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新闻价值取向的变迁

第一节　我国经济新闻价值取向的变迁

经济新闻是伴随着新闻事业的产生而产生的。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经济新闻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不尽相同，这里我们沿着时代发展的轨迹，来勾勒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新闻价值取向的变迁。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新闻的价值取向

马克思说，判断一个时代的意识必须从特定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社会资源实行计划配置，即由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编制的这只“看得见的手”来调控经济运行(调节资源配置)。正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经济活动是由国家(通过政府)来控制的，所有的经济实体不是作为参与市场运作的主体，而是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附属体，只需完成其分工即可(这种分工是否科学合理无须过问也不必过问)。正是在这种经济运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社会生活以政治为中心的背景下，经济新闻的价值取向自然表现为“服务于政治整合”的价值取向。所谓“服务于政治整合”，即指经济新闻传播以政治为本位(所谓本位，按照哲学的解释，就是人类思维及行动最根本的起始点、出发点和着眼点)，即经济新闻是按“政治需要报道”、“按计划报道”、“按上级要求报道”。这种价值取向我们暂且撇开其社会目的及具体的内涵不说，仅就其形成而言，其重要特征之一便是呈现出单一性：经济新闻的价值取向评判只有一个标准，只有一个原则，只有一个参照系，即把政治上的功能性作为唯一的、最终的、绝对的取舍标准。

(一)1949—1956年中的经济新闻价值取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的新闻事业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时期，“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7年中，经济宣传报道始终是新闻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⁵⁾这个时期的经济新闻价值取向表现为：紧密配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突出报道重点建设的成就，宣传人民群众中的先进人物与先进事迹，激励人们热爱祖国、投身建设的热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人民日报》等新闻机构紧密配合恢复国民经济这一中心任务，重点宣传报道统一全国财政工作、调整工商业、精简节约等方面的情况。1953年后，经济宣传报道开始重视现实问题，宣传质量有了明显提高。农业合作化运动兴起后，《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新闻机构抓住这条主线作了长期持续报道，通过新闻、评论及时宣传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进程，阐明互助合作运动是土地改革后引导小农经济逐步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正确道路，同时还注意宣传“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反对盲目冒进。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经济新闻担负起动员、组织人民投身国家经济建设，尤其是参加支援重点建设的重大任务。《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新闻机构通过新闻、评论、通讯等方式，向国内外广大读者展示了一幅幅国家重点工程建设的壮丽景象，还注重让人民群众充当宣传报道的主角，把介绍先进人物和先进经验看做是经济宣传密切联系实际和群众的一个重要报道方针。大批先进人物、先进经验在读者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推动生产建设强大的精神力量。

但是由于缺乏区分政治报道和经济报道的自觉意识，这个时期的经济新闻以“政治新闻”的面貌出现，经济规律、经济新闻传播本身的特点退居其次，新闻媒介和记者局限于新闻就是宣传、报纸是单纯宣传工具的认识，按着超稳态的方式处理经济新闻，非理性地迎合政治需要，毫不在乎受众的需求和兴趣。我国新闻史学者指出：“这个时期，新闻报道的不足之处在于：注重国家的利益多，注重生产者个人的利益少；介绍生产过程多，反映职工生活少；鼓励完成国家任务多，为职工的要求呼吁少。归根结底反映了一个问题：对于新闻报道的服务对象和作用问题不够明确，因而强调指导性、思想性，多从领导角度看问题，指导、教训的口吻多，而很少从群众的角度提问题，满足群众需要和兴趣的报道少。”⁽⁶⁾可以说“单纯服务于政治”意味着经济新闻失去了自我价值的评判标准。

(二)“大跃进”时期的经济新闻价值取向

1958年，“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在这场运动中，新闻媒介起了推波助澜的不良作用，经济新闻的价值取向完全违背新闻规律，脱离客观实际搞冒进、浮夸，助长了经济建设中的浮夸风。1957年11月13日，在《人民日报》刊发的《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社论中，提出要在生产建设上“来个大跃进”，“大跃进”这个口号由此诞生。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在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中，提出超英赶美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战略思想。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在社论《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中提出了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口号。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后，“大跃进”迅速被推广为群众运动。1958年7月，农村人民公社诞生，并迅速成为一个群众运动。

