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备的经济学专业知识

第二节　完备的经济学专业知识

我国著名新闻学者甘惜分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中，对经济记者的职业要求做了说明：“专门报道经济新闻的记者为经济记者。经济记者须具备广博的经济知识，对经济形势、经济动态、经济前景应有深入的了解和准确的把握，并能较为准确地分析现状，解释趋势，预测未来。经济记者应善于把非事件性的经济新闻及枯燥的经济数字用生动通俗的形式反映出来。”⁽¹²⁾台湾地区著名新闻学者郑贞铭在《新闻采访与编辑》中说：“经济新闻的编辑工作与其他各版的编辑比较之下，应是属于最专门性的，因为经济新闻内的专门术语、专门知识最多，若由一个不熟悉经济知识的人经手编经济新闻，他可能连记者的稿子都无法看懂，当然更谈不上把经济新闻编得很好，所以经济版的编辑要较其他各版编辑具备更多的专门知识，才能胜任编辑经济版的工作。”

经济生活是由一系列活动所组成的复杂的集合，包括购买、销售、讨价还价、预算、投资、决算、税收等。为了将这一系列的经济活动都能管理好，经济学形成了很多专业分支，不同的分支对某一类具体的经济活动进行思考，以便从理论上找到有序管理经济活动的办法。例如，微观经济学通过对单个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的研究来说明现代经济中市场机制的运行和作用以及改善这种运行的途径，其中心理论为“看不见的手”价格机制。微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有：(1)分析单个消费者如何作出最优的生产决策以取得最大效用，单个生产者如何以最优的经济决策取得最大利润；(2)分析单个市场的价格和产量的决定，这是作为某一市场中消费者和生产者(需求和供给双方)在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的条件下，共同作用的结果；(3)分析所有单个市场的价格和产量的决定，这又要取决于所有单个市场(如产品市场、劳动市场、资本市场)的共同作用。宏观经济学以整个经济的总体行为为研究对象，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1)消费者和厂商如何选择供给、投入以决定整个经济的总供给；(2)经济中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如何决定资源总量和价格总水平；(3)资源总量和价格总水平的长期变动趋势。这些知识作为经济新闻报道者都必须通晓。作为报道经济新闻的记者，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学专业知识，才能胜任经济新闻报道工作，才能不说外行话，为一线的从业人员提供现实的决策指导，同时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和专业性，也给经济新闻报道增加了难度。因此有学者提出，一般而言，作为一个经济记者要对经济学、财政学、市场学、银行学、货币学、国际贸易、企业管理等知识，有较高的造诣。作为一个经济新闻版的编辑，对这些知识更应下苦功，以深入研究其理论与实务。

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只需要了解生产、供应、收购、调拨、库存等概念，市场经济主要以经济的供求关系作为调节的杠杆，因此一个经济新闻记者必须掌握6种“比率”，即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利息率、税率、汇率。⁽¹³⁾当然这不是仅仅要求记者们背下关于6种“比率”的名词解释，而是要求熟悉6种“比率”间的相互关系。任何一“率”的变化，都会影响全局，因为经济是一个整体。这其中有些“率”之间关系可能更密切一些，例如经济增长率与其他各“率”之间的关系属于一动百动；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的关系通常呈负相关；利息率与汇率通常呈正相关；宏观税率是否适当，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也是明显的。显然，这6种“比率”可以说是重要的新闻眼，抓住它们的变化做文章，经济新闻特别是金融新闻的丰富多彩就有了保障。

经济新闻报道属于专业性新闻报道的范畴。这里的“专业”，指的是经济学的专业知识。新闻也是一种专业，也有专业水平高低的问题。但是，在“经济报道”这个概念中，新闻报道已经是一种职业行为了，“经济”这个限定词是对专业性知识领域的界定。有学者已指出：“毋庸置疑知识的缺乏会影响记者的报道，对经济、商业领域的记者，尤其如此。因为他们采写的领域有很强的技术性，需要诸多的知识。”⁽¹⁴⁾彼得·肯尼迪的《新闻中的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精要》指出，经济学有3种类型，即变动曲线经济学(专业经济学)、流行艺术经济学(畅销书经济学)和媒体经济学。而媒体经济学是“在报纸的商业版和电视上经常碰到的经济学，是商人和感兴趣的外行人想了解的经济学知识的经济学”。⁽¹⁵⁾

