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报道要增强建设性

四、新闻报道要增强建设性

2004年进行的雅典残奥会游泳比赛中，中国湖北选手何军权勇夺男子S5级50米仰泳冠军后，披着一身水珠经过混合区时，先接受了电视台长达3分钟的采访。新华社记者随后也想采访何军权，但觉得让冠军一身水珠地在并不暖和的环境中接受采访似有不妥，就先问了一句：“你冷吗？”

何军权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着回答：“有点。”

于是，双方约定在领奖之后再做采访。

何军权说：“不好意思呵。”

图7-3　在雅典残奥会上为中国代表团独取数枚金牌的无臂泳将何军权

虽然新华社的记者从另一个方面阐释了这件事情，可是，作为一名同行，我却从这名记者身上，从这短短的一句问候中看到了和善和关怀。这件事情，不禁让我想起数年前另一个采访的场景。当时也是一个简单的提问，却体现出记者截然不同的职业素养。

当日看了一个关于中学生组织课外文艺活动的电视报道。节目中一个话筒伸到一位拉大幕的同学面前：“你感到拉大幕这件事与其他同学相比低贱么？”——这个记者怎么这么差水平！——家人在一旁忿忿不平，我的耳根顿时红了，为我的这位小同行而感到羞愧。我真担心记者的问话刺伤了那位同学的自尊心或予以行为误导，还好，拉大幕的同学没有正面回答记者的提问——是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还是这样的问题根本不屑于回答，我不清楚。值得庆幸的是，回答者精神饱满地说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自己参加社会活动所受到的教育。

后面的节目我不知演了些什么——那位记者的话筒一直在我的眼前晃动。

记者的提问是一门艺术性很强的学问，它要求记者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人物、问题采取不同的提问方式。有人在采访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时，为了保证采访有效，决定“四不问”：纯粹礼节性的问题不问；观众能够猜出的问题不问；过于宽泛的“大”问题不问；别的记者问过的问题不问，结果使萨翁乐意接受采访，使报道出了新。关于提问的艺术性还有很多很多的例子，教科书上也有不少的要求，这些都不需要我在这里重复了。我要说的是，提问除其艺术性外还必须讲究导向性。

还是以前面那位记者的提问为例。在同学们高高兴兴忙着布置舞台、准备道具、服装的时候，记者不是参与其间与同学们一起聊一些大家感兴趣的话题，谈一些观众关心的话题，而是问起同学们手中工作的高低贵贱——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涉及人格的尊严——这样的问题，我想就不仅仅是艺术问题，而是导向问题了。

那位记者很年轻，对于拉大幕是否低贱的问题恐怕她自己也没弄清楚。“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怎么行呢？

问题还不仅于此。节目播出大概都是要经过层层关口审查的吧？对于年长者，对于领导者，像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没看出来，看出来了为什么没把住关？来一个“小题大做”，这仅仅是“技术问题”或“一时疏忽”能回答的么？

新闻工作是一项责任性很强的社会工作，“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是新闻工作者的一项重要职责。我们比较多地强调它的艺术性正是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政治任务。记者时刻记住自己的职责，将其贯穿于自己的日常采访工作中，这是须臾不可忘记的。

由一个记者的提问，引发了这么一个大的主题，大概也算“小题大做”吧。

如今处处都提倡“人文关怀”，提倡在生活中、工作中、在科学技术发展中关心和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确立一种赋予人生以意义和价值的人生价值关怀。这种人文关怀的思想不仅要体现在新闻报道中，而且也应体现在采访的过程中。

李建荣曾写过新闻报道亦要讲“尊重”的文章，他认为媒体对公民道德建设有着特殊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新闻传媒的社会公德意识，是新闻职业道德中与大众传播特点联系最密切的一个方面。新闻工作者要讲社会公德，考虑更多的应该是“尊重”二字，尊重社会、尊重生活、尊重生命、尊重采访者、尊重读者。在报道中尤其应该尊重和保护弱者，谨慎用词，平等地对待被采访者。^[13]

办报纸(包括办广播、办电视)，不尊重受众总是不行的。这与以前办报只是对几位上级负责只是为少数领导服务相比，是一个大大的进步，了不起的进步。这既是思想观念的转变，也是市场经济规律使然——受众不掏钱买你的报纸，办报人脸上无光，严重的还会没饭吃。所以，把立足点放在受众，放在大多数普通读者、观众身上是不错的，是需要大力提倡的。