各新闻媒体对“大跃进”运动的经济宣传报道，虚假掩盖真实，高调排斥真话，致使其价值取向因完全脱离客观实际而违背新闻规律，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用主观空想代替客观规律，大刮浮夸风。这个时期的经济新闻主要是大规模地宣传报道工农业生产的指标与成就。各行各业的新记录与新成果，都被大规模地宣传报道，全国各地竞相放“卫星”(凡出现新成绩叫放“卫星”)。1958年6月30日报道河北安固县南娄底乡卓头村农业社小麦亩产5103斤，接着各地不断报道农业生产放卫星，记录不断被改写，小麦亩产高达8586斤；稻谷的亩产记录，也从1000多斤增至130135斤!湖南红薯的亩产竟高达251822斤!某家省报1958年8月18日刊登一则新闻，报道湖北麻城县一亩早稻亩产36956斤的经过，该报还同时配发评论《再论卫星的重量》，指出“应该要求卫星飞得越高，重量越大”。某报1958年8月20日刊登的一则经济通讯《没有“母鸡”也能生“小鸡”》，把主观能动性夸大到了不应有的地步。

在报道放“卫星”的同时，经济新闻还大力渲染思想的威力，“一天等于20年”、“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等口号在报纸、广播中此起彼伏。1958年6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力争高速度》社论竟写道：“当大家都想快、要快、力争快的时候，事情的进展果然就快了。”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还出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标题。正是在这样一种一味为满足“计划”、迎合“上级”、配合“政治”的价值取向下，许多经济新闻报道(包括一些图片)存在着严重的浮夸和失实，有的纯属虚构，许多言论不是客观地分析社会现象，而是主观、武断，甚至命令式地指挥人民群众，并且动辄以保守、条件论、观潮派之类的帽子相加，诸如此类的“一手高标准，一手右倾帽”的经济新闻报道，使得其丧失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经济生活的需要的社会功效。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新闻价值取向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7次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通称《五一六通知》)，宣布撤消和批判《二月提纲》，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旗，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文化大革命”由此全面展开。

这个时期的宣传报道，“文化大革命”成为唯一的主题，经济、文教、科技等各方面报道都必须与“文化大革命”挂上钩，许多生活服务类的专刊、专栏、专题节目一律被取消，经济新闻的价值取向则完全发展到“按长官意志办事”，彻底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为数不多的经济新闻在遭到极力排斥、扼杀的同时，则被人为地改变报道角度，贴上政治标签而政治化、公式化。在这种形势下，经济新闻被弄得面目全非，不仅政治气味过浓，而且写法格式化、公式化，缺乏应有的可读(听)性。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政治构造一切，计划经济体制一统天下。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定，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新闻要真正做到以经济为中心也只能是一厢情愿，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活动完全限定了任何“个体”运作的能动性，无论是工厂、农村还是劳动者个人，所能做的就是完成上级分配的任务(定额)。经济新闻报道事实上也只要求完成“上级”分配的任务。此种以满足“上级”需要为首位的经济报道表现为“服务于政治整合”的价值取向。正是在这样的价值取向下，新闻媒体有关经济活动的报道就只能大量地反映在“经济发展纲要”、“工业(农业)超额完成指标”、“先进生产作业法”、“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深入开展挖潜”等诸如此类的鼓动性宣传上，至多是从宣传需要的角度出发涉及一些工农业生产层面的活动。同时，在报道范围上，由于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的环境中，也表现出与计划经济控制的范围有明显的相关性。它偏重于计划体制重点发展的部门或行业，如工业部门(像“一五”期间的156个大型项目、石油会战等)、农业部门(粮棉油的生产和丰收等)、基本建设行业(兴修水利等)等，而忽视与市场有关的部门。同时在报道重点的选择上明显地有国家控制的反映——当国家经济建设的重心从工业转向农业或从农业转向工业时，经济报道的重点也随之转移。虽然当时的经济报道中也有少量的商业流通部门的信息，但那往往是作为某项建设成就来报道的，并不在于它的市场意义或信息价值。

二、改革开放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下经济新闻的价值取向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社会进入一个经济发展的新时期。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政策的发展历程。

