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学问中做人

五、在做学问中做人

逝者已矣，生者应积极前行。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独善其身并不是我的选择。从媒体辗转至高校，我依然保留着撰写杂文、随想的写作习惯。我以为，对社会的思考能够更直接更尖锐地接触到人的生命、人的价值、人生的意义和人与社会的关系。现代的科技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凝聚着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关起门来做学问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复存在。激烈的竞争和挑战带来大量的机会，也带来了经济利益的诱惑，如今知识分子该怎样做学问成为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2006年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陈进在负责研制“汉芯”系列芯片过程中存在严重的造假和欺骗行为。上海交通大学撤销了陈进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院长职务；撤销陈进的教授职务任职资格，解除其教授聘用合同。

图9-8　汉芯一号总体设计师陈进在展示DSP芯片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学术失范、学术不端、学术腐败事件在高校科研院所屡有发生，更是有不少知名学者陷入“涉嫌学术造假”事件。这些学术丑闻损害了学术声誉，败坏了学术风气，对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和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极为不利。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学术失范事件屡屡发生呢？在一次讲座中，我谈到了这个问题。

我认为，学术失范事件屡屡发生的首要原因在于扭曲的社会赏罚机制。官本位的评价机制约束了学术研究的手脚。一个研究成果的好坏往往由某些领导的好恶来决定，领导批示代替了制度的评价，而且领导好评的背后往往还潜藏着丰厚的物质利益，如此不正常的赏罚机制对学术研究百害而无一利。

除了赏罚机制扭曲外，一些非科学的评价方法也助长了学术失范的漫延，比如“名人名言”的评价方法。学术大师的评价值得重视，但大师们也有走眼的时候，由于学识和视角的不同，有时候他们的意见也只是一家之言。在目前的学术评价方法中还存在“非此即彼”的不科学方法。在评价一个成果时，非好即坏，如此简单的二元评价思维很容易扼杀有新意的研究者的积极性，不利于成果的创新。除此之外，“指标分配”、“发表级别”、“急功近利”的评价方法都是非常有害的。

学术研究的繁荣，需要有良好的学术规范，仅仅靠外力的约束还不够，研究者个人也要注意培养优良的学术品格。我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过：“常有人说‘先做人再做学问’，我觉得做学问和做人之间不存在先后的关系，学术研究过程就能表现出人的思想认识和行为性格，我提倡：在做学问中做人。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要自觉地把自己的思想认识从不合时宜的观念中、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努力保持解放的思想和求实的态度。”

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要发展我们的事业，就必须积极走向世界，学习和借鉴世界上一切有利于我们的好东西，而不是闭关锁国。但是，在学术研究中如果一味迷信外国就会桎梏我们自己的创新和研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不同之处和特色所在，国外的研究也不是普世的真理放到哪儿都管用。再者，某些方面国外的研究水平也不一定都比国内高，中国的京戏、古汉语和正在兴起的原生态文化，就很难找到外国的参照物和高于中国水平的研究成果。我国的企业正在由“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比如海尔就可以在世界上号称一流。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为什么就不能自信一点呢？有关管理部门在对老师、学生的成果考核评价上，为什么就不能去掉那些不合时宜的陈规陋习呢？

近些年，不少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就以“媒体学者”的新形象成功地走进了大众视野。比如余秋雨教授，虽然他原本就以其著作闻名，但是连续担任三届中央电视台的青年歌手大奖赛的评委让更多的人了解了他，从开始的不被接受，发展到很多观众为了他的点评而观看青歌赛。又比如《百家讲坛》中走出的易中天教授、于丹教授掀起的一阵阵国学热潮等。这都引起了舆论的关注，各界对“媒体学者”褒贬不一。我也在思考，作为知识分子，在大众传播工具迅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有着什么样的责任。

所谓知识分子是社会上较多地掌握一些科学文化知识的一部分人，教授、研究员就是这部分人的代表。大凡做学问者都有自己的专业，都有自己的研究方向。评价一个学问人水平的高低可以从他发表的论文多少、论文中提出的观点是否有影响力来判别。有些属于国际性的话题，还要看他在国际的学术会议或学术刊物上是否受到重视。这些都是不错的，这也是当下我国绝大部分院校和科研单位的考核标准。正是为着这个标准，一批又一批的学问人不辞劳苦，前仆后继，做出了可歌可泣的事业。我们不该忘记他们为中华民族做出的贡献。这是评价学问人的一个标准。对学问和学问人的评价还应有一个标准，我以为。

