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听觉文本的公共服务功能

一、广播听觉文本的公共服务功能

“主流广播频率”可以比较好地发挥广播媒介的公共服务功能。“主流广播频率”面向全体社会成员、强调全面覆盖、服务意识、社会责任，以及节目的精品化等，满足人们多层次的需求，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特别是欧洲公共广播体制的一些运作经验。

“主流广播频率”的发展依赖于国家的支持。市场本身无法保证广播传播公共信息的客观性，广播媒介不能完全依赖于市场的调节。竞争形成垄断，而媒介的垄断会造成媒介可能为少数人的商业或者是政治目的所利用；同时，媒介产品是体现创造性和个人化特征的，商业竞争原则不一定适用，媒介产品不是像其他产品一样可以复制，媒介产品的衡量标准也是复杂多样的；再者，媒介竞争原则只适用于媒介生产的某些环节，如果全面推行市场控制媒介，会造成市场竞争原则在媒介领域内的滥用；媒介完全进入市场不能保证媒介产品和服务的多样化^[6]。

作为“主流广播频率”的听觉文本，其公共服务功能主要体现为两个层次：广播听觉文本的社会建设功能——喉舌功能的延伸；广播听觉文本的社会安全功能——危机预警功能的构建。

（一）社会建设：喉舌功能的延伸

当前，广播“主流频率”的第一个公共服务功能体现为“喉舌功能”的延伸——从有效宣传到有效沟通和有效服务的转向。这是广播“喉舌功能”适应新的社会发展需要所做出的适时调整。

1.从有效宣传到有效沟通

一般而言，大众传播具有守望环境、联系社会各部门、传递文化遗产、提供娱乐服务等四项功能，马奎尔在《大众传播理论》中又增加了“动员功能”，反映媒介在政治上及商业上的作用。^[7]广播在动员功能上要比其他的媒介更有优势，画面可以震撼人，声音却可以促人行动。广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已经展现出在政治宣传领域中的优势。

我国广播从创建开始便确立了坚持党性原则的传播思想，是党和国家的舆论工具。1983年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广播电视是教育、鼓舞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最强大的现代化工具，也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要求传媒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完整、准确、生动地融于各类节目的传播之中。近年来，这一思想扩展为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创造性地体现无产阶级党性原则，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广播的宣传功能有利于国家的稳定、人民的团结和社会的繁荣与进步。

政治宣传功能通过广播媒介发挥作用，可以体现为直接的政治宣传手法，广播节目承担政治宣传的任务；也可以潜在地把政治宣传意图融入节目制作中。直接的政治宣传手法，在人民广播的初创期、在革命战争年代、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冷战结束、东西方走向对话的国际环境下，广播的政治宣传手法应该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毕竟经过多年丰富多彩的媒介语境的浸染，听众的接受层次在不断提高，被动的接受状态已经成为特定历史年代的专有名词。“当人们生活富裕之后，仅仅用政治激情来维系是不能长久的，人们需要精神调适。”^[8]

十六大以来，随着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过渡，媒介发挥“喉舌”功能的方式和途径发生了一定的转向，媒介开始作为沟通国家管理的渠道之一，同时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这是媒介“喉舌”功能的延伸性发展。

面对社会转型期出现的诸多问题，广播的陪伴性、参与性、互动性、时效性等优势更能得到充分发挥，使广播不仅成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也成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成为社会民主的话语平台、社会舆情的了望平台、社会和谐的安全阀门，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9]“新闻传媒的社会监督功能，是现代传媒问世以来最无人能够否定、排斥、轻视的传媒功能。”^[10]

例如，河北电台的“阳光热线”节目，这是电台与河北省民主评议作风办公室联合举办的直播节目。这一节目已经开办两年多了，突出了广播媒介的桥梁纽带和社会调节阀门的作用，使群众能够通过广播行使与相关政府部门的负责人进行平等交流的话语权，也是一种方便、快捷地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的方式和途径，拓展了社会转型期广播有效服务和监督的空间，是新的社会语境下广播实现“从有效宣传到有效沟通”转变的必然选择。^[11]

