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了怎么过”

四、“老了怎么过”

为何做起谈老的文章？盖因同事谈及一件事所触发。

有两位老同志都快到退休年龄了，因为职业、身份不同，心态也不一样：从事教育工作的那位老同志得知快要退休了，十分欣喜——这下可有时间了，可将几十年教书育人的往事忆一忆，写一写，有空还可到各种辅导班、补习班讲讲课，岂不乐哉？即将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那位老同志却不免有点沮丧——退休了上哪儿去作报告，给谁画圈圈？哎，老了怎么过？

图9-5　《退休后》(漫画)

人都要老，生命运动规律使然。从60岁退休到寿终正寝，一般来说都有二三十年的时间。这个时间可不短啊，足有我们在工作岗位上时间的1/2到3/4。老了怎么过，可真是个大问题，轻视不得，特别是对从领导岗位下来的老同志来说更显得重要。其实，解决的方法也很简单，官不当了，离退休了，发挥作用的地方多着哩！美国人舒尔茨，国务卿不当了，仍然为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而忙碌。除了他有着从政的经历外，还因为他是一个企业家，担任着从事能源电力方面业务的柏克德公司的董事。像这样的例子国外是不少见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促使人们的观念发生了许多变化，老了怎么过，也有了许多新的内容。市长退休去大学讲课，部长不干去当作家、演员。李尔重同志从省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不辞辛劳，伏案提笔，花了8年时间，写出380万字的《新战争与和平》巨著。当然还可以举出一些这样的新闻人物，但是，在中国这个泱泱大国还是太少了。不然，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发出老了怎么过的感叹呢？当然，这些人中就不仅仅只是担任过领导职务的老同志了。有的人一生只从事过一种工作或除了熟悉手上的事务外，其他的行当从不接触或很少热心，年纪一大，从现任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自然会带来许多不便。

办法是人想出来的，路也是给逼出来的。这几年各地都兴办了一些老年大学、老年活动中心，开展了一些适于老年人的活动，确实收到不少成效，仍有继续加强发展的必要和鼓励老年人踊跃参加的必要。但是，话又得说回来，几十年简单划一的工作、生活习惯，要改也很难。我就听说过几位这样的老同志，隔壁办了老年大学热热闹闹，他却不愿参加；别人参加了兴致勃勃，意气风发，他参加了却还是孤家寡人，闷闷不乐！八十岁学吹鼓手，难啦。

人老了，要注意调节自己的心理，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调节自己的角色意识等，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我以为，与其到了老年以后做这些调节工作，还不如趁年轻时、壮年时多学习一些知识，多掌握几门手艺，多培养一些兴趣爱好为上策。当然，以工作为主，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同时，为了使人们在老了以后过得更好些，我们的某些体制和制度作一些改革，人们的思想观念作某些更新难道不也是十分重要么？

老了怎么过，要请全社会都来关心才是。^[9]

2007年重庆市一份关于重庆高校老龄群体“老有所为”问题的调查报告显示，市高校退休的老专家老教授中，30%还在发挥余热。部分老教授还处于想“为”而不能“为”的矛盾中。调查显示，由于缺乏“老有所为”的平台，这些正在“老有所为”的同志中，“打工”非常不稳定。从事半年以上工作的仅占18%左右，大部分都在从事“无报酬”的服务工作；社会对退休人才不很重视的现实，导致部分老同志处在想“为”而不能“为”的矛盾中，调查显示，只有26%的老同志表示退休后“很愿意”和“愿意”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多数是持“无所谓”的态度。^[10]

老年期是人生中的特殊阶段，一方面，它是几十年生活的总结和收获耕耘成果的阶段；另一方面，根据大自然的规律，它又是人们逐渐走向人生终点的阶段。这一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政治形势的安定和生活物质的丰富，在不断延长，处于这阶段的人数将会越来越多。人老了，离休了，并不代表不能为社会做贡献了，但是把这种贡献称“余热”，我不敢苟同，我曾撰文《不可一概称“余热”》指出：

目前社会上、报刊上都把离退休老同志为社会做贡献称“余热”，此说我以为欠妥。

其一，不符合人体发展的科学规律。据联合国规定，年满60岁者称老年。而老年期又可分为几个阶段：老年期(60～70岁)，中老年期(70～80岁)，老老年期(80岁至衰亡)。从60岁退休到70岁左右，是人生成熟期，也是知识经验最丰富期，称为老年“最佳期”。虽然根据国家工作制度，他们退休了，从工作岗位上下来了，但他们的体力、精力、智力却无明显的衰退现象，他们可以在需要他们工作的地方大干一番事业。近年来我们宣传报道的大量老同志的事迹就属于这一类。老同志在“最佳期”处于“高能”、“高热”阶段，把这一时期老同志的贡献都称为献“余热”是不妥的。只有到了中老年或老老年期(根据人们的不同身体状况)，他们为社会所做的工作才能称为献“余热”。

