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话语的语体属性

一、广播话语的语体^[8]属性

在广播诞生初期，广播话语与报刊文字语言差别不大，在适应广播特点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一点在中外广播的发展历史上都是一致的。广播话语“这种语言形成特色、形成的理论依据，从修辞学的角度讲，是广播语言适应了广播的题旨和情境的需要；从语体（或文体）的角度讲，是在广播这个特定的交际场合里，为适应宣传的特殊交际任务和交往目的形成了一套表达手段，并且构成了系统。”^[9]

关于广播话语的语体定位主要有三种倾向。

（一）“口头形式的书面语体”

在我国广播的发展历史上，这一观点是在1960年代提出的。高名凯、石安石先生曾说过：“例如今天我国广播电台上、课堂上、话剧舞台上、各种政策报告会上等等所用的往往就是口头形式的现代汉语的文学语言。口头形式的文学语言事实上是书面形式的文学语言的口头化或口语化。”所谓文学语言指的是“加过工的书面语，即规范化的书面语”^[10]。徐通锵、叶蜚声先生也曾说过：“新闻广播就是书面语的口头形式。”^[11]

当时的广播节目往往都是有底稿的，播音员的工作大多数情况是把这些稿件变为有声版，与今天广播媒介多元化的节目形态发展差异很大。

随着广播媒介的发展，广播自身独有的声音传播优势也被不断发现和开掘，即便今天的一些节目仍然使用广播稿，但也与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那么，我们为什么仍然需要在广播中使用底稿呢？

“实际上有很多广播谈话是有讲稿的，在这个意义上，有些广播谈话具有些书面语（Literary）的特性。”^[12]“这意味着很多广播谈话是预先准备的，与随意的即兴谈话不同，广播谈话具有独有的上下文语境或者是话语情境。”^[13]这些有底稿的广播谈话比通常的随意谈话更流畅、准确、有逻辑顺序、意义明了，没有歧义，同时写好的讲稿也会增加广播谈话的权威性。^[14]除了这些优点以外，带讲稿的广播谈话还便于控制时间，避免不重要的信息占据广播时间，也能保证广播内容按照预定计划顺序播出。^[15]

在英国BBC的广播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便是有底稿，也不能认为广播谈话就是一种书面语的朗读。那么，在广播传播中有使用底稿的需要，又为什么常常掩饰对底稿的使用？

这是因为当听众意识到播音员或者主持人在念稿件时，听众就有可能和播音员或者主持人产生疏离感，因为听众认为，这个稿件很可能不是播音员或者主持人写作的，在转述别人的话语或者观点，或者至少不是现在这一时间他们想要说的，因此听众与传播者之间就产生了鸿沟和不信任的可能，至少听众认为播音员或者主持人表达的不是现在时刻的即兴的想法，在交际时间上是一个过去时，这意味着交际通道的关闭。尽管实际上广播传播是一种大众传播，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即时的交流是有限的，但听众需要确认的是即时交流的可能性，有了这种可能性的存 在，听众即便没有言说，但至少在心灵内部愿意开放自己，也愿意跟随播音员或者 主持人的思路走。即便是节目预告或者是天气预报，这些都是事先写好的节目，在播读时也要尽量转换成口语化的表达或者像是即兴播讲的样子。

因此BBC的广播播音员往往被告知，这些底稿只是谈话的基础，是个储备。^[16]播音员或者是主持人被鼓励要在这些写好的底稿基础上，添加一些口语化的表达，这是为了避免听众发觉电台在播讲事先写好的稿件。那些没有经验的播音员或者是主持人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写好的底稿上，受到底稿的牵制和制约，缺少生动性和灵活性，而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他（她）要讲述的事件本身上，这在日常随意的谈话中是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BBC Radio 3的讲座节目往往也被描述成是“广播谈话”，这正是为了转移听众的注意力，使听众不认为节目实际上是被念读出来的。^[17]

但也有些节目公开声明自己是在播读，例如，新闻、小说故事播讲等。^[18]新闻节目往往强调是被播读出来的，这是因为新闻强调客观性，个人情感或者是观点的添加会影响到新闻的这一特性，因此对新闻的播音员而言，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变成了一个“传声筒”；对于小说或者是其他文学作品也采用了念读的方式，是因为播音员或者是主持人的个人语言没有这些作品本身的语言出色，特别是一些传统文学或者是名家的作品更是如此。

（二）“有备的谈话语体”

也有观点认为广播话语属于“谈话语体”，是与“书卷语体”相对立的、与口语“相适应”的一种语体。代表观点是“广播电视语言是一种借助于电子传播技术创造语境、面对广大的个别听众而又无及时反馈的有备性谈话语体”^[19]。也有其他人提出反驳意见，认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广播剧、诗歌朗诵等节目其实都是口头形式的书面语言，和传统的、以文字为载体的书面语言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20]

（三）“既不是口语，也不是书面语”

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持有这一观点的我国语体学家、广播专家以及西方媒体研究专家之间的观点也存在着细微的差别，再细分为三种：

1.“融合语体”

