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面语传统与人的异化

三、书面语传统与人的异化

就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文明而言，文字诞生后，人们使用文字来记录历史。对话各方在成文的语篇里不再露面，与话语场景的联系也疏远了，远距离的对话使口、耳、眼的比邻性全都荡然无存。文字将自身的篇幅和密度不加区别地提供给任何读者，它用可供每个读者注目端详的固定的笔画代替着用不着出现的事物和口头说出的词语。在次第而出的话语里，后说出的词语总是不断地把先说出的顶替掉。文字因之具有推动思考的力量。口语时代的人类并非与这些能力无缘，而是发展这些能力的途径不同。

文字提高了抽象思维的能力，便于人与人之间记忆的传递，文字与所描述、阐释的词语或事物之间超越了个体的经验直接，例如词语所表现的事物不必目力所及，人们在进行交流或思考时，使用的是符号而不是具体的事物，交流和思想的过程超越了个人的具体经验世界。这是一个概念的世界。语言文字拓展了人类交际的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在改造世界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不可否认，文字促使知识和思想的进步，文字也强化了政治治理的疆域，从小的部落到大帝国，文字记载支持着政治活动范围的拓展。

但另一方面，文字的局限性也相伴而生。

其一，文字符号与具体事物的分离天生是一个缺陷，事物的观念已经从事物本身分离出来，事物与观念的二元分割自然要求协调。

其二，语言文字的另一个缺陷是，它把严格意义上说不确定的思想变成了确定的思想，并把它们储存在暂时的、有限的领域内。作为个体的人，他在使用语言文字的时候，他和与他价值相同的群体集体贮藏的，又为单个个人所有的图画性的语词是截然不同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语言文字从产生那天起，就为个体之间无间隙的传播设置了障碍。“彼此熟悉”是有效会话的基本要素。然而，“一个脑袋通过自由联想和另一个脑袋接触并追踪其思路时，未必能实现彼此的熟悉。”^[106]

其三，语言文字符号在传播过程中，仅仅为了传播的方便，不断地拉开与具体事物之间的联系。例如苏美尔人楔形文字的产生过程就充分说明这一点。当时文字是使用芦苇杆刻在黏土上的，为了省力，就要求减少刻画的次数，因此黏土这种媒介本身就要求刻于其上的文字从象形文字简化为更加抽象的楔形文字。因此图像转变为符号的过程被加速了。语言文字的符号化拉开了与具体事物之间的距离。

那么我们有道理认为：与说话或口语词相比，文字是第二重的印象，阅读是第三重的印象，伊尼斯引用华莱斯的说法“二流人物的声音，和能干人物书面的意见相比，给人的印象也不知道要深刻多少”^[107]。

据此，我们甚至也可以理解，现实的真实被抽象的符号所控制，成为异化人类的一个理由。特别是在当代，大国的话语权被张扬，超越了地域，超越了民族个体经验范围，其语言文字被强加给分散的地区。

语言文字的符号化，带来了口语词与书面语的分化，分化带来了语言垄断。语言垄断是人为设置的一种交流障碍。口头语言时代很难存在知识和教育的垄断，但文字的传播，形成了一整套复杂的专门化的符号系统，这就构成了垄断，随着对文字的垄断，政治的、经济的垄断也相伴而生，它们互为原因和依存。

书面语更多的是外在于人的。人被自己创造的文明符号所牵拌。类似的论述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他在《裴多篇》里转述埃及透特神和阿蒙神的对话，阿蒙神说：

“你发明的文字使习字的心灵患上健忘症，因为他们不再使用自己的记忆；他们会相信外在的文字，记不得自己。你发明的这个特别有效的东西不能帮助记忆，只能是帮助回忆。你传授给学生的不是真理，而是近似真理的东西；他们能记住许多东西，但学不到任何东西；他们似乎什么都懂，但实际上什么也不懂；他们是令人讨厌的伙伴，有智慧的展示，无实际的货色。”^[108]

为了进一步阐释的需要，我们需要对上面的文字进行深入的解读，我们不得不注意到这里有关键性的几点：

其一，“心灵患上健忘症”。人们更多地依赖外在的东西，过分依赖的结果就是“记不得自己”，记不得自己意味着可能会蒙蔽自己，真实的东西被掩盖，甚至会有找不到自己的危险。

其二，“不能帮助记忆，只能是帮助回忆”。文字的发明是“帮助回忆”，“回忆”意味着对过往的记录；它“不能帮助记忆”，记忆强调主体人的主观整合，含有整合后的创造在其中。

其三，“你传授给学生的不是真理，而是近似真理的东西”。旨在说明，文字无法接近真理本身。

其四，“他们能记住许多东西，但学不到任何东西；他们似乎什么都懂，但实际上什么也不懂；”我想这一点没有比当代人更感到切近。以文字为沿承依凭的文明，越来越使人类淹没于整理前人的积累，大量的信息过剩使自我的创造被挤压到角落。所掌握的知识还没有来得及验证就要继续新一轮的学习，因为被淘汰的危险时刻存在。文字知识越来越外在于个体人的实际经验。

文字使人产生了自我思考的惰性，过多地依赖于记忆的符号，历史也就被符号所书写。因此我们也有必要相信，广播话语对书面语的依赖对有效的传播是一种障碍。

我们从传统上有一种“重文轻语”的倾向，一切正式的交往任务都是由书面语完成，口语只是用于料理日常生活和最低层面上的娱乐活动，口语与书面语的分裂最突出地体现在专用书面语言——“文言”的存在，言与文分离的传统古已有之。“五四”时代经历了白话文运动，拉近了书面语与口语的距离，但是这些历史传统仍会给广播听觉传播带来潜移默化的、依赖书面语的影响，广播新闻一般都要先写出文字稿再播出，而人们下意识决定当他们拿起笔来的时候就要写字——文章，这是长期行为习惯的结果，因而书面语就得以不断地出现在广播新闻中；同时，我国广播从产生开始，长期被应用于传达政令和宣传教育，在广播听觉传播中存在着过于严肃和正式的文风、语态，书面语不断地直接出现在广播传播中，甚至“空话”、“套话”等脱离现实生活的语言也时有出现，这些可以理解为“被异化”的书面语言，这种语言不能适应广播口头表达的特点。

另一方面，我们又应该看到口语适应时代的大变化，呈现出一种活跃状态，大量新的词汇涌现，特别是在网络语言中存在着省略、简化、转义等新的现象，口语需要有一个规范和淘汰的过程，特别是口语也存在着异化现象，作为大众传媒的广播应该慎重使用最新的口语。

我们突显声音传播的本质意义，更多地借助于20世纪语言哲学家的发现：“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们世界的界限”，“任何认识都是一种表达，一种陈述。”“一切知识只是凭借其（语言）形式而成为知识”。^[109]

但语言哲学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语言自身，而在于我们可以从语言追寻到存在，这样精神世界的内省性与自闭性在语言之镜透视下，变得可以操作、阐释和分析。在这个理论框架背景下，我们探讨口语词与书面语词的传播也就有了哲学本质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