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话语的传播特点

二、广播话语的传播特点

（一）从听觉到视觉的转换

构成话语的词语具有多义指向性，词语的这一特征正是广播引导受众，发挥想象力的基础所在。

词语除了具有具体的指向性，也有引申义，或者暗示的作用等等，例如当我们说“黄牛”这个词语时，除了具体是指一种动物，在过去还可以引申指“任劳任怨、踏实肯干的人”，但现在意义又发生了变化，也可以指“票贩子”或者是“外汇贩子”等等，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行业、不同的文化群体、不同的地区，相同的词语会赋予不同的引申义或者是暗示作用，有些意义被社会广泛采用，有些则流行在小范围群体中。

广播听众听到由词语组成的连续的声音流，因为缺少字形的中介，与阅读中对字形产生的联想不同，往往要根据个人的体验或者经验，在头脑中描画或者构筑起对应的事物形象或者情感体验，在头脑中完成一个由听觉到视觉的转换过程^[42]。在这一过程中，往往会引发听众与以往经验相关的其他联想，来丰富起对当时捕捉到的声音意义的认知，同一档广播节目，会因为听众个人经验和当时情境的不同，些微影响到媒介传播的效果，这也可以认为在广播节目的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受众情绪性和感受性的因素要比其他媒体丰富。^[43]

（二）声音话语的多个认知层面

语言有声化表达要比书面文字表达具有更多的附加意义，在语气中可能透露着犹疑和快乐，反映着情绪的变化，心境的状况，甚至内心中隐藏着的比语言表达更内在的意见和看法。文字化作声音要比文字本身具有更强的感染力。Rudolf Arnheim是最早把广播作为艺术进行严肃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同样也认为：把文字转化为声音的表达，在客观上丰富了文字所传递的信息^[44]。

广播中的话语，与书写或者印刷出版物上的词语表达不同，这是一种言说的语言，讲出来的语言，声音语言具有多个认知层面：第一层是说话者言说的内容认知；第二层是说话者本人个性特征的认知，例如：说话的人是一个直爽的人，还是具有神经质特征的敏感的人等等；第三个层面是对整个节目或者整个电台，对于国家台来说就是整个国家的认知。后两者则是意义延伸的一个例证。^[45]

有声语言传播具有多个认知层面的特点使广播话语体现为二重性特征。一方面，词语对应着它所描述和表达的对应物；另一方面我们所听到的声音，与言说的人之间又构成了某种参照和对应，可以使我们产生超过词语具体指向的其他认知，这部分认知可以理解为主要起到辅助作用，但有时这种辅助作用也会发生质的转向，换句简单的表达，就是广播中说话人的个人因素，例如语气、情绪甚至是音色、音高等都可能会影响到对广播内容的传播，只是这种影响作用有大有小，这和印刷媒介中的文字语言不同，一经写出，意义就基本固定，作者个人化因素主要体现在词语选择和句段安排等物质形态上，个人化因素对文本的影响作用与当时写作情景有直接的关联性，但在广播传播中，特别是在热线电话节目中，不可预料的听众热线的介入，意味着不同的交际语境的转换，主持人的话语转化频繁，主持人个人化的因素也会在这一过程中随时调整和呈现。关于有声语言与说话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在国外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46]。

广播中意义的呈现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一个高度流动和富有弹性的进程，它依赖于我们所建构起的上下文语境和个体先验的认知来完成这样的变化或者转换过程。在这一点上我们目前的研究仍然是不充分的，仍然需要在符号学、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等领域展开综合研究。

（三）广播话语的言说方式

任何一种话语方式都能在传播中找到优势，正如同也无法回避在传播中存在着的劣势，广播话语也不例外。生物进化的法则同样适合媒介世界，1950年代以前，广播的竞争对象是纸媒，在电子媒介传播领域里独领风骚，成为听众惟一享受到的大众电子传媒；电视的出现，带给受众从未有过的视听感官冲击，广播一度因为只有单一的声音传播方式而自惭形秽；直到1980年代以来，人们习惯了电视的视觉盛宴，批评家也发现电视过度介入私人空间，广播媒介也开发出了新的节目形式，用新的谈话和音乐节目形式来亲近、吸引受众，单一的声音传播反而还给人们更大的自由，在此长彼消的媒介竞争中，广播话语的言说方式也经历着一个痛苦的反思过程。