我们不是常讲要与时俱进么，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7年底，我国网民数量已经达到2.1亿人。而在2003年底，我国网民数量是7950万人。网络媒体的迅猛发展将它的优势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一是传播内容的多元化，受众充分享受个性化信息服务。网络传播的多样性既增添了受众乐趣，也为他们独立地选择传媒增加了自由度，同时也有利于网站不断地更新和发展自己。二是传播模式的交互性，增强受众选择信息的自由度。受众不仅可以接收信息，而且可以发出信息，甚至可以要求信息源提供用户需要的信息。三是经济全球化促使文化交流及其产业发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促进我国经济步入全球化的轨道，同时，也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立场发生着变化。在网络媒体迅速发展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形势下，信息化、全球化和民主化是当代社会发展的三个车轮：信息化推动全球化，全球化推动民主化，民主化促进全球化和信息化。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形势。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有作为的学问人，应该在从事专业研究的同时，充分掌握和利用大众媒体来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在这里，有一个观念是需要转变的。

前几年，由美国医学博士斯宾塞·约翰逊撰写的著作《谁动了我的奶酪》风靡世界，自然，这本不到4万字的小册子，也在中国的大地上走红。这是一本寓言故事，作者通过虚构的老鼠嗅嗅和匆匆、小矮人哼哼和唧唧四个角色的演绎，告诉人们如何在今天变革的时代，笑对变化取得成功。道理简单得很。这本书和他在20世纪80年代与他的朋友肯尼思·布兰查德合写的小册子《一分钟经理》一样，并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完全是一本通俗读物。但是，就是这样的著作却受到西方人士的青睐，促使年青的一代和广大读者从书中受到教益，正确面对新的竞争和挑战。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一本4万字的小书是不能凭职称的：作者是一位医学博士，却写了管理方面的著作，这在国人看来又是“不务正业”了。什么是学问，怎样做学问，看来中西方的学者和大众们的评价标准是不同的，需要我们转变观念向别人学习。

利用大众媒体作一些普及教育，是当今时代对学问者提出的新的迫切要求。我们没有理由拒绝、排斥和冷漠它。余秋雨、易中天教授算是这方面的楷模。善意地帮助他们不断完善自己的演讲是需要和有益的，而过多的指责、嘲讽是没有必要的也是徒劳的。想当年华罗庚都做过优选法的普及，钱钟书也热心过《围城》改编电视剧的事情，何况我们呢？尽管我们还需要像陈景润式研究“1+1”的工作和方式，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在今天的形势下提出任何反对利用大众媒体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做法。为让普及落到实处，提一个建议：国家在鼓励学者们做学术时给予的几万、几十万以至上百万过千万元资助时，可否对科学文化普及者予以同样的褒奖；在对学问人工作绩效和学问水平考核时，可否加上利用大众媒体传播的成果和效果。当今的学人，除了少数特殊人物外，大都该学习做一个传媒知识分子，这是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大事，望有关方面予以关注。

新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但今日大学的新闻学教育却存在着这种不正常的现状：不仅学生轻视实践，教师也轻视实践，把新闻传播学当作纯粹的书斋研究，闭门造车，结果研究的结果和所学的知识根本无法应用于新闻实践。由此，不少硕士生和博士生大道理可以讲一大堆，却写不好一篇评论或消息。

2005年12月8日，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新闻学博士不会写消息，合适吗？》的“新闻观察”。报道中写道：“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赵振宇教授说：‘新闻学博士连最常见最简短的消息、通讯、言论都不会写，我认为是不合格的毕业生，至少我会在论文答辩时提出质疑。’赵振宇是近日在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05级博士研究生《新闻学研究》的课堂上说这番话的。据其透露，该校部分新闻学硕士生和博士生毕业前，竟没有在校内外刊物上发表过一篇新闻作品。”

该篇报道引起了许多媒体的关注和讨论，先后有30多家报纸、网络媒体转载，包括新浪、网易、新华网、《中国青年报》、央视论坛等，有赞同、支持的，也有质疑、诘问的，声声不断，《中国青年报》发表了署名评论《为何出现不会写消息的新闻学博士？》、《信息时报》发表短评《不会写消息算啥新闻博士？》、央视论坛网络版刊发《从新闻博士不会写消息说起……》的电视评论，红网发表了网络评论《新闻学博士不会写消息是个伪问题》，等等，引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天涯社区的“传媒江湖”和西祠胡同的“记者的家”顿时硝烟四起，至今还没有完全平息。同时，也引起教育界的关注，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2003级的研究生就此话题展开了一番讨论。

