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书面语的束缚

一、摆脱书面语的束缚

诞生初期的广播，在文本结构形式上体现为从传统的社会媒介、个人式的传播形式中汲取养分，例如舞台表演、唱片、公众演讲等等。对于广播新闻节目而言，最初没有自己独立的记者，更谈不到属于广播特有的创作风格和话语方式。最初的广播新闻来源于报纸新闻或者是为报纸供稿的新闻中心，大量借鉴了报纸新闻的节目内容和节目编排方法。广播声音的传播在发展过程中自身的传播特性逐渐显露出来，在这个确立媒介个性特征的过程中，逐渐摆脱报纸媒介的痕迹，突出地体现在对书面语束缚的摆脱上。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和我国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背景和不同的发展进程。

（一）西方广播摆脱书面语束缚的背景

以英国为例，最初的广播新闻来源于报纸新闻或者是为报纸供稿的新闻中心，不仅仅因为广播媒介处于诞生发展期，也因为报纸对广播施加压力的影响，当时广播在传递新闻上已经体现出快捷的优势，报纸媒介感受到了新的媒介所带来的冲击和威胁。英国报界曾经联合起来，施压给政府，要求广播在晚上7点以前不能播送报纸还没有报道的内容，同时广播的新闻稿件也必须从给报纸供稿的新闻中心获得，这些稿件是专门为报纸写作的，没有特别考虑到广播媒介的传播特点，广播与报纸媒介的竞争，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对峙后，广播与报纸媒介才得以相互适应。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末才结束。

尽管报界最早意识到广播可能带来的威胁，而受众当时还没有习惯使用广播媒介来获得新闻，这也是一个广播维持报纸“有声版”的原因。但持续的时间并不长，1923年英国的总罢工爆发，新闻报纸的印刷和发行减少，这为当时的广播提供了发展的机遇^[1]。人们开始尝试依赖于广播获取消息和新闻，广播的权威性媒介地位渐渐成长。当时的广播节目相对单纯，对新闻和消息的加工远远没有报纸那样精细，但这也使英国的受众认为广播比报纸更客观，因为在报纸上，编辑和记者抒发自己观点的文章比比皆是，反映着各类报纸所代表的观点，这种情况使大众对新诞生的广播媒介寄予了厚望，开始认为广播是没有偏见的权威信息来源^[2]。

广播媒介在传递新闻上的优势还没有被当时的人们所认识到，直到1936年英国水晶宫（The Crystal Palace）的火灾，才使广播新闻真正展现出了声音传播的优势。当时火灾发生在夜里，报纸记者都已经回家休息了，BBC年轻的记者Richard Dimbleby通过电话现场进行了报道，现场的嘈杂声、报警的铃声、火焰噼噼啪啪燃烧的声音都被记录下来，生动再现了当时的情景，而这些是报纸所不具备的^[3]。这一新闻事件也向大众证明，广播通过声音传递新闻要比报纸更便捷；而报纸出于阅读的需要，不得不强调视觉效果，这就使报纸要格外注意栏目安排、标题设置、新闻图片等印刷编排的手法，这些工作是一个需要花费较长时间的由不同工作程序完成的集体合作成果。

广播受到受众青睐程度的加深，客观上推进了广播摆脱报纸话语体系束缚的速度。20世纪30年代末以后，广播逐渐重视使用自己的记者，为适应广播的传播特点而写作，开始摆脱书面语的束缚。

（二）我国广播摆脱书面语束缚的复杂背景

我国人民广播在1940年到1949年发展期间，电台播出的稿件来源，一是领导人的文章讲话稿、各类文件，这是播出稿件的主体。播讲这类稿件时，根据内容情况或照播（如文件，中共中央宣传部曾明确指示：“应严格依照文件本身，不要改动删节增添，这是原则”），或略加改动，使之适于口播。二是编播人员自己采写的一些消息、通讯和评论^[4]。从建国至今，我国的广播新闻话语实践发展比较复杂，一方面要从报纸媒介话语的依附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还需要从长达几十年的战争话语和“文革”政治话语的影响中解脱出来。在这个意义上，才能把广播声音媒介的特性与时代特点结合起来，确立起我国当代广播话语的特征。

