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我国转型期社会广播听觉文本的功能
在我国目前的转型期社会中,传统社会的机制惯性逐渐解体,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发生影响;新的社会体制和机制正处于萌芽和形成中,但尚未建构完善,新旧体制在冲撞中完成建构和瓦解的进程,在这样一个复杂关系呈现的特定时期,各种利益关系和利益群体需要调整,社会差距和阶层分化渐渐形成,一些社会成员甚至被抛出体制之外,特别是对于因区域、职业、性别、年龄等因素造成的社会差距等等,而整个社会的保障体系还处于建设和完善中,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媒体的调节、整合和管道的作用就越来越突出出来。
媒介作为国家管理、社会群体沟通、个人社会化需求的有力工具,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国家管理、社会责任、社会道德的监督平台,也是特定时代文化精神建构的可资依靠的渠道。社会对媒介功能因之产生多元化的需求,而广播媒介便捷、快速、易接触等特性将有利于发挥特定的媒介优势。“广播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它既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也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但是,多年来由于‘左’的思想路线影响,造成片面强调政治属性,忽略了广播的自然性和社会属性的多元内涵,包括对广播的多元功能的理解,即传播信息、提供服务、提供文化娱乐等。从传统广播进入现代广播的观念变革,要正确把握广播政治属性的同时,充分发挥广播的多元属性,才能使广播媒介的潜能得到充分的有效的开发。”[4]
十六大以来,国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标志着我们党执政理念的新飞跃,随着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过渡,媒介也由原来的宣传型向服务型转向,成为建构和谐社会,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的渠道,是“喉舌”功能的一种延伸。为我国转型期社会媒介多元化功能的发挥提供了政策和理论支持。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所谓“以人为本”即把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作为社会进步的价值目标。对于广播媒介的发展而言,既要求尊重受众的社会价值、个性价值、人格尊严,及时回应满足受众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诉求,也意味着满足受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等多层需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的广播媒介发展要“着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要注意改变过去只注重提供公共服务,单纯满足公共需求的状况,适应广播分众化的趋势,最大限度满足听众专业化、对象化、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5]
因此,转型期社会广播听觉文本的功能发挥体现在下面四个层面中:
首先,在国家财政和政策的有力支持下建构的“主流广播频率”,以社会公共服务为基本目标,这部分广播频率要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可以平等享用的媒介资源,提供公共服务信息,建构起一个整合全社会的交流和沟通的平台。
其次,在国家财政和政策的有力支持下,为特定社会群体,例如农民、老人等群体提供“对象性节目”。之所以称为“对象性节目”是为了与商业化的“类型电台”进行区分。
其次,在保证“主流广播频率”功能发挥的前提下,把部分“类型电台”推向市场,提供个性服务,满足人们多层次的需要。
最后,广播媒介还可以通过社团电台、网络个人电台等方式提供个人化的服务,满足非商业化的小众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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