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润五对王宝森讲了些什么

二、李润五对王宝森讲了些什么

纵观历史，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一直都是以为广大劳动人民谋福利为宗旨，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奉为圭臬。也正因为如此，我党才得到了广大中国人民的爱戴和拥护，成为了时代的先锋。无论在什么样的风雨中，我党都将党风廉政建设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然而，由于在我国的社会制度中仍然存在着不合理的权力结构，以权换钱的权力寻租现象也不可避免地接连产生。改革开放之后，反腐败斗争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新形势。在北京大学的一个研讨会上，美国麻省EndicottCollege博士陆嘉符表示几乎每一项改革政策的出台，都成为新一轮腐败滋生的契机。比如1984年中国开始逐步开放生产资料市场，价格双轨制导致寻租范围的泛滥。经济特区在使用国有资源方面出现严重的腐败现象。另外，金融市场的开放过程中也出现了大量腐败行为，包括国外资本对官僚行贿的增加。

早在1926年8月4日，中共中央局就向全党发出了我党第一个反腐败的正式文件《关于坚决清洗腐败分子的通知》。1933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签署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26号——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郑重地提出“两个务必”，谆谆告诫全党同志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不做李自成。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领导了声势浩大的“三反”斗争，有效地保持了国家清正廉洁的政治局面。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景鹏认为，中国30年前实行的全能主义政治和计划经济，为今天的腐败埋下了根源。政府和各级官员手中掌握了对各种社会资源支配的巨大权力，而这些权力又缺乏监督，这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权钱交易提供了条件。^[2]

面对在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出现的腐败现象，党中央领导全党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工作，认真纠正群众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坚决打击走私、套汇、投机倒把、贪污受贿等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党中央从战略地位、指导思想、基本原则、领导体制、工作格局等方面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举措，初步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的有效开展反腐倡廉的路子。

1995年到1998年一系列轰动全国的王宝森、陈希同案件至今仍被不少人提及。那几年，有三个人的名字被当作历史的关键词记录下来，他们便是李润五、王宝森、陈希同，所不同的是，历史赋予了这三个名字不同的褒贬色彩。

李润五同志于196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中共十三大代表，中共北京市委第六、七届委员，北京市第九、十届人大代表。曾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党员。1993年初，李润五同志任北京市副市长，分管全市工业工作。他任职期间，每天居然骑个自行车上下班；下基层不让准备客饭，不带秘书，定好八点半的事，他八点钟就到人家单位的犄角旮旯转了个遍，更谈不上夹道欢迎之类的礼遇。于是就有人说了，李润五没一点“首长做派”，太平易近人；李润五的家也不像个“副市长的家”，太简单朴素。李润五确实没个所谓的“官样”，可是这样的官人民喜欢，人民爱戴。他一身正气，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始终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为党和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被誉为“人民的好干部”。1995年11月，终因劳累成疾过早去世。

王宝森，曾任北京市财政局局长，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其违法犯罪的主要事实有：贪污公款25万多元人民币、2万美元；挪用公款1亿多元人民币、2500多万美元，供其弟、姘妇及其他关系密切的人进行营利活动，造成1300多万美元的损失；挥霍大量公款，营造豪华别墅，购买高级公寓，长期包租宾馆客房，作为享乐场所；违法批贷巨额资金，造成大量资金流失；道德败坏，生活糜烂。1995年4月4日，王宝森畏罪自杀。

李润五同志去世后，江泽民深情地说：“李润五同志兢兢业业工作，诚心诚意为广大市民服务，是一位优秀党员、优秀干部。”王宝森死亡后，中纪委严肃地做出决定开除王宝森的党籍，并号召全党把反腐败斗争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这两人同市为官，若他们在天堂相见，又会有怎样的一番对话？为什么面对同样的权力两人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李润五、王宝森分别于1993年和1991年进入市府领导班子。在一个班子里工作，想必总有一些交谈。笔者没有也无法采访到当事人，但李润五以自己的行动已经对王宝森讲了许多许多：

“不解决难题，要我这个副市长干什么？”当官是一种荣誉，但它更是一种责任。在北京工业的各条战线，在企业改革的许多关键点上，在企业干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总能见到李润五的身影。他经常下基层，本子上记录着全市每天主要生产情况的数字。被戴上“活地图”、“数据库”、“总调度”桂冠的是李润五；焦化厂煤气罐发生爆炸，工人带压带气作业，身后就站着李润五；个体商贩受到管理人员刁难，出面处理并给受屈者递上名片的还是李润五……