其二，不利于调动老同志积极性，促其健康长寿。目前社会各界都已经或开始重视老年问题，其目的是使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用，一句话，调动老同志积极性，促其健康长寿。而提“余热”却有消极之意。“余热”，剩下，零头，快要熄灭之谓也，给人以苟延残喘之感。人从退休到衰亡，少的有一二十年，多的可达二三十年之久。三十年的时间可占人生的三分之一，如此宝贵的年月都用“余热”一言以概之，无疑会给老同志特别是刚退休的同志以消沉、压抑之感，于老同志身体健康不利，于调动其积极性不利。^[11]

人都是要老的，人也都是要走的，这是大自然的规律使然。虽然科学技术发展到了今天，有了克隆技术、DNA技术，但仍然不能使同一个体的人能永恒地生存。其实，人一生下来就意味着向死亡迈进，只是人们在呼唤新生命诞生的高兴之时，忘记了或不愿意想到此罢了。

人都是要走的，那是一种结果，凡人都是一样的。但在走以前，怎么个活法，却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的。虽然生活是斑驳陆离或五彩缤纷，人们的志向、追求、兴趣和爱好各有不同，但在走之前，首先要自己活得好，为自己而活着。

好长一个时期人们不敢说为自己而活着，以为这就是个人主义、心胸狭窄、自私自利的表现，等等。其实，这是最明白不过的大实话，也是真话。一个人连自己都照顾不好，三月一大病，一月一小病，不说要拖累组织、同事、朋友和领导，就是自家人照顾长了，也会惹出麻烦来。为了不给组织、同事、朋友和领导们添麻烦，为了少一些白发人送行黑发人，我们每个人难道不该活得好一点么？

要自己活得好，首先是身心健康。一个人成天病病痛痛，活着是很难受的。我们要树立健康新观念——

说到保持身体健康，特别是能够延年益寿，这是大家都希望的事情。但是，在我们的实际行动中，在我们的思想观念和相关政策中，却有不少的东西是与此相悖的，有不少的健康新观念和新知识是需要补课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健康的概念也在发生变化。在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界定中，健康这一概念已不仅仅在生理学意义上用来标示“没有疾病”。它被赋予完整的含义是：个体在体魄、心理和社交诸方面均保持正常、良好的状态。现代社会很多人，在生理上或许没有什么病，但在心理和社交上却存在不小的问题。一个人的健康心理应包括以下一些方面的内容：保持乐观而稳定的情绪，在工作和生活中充满活力；能充分认识自己，正确对待自己的得失，又能客观地评价别人；有较强的事业心和目标意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计划和步骤较切合实际；积极进取，刻意求新，勇于探索；意志坚韧，并善于自我克制；人格健全，有鲜明且较完善的个性；豁达宽容，自尊尊人，言行一致；乐于交往，建立并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个人行为同组织行为和公众利益能协调一致；在变化的社会环境中能保持良好的心理顺应，等等。对照这些标准再来看看我们的生活实际，有很多人是没有能够做到的，也就是说他还没有达到健康的标准。

社会发展了，进步了，中国民众的恩格尔系数下降了，即人们的总收入中用于吃喝的比例减少了，这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在我们收入中用于保健预防健身强身的费用却不是很多。在很多情况下，人们花钱买药吃很大方，到了危急抢救时刻即便是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但是，就是不愿意多投一分钱到保健和预防疾病上。医学界的专家们曾算过一笔账，在保健和预防上投入一元钱，可节约治病以及抢救等方面的医药费一百元。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不少中老年朋友的心血管病、动脉硬化、肿瘤、糖尿病等慢性病却开始增多了。不仅如此，据教育部的调查，中国青少年学生的身高体重等形态发育水平、营养状况有所提高，但是，超重和肥胖都在呈快速增长的趋势，反映肺功能的肺活量在继续下降，反映体能状态的速度、爆发力、力量等素质也在下降。^[12]如此现状，大都与身体锻炼、饮食休息和保健预防不够有关。