1995年的春节晚会上解晓东把一曲《今儿个真高兴》唱得家喻户晓。几乎从那时起“咱们老百姓”这个称谓就在我们的生活中频频出现。打开时下的新闻传媒，以“老百姓”作栏目的多了起来，关注“老百姓”的报道多了起来，比如说，“百姓话题”、“百姓茶坊”、“老百姓传奇”、“老百姓的故事”等等。正如一位朋友所说，如今“老百姓”吃香了。

2002年以《南京零距离》的高收视率掀起了全国民生新闻的浪潮。新闻报道贴近老百姓，选取社会大众的身边事、生活中的事作为报道的对象，将话筒、镜头对准普通群众，是我国新闻事业改革的一个突出成果。电视新闻的主持人在对新闻进行解说的时候往往站在普通群众的立场上，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来评论事件。可是，仔细思考“老百姓”这种提法却有不妥之处。

“老百姓”只能代表大多数人，只是一种通俗说法，并不是法律语言。在我们这个法制观念还不浓厚的国家，还是多用“公民”这样的具有全称概念的法律语言为好。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是自资产阶级革命之后产生并被沿用下来的。除了少数国家，如日本，公民与国民这两个概念仍在通用、混用之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已经不再使用国民而使用公民这一概念了。

在封建时代，除君王外，其他人皆自称臣、庶民、臣民、黎民等。老百姓即代表着与王侯将相相对的平民。自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传入我国之后，开始有人使用“国民”这一概念。辛亥革命之后，较普遍地使用国民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所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继续使用国民这一概念。我国第一部正式使用公民概念的法律文件，是1952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1954年的我国宪法以及以后的法律文件，则统一使用公民这一概念。

图7-4　《百姓热线·纠风台》，晋城市纪委、监委、市纠风办与晋城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创办的一档热线直播节目

这一对比，不难发现，“老百姓”一词，使用之时就已经将社会阶层分为平民和官员两个对立面。而“公民”则闪烁着资产阶级提倡的自由平等的色彩。这两个词究竟该怎么用？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何谓“老百姓”，现实中大致有这么两种理解：第一，从政治上讲，它是有别于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群众。正如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所说的，见群众不宣传，不鼓动，不演说，把一个共产党员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这就失去了他作共产党员的资格。看来共产党员是不属于“老百姓”范畴的。

第二，从行政上讲，它是对上级领导而言的下级人员。旧时候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之说，讲的是当官的权力大，老百姓受欺侮；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做“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说的是当官者的责任。看来，当官者也是不属于“老百姓”范畴的(至于多大的官不算“老百姓”，谁能说清楚)。

当然，这种理解或划分也未必准确，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老百姓”只能代表有层次和等级的大多数，而“公民”却是一个相对平等的全称概念。强化“公民”意识对我们学习、执行宪法，提高整个国家的法制水平是大有好处的。少提了点“老百姓”，多用一点“公民”，刚开始可能不习惯，用多了用长了也就自然了习惯了。^[14]

我曾与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编导们交换过意见：“生活空间”只讲述老百姓的故事，难道不能讲一下老干部离休后的生活么？他们中有很多故事是感人奋进的；同样，在我们的事业里有些可歌可泣的老百姓是可以走进“东方之子”的。电视上这种栏目的划分本身就是不科学的，也为编导制作节目带来一些麻烦。这里不赘述。

散木曾在《北京日报》写过一篇文章，认为，“老百姓”用语的流行，潜移默化地形成民众社会心理的“权力至上”、“权力崇拜”(即“官本位”思想)、“清官”情结、“草民”、“庶民”意识等。当然，作为流行用语，它也有亲切甚至不乏调侃的意思，但总体上是传统忽视程序规则，重人治轻法治，以及公民权利意识普遍缺失的反映。只有当国民具备了完整的公民意识和公民性格，才能真正走向现代社会。^[15]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在我国，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是有机统一的。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就是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但人民当家作主不可能完全按照每一个人的意志来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只能按照多数人的意志对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项进行决策。新闻媒体可以为身份不同、认识不同、水平不同的参与者提供一个沟通的途径，把意愿集中起来，在沟通的过程中，找到大多数人的利益契合点，搭建公共领域平台，提高公民意识，在促进公民社会的构建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人们不仅需要了解领导机关的工作结果，还应了解这个结果的讨论、研究、决策过程。作为新闻单位有责任满足人们的这种正当需求。新闻媒介应展示领导工作的过程。