“阳光热线”不仅成为听众知情权、话语权、参与权的有效通道，也成为政府了解民意、接受监督、保证政策落实的有效平台。“阳光热线”节目的意义在于，改变了传统主流媒介的信息来源；实现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多级传播效果；开放的节目操作流程，使主持人、导播、监听、监制、节目策划、记者等传播环节实现了直播中的同步优化，凸显出广播媒介在转型期社会中，在舆论监督和推进民主化进程中的巨大潜力。

再如，河南电台2003年7月推出的时政类热线直播节目“政府在线”，定位为“聚焦公众和社会关注话题，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节目邀请省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到直播间就某一热点话题和听众沟通、交流。该节目呈现出政府、听众和媒介互动沟通的全过程，通过这种直接的高效能的沟通，公众舆论得以表达，知情权得以满足，媒体和政府收集到了大量公众对社会评价的信息。广播媒体在对整个社会进行监督、监测的同时，在社会制衡和动态地平衡监督等方面的功能也得到较好的发挥。^[12]广播舆论监督作用的发挥空间还很大，舆论监督的作用体现为：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推动力、是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重要方式、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有效途径、是揭露腐败反对官僚主义的有利武器。^[13]

2.从有效宣传到有效服务

社会转型期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是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转型的必然途径。^[14]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城市迅速成长，城市生活和管理面临着众多新出现的问题。普通市民需要表述、疏导、交流，以及解决实际困难的媒介渠道；城市管理也需要沟通的桥梁；城市原住民与新移民、外来短暂居住者之间也需要沟通和融合。这就需要有一种媒介：首先是免费的，确切说是政府支持的非付费媒介，提供优质的节目，起到公共服务的社会作用；传送范围最大、媒介接触门槛低，便于普遍意义上最大范围的民众可以接触；灵活接受，便于互动反馈等。适应这些要求，广播成为比较适宜的媒介形式。

（1）城市交通广播及其延伸性服务

城市的发展，首先产生了对基本出行信息的需求，例如，路况信息、天气信息和报时服务等需求，城市交通台应运而生。1991年9月30日，我国第一家以交通信息为主导的广播媒体——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台诞生，由电台和交通部门联合，以“为大都市的流动人群提供更多、更好、更切实的服务”为创办宗旨^[15]。目前，我国的城市交通广播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与音乐广播一起成为城市广播发展的新增长点。

电台还可以提供交通信息的延伸服务，例如，吉林市经济广播电台开办了一档午夜节目“江城空中的士安全网”，主要为出租车司机行车安全提供服务，随着安全网节目影响的扩大，“安全网”的范围由出租车司机扩展到普通的市民，节目的服务功能扩展到社会治安、紧急救援、社会关爱和见义勇为等几个方面。

交通信息属于公共信息，但目前我们的交通广播处于信息垄断的阶段，如果交通信息开放，将会有更多的广播电台可以自由地使用交通信息，真正体现广播媒介作为公共信息服务的宗旨。

（2）城市管理广播

在满足基本的社会信息需求后，人们对城市公共服务信息的需求体现为一种更宏观、更具体意义上的关注，比如，参与城市发展的决策、参与城市管理建设等等。

2005年3月1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管理广播开播，这是全国第一家以城市管理和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广播电台，是在北京市委市政府支持下创办的广播节目，宗旨是服务百姓，力求在市政府与市民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该节目以城市建设和管理的信息发布、政策解读和为市民解疑释惑为主要内容，追求亲民便民的风格，垃圾、污水、公厕、交通、供暖、物业管理等日常生活小事，都是反映报道的内容；该节目为提高市民的综合素质和城市的管理水平提供帮助，为城市建设和管理形成“有效管理、有序发展、和谐共处”的局面做出贡献。城市管理广播强调要发挥广播的权威性、贴近性和互动性功能，从早5时50分到24时全天播出19小时，其主打栏目“城市零距离”每天将邀请一位政府职能部门的主要领导做客直播间，现场办公，解决听众提出的城市建设与管理方面的各种问题。目前，北京市发改委、市规划委、市政管委、市建委、市卫生局等30多个城市建设管理部门的区县领导已接受了邀请。此外，还设有“市民热线”、“全景城市”、“城市管理大家谈”、“城市快报”等栏目，市民热线每天24小时接受市民的反映和投诉。^[16]