现代社会需要新的健康观。如今，人们对健康的要求不再仅仅是减少疾病和虚弱，而是需要身体、精神和社会适应良好的全面健康；健康也不仅仅指人均期望寿命，而是要考虑如何增加人们的“健康生命年”。国外有些企业、国内也有的单位重视职工的健康，并采取新的政策，即对那些长期在工作岗位上坚持正常工作的身体健康者予以奖励。想想也是有道理的。一个人身体健康，不生病治疗休养，能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不仅能创造高效益，而且减少了多少医药费用，免去了多少家人、朋友、同事、领导们的操心和看望。对于这样的好同志难道不该奖励么？我们需要在节假日看望那些伤病员，但更应该鼓励嘉奖那些身体健康的工作者，这要逐步形成一种风气，一种有利于我们民族健康向上的好风气！

顺便说一下新闻媒体。在新闻报道中，我们时常能读到“某某同志挑灯夜战、废寝忘食”，“生病了他瞒着同志们”等类似的文字。新闻舆论是有导向作用的，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影响大得很。如果不是特殊的需要，我以为，在新闻报道时，也要树立健康新观念。

时下潮流逼人，运动锻炼、医疗保健、饮食卫生、休闲娱乐都在向人们频频招手。有人犯难了，锻炼身体好是好，我就是不能坚持——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坚持在于每日之运动，这样当然很好；但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也是不错的，它是在一个更长的时间和空间里的坚持和运动——一切都要顺其自然，不要太过分地硬性地强迫自己做某些事情，哪怕是别人看来或书本上都写着是好事的事情。静和动本身就是辩证的，只要心情好比什么都强。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总会遇到一些高兴的事幸福的事快活的事和一些烦心的事倒霉的事困惑的事及一些不可名状的事。遇到这些好事坏事不解的事，都能高屋建瓴游刃有余驾轻就熟地处理得干净利落妥妥当当，这样的人恐怕不多。尽管我们也常讲自我调节啊角色转换啊，但真正做得到做得好的恐怕也不多。怎么办，人有一张嘴总得找个人说说聊聊，特别是闲着的时候，聊上劲了谈的恐怕也就不是心中事，聊到哪算哪，于是便有了闲聊聊天之说。

说起聊天，这真是太简单了，谁都会，还需要为此聊上几句么？需要。

现代化的大都市高层建筑的单元楼把人们码积木似的塞进了各个封闭的空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事也是常有的。到了单位，电梯送你上下行，一次装满也就上十个人，同事间十天半月不打照面也不稀罕。搞市场经济了，大家都在讲敬业，挣钞票，分分秒秒紧张得很，哪有时间闲下来，要谈也不会谈上半天。其实，细细一琢磨，聊天还真有不少益处哩——开心的事谈一谈，让大家都高兴高兴；烦心的事帮忙劝一劝，负担也就轻了许多；顺心的事扯一扯，或许大家都会成功；困心的事唠一唠，或许人人都会变得聪明；工作之余聊一聊，同事间多了一份了解；闲暇时间聊一聊，彼此多了一份亲热；上下级之间聊聊天，多了一份理解和信任；邻里之间聊聊天，多了一份帮助和关心……

在繁忙之中，在人群之间，有一点聊天的时间和空间，实在是个大好事，有了可别放过；没有，也得想点办法创造一点才是。单位里组织一次旅游吧，这可是聊天的好时机；亲朋间来一回家庭聚会吧，这也是相互交流的好场所；出差外出，可不要放过聊天的机会；上街散步买菜若碰到熟人同事，一定要打打招呼哟……

聊天可是一件好事情。不过，凡事都得遵守一定的法则，聊天也不能例外——如果老是在张三面前说李四，在王五面前说赵六，最后就得砸伤自己的脚；如果不分时间地点聊起来就没完没了，重者会误国误民，轻者会孤家寡人，没人陪得起！聊天，就在于聊，在于参与，随便聊聊，可别当真。

世上好东西都是成双成对的、相依相存的——有欢乐和喜悦，也就有烦恼和忧愁。没有烦恼和忧愁，不成其为生活，正像生活中也离不开欢乐和喜悦一样。但是，多一枝鲜花，少一片阴云却是可以也是应该的，不然，人们将如何向着未来迅奔？

人们都喜欢快乐，但称心如意的事并不都因此而纷至沓来；没有人欢迎烦恼，但不称心的事并不因此而悄然离去。“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大自然的客观性使然。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运用了科学的手段和方法，就能做到天有风云可测，旦夕祸福可防——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古代禅宗释迦曾教训人们说：“对过去的事要烦恼，对未来的事也要烦恼，那么，你将变成一棵枯草！”一棵枯草是活不长的。现代医学博士、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亚力西斯·柯锐尔警告我们：“不知道怎样抗拒忧郁的人，都会短命而死！”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烦恼是永存的，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这是人的感知；问题是，用理智去抗拒它，战胜它——这才是人的力量所在。