广播的传播劣势显而易见。在人际传播中，没有其他器官的辅助接受的话，耳朵的理解能力要弱于眼睛，缺少理解力的原因是什么呢？声音的存在形式很特别，它存在于它正在消失的那一时刻，不具有固定的形态，在它的形成和产生的进程中不断消散，当我们说出“他是谁”的时候，说到“是”的时候，“他”的声音已经消失了。BBC的受众研究部做过一项研究：他们找到一组测验对象，他们是非严肃类节目或者比较轻松的节目的一般听众，测试他们对一段谈话的理解程度，结果显示，关于谈话内容的提问，只有28%是正确的回答^[47]。事实上在广播访谈中，既要提出问题，又要解决问题，有时候对于专家的相对复杂和专业的解答，主持人还要加以解释，便于广大的非专业听众能够理解。有些专家的解释是事先写好的，但必须足够简单和集中，能够被耳朵迅速捕捉，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就有重复和冗余的成分。

就广播而言，对于那些需要预先写好的复杂陈述或者讨论、一些需要不断探询思考的内容、需要复杂知识作为理解背景的内容都不适合于广播的传播。书面语的意义表达往往是复杂的，语法的呈现是严谨的，需要能够不断的回顾前文，能够有反复阅读的可能，而这些很难依靠耳朵来捕捉，只有句法相对简单，或者话题比较集中的时候，听众才容易理解。所以在广播传播中，除部分新闻稿件外，很多观点、论点或者看法，都倾向于以即兴语言或者类似即兴语言的方式表达。

当代广播话语的言说方式与过去有明显的不同，突出地体现在口音的变化上。

1.广播的标准口音

广播话语的言说方式与日常的讲话不同。以英国广播为例，我们可以比较那些打进热线电话的听众，播音员的口音与他们比较起来，尽管显得自然和随意，仍然带有不可抹杀的权威性，不可否认这与当年推行英语标准口音有关。1920年代后期到1930年代英国推出了“标准口音”，这是BBC第一任总裁Reith野心的一部分，他想建立超越地域和阶级的统一的全国播音标准。^[48]他的理论是，听众需要权威性，广播同时也需要艺术的传达，为了便于听众的接受，表达又需要以自然和随意的方式来呈现，有一种途径就是利用声音美学。^[49]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认同这种方式是建立国家身份认同的最好的途径。因为这些标准的口音是以南部伦敦英语的口音为准的，南部以外的很多英国其他地区的人认为南部英语装腔作势，甚至有点娘娘腔，关于什么是标准口音问题上没有达成一个统一的标准^[50]。但这不能阻止英国早期的广播主要采用口音标准、严肃的话语风格来播报新闻，当然现在各种口音都能听到，尽管这些标准口音仍然在关于国家新闻的播报等严肃的节目形式中被采用。

我国的广播一直强调使用标准的普通话播音，与英国推行的“标准口音”有类似之处，但根本上是不同的。最基本的一个原因在于我国方言众多，即便是文字相同，彼此的口语表达甚至也存在不能沟通的情况。“从真实性、客观性和可信性角度而言，社会主义国家的播音者一般要求建立相对统一的播音风格。”^[51]最近几年随着电台类型化、产业化进程的推进，电台的播音风格、主持风格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一些地方广播台也尝试用地方话来播讲地方广播新闻或者是其他广播节目，这些现象在理论研究界也引起了讨论。