语体学学者袁晖主张把广播语体纳入另辟出来的“融合语体”之中，他举例说，晚会主持人的语言，是诗一样的、富于激情的语言，它融入了文艺语体的某些特征；体育比赛解说语言中有很多专业术语，它融入了科技语体的某些特征；访谈类节目融入了政论语体的某些特征；还有像“今日说法”这类节目，它们与公文相结合，融入了公文语体的某些特征。^[21]这类说法试图把广播传播文本统一纳入到一个语体归属中，这是在过去电子媒体产生以前，以传播方式、传播途径（如口头语体、书面语体等）的方法来划分语体的惯例使然。针对现代广播媒介而言，这种传统的划分方法已经很难适用，特别是随着网络媒体的兴起，如果再以传播方式或者传播途径为依据来划分语体归属，相信网络媒体将会成为困扰语体学家更大的难题。因此在后续的论述中袁晖又补充到：“广播电视语言、法律语言、商业语言都是语言运用的领域，而不是语体。在这些语言运用领域的内部才有众多的语体。这里有新闻报道，有专题解说，有艺术鉴赏，有热点讨论，所运用的言语体系也是各不相同的，因而也就形成了这个领域中各种不同的语体。”^[22]

2.“介于口头语体与书面语体之间”

这是广播界普遍采用的代表观点。“广播工作者要克服轻视语言的偏见。广播语言既不是生活语言的原版，也不是书面语言的翻版。广播语言既吸收了生活语言娓娓谈心的亲切感，又有文学语言的严密的逻辑性。”^[23]广播有声语言“是介于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之间，既要口头表达，又要严谨规范”^[24]。“广播语言既不完全是口头语言，也不完全是书面语言，它是兼有两种语言各自部分特点的语言，或者可以更简单地说是介于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之间的一种特殊语言。”^[25]

广播学者从广播媒介特性出发，试图发现广播话语区别于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不同点，在研究中发现，那些具有书面语体特点的文本通过广播媒介进行传播，会适应广播传播的特点，有所改变，这些改变可能是播音员或者主持人在播讲中做出的修改；也有些改变尽管没有做文字或者是内容表达上的调整，但通过声音的传播后，收到了与书面语体不同的传播效果。

西方学者也有类似的论述，“广播与电视在使用语言上有类似之处，是一种口语与书面语的交叉，但电视与广播不同的是，电视使用语言符号进行表达的机会要少于广播，毕竟电视可以用画面表达，对于文字部分，经常以字幕的方式呈现。”^[26]“广播话语可以被看作是口头语言的应用，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又有事先打好底稿的要求，因为毕竟传播者和接受者是分离的，相距遥远，彼此无法相见。”^[27]早在1930年，广播从业人员就意识到广播话语的言说风格问题，它并不完全等同于日常的谈话方式，但比起正式的社会交往方式和书面传播而言至少具有亲密性和口语化的特点。^[28]

3.偏向于口头语体的交叉语体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广播界学者认为，虽然广播话语既不属于口头语体也不属于书面语体，但是广播话语更倾向于具有口头语体的特点。

“广播节目的文字和结构不应向书面文字靠拢，而应向口头文字靠拢，应更接近生活。”^[29]

“因为广播媒介无法使受众看到文字，仅仅通过听觉收听广播节目，因此广播听觉符号可以被理解为更近似于演说语言（Speech），而不是印刷文字语言（Writing）。”^[30]

“广播话语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口语，但是我们可以把它们定义为一种‘接近性口语’（Secondary Orality）”^[31]。

广播话语“处在有序变异的动态中”^[32]。广播语言在两种语言（书面语和口头语）之间的位置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常常会发生摇摆。在不同的节目形态中、在不同的媒介使用阶段中，有时更接近书面语言，有时则更接近口头语言，但总的倾向是在不断地向口头语言趋近。^[33]

（四）广播语体归属的媒介实践

理论来源于实践，广播话语语体归属的理论争执也是广播话语现实发展的一种影射。广播话语实践，始终伴随着过度“口语化”与“书面语化”的偏向，往往这种偏向又是同时存在的。我们也不能忽视，随着社会的演进，广播传播技术的发展，新的话语环境不断出现，广播收听环境和收听方式也都在发生着变化，广播受众个体也都处于剧烈的变化中，关于广播话语的探索与论争仍将伴随着广播媒介的发展。

在广播发展初期，广播记者大多出身文字记者，习惯依赖广播稿件，但随着广播影响面的扩大，传播效果问题引起了普通听众和专家们的注意。

例如，叶圣陶写于1950年代的《一些简单的意见》，就是一篇专门研究广播语言特点的论文。叶老谈到广播语言最基本的特点，是在通俗化、口语化的基础上，做到明晰动听，使人们一听就懂，一听就明白。“希望写广播新闻稿的，写完之后好好念一遍”，“自己先来检验一下，写下来的那些语言上不上口，顺不顺耳”^[34]。再如曹璐教授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章《重视提高广播新闻的信息量》一文中提到：