忧郁使人紧张，紧张使人恐惧，从而影响人的胃部神经，使胃液由正常变为不正常，这就引起了胃溃疡。《神经性胃病》的作者曾告诉我们，胃溃疡的产生，不是由于你吃了什么，而是由于你忧愁什么。美国梅育诊所在研究过15000名胃病患者的病历后得到证实：每5个人中，有4个人不是因为生理原因而得胃病的，恐惧、忧虑、憎恨、极端的自私，以及无法适应现实生活，才是他们得病的真正原因——当人们欢呼医药界不断研制新型的胃泰、胃舒、胃乐等药品时，难道不该认真地检查一下自己得上胃病的真正原因么？当然，忧郁所导致的不仅仅是胃病，心脏病、高血压、神经衰弱等病皆和它有关。

过去既然已经过去，忧愁也是无法挽回的；未来既然还未到来，早早忧愁又有何用；今天当然是活生生的，但仅靠忧愁又能解决什么呢？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正视现在，看看已经和将要发生什么，问问我们该做些什么能够做些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不幸既然来了，躲又躲不掉，愁又有何用。与其望着叼去的羊羔而哭泣、叹息，还不如早早动手把羊圈补牢，爱护新生——忧虑不能使我们得到什么，办法才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惊慌只能措手不及，冷静才能纵观全局。惊慌是情感脆弱的表现，冷静才是理智成熟的反映——我们应该学会成熟。

人们常说，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有了接受最坏情况发生的思想准备，一般的困难和挫折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不气馁，不妥协，毕竟只是一种有志气的表现；急中生智，寓智于行，才能最终带领我们走出困境——我们要有这样的品格和行动。

塞翁失马，因祸得福。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生活的本真就是如此。吃一堑长一智，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失败乃成功之母——我们应多学一点辩证法。

烦恼和忧愁往往是有时间去思去想所致，如果没有了时间呢？丘吉尔在战时可是一个大忙人，他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当别人问他是否为肩负着那么大的责任而忧虑时，他说，我太忙，没有时间忧虑。萧伯纳的话说得更精彩：“让人愁苦的秘诀，就是有空闲的时间来想自己到底是不是快乐。”我们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减少忧虑的良方，就是用工作和心力把空闲填满。

烦恼和忧愁，人人都会碰到，人人也在所难免。当不幸来到我们面前时，从好处着想，我们就有了奔向胜利的希望和信心；从坏处着眼，我们就有了克服一切困难的准备和办法。少些烦恼少些愁，我们该多为此想些心思作些实际动作才是——不要又为此而生出新的烦恼和忧愁哟。

人不能只为自己活着，还要为别人操点心，让别人活好一点。人在社会中生活都是互动的，由于互动形成组织和系统。为了保证组织和系统运转良好和高效，除了每个个人要素质高以外，系统内各成员之间的配合和合作是少不了的。人都是要走的，但在走以前还必须经过要老，要退休，要别人(包括自己的家人、同事、朋友和领导们)帮助、扶持和照料这一过程，一步一步地走向人生的终点。既然都有那一步，那么在今日，不论是大领导大学问家还是普通人，都要认真地尽自己的一点责任——在家里争取做一个好丈夫、好妻子、好儿子、好姑娘、好父亲、好母亲，尽到家人的责任；在单位里做一个好领导、好部下、好同事，特别是对于那些有权力者(除了领导者外，很多人都是有某些用权机会的)，一定要为你的部下和同事创造多出成果多出效益多出好心情的机会和环境，当你得意时可别忘了考虑别人的心情；在社会上做一个好公民，尊重人格，救助弱者，主持正义，惩治邪恶，争取多做一些自己应该做能够做可以做得好的事——人的善行是不要求回报的，这是我们作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所应该履行的(除无行为能力和被剥夺行为能力者外)。

当我们从送别友人的追悼大厅回来时，当我们看着一批又一批显赫要人、同事和朋友从工作的岗位上退下来步入老年人的休闲队伍时，我们都会更深切地感受到我们离他们已经不是太远了，我们更应珍惜今日的生活才是。

人都有一死，一般来说都要给后人留下什么话，这便是遗嘱。当然也有不留或来不及留的。

人们的身份不同，境界不一，留下的遗嘱也就不一样——

《三国志》载，以镇压黄巾起义发迹的吴将孙坚，临死前留下遗言：“卓逆天无道，荡覆王室，今不夷三族，悬示四海，则吾死不瞑目。”192年，董卓为王允所杀，这下孙坚可能闭上眼睛了吧——孙坚所言为的是扩充自己的地盘。

