谁的文章长。一调查就明了了。那些写长文章的多是身居高位的领导同志、新闻界的老前辈、报社的老总或副老总，还包括某些部主任、资深的老记者、有关方面的专家教授、知名人士等。出自上述人士的消息、通讯、评论文章、理论文章、随笔、游记、书评、回忆录，似乎都要比一般人长得多。这大概也是新闻界的一种不平等现象吧。要说把文章写短，该是人人有责，自然谁也不能例外。总不能因为某某有权有势有名望就搞一点特殊，而且这种特殊的“榜样”力量是很强大的，既然少数人能于普遍法则而不顾，那些平头小百姓能服气么？即使现在不能写长文，随着职位、年龄、声望的变化，谁还不会照着前人走过的路走下去，一代传一代，一代影响一代。那么，新闻界提倡写短文章，刹长风还不得子子孙孙做下去？

自然，人不能一律。领导干部、权威人士、报社老总，也不都是写长文章的高手，也有不少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自己写短文章的。《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的老总在报纸上写短消息、短言论，就受到新闻界同仁的好评。前两年《人民日报》理论版上举办有关改革开放的千字文征文，就有三位中央领导同志参加，每人的文章没超过300字。看来，只要有心，有条件有可能写长文章的人还是可以写短文章的。

由此看来，提倡写短消息，反对写长文章(当然也不是一概而论)首先当从有条件有可能撰写者入手。只要他们带头做到了，还怕新闻界的长风刹不下来？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一般地号召，或是开展几次活动，或是责怪编辑们把关不严(碰到有来头人的长文章，他们能下得了手么)，我想长风终究还会刮下去。

但愿此说能感动某些“上帝”，行行好。

开短会、讲短话、发短文一直都是我国会风文风整顿的原则。然而在新闻界似乎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会议的重要性和文章的长度成正比。只有大手笔写下的长文章才能表达出媒体对领导活动的重视、对会议的重视。殊不知，这种拖沓的文章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紧张的节奏了，可能正是这样枯燥无味的长文才让读者失去了耐心，才让党报失去了市场。

汤耀国曾写过一篇有关长文和短文的评论，文章认为：“长文”、“短文”并非以字数为唯一标准，乃是相对其包含的信息数量与质量而言。套用马赫的“思维经济原则”，就是以尽可能少的字数记下尽可能多的有用信息。在字数之少与信息之多的矛盾面前，还是有章可循的：在读者的需求与作者的独见之间找结合点。^[10]

2006年底重庆市发布了一个涉及传媒改革的文件，明确了这样的原则：会议报道原则上不以市领导是否出席作为报道与否和报道规格的唯一标准，也不绝对依照领导职务排序安排报纸版面和电视时段。文件强调了报道应注重新闻价值，“减少单纯行踪性报道和会议进程式报道，力戒空泛和一般化”。文件一出，极大地推动了会议报道的改革，会议新闻少了，普通群众的新闻也登上了头版。事实证明，政府牵头对会议报道制定相关的约束政策才是改善会议报道过多过杂的关键。

2008年伊始，国务院办公厅为贯彻落实国务院领导同志关于“带头精简会议和文件，勤俭节约，降低行政成本”的批示精神，就进一步加强审核把关、精简会议文件、改进会风文风，提出了一系列的意见。其中，国务院办公厅对会议的数量、会议进行的天数、发言时间长度、与会者人数、文件字数等，都给出了硬性指标。^[11]党中央将此视为我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视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期盼这次整顿能从源头上遏制拖沓长文。

会议类新闻要改变以往的陈旧套路，除了做到行文简洁，还必须正确认识新闻宣传与信息传播之间的关系，努力做到以新闻规律判断会议类新闻的报道重点。

20世纪90年代开始，知识经济的力量凸显，一个高速发展知识经济的时代来临。这种情况下知识受到人们的重视特别是领导同志的重视是很自然的事。于是，不少地方的领导机关时常举办一些法制讲座、科技讲座、文化讲座等一些知识类的讲座。参加听课的大都是当地党政一把手和其他负责同志。举办这样的讲座、传授这样的知识，对于提高领导同志的知识水平，更好地主持一个地方的工作是大有好处的——只要是认真听课、认真领会、认真实践了。一般来说，为领导们讲课的专家、教授们都是学问渊博、出类拔萃的精英人士，是经过挑选的，自然他们的课也是讲得很好的。举办这样的讲座，是我们领导开明的表现，也是我们的专家贡献才智的时候。这些都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如何正确地宣传报道这样的讲座却成了摆在新闻记者面前的一个问题，政治宣传和知识传播孰轻孰重就成了考验记者价值观的一个敏感问题。