城市管理广播的开播可以说是广播推动城市民主化进程的标志性事件，是广播媒介服务功能的优势所在。

（二）社会安全：危机预警功能的发挥

广播“主流频率”的第二个公共服务功能体现为：提供一个全社会的危机预警平台。例如自然灾害、社会灾难、国际间的舆论战，甚至战时的舆论战紧急启动机制等，为社会安全和国家安全提供保障机制，这也是广播媒介不可替代的媒介功能之一。

1.社会安全与广播的预警救助功能

当代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冲突和矛盾一定程度上加深激化了一些天灾人祸的发生，灾难发生时往往打破了当时社会的正常发展秩序，通常的媒介信息受到破坏，但广播具有极强的信号覆盖优势、便捷的传送和接收优势，以及快速传递等媒介传播特征。对于突发性的自然灾害，地震、台风、海啸等等，广播媒介的传播属性往往使广播成为最快速、便捷、灵活和有效的传播工具。

对于我国的发展而言，社会改革、转轨、高速发展等特征决定了公共突发事件的几率在增大。目前我国很多大城市人口密度不断增高，而城市的容纳能力远远滞后，成为公共突发性事件的高发地。历史上一些国家在城市发展中曾经遭遇过瘟疫、火灾等大型突发事件，我们要吸取历史的教训。“非典”之后，我国政府把建立危机事件中的预警防范机制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2004年12月《北京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出台。

广播在抗灾抢险、组织社会互动救助中起到了预警、缓解以及沟通等不可代替的媒介作用。例如，广播在抗洪救灾中所显露的独特优势，1994年6、7月份，我国梧州市遭受了两场特大洪水的侵袭，其中以6月19日的洪灾最为严重，洪峰水位达到25.91米，超过警戒水位近11米，使梧州市95%以上的街道被淹，绝大部分的供电、邮电通讯线路和对外水陆交通中断，在这种恶劣条件下，当地广播发挥了重要的社会作用。^[17]再如，1995年1月17日凌晨5点46分，日本神户市遭到震级为7.2级的特大地震袭击，在通讯基本瘫痪的情况下，神户等地方和国家电台发挥了灾情通报、联络信息、稳定情绪的重要社会功能，也引起社会对广播应急功能的重新认识，掀起了对广播预警救助节目报道方法的研究兴趣。^[18]同样，2004年底发生的印度海啸中，印度南部沿海维拉伯蒂讷姆村的村民通过公共广播系统的大喇叭发出了海啸的预警通知，挽救了7000多名村民的生命。^[19]广播在重大灾难中表现出了不可替代的生命关怀和社会救助功能。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同样需要应急预警机制。现代交通为现代人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新的流动空间，其中也包含若干风险与危机。美国交通事故每年造成损失2300亿美元，2002年有42850人丧身公路交通事故。“在拥有1450万汽车的中国，去年因交通事故死亡者达109381人。”^[20]“因此，如何强化突发危机事件中的预警机制，也是交通广播必须直面的重要课题。”^[21]

2.国家安全与广播的预警救助功能

媒介管制、媒介控制和信息过滤是任何国家在处理国家或国际危机时的惯用策略。根据对全球战争宣传策略的研究表明：从来都不是战争征服人的精神和感情，而是通过控制或者有效地误报消息来作用于人们的精神。^[22]

广播应用于战争历史悠久。早期，军事领域是大规模应用无线电的主要领域，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无线电不仅仅应用于战争中的军事活动，还用于交战双方的攻心宣传，开辟了另一个战场。这些广播听觉文本的特点体现为：广播接收目标明确、告知性内容多、信息密度低、富有煽动性、遥控受众的情绪和心理等。广播媒介在这个意义上与信息、服务和娱乐功能无关，是一种为利益集团控制的宣传工具和战争工具。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于1915年开始利用短波向中立国进行新闻广播，这是世界上首次为政治目的而进行的国际广播。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1933年希特勒控制德国政权后，用英语、德语向北美地区进行政治宣传性质的广播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战国家纷纷使用广播开展宣传攻势，不仅向敌方传递宣传信息，还拦截敌方对自己国家人民的宣传，设置监听等。^[23]