宋代大诗人陆游在《示儿》中写道：“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这一绝笔表达了诗人热切期盼祖国统一的爱国真情和祖国统一大业必胜的坚强信念。

清朝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也刻画了一个人物，监生严致中。严监生在死前伸出了两个指头——他已经不能说话了——当家人按其意灭掉一个灯头时，他才静静离去。严监生死前想到的只是舍不得那星点儿油！

图9-6　人民的好书记焦裕禄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精神寄托。

20世纪60年代的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在死前也留下过遗言：“死后把我埋在兰考的山坡上，生前未能领导人民治好荒沙，死后也要看到兰考人民治好它！”焦裕禄生前留过许多至理名言，我想也该包括这段遗嘱吧。

人都有一死，死前向家人、向朋友、向同事、向组织说几句心里话，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愿和希望，这些都是允许和应当的。问题是，不要在遗嘱里给家人、给朋友、给同事、给社会带来一些困难和麻烦才是，尽管有些人在生前为人民为社会做了一些好事甚至是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有的人死后，大兴土木，砌坟修墓，既浪费土地，又耗伤资财；有的人甚至因某项要求没达到不让遗体火化。此举虽系生者所为，但也有不少是死者生前所嘱。作为活人自然不要为自己添烦，死人活着时也不要为后人增难。

人生在世，是非功过，成绩大小，社会、世人自有公正评说。搞盖棺论定似可不必，人死了而大唱赞歌，耗费自己的或他人的资财、时间和感情，是死者的不幸，更是生者的不幸。湖南桃源的老人说得好，宁要活着的欢笑，不要死后披麻戴孝。厚生薄死，重活轻葬，当是我们的人生准则，同时，也该是将要书写遗嘱或愿意写遗嘱者在写遗嘱时应该遵循的一个宗旨。

笔者不曾死过，也未曾考虑死后留言。但关于死的纠葛，我倒听说不少：有人为悼词用语而字斟句酌，有人为告别仪式的规模而讨价还价，有人为骨灰盒安放的层次而屡屡请求，有人为花圈的多少而四处游说。此举虽然多系生者所为，但也有死者生前所嘱。我常想，是否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关于死的花样也会越多，要求也应越高？我觉得，时代在不断进步和发展，人们的观念和行为该与之相适应才是，包括人们的死和如何对待死。

图9-7　李一氓同志

有关李一氓同志逝世的报道，使我对中国人之死，现代人之死、共产党人之死，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也为李一氓现实之举油然而生敬意。

李一氓同志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在65年的革命生涯中，他积极跟随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邓小平，经历了中国各个时期革命的历史风暴，从事过党的地下工作、军队工作、保卫工作、文化工作和外事工作，担任过不少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不仅如此，他还研究社会科学，从事翻译工作；又在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和书法艺术方面颇有功底；还涉猎京剧、词曲、版画、碑帖等等。凭着一氓同志如此宝贵和丰富的经历，按照现代新学科的划分标准，称他为十个八个“家”是不成问题的。但一氓同志却在生前留下遗嘱：“我的后事从简。只称一个老共产党人，不要任何其他称谓。不开告别会和追悼会。火化后我的骨灰撒在淮阴平原的大地上。”一氓同志这种为党为人民贡献了许多许多，而对党对人民要求很少很少的品格，难道不值得我们好好学习么？对照一氓同志的高风亮节，那些还未成果就急忙要成“家”或生前曾为党为民作过一些好事，但死后却要求很高很多荣誉和待遇(有的是留给子孙享用)的人，难道不该脸红和自省么(包括提出这些要求的死者家属)？

人总是要死的，有的人为社会贡献多一些，死得重一些；有的人为社会贡献少一些，死得轻一些；有的人大半辈子为人民工作，晚节却一塌糊涂；有的人前半生有罪于人民，后半生却将功补过。人生一世，是非功过、成绩大小，社会、人民自有公正评说(有的虽有周折或需要时间)。人死了而大唱赞歌，耗费国家大量资财和人们宝贵时间、情感，是死者的不幸，更是生者的不幸。纪念死者的最好方法是缅怀死者的业绩，将其未竟的事业进行到底。作为生者，重要的是如何把现在的工作做好，作为即将谢世者(人都有一死)，重要的是如何让活着的人少操累一些才是。一氓同志已经为我们作出了榜样。

值得一提的是，一氓同志去世后，中央尊重他的遗愿，既没有称他为“家”，也没有大事操办丧事。此举堪为国人所效仿。为更新死的观念和习俗，既需要死者临终前的积极努力，更需要活者的积极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