2.广播的“谈话式”风格

随着电视媒介的兴起，20世纪后半期大众媒介研究逐渐兴旺、壮大，对媒介功能的认识也更加深入。其中有学者谈到，大众媒介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鸿沟间架起了桥梁，二者之间的界限也被重新建构，这种重建可以在传播风格明显的变化上体现出来——一种在公共领域内的口语化风格形成^[52]。在广播电视界，不得不重新学习怎样表达给受众，因为广播和电视更多是在家庭或其他私人场所中收听或者收看，在传播风格和报道手法上不再体现为一种公共场合所适宜的形式，而更接近于日常的、非正式的谈话风格^[53]。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英国广播过去古板僵化的节目风格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观，随着逐渐深入的私人话题越来越多地成为广播节目内容，广播聊天式的话语风格也随之被采用，人们也越来越接受这种“日常”谈话呈现在广播媒介上。我们以BBC的Radio 4为例，这一时期，BBC的Radio 4广播话语风格有了新的变化，一个最直观的例子是，播音员或者主持人更多的使用“咱们”这样的称呼来代替“你或者他”等对听众个体的称呼，拉近与受众的关系。话题的讨论内容也减少了抽象的成分，增加了经验性的内容^[54]。1987年BBC的听众调查曾经让听众以形容一个人的方式来评价BBC的Radio 4，获得了“严谨的、非常见多识广的、有趣的、幽默的、令人信赖的和专业的”等评价。而在1977年的听众来信和来电中，有57%是关于广播的，而不是电视，而在这57%中，绝大多数是关于BBC的Radio 4的，主要的抱怨是：背景噪声太大，节目滑稽，语言粗糙，有时候甚至让人感到不道德或者语言粗鄙。^[55]今天BBC的Radio 4仍然深受知识分子的喜欢，广播声誉的保证一部分得益于BBC对广播话语言说方式的研究，并据此对广播工作者实施科学的培训。

广播话语言说方式上的这种类似生活化倾向的变化，对广播主持人来说，不是降低了要求，而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然对于广播新闻而言，尽管在整体话语风格上更加亲切自然了，在不同的电台也会采用不同的新闻播音风格，例如国家级电台可能更强调严肃和庄重的风格，而一些地方电台，特别是一些轻松的音乐电台，播讲新闻的风格呈现多元化风格。对于其他大部分广播节目而言，过去单纯的念读稿件，播音员或者主持人只是充当了一个中间媒介的作用，只要播音悦耳清晰就可以了，主动性没有得到发挥，但谈话式的播讲，不仅要求播音员或者主持人正确传递稿件中的内容信息，同时也要求播音员根据具体的传播环境和受众身份的特征，主动调整播讲的内容，强调在播讲的过程中要与受众建立起亲近的交流通道，模拟出现实谈话的交际语境，这无疑是对播音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与我们目前许多大白话的播音现状有所不同，不是说简单的等同于生活中的日常对话，很多人误以为日常谈话就是广播播讲风格的核心，这实际上只会导致播音风格的倒退。试想在广播刚开始出现的时候，人们一直在努力探询一种与日常谈话不同的表现风格，特别是随着当代社会广播功能的变化，在多媒介传播时代，广播的媒介功能不再仅仅是为政治宣传而服务，媒介更多表现为日常生活的服务特性，在这些综合变化的状况下，广播播音语言风格的变化成为一种必然要求。任何一种现象的变化都有其内在动因和需求，不能用简单的倒退和回归来解释。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国广播整体的话语风格也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20世纪末，我国广播电视界掀起了围绕“说”新闻和“播新闻”孰优孰劣的一场争论。主张“播新闻”的学者认为，“说新闻”随意性太强，存在着信息掺水的问题，摈弃了我国广播电视的优良传统；主张“说新闻”的学者认为，“播新闻”只是“照本宣科”，缺少生气和说服力。当然这不仅仅是话语言说方式的争论，也是新闻观念的一种争论。尽管这种争论仍然继续，随着实践的深入，广播电视界普遍认识到，“把‘播新闻’和‘说新闻’和谐地融合在一起。该‘说’则‘说’，该‘播’则‘播’，完全依据新闻稿件的要求办事。这才是我国播报新闻的发展方向。说和播都是运用语言艺术的不同方式，任何一个播音员或者节目主持人应该两者都能掌握。”^[56]我国广播电视的收听、收视环境今天发生了很大的改观，广播电视话语由原来的“宣讲式”走向了“对话式”，传播效果也由“入耳”达到“入心”。