广播逐渐成为交战双方进行心理战的重要工具。1930年代，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的内战中，广播崭露头角。1942年春天，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在其下达的命令里称“新闻是一种战争武器，其目的是进行战争而不是发布信息”。^[24]为了对抗德意日的政治宣传攻势，1941年2月24日《美国之音》正式播出，针对德国人展开战争宣传。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成立了“战时新闻局”，不断利用广播媒介发动政治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的广播曾应用于市民的健康、防护，以及煤和食物的派发等用途。在战后经济困难时期，广播起到了团结人们克服困难、稳定情绪的作用。^[25]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广播宣传促进人们对食品、纺织品、燃料以及其他日用品的节省，并且鼓励人们入伍，为战争工业工作，起到了全民舆论动员，提供娱乐活动服务等作用。

我国把广播作为主要战时媒介大体开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事变后的国民党北平电台停止播送娱乐节目，呼吁民众警惕战争侵略。当时的广播播送爱国主义的演讲和歌曲，还发挥了号召募捐的功能。1936年西安事变时，张学良和杨虎城先后在广播电台发表讲演，向社会通报了西安事变的原委，辟除了谣言，而西安和南京之间的广播战直到1937年12月底才结束。抗战初期的国民党广播发挥了抗日宣传、通报消息的作用，通过广播宣传募集资金和财物，以各种方式调动社会力量支持抗日活动，此后在战争中，每逢发生重大事件国民党政府都会安排临时演讲。1938年到1943年国民党开始发动反共高潮，广播宣传也体现出两面性。

在当代社会中，广播仍然被用作战争的武器之一。1980年的两伊战争，双方都曾使用广播作为宣传的工具。^[26]2003年3月20日爆发的伊拉克战争，舆论先行，军事随后。在战争进程和伤亡人数上展开信息大战，为军队提供有力的信息支持。^[27]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在亚洲“博鳌论坛”上指出：“在当今世界新闻信息流中，三分之二的内容来源于占全球人口仅七分之一的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报纸中，来自发达国家的信息占60%。”他还指出，在国际舆论环境中争取自己的发展权，不仅仅是政治权利问题，还表现在国家经济实力支撑下的文化发展权问题。充分显示了广播在实现全球战略方面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国际广播是政治集团利益的忠实代表，“9·11”后，美国对外广播的力度加大。“9·11”后美国设立了专门指挥信息战作战的领导机构，并把打击塔利班时期组建的“战时信息控制室”设立为常设机构。平时建立起一整套应变突发事件的危机舆论战机制。该机制目前由紧急报警系统和联邦通信委员会下设的国土安全政策委员会、媒体安全委员会组成。紧急报警系统由联邦通信委员会、气象服务局、联邦应急管理局共同参与，在恐怖主义袭击、物理攻击、自然灾害情况下保障迅速进行紧急救援以及进行信息心理战，强调占据舆论话语权。^[28]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针对对象国的广播战略也有所变化。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冷战后提出了“替代广播”战略，即他们的广播电视专门向对象国播出当地官方媒介不播出的新闻，成为当地民众获取“自由新闻”的主要来源渠道，从实质上“替代”当地新闻主要发布机构。“替代”的主要手段包括：1.报导当地媒介不予报导但民众渴望了解的信息，以满足对象国受众想更多了解本国及相关国家、地区发生的事件的需要；从而达到有针对性地传播西方立场与观点的目的。2.他们也加大了大文化传播的力度，文化艺术、科技教育、社会风貌等大文化范畴的内容，一方面可以达到潜移默化渗透价值观的目的；另一方面也作为吸引听众收听新闻节目的诱饵和建立听众忠实度的一个手段，特别是音乐节目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争取对象国青年的主要诱饵，美国《2002—2007对外广播战略计划》中已经明确了这一渗透策略。3.本地化传播，使用对象国的人力和节目资源，在当地制作节目，采用了富有当地民族特色的节目模式等等。^[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