1979年4月，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根据陈云的意见提出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调节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的经济发展思路。1980年9月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提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明确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各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应当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和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这一时期直到1984年，我国国企改革进入第一阶段，它突破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束缚，通过放权让利、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增强企业活力，实行了利润留成、企业经济责任制和两步利改税等改革措施。期间由于国有企业放权让利改革的某些副作用和“洋跃进”的后遗症没得到克服，出现了财政赤字增加、通货膨胀上升和经济程序混乱等问题。有些人就把它们归因于对价值规律的市场调节作用的强调，并以此为根据，发动了对商品经济论的批判。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此国企改革进入第二阶段，它突破了原有的僵化管理模式，将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明确企业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实行了厂长(经理)负责制，大多数国有企业实行了经营承包责任制，少数企业进行了租赁制、股份制试点等。

在这样一个春潮涌动、万物更新的改革开放的背景下，社会的转型、经济的自主性的获得和传媒生存方式的转变，构成环环相扣的影响，新闻工作的中心随之转移到对经济建设的报道上，经济新闻传播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首先是经济报刊蓬勃发展，有关经济的报道成了新闻传播的主旋律。1979年10月以报道市场经济为主的《市场报》创刊；1981年7月《经济参考》创刊； 1983年1月1日原《中国财贸报》改名为《经济日报》，成为以宣传我国经济建设为主要内容，以经济战线广大干部和职工为主要对象的全国性的报纸。到1985年，全国各种经济类报纸发展至近200家。1990年底，“以各经济部门(包括兼有行业管理职能的特大公司、全国性经济团体)为主管的产业报已达57家，基本上实现了一部、一委、一局各办一报的局面”。随着经济类报纸的快速繁衍，“经济新闻已经成了报纸这个赛马场上平等参赛的马，而不再是跟着跑的马”，更为重要的是经济新闻的价值取向也显示出焕然一新的变化。

(一)以“舆论开路”关注经济发展

以“舆论开路”关注经济生活发展的最新动态，吹响改革的号角，促进改革的突破。这是改革开放后经济新闻价值取向的一大标志。

毛泽东说过，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成长，总是要伴随着一场大喊大叫的。改革的“喊叫”要变成“大喊大叫”，没有新闻界的积极行动，是难以实现的。难能可贵的是，经济新闻的这种喊叫不是空洞的喊叫，而是结合实际，结合改革开放的冒尖物的宣传报道有声有色地进行的。因此在改革开放的初始启动中，经济新闻工作者出于职业的优势，自然成为20世纪80年代启蒙精英的一部分。

新闻媒介不能人为地制造舆论，但通过深思熟虑可以主动地引导舆论。当人们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众说纷纭的时候，1980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刊发的《阳光道和独木桥》，以安徽省“包产到户”的发展经验，勇敢地肯定了我国农民的这一伟大创举，并且尖锐地提出了“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这一富有论战性的口号，以后又有一系列的持续报道。由于媒介舆论的推动，结果只经过三四年的时间，包产到户不仅在全国普遍实行开来，而且自身也获得了完善和提高。

城市改革也是如此。1979年7月3日，新华社报道了四川省在100家工交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的消息，可以说这是夺城市改革特别是企业改革之先声。1983年以后在农村改革成功的带动下，城市改革热潮也被掀动起来，经济新闻正式吹响了城市经济改革的号角。1984年3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福建55位企业家要求松绑的报道，4月16日发表了让“包字进城”的报道，直指当时企业改革的要害，于是“松绑”、“包字进城”便成了今天大家仍然很熟悉的改革历史词汇。1984年3月4日，刚刚成立一年的《经济日报》刊登了《让王府井亮起来》的报道，从市场的角度触及了改革；7月26日更发表了《贡献大的要重奖，放权要放到企业》的报道，通过采访改革进展较快的四川省省委书纪杨汝岱，不仅涉及了企业领导体制，还触动了平均分配的机制，这和在此前后《人民日报》发表的《大锅饭养懒汉》的一组评论，形成了对旧的分配制度的猛烈冲击。1985年11月16日《经济日报》发表的长篇报道《企业家的歌》，为改革积极分子撑了腰，对一批改革者的崛起起了推动作用。