新华社资深记者方政军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时评家马少华老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对新闻学博士素养培养、新闻学博士教育和新闻学传播学者社会责任等问题发表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在2005年5月，由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主办的第二届全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研讨会上，不少教授都对中国目前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培养提出了意见，认为需要进行改革。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问题不仅表现在新闻教育中，也表现在其他学科。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客座教授、著名地质学家戴维斯在中国工作了20年，他深有感触地批评中国高校只重视论文而忽视实践的“论文拜物教”，他指出这样对中国和世界的地质科学都不是好事。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发表过这样的观点，新闻学院有必要提倡向医学院学习。医学院的临床教授大都是门诊的主任医师，他们具有看病和教学的双重岗位资格。医学院对他们的考核包括教学、科研和临床三项指标。医学院教授的这种岗位角色的互换和融通，有利于他们的教学、临床和科研。有医学院人士提出，医学博士生如果不会独立地看病或做手术，即使完成了论文，仍将被视为不合格。那么，新闻学院呢，能否也提出这样的口号：新闻学博士生，如果不能从事或掌握某项基本的新闻传播技术，不能获取博士学位？

“新闻学博士不会写消息”作为一种现象，它反映的是我国的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严重脱离实际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只是表现在新闻学，也不只是表现在人文社会科学，同时也表现在我国所有的高等教育中。2005年上海市政府9部门已联合发文拟建立“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其目的就是要改变高校课题研究与社会需求脱节的状况。上海市科教党委书记李宣海认为，高校注重学生发表的论文数量，但企业更关注的是他们的动手和创新能力。要改革研究生培养模式，关键是评估机制要创新，评价标准要多元化。高校既要培养能发论文的学术型人才，也要培养“能干活、能出活”的应用型高端人才。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印杰直言：“有些工程学科的老师虽站在学术前沿，但往往不知道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有些导师的研究课题是‘无病呻吟’，这些课题能带几个研究生，也能发发论文，但却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上海的大学所反映的问题具有普遍性。我以为，在高等教育中，教师考核既要论文、著作、课题和教学，还应该要有实践环节和实际本领。否则整个教学中的理论与实践就很难实现有效衔接。

目前最值得我们反思的应该是理论与实践如何有效结合的问题。大学“生产”的“产品”，应该是不同层次、不同研究水准的具有一定社会实践能力的人才。不论是哪个学科的博士生，也不论是哪个方向的博士生，在掌握高深理论的同时都要对本学科领域的实践发展有一定的了解，能够发表一点自己的意见。特别是随着义务教育的逐步扩大，大学扩招的推进，大学培养目标必须倡导为社会现实发展服务。理论联系实际，在任何时候、对于任何学科都是必须的。很难想象，一个对新闻界实际一点儿都不了解的人能够做好新闻学的博士论文；即便写出(以前也有)这样的论文，不能说明和解决新闻界或社会一点实际问题的论文，它的价值又在何处？新的时代对新闻学研究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说以前还能让这样的论文通过的话，现在，就应该提出质疑了。作为应用学科的新闻学博士更要处理好新闻理论与业务的关系，从问题出发加强新闻理论素养，探索创新学科领域研究，特别是在倡导与世界接轨的今天，新闻学科的新命题越来越多。在这个过程中，跨学科进入新闻专业的博士生在理论学习得到充分保证的基础上，要多利用业余时间到媒体去学习、锻炼，深入媒体实践，时刻关注媒体发展现状。否则，其所从事的新闻学科研究将可能会缺乏营养保障和生机活力。^[13]

本章结语

人生之途要完成各种答卷。只有锲而不舍，坚忍不拔，孜孜不倦，呕心沥血，才能在科学的道路上攀登永无止境的高峰；只有从长计议，从大局着眼，才能使个人或团体在社会运转的大系统中永葆无限的活力；只有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说真话办实事，淡泊名利，才能为造福于人类的大厦添砖加瓦；只有解放思想，勇于创新，才能将自己的成功或失败昭示于天下，为后来者提供有益之鉴。

让我们少一点松懈停顿、虎头蛇尾，多一点持之以恒、有始有终，少一点自满自足、固步自封，多一点实事求是、勇猛前进，完成好每一份人生答卷吧。

【注释】

[1]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04页。

[2]赵振宇：《与灵魂对话》，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3]赵振宇：《思想的痕迹莫要改》，载《中国文化报》，1997年6月24日。

[4]赵振宇：《脑袋、屁股和嘴巴》，载《四川文学》，1994年第4期。

[5]葛剑雄：《人的尊严是第一位的》，载《新京报》，2005年2月1日。

[6]赵振宇：《秋菊的“说法”说什么》，载《羊城晚报》，1993年4月11日。

[7]载《杂文报》，2000年11月21日。

[8]赵振宇：《刘绍棠遗憾》，载《文化报》，1997年4月3日。

[9]赵振宇：《老了怎么过》，载《羊城晚报》，1992年6月12日。

[10]何英：《三成高校退休教师发挥余热》，载《重庆晚报》，2007年6月30日。

[11]见《长江日报》，1988年2月1日。

[12]见《光明日报》报道，2004年1月7日。

[13]赵振宇：《试论新闻学博士生的专业动手能力》，载《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