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对胡长清负责

三、谁对胡长清负责

17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至理名言。因此才产生了约束权力的法律和制度。2000年3月8日，犯有受贿、行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被执行死刑。据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因经济犯罪而被处以死刑的职务最高的领导干部。当面对这些落马的高官，面对他们名下数额惊人的不明财产时，一方面我为中央铲除腐败的行动叫好；另一方面我们也不禁要问，为什么没有在更早的时候发现问题？胡长清以生命书写自己犯下的罪证，可是谁又该来对胡长清负责？他也曾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山里孩子，也曾是个艰苦朴素的有志青年，如今却误入歧途。想到辛苦培养他成长的老母亲必将经历的丧子之痛，一阵惜才之情涌上心头，唏嘘不已——

图8-2　胡长清在狱中，即赴刑场

2000年3月8日，这一天是国际劳动妇女节，是对世界女性致以慰问的节日。可就是在这一天，湖南省常德市一个偏僻山村的老母亲却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儿子，一个曾经或者现在仍引以为自豪和骄傲的儿子——据说，至今这位八旬老母还不知道她的爱子已经离她而去了，就像当年孔繁森的九旬老母不知道孔繁森已经牺牲一样。一个偏僻山村的农家妇女，为我们国家培养了一位副省级的高级干部，她应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教育少年的胡长清吃苦、耐劳、勤奋、上进，这一切都为胡长清的成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至于以后胡长清的信仰变了，理想没了，腐化堕落了，做母亲的是一点都搞不清楚也不可能知晓的。当儿子的没有让老娘操那么多的心，当母亲的自然也没有往坏的方面想，就是想了，还能说得过当副省长的儿子大爷么？从这一点上说，人们是不会怪罪胡长清的母亲的，要一位八旬老母为儿子的犯罪负责任；相反，望乡下邻里还像过去那样善待胡长清的老母，让她带着美满的寄托度过她人生的最后几步，拜托了。

3月8日，还是一个不普通的日子，每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在北京召开。选择这一天枪毙胡长清，大概也是有讲究的。据报道，胡长清的索贿受贿是在担任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副局长、江西省省长助理和副省长期间进行的，数额高达545.55万元，还有161.77万元人民币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如此高额的款项确实叫普通人吃惊。于是，有人说，如果(请注意是“如果”)胡长清将其款项的1/2或1/3或1/4或1/5，总之，拿出一股来打点上下左右，可能脑袋还在脖子上，或许就根本没有“胡长清一案”。……人们凭着的经验，认为有一些该掉脑袋的没掉脑袋，该判重刑的没判重刑，该立案侦查的没立案侦查，该撤职处分的没撤职处分，有的是虎头蛇尾，有的是不了了之。人们心里都有本账。……据报道，在北京期间，胡长清就伪造学历和学位；下派江西的几年时间，大肆进行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在江西期间，胡长清每年私自外出达20多次，从不与组织打招呼，等等。对于决定胡长清的调动、提拔的人，对于知晓胡长清的上述动作的人，对胡长清一案有责任么，没有，一点儿都没有！因为，这一切都是集体研究、组织决定的。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胡长清是一个变了质的坏蛋，他自绝于人民是他咎由自取，完全由他自己负责！

胡长清也不是做得那么干净，据说，他还是用了8万元钱去“活动活动”了的。有人写文章，说要查一下这8万元的下落。我自然是同意的。但结果未必叫人满意。收了他的钱的人，对胡长清一案有责任么，大概也是没有责任的。8万元钱是给了8个人，还是给了80个人，钱一平均分配，数额也就不大了，数额不大，达不到杠杠，也就没有什么责任了；何况，钱给了哪些人还不知道是否能够(或者说是否愿意)查得清楚？即使查清楚了，钱是如何来，又用于何方也是说得清楚的——胡长清不在了，有话好说。不能因为这8万元就把我们一大批领导干部打下去，这也不符合我们党的一贯的干部政策。即使他们有错误，也只是认识问题、态度问题，着眼于长远，寄托于发展，我们还是要爱护他们哟——对胡长清一案还是应该由胡长清本人负责。

胡长清是对自己负了责的，用他的生命，用他的忏悔和劝诫；现在，我们需要研究的是，谁还该对胡长清负一点责呢？^[4]

涉嫌向胡长清行贿的数起行贿案已于2000年陆续宣判，在各级执法机关的打击下，与胡长清案关联的一些贪官纷纷落马。可是，要遏制腐败风气的蔓延，彻底地解决腐败问题，我们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2000年3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几年来的形势发展说明，“从制度上解决问题”确实是治本的办法，但是，我们的制度建设必须加快。胡长清之所以肆意妄为，在时间并不太长的副省长任上，竟然日均受贿万余元，钻的正是我们制度上的漏洞。制度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是，在制度建设上，我们必须有紧迫感。诸多腐败案件要求我们善于总结经验教训，迅速而有效地堵塞制度上的漏洞。其中许多制度建设只有在改革的基础上才能完成。建立一个规范化的市场，严格界定公共权力的界限，使市场起到其应起的作用，使权力只能做其应做的事，同时，把这些“界限”、“作用”等制度化、法律化，这样，制度上的问题解决了，腐败就失去了蔓延的条件。^[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