正确地触及难点、引导热点，也是经济新闻“舆论开路”价值取向的体现。1987年6月12日—7月23日一个月时间内，《经济日报》推出了“关广梅现象”的讨论：辽宁省本溪市关广梅通过租赁形式搞活了国有企业，却引发了租赁是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甚至引申到关广梅是不是资本家，能不能当十三大代表的问题。这场大讨论，抓住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以群众讨论的自我教育方式来作立体透视；报道没有把她作为什么“先进典型”去大树特树，而是“围绕关广梅现象，发生着冲突、碰撞”，着意去揭示“新与旧、进与退、未来与以往、变化与僵化”的矛盾。这场讨论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性质的认识有了进一步加深。就在“关广梅现象”大讨论之后不久，中共十三大召开，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发展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艾丰曾说，改革的突破，必然要受到旧观念的束缚；改革的进展，必然要克服旧体制的阻力。改革者自身面对权力和利益重新调整带来的种种矛盾，又缺少经验；改革措施也总会有一些负面效应，会带来一些新的矛盾。⁽⁷⁾所以当改革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经济新闻“舆论开路”的价值取向便直接表现为，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保护改革和改革者。

当改革开放带来的不同的分配制度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时，什么“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不三不四发大财”等议论在全社会闹得沸沸扬扬。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分配问题，正是为改革摇旗呐喊的需要。1987年7月11—12日《经济日报》连续两天在头版刊登一种特殊文体的报道《社会公平的辩论》，借用电视上的亚洲大专辩论赛的方式，直接进行了关于社会分配方面的辩论。报道不回避客观存在的矛盾，不回避社会上的不同议论，而是从两种不同意见的直接辩论中，帮助人们理解分配领域出现的新现象。文章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其中关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辩论，摆脱了“谁对社会贡献大谁先富”和“谁抓住富的机会谁先富”两种观点的“对立”，而是从新的高度，给人以新的启发。

(二)以解惑释疑的姿态积极参与经济生活

以解惑释疑的姿态，积极参与经济生活，开启民智，关注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体走向。这是改革开放后经济新闻价值取向的又一变化。

1987年10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这篇深度报道精心选择和集纳了一批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的新思想、新观念，回答了社会关注的一系列热点和难点问题，从较高的位势和较深的层次上，宣传了中国改革的历史必然性、急迫性和艰巨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路径的阐释”。⁽⁸⁾这篇文章的精髓就在于，它实际上具体地阐释了邓小平的这样一个基本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⁹⁾随后发表的《中国改革的阵痛》、《布鲁格冲击》等报道，仍是以高屋建瓴的气派和理性的思辨，为改革大潮解惑释疑。“这些报道跳出了所报道的事物本身，成了燥动不安的改革年代、历史转折关头，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对中国新旧体制相互撞击所迸发出的火花的深层折射；对各种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社会现象的‘理性过滤’。它们已经不单纯是‘信息’和‘指令’的‘传送带’，而担当起了社会认识与社会思辨的功能。”⁽¹⁰⁾

1991年8月15日《经济日报》刊发的詹国枢撰写的经济述评《少数企业“死”不了，多数企业“活”不好》，正是因为抓住了社会大众心理，解答了公众的疑惑，一举夺得中国新闻奖。当时国家金融包袱越背越重，产业结构日趋畸形，广大国企职工生活水平也有所下降。国企为什么活不好，为什么国企竞争不过外企、乡镇企业，是当时公众普遍关心和议论的话题。这篇述评准确地把握住了这种社会情绪，向公众提供了大量可资参考的信息，且以自己对问题的解释以及明确的结论为公众开拓了思考的方向。

(三)以前瞻意识直面经济生活

以前瞻意识，勇于直面经济生活的复杂变化。这是改革开放后经济新闻价值取向的又一个变化。

1991年8月24日《经济参考》刊发的通讯《金牌不是名牌》，通过对辽宁省由金牌大省变为“积压”大省、“亏损”大省的调查采访，揭示出金牌货并不是畅销货的原因：那些金牌是以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它的标准并不反映市场需求。“金牌现象”的实质是原有的产品观念与现有的社会主义市场观念格格不入。报道揭示了“金牌现象”不只是若干商品有无竞争力的问题，而是整个国营企业能否继续生存，会不会被市场排挤在外的问题。这篇有助于“换脑筋”的报道，采写于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之前，冷静思考、敢于直言的前瞻意识正是这篇报道独特的新闻价值所在。辽宁省省长曾对这篇报道作了高度评价：“这篇文章太好了，对改变我们的思想观念很有说服力。”⁽¹¹⁾《工人日报》1991年9月22日刊发的《斗鸡上海滩》，抢在“三资”企业抢占中国市场，而国内大多企业界人士尚在寻求对策时，及时而生动地报道了上海荣华鸡与美国肯德基展开激烈的市场竞争，传达了一个意义在胜负之外的竞争中全新的、有深刻启迪性的信息：我们的企业领导既要善于学习在中国市场上刚刚涌现并崭露头角的“三资”企业的长处和优势，又要勇于创新，敢于与之竞争，在竞争中发展自己。记者独特的新闻敏感，正透露出价值取向的前瞻性。