翻看20世纪90年代的报纸，关于这一类的报道我们所看到的大多数情况是：简单介绍该讲座由某某领导主持，哪些领导同志参加了听课，请来的是哪个单位的姓甚名谁的专家或教授，讲了一个什么课。接着，便是该地的主要负责人某某的长篇讲话，比如某某认为今天的讲座是十分重要的，某某要求与会者深刻领会今天讲座的内容，某某强调要把今天专家教授的讲课精神贯彻落实到自己的工作中去，等等。电视新闻上不时还有某某领导的特写镜头。至于除领导之外，到会的专家讲了些什么，除了一个题目外，具体内容在报道中是很难看到或很少看到的，“点到为止”是常用的方法。

大凡这样的会议讲座类活动，新闻单位都是需要报道的。问题是，该怎样报道才符合新闻规律，如何反映才能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为了改变这种陈旧的报道套路，我写了一篇文章，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对于这么高规格有价值的讲座，领导都强调十分重要，除了保密的不能公开发布的以外，把讲座的内容详细一点登在报纸上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么？专家讲了些什么读者都不知道或不明确，叫人们怎样去“深刻领会”、“贯彻落实”呢？这样的报道怎么谈得上良好的社会效益呢？

新闻报道都要讲报道的对象、报道的主次。像这样的专家讲座，专家自然应该是报道的主角，讲座的内容应该是予以详细报道的。而目前这样的报道，对听课者大泼其墨，对授课者却一笔带过，显然是有悖新闻规律的。我们经常讲新闻改革，专家们为领导讲课这一类的报道也需要改革一下才是。自然，板子都打在记者们的身上有失偏颇，有的稿件就是有关领导要求这么写的。看来，新闻改革还有赖于领导机关和主管机关的理解和支持——一切遵循新闻规律，一切从良好的社会效益出发。

当然，我们的报道中也有不少真正的、想读者所想的好新闻。1998年3月24日新华社发了一个消息，讲的是中国人民银行请教众专家，今年货币政策应该注意什么。参加会议的有央行行长，全国人大常委会两位副委员长到会并讲话，国内16位知名专家到会发表了意见。

对于这样高规格的专家咨询报道，并没有循着以往某某领导“认为”、“强调”、“指出”的模式写作，而是把专家们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对1999年货币政策的建议作为消息的主要内容，而对领导人的出席和讲话却是“点到为止”。看来，只要新闻单位和有关部门共同努力，有关专家讲座一类的报道是可以改变的。

一些专业性强、内容晦涩的专业会议则对记者提出了更大的考验。既要报道专家的意见但又不能照搬专家的发言稿。此时，记者应该努力将专家的意见以通俗、形象的方式告知读者。既体现内容的专业性，又发挥出专家会议应有的社会效应。

1998年3月28日，《人民日报》记者江世杰参加了铁道部的工作会议，听取了时任铁道部部长傅志寰的报告。面对一万多字的报道，他不落窠臼，以新闻规律作为判断标准，从中挑选出“确定五年目标”作为报道的主题，写出《我国铁路建设确定五年目标》一文，该文被评为1998年中国新闻奖二等奖。

社会的发展，受众的需要，向我们提出了新闻改革的要求，我们应该加快这方面的步伐才是。

为了繁荣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1956年5月，毛泽东在第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进一步解放思想，各地召开了很多理论学术研讨会，积极探讨新观念、新方法，以提高自身的素质，增强自身的发现力、思想力与行动力。这对促进人们思想交流、学术相长是大有好处的。问题是这样的会议该如何开，我们的传媒该如何报道。