这一些王宝森根本不愿意听。

——“不关心群众疾苦，算什么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党员，作为一个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一个首要职责就是为民众排忧解难，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竹竿胡同居民房子漏雨，李润五放下文件就去查看并派人修好；为了史家胡同小学的校舍改造，他骑车跑了100多趟；东城区54条大街、778条胡同、1500多个厕所都留下他的足迹，为老百姓解决了许许多多的难题……

这一些王宝森也听不进去。

——“我是副市长，也是老百姓。”作为北京市的副市长，可是一个不小的官。但是，李润五却总是步行或骑自行车上班，他的孩子直到父亲去世才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坐上父亲的车；他居住狭窄，孩子有意见，可他说：“你们到胡同里的住房困难户去看看，咱们的情况是好的，有什么可抱怨的？”他老家唐山的兄、姐由于生活困难，有时靠捡破烂度日，他也不找政府照顾……

这一些王宝森不屑一顾，装作没听见。

李润五做了许多许多，也对王宝森讲了许多许多，但是，王宝森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李润五、王宝森都是领导干部、副市长，他们手中都有很重很重的权力。但是，李润五视权力如生命，甚至比自己的生命还重，以自己有限的生命用好权力为人民，在人民的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王宝森则把权力用在私欲上，用人民给予的权力去满足自己永远无法满足的私欲，结果把自己的丑恶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李润五以自己闪亮的人格告诉了人们许多许多，王宝森也以自绝于人民的罪恶提醒了人们许多许多。我想，从中受益的并不只是做市长的，当大官的，因为他们手中有很大很大的权力；作为每一个公民都会也应该从中领悟到许多许多，因为在一定的时空里我们每人手中都有一份可以造福于人或危害于人的权力。^[3]

王宝森畏罪自杀的次日，即1995年4月6日，陈希同向中央书记处呈交了“引咎辞职报告”，但未获准。中央指示，辞职一事暂不议，先向北京市处以上干部传达王宝森自杀事件的情况，上下要坚守岗位。4月中旬，陈希同向找其谈话的党中央领导人再次坚持提出辞职，而不同意调职。他列举出三条理由：一、我年龄已大，不适合再做第一线工作；二、王宝森虽是他个人问题，但我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三、我的秘书也卷入王宝森的案子，对此我有直接责任。

陈希同似乎觉得自己是“陈政局”，中央不会动他。他一方面向有关人讲，北京的工作中央是肯定的，王宝森个别人出了事，不等于大家有什么问题，大家不要自惭形秽，不要传播小道消息，要相信北京市委，等等；另一方面以退为进，于4月25日再次提出辞职要求，以图给中央压力。

1995年4月27日，新华社一篇百字消息犹如惊雷一般，在中华大地上炸响：“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王宝森慑于反腐败威力自毙身亡；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委书记陈希同引咎辞职。”中央书记处领导代表中央到北京市委宣布，同意陈希同引咎辞职，决定由中纪委第一书记尉健行接替陈希同的工作。陈希同没有料到，最后竟是这么个结局，他的政治生涯就这样画上了句号。1995年7月4日，鉴于在调查王宝森违法犯罪活动的过程中，发现有些重大问题涉及陈希同，中共中央决定由中纪委对陈希同的问题进行审查。根据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决定，陈希同的职务被撤销。这些重大决定为海内外瞩目，各大传媒纷纷聚焦北京的反腐败风云。

陈希同，1930年6月出生于四川省安岳县。1948年18岁时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北京市市长、国务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被告人陈希同任北京市市长、市委书记期间，自1991年7月至1994年11月，在对外交往中接受贵重礼物22件，总计价值人民币555956.2元，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交公，由个人非法占有。被告人陈希同任北京市市长期间，于1990年和1992年指使、纵容王宝森动用财政资金，在北京市八大处公园和怀柔县雁栖湖畔修建两座豪华别墅。违规建造别墅及购置设备款共计人民币3521万元。陈希同任北京市委书记后，自1993年1月至1995年2月，经常带情妇某某与王宝森等人，到两座别墅吃住享乐，两座别墅成为陈希同、王宝森享乐的场所。其间，耗用服务管理费人民币240万元，吃喝挥霍公款人民币105万元。一审法院认定陈希同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6年。赃物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曾经评价道，陈希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因经济犯罪而受到法律惩处的党政职务最高的干部。这样的一个历经风雨的老党员也因为放松了警惕同样被权力所吞噬。