“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是我们党提出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增加领导工作过程的透明度，对领导工作的一些过程进行介绍、宣传，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措施。新闻媒介在这方面担负着重要责任。

利用新闻媒介增加领导工作过程的透明度，并予以制度化，我以为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好处：

其一，有利于广大人民了解、理解、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人民群众只有了解某一方针政策的讨论、研究、制定的过程，才会更深刻地理解它；只有理解深刻，行动起来才会更自觉有力；对于领导工作的成绩和经验要让人家了解，对于经济工作中的困难和失误也要让大家了解，只有在了解的基础上，才能相互理解、信任，上下才能同心同德，共渡难关，开创新局面。

其二，有利于增强人民的参与感和责任感。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享有管理国家和企事业的权力。参与感和责任感是公民主人翁人格的一种表现。增加领导工作过程的透明度，就是对公民这种人格的承认和尊重。因而，领导和领导机关作为人民的公仆和办事机关，应该定期向人民介绍自己的工作。

其三，有利于监督领导工作，提高领导工作效率。让领导者的言谈举止、方案措施，通过广播、电视、报刊更广泛更迅速地显露展示在广大公民面前，孰优孰劣，群众一看一听，就明白，就比出来了。这对促进领导者加强自身素质锻炼，促进领导机关改进工作方法和程序，提高工作效率都是大有好处的。

增加领导工作过程的透明度，中央已经带了个好头，如对党的重要会议的报道，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见中外记者的谈话，国务院对大兴安岭火灾事故的处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企业法、破产法等法规讨论表决的情况，等等。这些工作过程情况通过新闻媒介传播给亿万公民，一时间，举国上下交口称赞！但是，现在有些地方的领导和领导机关对于增加领导工作过程的透明度还不习惯，还不积极，有的甚至采取不妥当的行政手段制止、干预新闻工作者的采访报道，或对宣传报道作了不必要的规定和限制，使宣传报道失去了真实性和时效性，这是需要予以纠正的。我以为，除了关系重大、确需保密的有关工作过程外，其他工作过程均应通报新闻单位，欢迎采访报道。除了需要统一宣传口径的内容外，其他内容则应由参与者及新闻单位自行处理，不必追求绝对统一。作为广大公民，也不能以某某领导人的言行符合自己个人或局部的利益而对抗上级机关最后统一作出的决定。当然，作为新闻舆论部门注意提高自己的采写、拍摄、录制和播放、刊载的科学性和艺术性，使其更好地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更好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也是十分重要的。^[16]

图7-5　2006年3月13日，电视台记者在天安门广场报道全国“两会”(中新社武仲林摄)

此文发表二十多年了，中国的民主政治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在信息公开特别是将每年“两会”期间代表议政的过程让全国选民都知道这一点上，仍然是不够的。电视台拍“两会”，目前大都只能在场外练。

为此，郭光东在报纸上写文章呼吁，全程直播：让代表以选民看得见的方式议政。

谁来监督人大代表？当然是选民。这在法律中已有明确规定。而且，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论述，无产阶级民主优于资产阶级民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代表经人民选举产生后，还要接受人民的监督，人民有权罢免不称职的代表；而资产阶级的议员当选后，却往往不再接受选民的监督，选民无权罢免还在任期内的议员。

遗憾的是，实践中，我们手中这项法定的或者命定的权力行使得并不理想。虽说也有人大代表在任期内被罢免，但那基本上都是在被“双规”或被“移送司法机关”之后，很少听说哪位人大代表因为议政能力不足、参政积极性不高而被罢免。

何以至此呢？撇开人大制度设计方面的缺陷不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选民监督代表的渠道尚不畅通。目前来看，选民了解代表的履职情况，只能通过新闻媒体的“两会”报道，但这些报道往往是经过记者选择之后的，总体上也是零碎的，不可能每个代表都有幸被记者“关照”到。