我国社会主义媒介的属性基本决定了较少存在于西方媒介之间因利益冲突而带来的倾轧，因此报纸媒介对广播媒介施加的压力程度较小。人民广播成立于1940年的艰苦战争环境下，最初的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稿件也是由为报纸媒介提供稿件的新华通讯社提供的，不久新华通讯社成立了专门的口播组负责为广播编写口播稿件，这符合广播媒介发展的自然需要。1949年6月新华社语言广播部扩大为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成为与报社、新华社并列的党的三大新闻机关。但我国独特的现实发展情况，决定了我国广播媒介摆脱书面语束缚的进程和时间更长、更复杂、更困难。

1.独特的广播传播和接收方式

1949年建国后，我国广播事业所要面临解决的问题很多，就广播媒介本身的建设而言，不仅仅是节目上、播出方式上等基于广播本体方面的探索，还需要解决一个更重要而现实的问题——使每个人或尽可能多的人收听到广播节目，建立一个国家范围的广播传播网络，但这一任务的延续时间大大超出了当时人们的预计，直到今天仍然在继续完善中。新中国广播在实现覆盖中所遇到的困难，不仅是经费不足的问题，还有大多数人，特别是广大的农民是没有能力购买广播收音设备的。建国初期，全国共有大约100万台收音机，一半是中波收音机，大部分分布在东北、华北以及华东一带的中上等家庭中^[5]。

为了解决现实的困难，通过架设有线广播^[6]，以高音喇叭、入户喇叭，以及设立“广播收音员”^[7]等方式来解决广播的传播和接收问题。

当时我国广播收听方式体现为多个层次。第一个层面，对于一些中上等家庭而言，可以通过收音机收听广播节目，这与通常意义上的广播节目收听方式是一致的；对于大多数普通群众而言，特别是对于农村听众，存在着三个层面的收听方式：一个是通过大小喇叭集体收听广播或者是家庭收听；一个是通过“广播收音员”的记录，以大喇叭或者是家庭小喇叭的接收装置，收听转播或者是收音员记录下来的广播节目内容；另一种方式是，“广播收音员”把记录下来的广播节目，主要是新闻节目，以板报或者是油印小报的方式传递给基层听众。“广播收音员”是在当时我国收音设备匮乏和广播覆盖不充分的困境面前，短期内解决广播的全国覆盖问题的有效手段。集体收听是这一时期比较普遍的一种收听方式，这完全不同于当时欧美国家已经普及的广播个人化收听方式。

在这个由多种层次组成的广播收听方式中，广播通过二次传播至效，这一过程主要体现为两个层面的发展模式：

（1）“口头广播——记录文字（广播收音员记录）——印刷文字（板报、油印小报）”；

（2）“口头广播——记录文字（广播收音员记录）——口头复述（广播收音员二度创作广播节目）”。

这些二次传播方式使广播内容在到达受众的过程中，要经历“文字符号与口头话语以及第二人转述话语”三者之间的转换。为了避免在多层转述过程中出现歧义或者偏差，广播话语就自然被推向具有书面语色彩的倾向上来，当然广播话语的书面语倾向也有其他因素的综合影响作用。

尽管这种富有实效的广播收音员的“二次传播”缓解了广播覆盖和广播接收问题，发挥了重要的现实作用，但毕竟与直接收听广播有很大的分别，在微观广播文本上体现的书面语化特点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在以后的广播发展中，这种倾向需要花费一些精力来纠正。

2.强调广播媒介的政治功能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就充分认识到广播媒介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从国家发展来看，“无线电广播是群众性宣传教育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特别是在我国目前交通不便、文盲众多、报纸不足的条件下，如果善于利用无线电广播，则将发挥极大的作用”^[8]。我国建国初期广播在政治宣传、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特点决定了我国广播听觉文本的内容和话语风格与同期欧美国内广播发展道路的不同，更倾向于体现国家政治媒介的告知功能。