1990年针对“八五”计划期间企业是继续实行承包制还是改为利税分流的问题，国内经济理论界存在较大的分歧。《经济日报》每周经济观察专栏1990年10月31日刊发阎卡林撰写的《怎样把“蛋糕”做大》，这篇言论以政府官员的全局眼光、经济学家的专业素养和一个记者贴近现实的生活视角，对经济生活中的这一难点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八五”期间不宜推行利税分流，仍应继续实行承包制。这篇充满前瞻性的言论发表后，经济界以此为题展开了讨论，以致对中央决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四)以舆论监督守望经济生活

以冷静的眼光守望经济生活，敢于积极地开展舆论监督。这也是改革开放后经济新闻价值取向的一个新变化。

改革开放之后，新闻的舆论监督功能得以凸显，经济新闻更是首当其冲。1980年开始，率先揭露“文革”开始后漫及全国的“农业学大寨”的虚假性。1980年7月22日《工人日报》针对“渤海二号”钻井船沉没事件发表《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事故说明了什么?》的文章，直截了当地将矛头直指石油勘探局领导，挟思想解放之风，大胆犀利地直接指向普遍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1985年7月12日新华社记者采写的《触目惊心、发人深省——晋江假药案初析》，通过记者扎实深入的采访，让受众了解到假药如何出现、如何扩大生产、如何在全国销售等各个环节的具体情况，作者的写作目的并不在于仅仅要捅破它、暴露它、揭开它，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媒介的声音督促有关部门去了解、去关注、去解决问题。作者通过对事实进行的初步剖析，还引出了一些令人深思的教训、思考。

1987年12月12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了张建伟的深度报道《命运备忘录》，通过38名MBA学员的境遇，展示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阵痛。作者通过掷地有声的议论来体现他对经济生活的“守望”：“政治体制不进行改革，官僚主义不会被彻底埋葬。MBA在中国的命运已提醒我们：中国人才的危机不是什么别的危机，恰恰是人治为特征的旧政治体制危机的投影。”“我们终于醒悟，中国的人才浪费不是观念性浪费，而是结构性浪费，不打破旧的人才结构的森严壁垒，任何新的观念都难以发挥作用。MBA在中国的命运提醒我们：全方位、立体化的人才流动化市场不诞生，‘让拔尖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就不会最终形成。”

1988年下半年，基建规模再度膨胀，大大超过国家计划，特别是非建设性项目摊子太大。《人民日报》记者及时报道了国务院要求各地停建楼台馆所的新闻，并且连续报道各地执行国务院规定的情况，对执行情况较好的省份逐个点名表扬。接着又报道了中央决定审查中央各单位在北戴河的建设项目，并且削减了40％的建设计划，给那些执行国务院规定不力的省份以较大的舆论压力。《人民日报》对这一事件的报道，极好地体现了经济新闻以舆论监督守望经济生活的价值取向。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新闻的价值取向

1990年中国报刊出现“社会主义热”，密集地宣传和灌输社会主义。一个名叫闻迪的人甚至写了4万字的理论长文《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在《人民日报》上从1月15—19日连载5天，打破了几十年来报纸理论文章长度的记录。直至1991年初，一些报刊仍在起劲地鼓动问一问姓“社”姓“资”。就是在这一背景下，1991年2月15日(辛未年正月初一)，《解放日报》头版发表一篇引人注目的评论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文章署名皇甫平(即黄浦江畔的评论)，事后得知这是上海市委研究室的干部与《解放日报》负责评论的干部合作的成果。之后《解放日报》又先后于3月2日和3月22日发表了皇甫平的署名评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4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皇甫平第4篇重要评论《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皇甫平的这4篇评论，从锐意推进改革开放，到破除新的思想僵化——姓“社”姓“资”；从发展市场经济到如何选人用人，形成了掀起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完整系列。⁽¹²⁾这些评论所表达的观点，实际上传达了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关键时刻的讲话内容。