当然，近年来，全国人大的会议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不仅开幕式、闭幕式全程直播，不仅政府工作报告、“两高”报告实况直播，而且各分组讨论也开始允许境内外记者采访。但是，采访不等于现场直播，尚无法让民众一窥全貌，有效监督。

因此，郑重建议：从明年开始，实现人大各项议程的全程实况直播，向亿万选民全程传送代表履职信息，让选民更真切考察代表的履职能力。^[17]

报纸作为一种新闻传播媒介，在传播信息、普及知识、沟通联系、引导舆论和激励人们等方面具有多种功能，报纸的读者也有多层次、多方面的需要，但是增强人们的建设意识却是新闻宣传须臾不可偏离的方向。

所谓增强人们的建设意识，就是指办报人时时刻刻站在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立场上，根据“只能鼓劲，不能添乱”的原则，一切着眼于建设，即对成功的经验予以科学总结，使其有推广的意义；对失败的教训进行深刻反思，提醒人们免蹈覆辙；对困惑的问题提出可供研究、探索、解惑的思路；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新事物、新问题持积极慎重的思考态度，为领导机关科学决策提供参考意见。总之，新闻宣传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要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素质，特别是增强人们的建设意识。

在改革的震荡中提高人们的心理承受力。社会是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由此产生震荡也是很自然的事。它不仅表现为历史长河中事物发展的曲折性、波浪型，而且表现在每一运动点上的起伏所引起人们心理的不平静，以致产生惧怕、焦虑和痛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使整个国家输入了新的活力，如经济领域的市场竞争，企业承包、租赁、兼并、股份制，企业内部的三项制度改革、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和政治领域里的机构改革、精兵简政等等，所有这一切，无不包含着震荡的因素。但是，正是有赖这种按经济规律办事，打破平均主义，提倡平等竞争，鼓励开拓创新，才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和责任心，提高了劳动效率。这里面，新闻宣传功不可没。各地的报纸为着改革开放，为着提高人们的素质特别是心理承受力，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我们讲震荡会激发活力，能提高工作效率，是指震荡在一定限度内；如果震荡过度，不仅会引起整个社会控制系统的紊乱，阻碍最佳整体效益的实现，而且还会导致人们产生生理和心理疾病，于开发人力资源不利。新闻宣传也必须遵循这一原则。比如说，1992年初，有的新闻传媒发表了“用铁心肠、铁面孔、铁手腕去砸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之类的文章，其本意都是不错的。但问题在于，首先，用“三铁破三铁”这样的提法是不科学的，它不能准确完整地表达企业改革的全部内容；其次，这种提法似乎也少了一点人情味，把广大职工推到了被改革对象的位置上，使人难以接受，而且有悖于改革的宗旨；再次，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还未完全建立起来之时，提出“破三铁”有些操之过急，也无法实现；最后，在宣传方式上是大呼隆、一刀切，不分南北东西，不问企业改革的现状如何，都要“破三铁”，最好能在几日内把“破三铁”的任务完成。报纸也不甘落后，似乎一日不讲“破三铁”，就是不支持改革。这样的宣传确实引起了社会的震荡，也促使了某些地方不同程度的改革。但是，从总体上讲，这样的宣传是不成功的，使得作为改革主力军的广大职工，人心惶惶，成天在考虑自己的饭碗。为此，中央专门发文，纠正了这一提法。但是，有的报纸比较清醒，比如《长江日报》在1992年3月底4月初连续发表《浪潮中的“椅子”和“凳子”——企业经营机制转换中的位置流动与竞争》和《“蛋糕”怎么切？——企业经营机制转换中的利益分配和调整》等系列文章。文章没有循着“破三铁”的调子，却分析了机制转化中的职工心态和改革必将进行的大趋势以及政府、企业、职工各自应该做好哪些工作，等等。文章既符合中央精神，又讲清了道理，既考虑到职工的实际，又提高了他们的心理承受力，收到良好的效果。

社会要发展要进步，就必须不断解放思想，不断接触和解决各种热点、难点和群众敏感的问题。近年来的实践证明，报纸上有计划地就一些敏感的问题发表文章，对于提高读者心理承受力是很有好处的。反过来，读者心理承受力提高了，又对报纸的开放度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这样又会促进报纸的改革和发展。