当时广播节目中的知识普及性的内容也比较多，广播也承担着一个政策宣传和知识普及的双重通道的作用。广播对生产的关心，意味着广播节目更多是直接为促进生产服务的，强调对公众社会问题的关注。广播听觉文本在风格上也体现为正式的、严肃的，同时带有鼓动和宣传的特点，这是利用广播媒介调节社会关系、摆脱经济困境的必然选择，这种选择是以牺牲关注个体生活，特别是内在的精神生活和感情生活为代价的。当然，这种局面及时得到了调整。1956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两套面向全国的综合节目，全天播音时间由1949年的5小时增加到23小时55分。开始改变过去只关心生产，忽视广大人民日常生活的节目内容^[9]。

历史发展虽然已经改变了当时的传播环境，但今天依然还能在广播节目中找到具有这些特定时期广播话语特点的痕迹。

3.特殊的集体收听——广播大会

广播大会通过广播实况或者是录播的形式，起到远距离召开群众大会的作用，直接传达政令和各种决定、措施，对群众进行直接的政治教育和宣传鼓动。“我国地域辽阔、交通不便、传讯事业还不发达的情况下，这是一种领导机关用来对有组织的广大群众进行政治动员和思想发动的有效的方式。”^[10]广播大会的收听，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把群众集中在一个大的会场中，集体收听广播会议；还有就是分成小组或者是在家庭中收听大会内容。前者最为普遍。一般而言，广播听觉文本是对大会实况的不予选择加工的复制。

在宣传大跃进运动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普遍采用了广播大会这种宣传方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中，与国务院和一些群众团体一起举办了19次广播大会，每次都有几百万人收听，1958年地方台一共召开了303次广播大会^[11]。

大跃进期间的广播强调“为政治服务”的功能，无论是新闻节目还是文艺节目，在风格上体现出浮夸和狂热的特点来。当时认为只有报道政治活动以及宣传大跃进才是政治，把公报和社论全文播出去才算体现了广播政治上的正确性。因此，当时的广播内容倾向于政治的训话，没有亲切感和平易近人的特点；一定程度上忽视广播的编排技巧，忽视广播音响技巧的使用，形式比较呆板，电台广播存在着与听众接受心理分离的特点。

广播大会作为对群众进行突击性的、大规模的组织动员集体收听的方式，在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也曾使用，尽管这种方式有效地实现了广播的到达率，有效地体现了广播媒介在政治宣传中的作用，但经常召开广播大会也使当时的广大群众感到了媒介宣传的疲倦。

4.“文革”时期政治话语的影响

（1）“文革”时期广播听觉文本基本被政治话语所控制，推动并助长着政治宣传走向极端化倾向

1966年3月的全国广播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在今后的广播宣传工作和一切工作中突出政治，要进行广播阵线的阶级斗争，把政治工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要位置。1967年中共中央的《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中指出“我们的广播电台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12]。从1966年开始，“文革”中的广播积极投入到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广播“更突出政治、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忽视建国初期对经济生产报道的关注。

“四人帮”把广播当作是文件和各种临时决定发布的通道，广播工作者担心任何发挥或者是改动都会招致政治灾难，所以往往采用全文照读的方式来播讲广播，生怕与文字稿件产生出入，广播形式上生硬呆板成为普遍的风气。广播的接近性功能基本被忽视，广播文本扮演着政治传声筒的功能，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的特征。

1966年4月初，中央台开始播出“有关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材料”和一些大批判文章，随后《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开始播送毛主席语录，各种文艺节目几乎停止了。节目中大多为“两报一刊”社论、领导人讲话、批判文章。广播听觉文本体现为“八股腔”，在语言形式上体现为“假、大、空、绝”的表现形式，“拔高嗓门、居高临下、使令语气的声音形式”^[13]等，也形成了一些特有的话语表达样式和风格，例如致敬体、喜庆体等，宣传思路上体现为非黑即白、无限上纲、贯彻式等特点。