改革会议和改革领导人的报道，是多少年一直在议论的话题。很多事情需要领导出面特别是一把手出面，领导一出面，好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种状况好不好呢，不能一概而论。有的虽然是领导出面解决了问题，但结果未必符合规律。2007年4月8日《文摘报》头版头条有一则报道，说是重庆市去年年底出台一份文件，在全国首开先例。文件要求，《重庆日报》头版、重庆广电总台、广播电视主要新闻栏目对基层的报道不低于各自总篇幅的三分之二。市委书记、市长除涉及全局性重要活动以外的常规性调研活动，《重庆日报》二版刊发消息，字数不超过1000字；广播、电视报道不上头条，长度原则上不超过3分钟。用重庆市市委书记的话说，就是“要腾出大量头条的版面和时段用于面向基层、服务群众的报道”。《文摘报》在刊发此文时用了一个醒目的标题：《重庆市委书记汪洋说：到二版找我吧》。

对于长期被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文山会海束缚手脚的新闻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好事，所以报纸将它搬上了头条。其实，这样的新闻近20年来也不时可以读到。不说地方常有这样的文件，常有这样“开明”的领导人的讲话，就是中央也发过精简会议报道和减少领导人报道的文件，但结果呢，还是大家不满意或不太满意看到的现状。有的地方也可能执行过一阵子，但领导人换了，也就面貌依旧。过不了多久，可能又会有某位领导出面或发文，再强调一遍，结果仍然是在原地画圈子，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症结在哪儿，我们该从这些反反复复的“新闻”中变得明白一点，从问题的本源上找一点原因才是。

这些讲话和文件都是一些领导着新闻人和管理着新闻人的领导和部门说出的、制定的。他们的本意或许是好的，但是，他们是否真的按新闻规律办事，我看要打一个问号。这些讲话或文件都是行政命令，下边自然要执行。不说执行时是否变样和打折扣，就说按此办理就符合新闻规律了么？我看未必。什么是新闻，什么新闻的价值更大，谁更懂得多一些好一些呢？我看还应是新闻媒体的新闻人，包括他们的老总和编辑记者们。到二版去找书记市长，就是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了么？我看未必。

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在上海小住时曾到第一百货公司为他的小孙女买铅笔橡皮，各大媒体对此都在头版的显著位置进行了报道，还配发了大幅照片。广大的读者都喜欢看。报道的是国家领导人么，不是；买铅笔橡皮是很大的事么，也不是。那为什么邓小平在商店买文具的事就上了头版的重要位置呢？因为报道的对象是邓小平，是大家爱戴的一位老人，以往只看到邓小平作报告批文件接见外宾，如今他老人家退休了能到商店为自己的小孙女买文具，大家感兴趣，愿意看，愿意读。仅此而已。它不是什么大事要事，但是它有新闻价值，用现在的话说它能够吸引受众的眼球，所以，不要上级主管部门发文件打电话，各新闻媒体都很自觉地放到了头版。不是说领导人的报道都要或尽量让位于二版，而是报道领导人的什么活动。有新闻价值的领导人的活动报道还是多上头版好。

再说，让基层的事群众的事都上了头版或多上了头版，就是好事了么，我看也未必。基层相对于上级总是多数，群众相对于领导也总是多数。将这些多数的多数都上头版，我看再加多少个头版也是不够用的。即便够用了(那是不可能的)，有多少人愿意看这些大家平时都能看到的大体相同的上班、下班、读书、写字、吃饭、睡觉、逛商店、聊大天等一些琐事呢？我看没有人愿意接受这样的信息(不是新闻)。所以，不是领导人上了二版，群众上了头版，问题就解决了，就是心贴近群众、为人民服务的表现。那样的报纸、电视没人看，你说这是存的什么心呢？

如何协调头版和二版的关系，如何协调上级与基层的关系，如何协调领导人与群众的关系，不是靠开明领导人的讲话，也不是靠发多少文件能解决问题的。靠什么呢，放心让媒体的老总和编辑记者们自己去想办法，让媒体在健全的市场竞争中比拼，好的新闻、有价值的新闻自然会大量涌现的。至于是领导人上头版，还是基层群众上头版，让懂得新闻的人去权衡、去比较、去推敲，实践是最好的老师。他们会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报道艺术，受众会帮助他们提高自己的传播技巧，市场是最好的评判家。政府干什么呢，为他们提供适宜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制定相应的新闻报道法规，干得好的嘉奖，干得不好的甚至坏的批评帮助以至注销，罚出新闻界。

有了这样“开明”的文件和讲话总是好事；但愿这样的文件少一点，这样的讲话少一点。^[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