在热点、难点的困惑中提高人们的理论素质。理论可以总结历史，论证现实，预示未来，揭示和说明事物发展的规律和方向，指导我们搞好各方面的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同志以他总设计师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巨大理论勇气为该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所有这一切都是科学理论的总结，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南。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报纸，对于上述理论当然要很好地宣传。通过报纸来提高人们的理论素质。常有人担心，消息、通讯融进理性的色彩，读者能够接受、愿意看么？事实证明，近几年不少报纸特别是扩大版、增刊恰恰走的是这条路，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社会上的许多现象，仅仅把它披露出来是不行的，只有运用正确的理论来说明它，才能彻底解决问题。文章从人们议论的热点出发，凡举人们有目共睹的事实，有比较，有分析，有情感的抒发，更有理性的论证，文章生动活泼，受到读者欢迎。

实践证明，广大读者并不是对理论没有兴趣，他们只是对那些空洞的内容和枯燥的形式厌烦。报纸上刊发的文章，只要是从读者已经感觉的现象入手，用读者能够和乐于接受的语言说话，使他们在阅读中能更深刻地理解他们早已感觉但又说不清楚的东西，就一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报纸当然要以新闻为主题，唱主角，但是这丝毫不意味着新闻不能带有理论性。恰恰相反，时代的发展越来越要求新闻富有理论色彩。

围绕中心，循序渐进，讲求实效。新闻宣传是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要增强人们的建设意识也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展开。经济建设、经济形势与人民群众利益息息相关，办报人应当努力学习经济，熟悉经济工作，了解经济运转的情况，经济发展的态势，目前存在哪些问题或通过哪些办法在解决，有哪些好的经验值得总结推广，干部和群众中有些什么想法、意见或不满，等等。只有在充分调查、了解和熟悉的情况下进行宣传报道，才能够有针对性，容易被群众所理解和接受，调动起积极性。

提高人们的建设意识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绝非一朝一日所能奏效的。单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应确立什么样的目标模式而言，就经历了20多年的实践和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传统的计划与市场观念有了很大的突破：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在内的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十四大的召开，才最终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是“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由此看来，为了提高人们的建设意识，在宣传报道时宜采取坚决审慎的态度，有层次有秩序地逐步展开，尽可能平稳地推进。对于读者关心的敏感问题，既要组织发表有针对性、有说服力的文章，又要防止由此可能产生的思想波动和行为混乱；在宣传改革的光明远景和成绩时，也要同时宣传改革的艰难历程和困难，帮助人们树立战胜艰难曲折的信心和准备采取的应变措施。

要增强读者的建设意识，必须首先增强办报人自己的建设意识和改革责任感。改革新闻宣传的方式，增强新闻报道的可读性是十分重要的。报纸是办给读者看的，党报的宣传教育职能的实现，就其形式讲，应该是编辑与读者之间平等的双向交流。交流的前提就是读者愿意读报，不读，就什么都谈不上。卖报也应该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北京日报》推出“效益开窍”的经济专栏，一改过去从“工厂—工厂—工厂”的写法，形成了“家庭—市场—工厂”的思维路线。他们带着普通人的生活感受和浓厚的兴趣，到市场中寻找这些现象并追踪它的背后——工厂。该专栏的文章语言，追求一种平易朴实的风格，以口语化见长，以设问句为多。文章以讲故事的形式开头，慢慢把要讲的道理和盘托出，与读者平等交流探讨。这样的文章读者当然欢迎。它不仅引起企业界和有关部门决策人的兴趣，而且唤起了许多读者的参与热情，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报纸的改革内容是多方面的，但是，只要办报人心中时刻装着读者，一切以满足读者需要出发，一切从增强读者的建设意识着眼，不论是新闻报道的内容还是形式，都会有大的突破，有大的进展。^[18]