一个合格的经济新闻记者(编辑)，不仅应具备扎实的新闻专业知识、语言才能，而且应具备足够的经济专业知识，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住经济概念的内涵、经济命题的要义，这样才能够从经济事件深层、经济现象背后，洞察、分析出本质性的东西，从而提升经济报道的深度与高度。否则不仅不能报道好经济新闻，甚至还会闹出笑话来。比如，“国民待遇”(national treatment)是指外国公司在所投资的国家可以享受与该国企业同等待遇，有人把它按字面翻译为“国家处理”，让人不知所云。如果报道中经常出现这样那样的漏洞的话，读者对报道的可信度就会产生疑问。前些年在新闻界，流传着“吴敬琏驳斥记者”、“吴敬琏给记者上课”的故事，说的都是记者因缺乏专业理论知识导致提问“外行”的问题：“现在少数记者缺少经济学的基本常识。提问的时候抓不住问题的关键，甚至提些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很难回答。而有时在我回答问题之后呢，由于记者和我的学科背景不同，又不能恰当地理解我的意思。”在谈到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媒体应起到什么作用时，吴敬琏说：“媒体能起到‘科普’作用，但首先要‘普’的是记者自己，记者首先要明白什么是现代企业制度，否则当然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¹⁶⁾有位经济学家曾对要求采访他的记者不客气地说：“请先回去学点经济学，再来采访。不然你不可能理解我的观点。”曾经担任过美国总统经济顾问的加德纳·阿克莱说过，他希望看到采访经济新闻的记者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他们学过一门经济学；第二，这门学科要考试及格。这种说法可能有些绝对，但说明做经济报道的记者更需要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

经济学家格里高利·曼昆认为：“学习经济学有助于你了解你所生活的世界，可使你更精明地参与经济活动和经济决策。”⁽¹⁷⁾经济报道要想取得理想的报道效果，就必须以满足受众的需求为宗旨，将经济学的知识融于报道之中，使经济报道帮助受众进行经济决策，提高经济新闻对受众的有用性。

的确如此，要搞好经济报道特别是经济深度报道，除了应具备较高的政策水平和政治的宏观理论之外，还必须掌握足够的经济专业理论，也只有这样才能对事实看得清楚，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对经济现象作出准确的判断。在这方面新闻界一些做经济报道的名记者已经为我们做出了表率。《经济日报》原副总编辑詹国枢曾谈到，经济记者掌握了一些经济理论再抓新闻，便有了举重若轻之感。20世纪80年代末，在杭州市，短短数年竟冒出66家电冰箱厂，经清理整顿，仍有20余家在顽强地抗争着。此事究竟如何评说，有的报纸只是发个消息，揭露一通，抨击一番，仅此而已。可詹国枢并未停留在表面现象，而是前往杭州市进行深入采访，通过采访，他平时脑中所积累的经济理论以及对改革的种种思考都被充分调动起来，从而通过“杭州电冰箱热”这个可以以小见大、由点及面的经济现象，对改革有了一个更深刻、更自觉的认识，写出了一组颇有理论深度的经济报道。

2001年2月25日，证监会迅速果断地发布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标志着我国股市“退出机制”正式诞生。这一政策的出现与媒体记者以专业的视角推出的报道是紧密相关的。从对众多PT、ST公司的追踪报道开始，到对只配股不分红的年报现象的分析，再到《一级市场更黑》的批评报道和以《奇怪的郑百文重组现象》(2001年2月6日，新华社新华视点)为代表的关于郑百文重组事件的系列报道，直至“基金黑幕”、“坐庄内幕”、“股市大辩论”等“爆炸性”声音的出现，对有进无出的股市状况的批评达到顶点之时，证监会果断地宣布了“退出令”。

利昂·纳尔逊·弗林特曾说：“对一个撰写科学和艺术报道的记者来说，无论多么勤奋用功也无法弥补教育欠缺带来的背景知识不足，更无法获得训练有素的思考方法。”⁽¹⁸⁾这一结论对经济新闻报道者来说也同样适用。在知识经济的现时代，经济新闻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涉及物质财富的生产和消费，另一类是象征性资产(货币、股票、期货等)的流通、专业性的预测、风险评估等。随着市场的扩大和市场力量的增强，“经济”已经很大程度上要同象征性的成分、交易打交道。经济中的金融部门首当其冲，这一领域的电子网络已经形成巨大的全球显示系统。一个微小的变动，甚至某些相关人士的口头表示，一经披露就会影响市场行为，影响预测。经济的象征性趋势，使得各种前景分析方面的报道，心理成分更加突出，通过报道给公众留下的“印象”或“感性认识”，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因素，影响着经济本身的正常运作和职能的发挥。翻开当今的经济新闻报道，我们可以看到金融证券新闻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因为证券市场的特殊性，证券新闻报道与一般的经济新闻报道相比具有更强的专业性。中国证券市场各种经济现象错综复杂，新问题层出不穷，对这些现象的报道仅凭经验和直觉是不能做好的，需要运用一定的专业知识才能正确地做出解释和监督。如监督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就要涉及金融、财务、会计、审计、法律等众多方面的知识，要规避各种信息陷阱，则要求编辑和记者具备一定的看盘经验、熟练的技术分析和深厚的经济理论功底，对政策走向、机构操盘手法等都要有一定的研究。