每每总是出现这类现象：半文半白，倒装句、形容词连篇，空话、大话、套话，深奥费解的专有名词，以及技术性过强的经济和科技报道。我想，依这些同志的经验而论，这类现象完全可以避免。看来不是不能，而是不为，问题的根子还是个观念问题。汉字是象形文字，它不同于拼音文字，汉字的字音和字形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多是社会公认，代代相传，约定俗成。值得重视的是我们的写作习惯。我们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和熏陶，可以说生活在书面语言的“包围”之中，长期形成的写作习惯强烈地烙上了书面语言的印记，不知不觉形成了这样一种写作状态：一拿起笔就“端”了起来，似乎离开那些半文半白的东西就显得没有文采，质朴的口头语言似乎不能登大雅之堂，出现了言文脱节的现象，即讲话是口语的，写作却是文字化的。怎样纠正这种言文脱节的现象？老舍先生写剧本的经验是：“读出声写”，“试试嘴里怎么说就怎么写”，“从现成话里掏东西”。广播记者应该养成这样一种职业习惯：字面上的东西，看一看就能听出它的声音。“用大白话写作——这句话对任何形式的写作都是至关重要的。写后自己大声读一遍——任何作者都应照此办理，对广播电台记者来说，这应当是金科玉律”^[35]。

类似的论述还包括，“中国的广播新闻改革虽取得很大进展，总体上讲还未从报纸文体中完全摆脱出来。包括广播新闻教学至今拘泥于报纸的文体。广播新闻业务研究，特别是对语言和音响的研究，一定程度上还处于朦胧状态。深化广播改革应在广播的优势，声音等方面进一步争取‘解放’。”^[36]“‘广播就是解放声音’。把声音从哪里解放出来？从文字模式的传统观念与表现手法中‘解放’出来，进入开放时间版面所提供的听觉信息优化机制。因为媒介的潜力和优势往往是潜在的，而媒介的局限则往往是实在的，如果不能驾驭广播听觉传播规律，潜在的优势永远‘潜在’，而其局限则会放大凸显。”^[37]

直到21世纪，广播话语的书面语桎梏仍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2002年应天常发表了《论“废话”的语用功能》，把这种桎梏存在的原因追溯到我国“以文为本”，“重文轻语”的传统语言文化观的影响，认为要保证广播节目的鲜活还是要注重对加工过的口语的运用。在这篇文章中也谈到，片面地强调“简洁精练、言简意丰”，追根溯源，是根深蒂固的传统语言文化观念和媒介语用观念造成的。坚持“以文为本”必然轻视“真实的口语”，在这样的传统观念影响下，一部分人认为，一个人说起话来越是如“文章”那样“简洁精练、言简意丰”，就越显得有“水平”。如果是包含了一些冗余的成分，就会被斥之为“没品位”或不懂得“语言美学”。在这个坚挺的“理论”指导下，人们当然习惯于用书面语的“简洁精练、言简意丰”来规范广播电视的媒介用语了，包括节目主持人的口头语言，几乎是“书面语的有声版”^[38]。

我国传统文化认为有文化的人应该“敏于行，讷于言”，口语只是用来处理日常生活的琐碎之事，书面文字才承担着正式的、文雅的交往任务，人们要多做少说，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大多数中国人当众讲话的困难。这与西方素有演讲术训练的文化传统不同。

这种桎梏的原因也被广播学者追溯到我国长期以来对广播媒介功能的单一定位上。我国广播历史上，广播媒介长期被用于传达政令和宣传教育，在广播新闻中已经形成了一种过于正式、严肃的文风，这本身也缩小了广播语言对口头语言容纳的阈限，所以在广播新闻的写作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追求书面语化的倾向。^[39]事实上口语并不意味着不正式，课堂上老师的讲课，尽管是一种口头语言的解释和讲授，但并不影响口语的庄重、严肃性。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广播话语的另一种倾向。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广播谈话节目的兴起，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一些广播工作者认为贴近受众就是要把广播话语等同为日常口语。

广播节目特别是广播谈话节目，“当地领导和电台领导很少收听，主持人素质不高权力却挺大，手里没稿件，节目时间又长，谈什么话题和请什么嘉宾没人管，问题就出来了。这就给广播节目主持人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提高自身素质，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导向意识和把关意识，既要重视收听率，又不要被少数思想意识和情趣不健康的听众牵着鼻子走。”^[40]

当前部分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有一种无限生成大量“废话”的“本领”。那些“无限生成”的语句，一般是以极少的“语料”使言语生成无限扩张。他们依靠的“有限的手段”，一是“散点式”，“东一榔头西一棒”地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二是充分运用语言的“递归性”（Recursiveness），其表达结构循环往复，说着说着就不由自主地又说回来，然后又在原有的起点顺着说下去。^[41]

广播话语是思考后的成果，内储是外化的基础，对于广播工作者而言，既需要强调表达的技巧，更应该强调媒介传播理念和个人内储的状况，二者均不可偏废。

广播话语问题远远不是用“介于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一种语体”这一定位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广播话语的实际情况要更为复杂。目前我们重要的使命是针对广播节目的不同，建立起符合广播节目特点的、在语体意义上的广播话语分类规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