正是在左倾思潮四处泛滥，人们心头充满疑云的关键时刻，1992年1—2月，88岁高龄的邓小平毅然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讲话，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车轮重新启动，隆隆前进。在视察南方讲话中，邓小平以深刻的智慧和巨大的理论勇气冲破禁区，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解决了困惑中国多年的难题，给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了新的目标模式：“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使中国受到困扰和阻碍的改革开放犹如冲开了闸门的激流，顺流而下，有学者把这叫做改革开放的“第二次思想解放”。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第一次郑重宣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7年9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江泽民的政治报告重申了10年以前十三大政治报告中阐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且进一步发扬，确立新的所有制理论，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

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揭开了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序幕，促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发展，经济新闻在价值取向上也有了新的突破和变化。

(一)经济理性思考的凸显

经济新闻以经济理性的思考为价值取向，使经济新闻超越政治理性和道德理性的制约，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高度来揭示我国的经济发展。

20世纪80年代的深度经济报道，给人印象深刻的恰恰是非经济视角的东西，比如《关广梅现象》中触及的是姓“社”姓“资”的问题；《布鲁格冲击》中点击的是两种观念和体制的碰撞。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的目标提出之前，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完全浮出水面，在观念问题还没有解决之前，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还缺乏操作层面的实践”。⁽¹³⁾正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新闻报道中涌现出了资本经营、资产重组、破产兼并、股份制等令人眼花缭乱的名词术语和对策建议。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企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坚持‘抓大放小’。要着力培育实力雄厚、竞争力强的大企业和企业集团，有的可以成为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大企业集团。要发挥这些企业在资本营运、技术创新、市场开拓等方面优势，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和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力量。发展企业集团要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以企业为主体，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市场来形成，不能去靠行政手段勉强撮合，不能盲目求大求全。”1997年《经济日报》刊发的、获第八届中国新闻奖系列报道类一等奖的《资本运营系列报道》，就是在这一思想引领下，以经济理性思考为价值取向，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揭示了资本运营的规律，说明了增本与增值、增值与流动的关系，使这组报道具有很强的理论威力。

“资本运营”这一经济学术语，指的是利用资本——包括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进行营运而取得增值的理论思想和运作方法，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才可能进行的运作方式。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在国有资产实行战略性重组成为突出任务时，运用这一理论指导实践，对于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资本有三大特性：增值性、流动性和风险性。其本质特性是追求最大限度的增值，流动性和风险性是由增值性决定和派生的，流动是为了增值，是为了寻求比已有的配置方式和运作领域更能获利的途径，风险性则表明资本为了获得最大的利润而必须承受一定的代价。经济学上的这种常识，在《资本运营系列报道》中得到了具体的阐释。

中国经济理论界普遍认为，战略重组是提高国有资本质量的关键措施和最有效的手段。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资本重组的方式各种各样，归纳起来有公司制改组、国有企业资产合并重组、兼并收购、租赁、股份合作制、破产等。在《资本运营系列报道》中，“希岛风波”和此后出现的一系列“风波”，都生动地说明了资产重组是资产运营的一种形式。正像报道中所写的那样：“重组的是资本，冲击的是观念。”这组报道正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及时总结、介绍了以资本为纽带的资产重组方式这一新的观念、新的作法，从而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产生了很好的报道效果。据有关部门统计，到1997年底，我国共有经营性国有资产(国有资本)54074.5亿元，巨额的国有资本在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功不可没——因为国有资本是国有经济赖以生存和继续发展的基础，国有资本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国有经济的竞争力、控制力、置换力和增值力。

这种以凸显经济理性思考见长的经济新闻，使经济新闻记者开始向经济专家或分析评论员转变，他们不仅采集记录、传播其所见所闻，注重让事实说话，而且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像经济学家一样独立思考，按照经济学理论对经济现象和问题进行“技术”分析，在经济领域有着不容忽视的发言权。