3.广播话语模拟交际语境

在广播媒介的黄金岁月里，BBC也曾一度认为，为了强调权威性，BBC的播音员必须在说话方式上与平时说话拉开距离，要体现出差别来，广播也在这一过程中突出了权威媒介独一无二的地位，但随着电视在战后的崛起，特别是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广播的收听率一直在下滑，广播迫切需要找到一条出路，广播的媒介地位在这一时期，也变成了一种背景媒介，或者是退居为一种次要媒介。媒介的属性有两个方向上的变化：一个是私人的、亲密的伴随媒介特征强化，原来作为主要媒介承担的社会功能被电视所替代，广播媒介私人化的属性更加强烈；另一个是在具体生活信息的传达上，广播比电视等其他媒介形式更灵活而迅速。正是这两种变化，使广播更加重视与受众之间的互动，注重建立起新的传受关系，相关的研究也不断得到重视。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研究成果是，强调广播话语要营造并模拟交际语境，即要求播音员或者主持人“和那些并不在场的对象做真正的谈话”^[57]。

然而怎么能够在这种几乎是单向的传播活动中表现得像是传受双方都在场的谈话？Evans具有丰富的培训BBC广播播音员（主持人）的经验，提出了一些基本的建议：“在句子的结尾不要提高你的声调；不要采用一种表演的或者是其他特殊的腔调。在讲话中不要比平时的谈话更快、更慢、更大声、更低声。简单说，说话的时候不要把表演的成分加入进去，平常你最习惯的通常谈话方式就是最恰当的方式。如果做不到这些你最好还是不要做广播员了。”^[58]这段话可能与我们平时的理解有出入，有人也许会问，如果和平常的人讲话一样，那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播音员了？专业要求何在？也许有人会说，播音员就是要和平常的说话不一样，才能成为播音员。播音员作为一种职业，在音色、音调和对语言文字的把握上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这一点是毋庸质疑的。

模拟交际语境在广播有稿主持或者播音中难度比较大。Evans的培训经验和研究经验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借鉴的线索。Evans认为^[59]，当播音员在播讲稿件的时候，要假设在写作稿件时所确定下来的对象就在你的眼前，你要想象你真的在和他（她）面对面地讲话，甚至可以做手势给他（她）。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白费力气，而听众是看不见的，实际上，每个受众都有丰富的谈话经验，一些在特定的语气或者是语言段落之后的停顿有什么样特殊的意味，有什么样相应的表情和语气，都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固定搭配，所以尽量模拟你在真正的日常谈话中所有的表情和手势，相信听众可以看到，每个听众所模拟的谈话场景中会再现这些。所有这些附加的语言辅助手段在广播播讲中是不可省略的。播音员首先要模拟出逼真的谈话氛围——不同的听众再把播音员营造的氛围作为媒介内容的介引：一方面播音员的话语传递信息作为媒介的内容，另一方面播音员的话语所营造出的氛围又作为一种形象化的媒介介引，听众会根据自己的日常经验，对播音员通过电波所传递来的谈话信息和谈话氛围进行二次修补。为什么会出现修补的环节？因为客观或者是主观的影响，部分信息在传递中会有所遗漏或者误传，经过听众个人的弥补和还原后，才能最终复现出属于听众个体的谈话语境，因此播音员所传递的信息是主要的内容，同时所传递出的谈话或交流气氛也是影响信息传播效果的重要参数，有时甚至不比信息传递的内容重要程度低。

虽然我们的播讲稿件也许是经过反复修改的，但在播讲的时候一定要建立起即时谈话的情绪来，忘记曾经是经过很多次改写的这一事实，就如同第一次发生一样，有时候播讲中一些小范围的临时修改也不应该被禁止，即便是段落的调整。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谈话的随意性和自由性，也会留给听众一个接受心理的缓冲地带。如果广播谈话变成完全的念读，那么广播谈话也就变成了媒介的中介，听众需要自己解码，这时交流是封闭的，听众听广播就像面对一本书，或者是听一场官方的演讲一样。

Peter Wilby和Andy Conroy也谈到，在培训新的广播播音员时，其中有一项技能是：要在事先写好的稿件中加入即兴的成分，并且在衔接处做到天衣无缝，使听众无法察觉，这些添加的即兴成分有助于听众产生广播语言是随意性播送的这样的联想^[60]。对于专业的、成熟的广播播音员来说，即兴的编辑是为了减少录制好的磁带所带来的干扰痕迹，吸引听众更直接地接近所要传递的信息，消除人为加工的痕迹，那些事先录制好的录音资料带或者是节目片断在加工中已经带有了明显的人为加工的工业化痕迹，有自己独特的属性，所以需要播音员的整合和串连，进行再编辑^[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