知识经济中的“知识”，包括4个方面：事实知识(know-what)、原理知识(know-why)、技能知识(know-how)、源头知识(know-who)。现在的经济新闻，特别是涉及金融证券的财经新闻，已经不能只停留在叙述事实方面了，需要更多地提供第二种知识，尽可能将只可意会的第三、四种知识，在记者笔下转化为可编纂的信息。这些知识能够提高受众的投资效益，但是经济新闻报道者不具备较高的经济学专业知识是无法完成这种转换的。正如有的业界人士所说：“如果今天从事经济新闻的记者没有建立起新的价值观，缺少与之相配套的新的知识体系，就很难在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中享受‘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快乐。如果记者本人没有真正理解经济现象的来龙去脉，也就不可能用通俗的语言向读者传递新鲜有趣又可能是至关重要的经济信息。”⁽¹⁹⁾

体现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指标中，“金融体系”和“国民素质”这两项，我国在世界上的排名均很靠后。鉴于这种较为落后的状况，我国的金融新闻不仅本身要提高档次和开阔视野，还要帮助完善金融体系、提高国民素质。因为当今传媒报道的金融新闻不仅是公众的重要信息来源，而且提供了理解经济、金融问题的动力，这都有赖于经济新闻报道者自身专业素质的提高。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媒体的发展，社会对“专家型记者”的需要越来越迫切。所谓“专家型记者”，需要对某一领域，如金融证券、IT电子、高新技术有自己独到的研究和见解。美国《纽约时报》的一位管理者曾说：“《纽约时报》的力量所在，不在于它有多少高水平的新闻报道员，而在于每一个报道员都是他所从事的报道专项的专家。”作为美国的第一大报纸，《纽约时报》的编辑、记者有1100多人，分工很细，有的专门报道股票，有的专门报道汽车，有的专门报道公司。虽然他们的报道领域不广，但在他们所从事的专门报道领域中，却都是业务精通的专家。⁽²⁰⁾《〈华尔街日报〉使用指南》仅介绍分析《华尔街日报》固定刊出的各类统计数据，就有80多种，正是这些无所不包的统计数据，扮演着美国经济的中枢神经角色，刺激并调整着美国企业与财经业的正常运转。⁽²¹⁾只有具备经济背景的“专家型记者”，才能将这些数据与概念为我所用。

据了解，美国新闻界对从事财经类新闻报道的人员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必须具备二级经济师资格。由此可见，培养一个合格的财经新闻记者比培养出一个合格的社会新闻记者难得多。换言之，财经类媒体从业者的历练不仅仅是时间问题，还与从业者不断累积的专业学习密切相连。因此，财经类媒体应该建立起良好的培训机制，经常给财经记者、编辑创造学习和研究宏观经济形势、产业形势的机会；同时学习国内外优秀财经媒体的运作、考核机制，全力培养具有竞争力的“财经骑兵”。1999年，《财经》杂志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合作，推出《财经》杂志奖学金项目(CAIJING Fellowship)，每年推出一届，旨在给目前正在一线工作的优秀青年财经新闻工作者提供机会，系统地重温经济学理论。10名入选者脱产在北京大学进行3个月的学习，接受中国一流经济学家多项专题的系统教育，《财经》杂志独家为每名学员提供总值近2万元人民币的奖学金，资助这批人完成学业，为中国财经新闻报道人才的培养作出了有益的探索。随后，《财经》杂志又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合作创办了北大财经新闻研究中心，与英国《金融时报》共同开发财经新闻国际培训项目，为国内财经记者提供到国外知名财经媒体学习和实践的机会。

《Fortune》(《财富》)中文版在专业性与可读性方面也是一直做得不错的，其执行总编辑黄翔曾经这样谈到：“我认为财经记者不是专家，也没有必要成为专家。但这并不表示财经记者不需要专业知识。相反，经济学、管理学以及一些商业常识应是财经记者的必备。当然，对这些相关知识的掌握不必如专家那样深奥，但必须有足够的了解，才能够面对复杂多样的财经新闻，做到成竹在胸。财经记者与专家的另一个区别在于，记者必须具备过人的沟通技巧，而专家潜心钻研学术问题，大多在理论研究中具有丰富经验，但是他们对问题的分析往往使用专业语言，以照顾他们的交流对象。财经记者应该能够用浅显而生动的语言，将专家高屋建瓴的评析和深奥的理论深入浅出‘翻译’给读者，使各类经济问题比如股市行情、经济趋势、企业管理等变得浅显易懂，普通读者获取信息就会没有障碍。如果在新闻报道中总是充斥‘平衡记分卡’、‘竞合’等专业术语，无疑将会影响读者的阅读乐趣。其实，大多数读者接触各类财经问题的重要渠道，就是通过媒体这个桥梁，因此，优秀的财经记者往往会产生比专家更大的影响力。”⁽²²⁾

早在1845年工业革命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与外部世界隔绝，当我们可以胸怀世界的时候，世界已经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我国成为WTO的成员已经数年了，现在一些文章标题还是常出现“应对”这个词汇，多少反映了过去的思维心态，以这种心态指导WTO下的经济新闻报道，自己把自己放在被动地位，这对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形象都是不利的。改变思维方式，习惯于从全球新闻发展角度、从世界交往角度选择和分析经济新闻，以世贸组织成员、主人的身份思考问题，我们的对外经济新闻才会大气、有深度、有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