新闻工作者肩负着时代的重任，稍有不慎就会给受众带来损害以至造成社会的不安定。这是从事这一职业者的神圣职责，一刻也不能松懈和马虎。

2004年9月6日晚，一家电视台在播放俄罗斯人质危机的新闻报道时，屏幕下滚动播出这样的信息：有奖竞猜———俄罗斯人质危机中一共有多少人丧生：答案A××人；B××人；C××人……参加的方式是：××用户发送答案至××××，××用户发送答案至××××。而此时此刻，俄罗斯人质事件死亡人数仍在上升，俄官方的死亡数字为334人，目前仍有约200名学生下落不明，家长仍在焦虑地等候亲人的消息。当地弥漫着一片悲伤与愤慨之情，别斯兰全市都可以听到向死难亲人告别的哭泣声，工人在别斯兰的墓地挖出了一排排墓穴———在如此悲怆的气氛下，竟然有电视台拿灾难的死亡人数做充满娱乐色彩的有奖竞猜，而且某些商业机构还要从中挣钱。此事引起了媒体正义者的极大愤慨——

这是一道带血的有奖竞猜题，它让我战栗，让我感到羞耻：异邦的灾难之上，同类的哀号之中，竟有人如此冷漠，如此野蛮。我想起了一个媒体常用的词：人性关怀；我想起了一个商人常唱的调：公共精神。可对于异邦灾难和死难者如此冷漠的行为，深刻暴露出某媒体和某些商人挂在嘴上的“人性关怀”和“公共精神”之矫情，榨出他们潜意识中委琐的“小”来。

人是有国界的，可灾难的伤害和疼痛的感受没有国界。真正的人文关怀和人道精神应该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无论发生在哪里的灾难，我们都要深切地诅咒造恶者，深切地哀悼死难者，都要在同情死难者家属的同时，尊重他们的情绪。拿灾难信息做娱乐性的有奖竞猜和赚钱，这是非常不人道的。^[19]

从俄罗斯人质事件，到杨丽娟追星刘德华，从茶水发炎，到纸馅做的包子，不断出现的违背新闻规律、新闻职业道德的假新闻报道，一次又一次地在拷问着有良知有责任心的新闻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一旦选择了新闻报道为其职业，就有一种与时代共进、与人民同生的职业追求，而要培养和具备这种良好素质和品格，却是一辈子都难得做好又必须努力做好的事情，当然也离不开整个社会、管理部门的配合。这是一项永无止境的工作。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要想办好各级党报，使其具有广泛的读者群，从而提高党报在一个地方的指导性，就必须注意党报的服务性。

一说到党报的宣传功能就不会忘记它的指导性，这是完全正确的。有必要不断地提醒自己，不要在宣传中背离了这个大方向。一张机关报，忘记了自己的方向，办得和地摊上的小报一个样，不能指导本地区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能给本地区人民政治思想方向上的引导，就失去了它作为机关报存在的意义。而要强化党报的指导性，充分发挥党报的指导功能，就必须高度重视党报的服务性，要在“服务”两字上狠下工夫。

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发展和繁荣的重要保证，是对新闻宣传的基本要求，因为它是符合我国宣传文化事业的发展规律的。发挥党报的服务功能之任务是十分艰巨和繁重的——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我们的奋斗目标，要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掌握，党和政府的改革、建设措施要为老百姓所明白和拥护，人民群众创造的新经验和展示的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要大力宣传推广，既表彰了创造者，又为人们提供了学习先进的楷模；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需要努力满足；群众在实践中碰到的思想问题和现实困难需要认真研究、疏导和尽力解决；社会生活中存在和新生的消极腐败现象危及人们的生存和发展，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克服，等等。这一切都需要党报在宣传时充分发挥它的服务功能，在满足人与社会的上述需求中受到众多读者的欢迎和喜爱，从而体现党报的指导性。

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是一个整体，两者是完全一致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达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新闻宣传离开了社会主义道路，也就从根本上脱离了人民、违背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在宣传中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在这个方向指引下人们才能谋取更大的利益；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是关系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决定因素和检验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一个主要标准。所以，在新闻宣传中忘记了人民，没有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宣传社会主义和为社会主义服务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为此，在宣传时，必须时时刻刻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以此为基础来宣传社会主义。只有为人民服务好了，人民信赖你，由此才可能发展到信赖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在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中，人民群众始终是基础、是出发点，社会主义永远是方向、是指针。