(二)建设意识的确立

经济新闻以建设意识为价值取向，使经济新闻摆脱了“叱咤风云”式的大声疾呼，在冷静和清醒中实现着追求社会进步的报道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正像有的专家指出的那样，以舆论监督为代表，中国新闻工作者走过了“从解气式的情绪化宣泄到建设性的自觉参与，再到全方位的审视”的实践过程和心历路程。这与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脉络是相承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关注的重点在“破”而不在“立”。这种“破”既要破除长期禁锢人们头脑的“左”的无形束缚，又要破除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种种有形壁垒。在这样的客观环境和主观语境下，冲破思想禁区，必然带有较为激烈的色彩，这种壮怀激烈式的批判话语和理想，反映在经济新闻记者身上，表现出的是一种“破坏”性的批判和揭露。而20世纪90年代社会生活图景已大大改观，《东方时空》总主持人方宏进认为：“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中，找到政府和老百姓共同感兴趣的事情，把老百姓的意见和政府的解决办法联系起来，促进问题的解决，我认为是媒介理所当然应该做，而且完全做得到的事情。”⁽¹⁴⁾方宏进所说的“促进问题的解决”正是对经济新闻的建设意识价值取向的形象诠释。因为只有本着不管是揭露阴暗、抨击时弊还是弘扬正义、树立典型，都是为了追求进步这样一种建设性的心态，才能真正体现出媒介的理智和成熟，实现经济新闻的超越和进步。

1993年1月18日广东电视台播出的《教授下海》正是以一种建设性的意识，来提醒市场经济形势下书斋里的教授，该如何与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融为一体。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科研成果如何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也就是如何将科研成果推向市场，这不仅是知识分子个人的事情，而且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因为许多专家学者殚精竭虑研究出来的科研成果一旦通过鉴定，便万事大吉，束之高阁。正如《教授下海》中指出的那样：“对于学术研究，高等学府的一些知识分子用‘阳春白雪’来形容它，而对于应用产品的开发，则视为‘下里巴人’，甚至是不屑一顾。”这种不屑于走向市场、不敢走向市场的社会心理，不仅使知识分子沦为相对贫困的一个阶层，而且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阻力。《教授下海》通过张小云教授夫妇在与市场经济的大浪搏击中，将市场、竞争、效益的意识取代了以前单纯做学问的观念，在“对商品敏感多了”的醒悟中，也在改革的历史方位中找到了自己的最佳位置的现身说法，显示了一代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接轨的光辉图景。显然正是这种建设意识，使报道跳出了“教授卖馅饼”的尴尬和慌乱。

首都新闻界联手于1992年开始进行的“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中的经济新闻报道，采取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打假治劣和择优扬名”两翼推进战略，有效地净化了市场。老一辈经济工作领导者张劲夫对“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的评价是：“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使我们找到了一种抓焦点工作的好方法。”⁽¹⁵⁾这正是对经济新闻价值取向上表现出的建设意识的高度赞扬。

(三)服务意识的强化

以服务意识为价值取向，经济新闻强调报道内容的实用性和贴近性，实现了经济新闻对经济生活政策性、观念性的指导与受众满足的“双赢”策略。

“由于生产和经济活动在现代社会中所具有的极端重要地位，任何个人、组织与社会必然不断地获得可能对其经济生活产生影响的经济信息，并且根据这些信息调整相应的筹划与作为。”“因此大众传媒对于社会经济的促进功能首先表现为收集与发布经济信息，引导生产和消费。从威尼斯手抄小报刊载商品行情开始。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收集和发布经济信息已经成为现代大众传媒最重要的日常实践之一。”⁽¹⁶⁾所以，经济新闻价值取向上的服务意识，最主要体现在收集与发布经济信息上。

信息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唐代诗人李中曾写过“梦断美人沉信息，目穿长路依楼台”，这里信息的含义基本上是音讯、消息的意思，这与《辞源》上的定义基本一致。《辞海》的定义是：“信息是对消息接受者来说事先不知道的消息。”这就把信息定义划小了。随着实践的发展，信息的定义也不断得到丰富，且不同的学科有着不同的定义。系统论认为，“信息是系统传输和处理的对象”；控制论认为，“信息这个名称的内容就是我们对外界进行调节并使我们的调节为外界所了解时与外界交流的东西”；传播学认为，凡是在一种情况下能减少不确定性的任何事物都构成信息。⁽¹⁷⁾显然这些概念都有局限性，崔书文认为：“信息是物质的一种存在形式，它以物质的属性和运动状态为内容，并且总是借助于一定的物质载体传输或存储。”⁽¹⁸⁾