反腐败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保证。2006年10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国际反贪局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向世人庄严宣告：反对腐败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关系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关系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问题和紧迫任务。我国的监督机制在不断完善，中央打击腐败的力度也在空前地加强。过去的2006年的反腐败斗争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绩，四直辖市“空降”纪委书记，六省份纪委书记异地调整，上海市市委书记陈良宇、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市委书记杜世成等高官纷纷下马。如此重拳出击，成绩有目共睹，百姓拍手称快。将打击腐败作为政府工作的第一要务表明了我党反腐倡廉的坚定决心，树立了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威信，在建立廉洁透明政府的征途上前进了一大步。

2007年全国“两会”是本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最后一次例会，也是党的十七大前的最后一次全国“两会”。3月1日的《南方周末》曾预测，在“两会”热点议题中，“铁腕反腐，从严治吏”为今年中国公众最关心的“两会”话题之一。

同样，2007年2月26日的《人民日报》也发表了署名文章，强调加强干部作风建设教育，要求各级官员“净化社交圈”。该报还转发了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在该省干部警示教育大会上题为《讲亲情不能错位重友情不能变味》的讲话。李源潮在讲话里谈到：腐败分子不是一夜之间就“城门洞开”的。“不虑于微，始成大患；不防于小，终亏大德。”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要守住小节关、初次关、节庆关、亲友关。分析近年来江苏查处的领导干部贪污受贿案例，大部分都坏在亲友手中。讲亲情不能错位，重友情不能变味，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公权都不能用来为亲友谋利。

图8-1　今又同窗(漫画)

近来，各地报刊相继登载了一些打击经济犯罪的消息，一些犯罪分子依法受到了法律惩处。从这些报道可以看到，这些不法之徒差不多都是因钱迷心窍而走向犯罪道路的。所以，与其说今天他们被镣铐锁住双手，倒不如说当年他们被钱窟窿套住了脖子。

钱，对某些人来说，可以成为一种“魔”，这倒不禁使我想起了西晋南阳人鲁褒写的一篇《钱神论》来。其文直朴，论理透彻，特摘引如下：“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内则其方，外则其圆”，“亲之如兄，字曰‘孔方’”，“京邑衣冠，疲劳讲肆，厌闻清淡，对之睡寐，见我家兄，莫不惊视”，“由此论之，谓为神物”，“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有这“四可”，可见钱乃神物了。文章还说：“洛中朱衣，当途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鲁褒在这里对西晋王朝的达官贵人，耆老阔少们对金钱顶礼膜拜、垂涎三尺的神态作了辛辣的讽刺与无情的鞭笞。

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可以用来交换一切商品，直接体现社会劳动。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有待进一步发展的今天，货币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只是在“文革”时期，林彪“四人帮”一伙把“富裕，有钱，变坏”三者混为一谈，使人们“谈富心悸”、“谈钱色变”。经过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拨乱反正，给货币恢复了应有的名义，给利润和物质利益的原则平了反，也对劳动致富予以肯定，这样，人们才又敢于戏语“恭喜发财”了。但是，真理向前跨进一步便将成为谬误。无产阶级革命者并不排斥金钱，但也不是一切为了金钱。值得注意的是，有的人不是为国家人民积累财富，开辟财源，而是为了塞满私囊用不正当的手段去挖钱。为了金钱，为了私欲，甚至破坏党和政府的各项经济政策和法令，投机倒把，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无所不用其极。他们严重地侵害了人民的利益，破坏了国家的四化建设，其情节之严重，手段之恶劣，定为民心难忍，国法不容！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不论是党员还是群众，不论是干部还是工人、农民，总要讲点革命精神，讲点革命气节，讲点革命风格。老是张着自己的口袋讲钱，钱，钱，钱，“见我家兄，莫不惊视”，对“孔方兄”礼拜最勤，成为“金钱拜物教”的信徒，发展下去必定会走上违法乱纪的道路。

警惕啊，“向钱看”的诸君，莫要被“孔方兄”套住了脖子啊！

面对权力，我们的干部必须树立正确的权力价值观。权力是一柄双刃剑。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着一定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人民也有权利将其收回。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只有用权力为人民服务，才是党和人民需要的合格、称职的干部。滥用权力的干部就必将会堕落和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