1966年11月7日取消了第三套文艺节目。1969年1月19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发出《关于地方电台应严格掌握宣传内容的通知》，该通知规定：凡与中央口径不一致的，凡中央报刊不发表的，电台一律不得广播。一些地方台早在这之前已经停办了自办节目，全部转播中央台的节目。1966年5月26日，中央台增加“革命样板戏”的播出时间，占全天文艺节目时间的85%以上，此后电台长期播放《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八个革命样板戏和《国际歌》、《东方红》等八首歌曲。当时文艺节目在整个播出节目中仅占24.2%^[14]。而“文革”前，广播电台的节目主要由新闻性节目、知识性节目和文艺性节目三个部分组成，此外还有少量的天气预报和节目预报等服务性的节目，文艺性节目约占三分之二。

（2）这一时期广播政治话语进入日常化生活

当时的电台主要逐条播出毛泽东语录以及各种社论，广播担心造成“政治性错误”，照搬《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上的报道，多数情况是全文照播。人们在当时说话办事前也都要说一段主席语录。当两个恋人准备结婚的时候，可能会说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共同的革命目的走到了一起，而实际上，他们可能是工友或者是从小青梅竹马长大的，说这样的一番话，只是因为社会话语体系如此，他们当时的真正愿望只是想领个结婚证，开始过上小日子，甚至也许他们的文化程度比较低，都不能领会这些语录的含义。

这些语录，以及由这些语录衍生出来的各种套话，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不承载实际交际任务的语言模式，只是一种政治的符号或者是一种社会身份、政治态度的标志。人们发现这种说话的方式甚至可以保证个人的生命安全，出于安全的考虑，人们开始不愿意通过个人式的说话方式来透露自己真实的想法。这种基于生存考虑的初衷最终导致了政治性口号式话语方式的流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控制着人们的话语习惯，即便在“文革”结束后，这种话语习惯仍然影响着人们的话语方式，甚至行为方式。对于作为大众媒介的广播听觉文本而言，这种“文革”话语方式或者说这种话语方式的影响，在一个比我们预计还要长的时期内，以各种隐在的方式存在着，有时候甚至是以我们不容易察觉的方式影响着广播的话语体系。

（三）我国广播摆脱书面语束缚的实践

1979年5月，中央电台台长左漠野重新提出了广播媒介要“自己走路”，所谓自己走路是要求广播媒介，要独立自主地确立报导的计划和报导思想，改变“读报台”和“抄报台”的局面，过多依赖报纸和通讯社的消息和稿件。在这一时期，广播开始建立独立工作的采编队伍，建立自己的记者站和通讯网；“自己走路”的另一层意思是，要开掘广播媒介的报导优势，以广播新闻为例，强调广播新闻的“短”和“快”的特征，就中央电台而言，重要消息500字左右，动态消息300字左右，简讯100字左右，新闻稿件短了意味着新闻内容的增加，信息量的增加，减少了新闻节目中过去常出现“最近”、“近来”等时间概念模糊的字眼。

广播主持人话语首先在对外宣传中得到改进。1981年对台湾广播的《空中之友》节目开播，强调主持人说话要温文尔雅，和蔼可亲，讲究礼貌，语调要甜、软、轻、美；有浓厚的人情味和同情心，对听众既关怀又谅解，尊重听众的感情，以商量和探讨的口吻与听众说话，以服务的态度出现在听众面前；谈吐要富有哲理性，要从人生和社会哲理角度解说祖国大陆的情况和对台湾政策等等。

1983年3月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会议召开，提出“宣传工作要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再次强调要“自己走路”，探索电子媒介独特的表达优势。此外，在节目内容上，要求改进新闻节目，强调新闻节目的实效性，恢复了知识性和服务性的节目，把经济宣传放在首位，文艺节目要丰富多彩。

1986年，珠江台的改革带来了我国广播发展的新纪元。珠江台的历史性突破，主要表现在：打破了多年来广播作为文字传媒“有声版”的运作模式，开始实现大板块主持人直播形式。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从克服形式主义的高度谈到了会议和会议报道问题。他指出：“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会议多，文章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15]

2002年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宣传思想工作要在“三贴近”上取得新进展，遵循这一要求，宣传思想战线把“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作为改进和加强自身工作的一条重要指导原则^[16]。为我国当代广播新闻话语的发展提出了指导性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