信息概念引入新闻界是从1983年开始的。⁽¹⁹⁾《经济日报》在1983年1月创刊时就设立信息部，负责传播经济信息、编辑“经济信息”专栏(后扩展为“经济信息”专版)。尽管经济新闻可分若干个领域，但传播经济信息作为经济新闻报道的一个独特领域，它区别于宣传型经济报道的主要方面就在于它的直接目的是讲求社会经济效益，因为企业家能运用它安排生产，商人能运用它做生意，普通读者能从行情变动中发现机会、找到机会，发展壮大自己，更好地报效社会。正因为纯信息的新闻逐渐在各新闻媒介占据重要地位，“信息之窗”、“各地动态”、“股市行情”、“期货交易”、“物价”、“理财”、“投资”等专版、专栏，已经成为省级以上媒介的必备内容，从而大大拓展了新闻报道面。

信息概念真正在经济新闻报道中生根开花则是从1992年开始的。党的十四大确定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新闻界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条件的深刻变化，要重新审视新闻事业的归属问题，并逐步形成一个共识：“新闻事业就它生产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精神产品来说，属于上层建筑领域；但同时，就它为全社会提供经济活动和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信息、知识和娱乐来说，属于第三产业即信息产业。”这个理论上的突破不仅给新闻事业的发展打开了新思路，也使经济新闻的“信息服务”功能得到了升华：以大众为指归的经济新闻不再满足于对经济体系内一个单一变量变动的简单传递，不仅注重提供可信度高、有效性强又通俗易懂、有利于大众操作的分析，还力求以一个单个的核心新闻信息为基础，解释这一变动，并将这种解释“向外”加以扩大，使之涵盖那些可能受其影响的变量，从而实现信息广度和深度的内在统一。

1998年《经济日报》发表的整版文章《北京出租车调价：谁受冲击谁受益》，从消费者、出租车司机、出租车公司、黑车、新车型出租车5个角度进行了采访分析。细加考察，整篇报道真正具有新闻价值的信息是“出租车调价”，可报道的真正核心却在于：调价的深层原因和延伸出来的后果。报道的多方位诠释围绕着价格变动，按照经济学的“供求法则”形成了一个牢固的关系框架，使整个报道不是信息单一型而是信息密集型，横向上表现为信息之广，纵向上表现为信息之深。这样的例子在经济新闻中俯拾皆是。

中国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大幅度加强信息传播。人们只有充分了解国内外各种信息，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才能及时调整和规范自己的行为，才能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

以服务意识为价值取向，还体现在经济新闻报道中重视政策的导引，对于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注重从受众观察问题的视点切入，以引起受众的关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村经济改革、农业发展道路问题是关系到国家改革成败的大问题。正如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所说：“怎样帮助几亿农民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种植习惯和经营习惯，逐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的新要求，这是全世界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可以从具体人、具体事入手，通过一个个小的侧面来反映中国农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下经风雨、见世面、学本领、长才干的过程。”⁽²⁰⁾由新华社著名记者穆青、冯建深入河南农村采写的《跨世纪的创业》，报道了河南农民为探索加快农业产业化的进程，努力学习科学技术、学习市场经济的事迹，从而反映出“推进农业产业化，加快农业两个根本转变，更广更深地激发农业活力”的政策内涵。《经济参考报》1995年底刊发的《国产洗衣粉难净国人衣》，也是从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洗衣粉在商场中难觅芳影的事实入手，剖析了国有企业困境形成的深层原因以及民族工业的出路与振兴，提出企业改革的思路，使重大主题在“小题着眼”中引人深思，从而对受众起到很好的引领作用。

近年来中央电视台的经济新闻报道呈现出非常鲜明的服务观念，并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为满足不同阶层、不同行业的受众的信息需求，中央电视台的经济新闻报道基本上考虑到了不同受众所需服务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使自己的服务不仅满足所有受众趋同性的需求，还满足不同受众个性的需求。比如它既有为普通观众日常生活服务的《生活》专栏；又有为关注整个中国和世界经济的观众服务的《经济半小时》、《中国财经报道》、《世界经济报道》等专栏；还有为企业管理者服务的《经营有道》专栏；为营销人员、科技人员服务的《供求热线》专栏；为农民传达致富信息的《金土地》专栏；为投资者服务的《证券时间》专栏。这一系列栏目相互配合、相互补充，顺应经济信息服务趋同性和个性化两种趋势，在客观上实现“广播”和“窄播”的统一；同时也极好地显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新闻价值取向上强化服务观念所作出的追求与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