市场经济的繁荣促使着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发展和提高。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作用于人、服务于人的方面和侧重点是不一样的：物质产品更多的是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的需要，在服务方式上更直接、更具体、更外向；而精神产品主要是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的需要，作用于人们的思想意识、情操修养，它的服务主要是通过对具体事件的分析判断，以抽象的高度概括的但更具有说服力的观点和方法帮助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物质产品虽然作用于人们的物质生活，但它同时也对人们的思想意识有着某种程度的导向作用；精神产品具有很强的导向功能，但它一刻也不能离开具体的社会现实和物质生活内容。要充分发挥精神产品的导向功能，就必须把它的指导性寓于良好的服务性之中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党报重视服务功能，是发挥其指导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切不可小看了。

党报的服务功能可以通过多种形式表现出来，一般来说有以下几种：

思想观念上的服务。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多年时间，我们的每一项成果，每一步胜利，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仅涉及人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的转变，而且长期以来形成的以计划经济为中心的一整套政府职能分工、组织结构、所有制结构、法律规章、工作程序等，也都将受到冲击和深入的改革。这将是一次权力和利益的重新调整，从而也可能引起某些抵制和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一场革命，它是“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为了保证这场变革顺利进行，必须以解放思想为前提。只有人们的思想观念转变了，心理承受力提高了，一切改革的措施才能到位，取得预期的效果。党报在这方面的宣传是十分重要的。

方针政策上的服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是在党和政府的科学领导组织下进行的，那么，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对于各个地区、企业、单位和团体、个人的影响至关重大。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凡是经济发达的地区，那里的报纸发行量就大，为什么呢？人们除了寻求经济信息外，就是关心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因为这些方针政策的出台或变化会直接、间接地影响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家庭生活。《经济日报》的读者调查显示有83.9%的读者想通过报纸了解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当然，党报在方针政策上的服务不是发发文件就算完事，而是要围绕文件产生和执行中群众关心的问题进行解答和阐释，消除人们的疑虑，方便人们的运用。

科学知识上的服务。现代社会，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迅猛发展，经济的腾飞越来越需要雄厚的科学技术力量作后盾。当今时代，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单位与单位之间的竞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科学技术力量的对比。科学技术不仅光彩地走向了社会，而且也异乎寻常地受到百姓的欢迎。随着经济的发展，学知识、学技术、考文凭之风在经过一阵曲折的低潮之后又呈现出勃勃向上的转机。

生活消费上的服务。经济的发展促使人们的生活消费与之相应地发生着变化，不仅是物质生活上的变化，也有精神生活上的变化。云想衣裳花想容，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追逐服装美容新潮流为当今时髦之举；民以食为天，饮食文化在我国可是有着悠久的历史。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那是孔夫子的说法。如今的人们可是要追求安逸舒适的居住环境啊。闲暇时光，携家人亲朋一览祖国名胜，鸟瞰九州美景，好不快哉！随着新作息时间制度的实施，旅游也要提到普通人的议事日程之中了。党的机关报拥有最多的读者，理应在群众关心的生活消费上比其他报纸做得更好。

服务功能是所有的媒体都必须具备的，但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对于一个地区党的机关报来说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因为现代化建设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繁荣，促使人们的需要日益增多和提高，改革开放的深入，又给人们带来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难题和新困惑。所有这些都需要党的机关报给予更多的更好的服务。只有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内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各种需求，读者才想订你的报纸，才爱看你的报纸，才愿意接受你在报纸中传播的指导性意见。这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所说的那样，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这是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们说的，它对于建设年代的党的机关报来说也是十分适用的。报纸虽然不是领导机关和行政事务部门，它不可能解决群众生活中许多具体的问题，但是，它必须关心群众中存在的一些求生存求发展的困惑和疑虑，为他们出谋划策、排忧解难。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报纸最终要走向市场，在激烈的竞争中比高低赛优劣，党报也不能例外。自称是办得不借的机关报却只有少得可怜的发行量，这说得过去吗？一张机关报在本地区不能在发行量上有明显的优势，就会影响它作为党报的指导作用。当竞争的态势越来越激烈的时候，党报不能只求发行量而放松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这是肯定无疑的。又要在市场上占领优势，又要担负好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任务，就一定要在服务上大做文章，做好文章，吸引读者，争取读者，扩大发行量。形势的发展将愈来愈清晰地提示这一点，党报在增强服务性上应该有紧迫感。

当然，在实施党报的服务功能时，要注意处理好广泛性与特殊性、通俗性与高雅性、权威性与多样性、现实性与超前性等方面的关系，提倡“微笑服务”，但关键是做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