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闻的价值取向实现的途径

第三节　经济新闻的价值取向实现的途径

新闻价值取向反映了现实存在的各种社会关系，在当前社会关系的复杂格局中，新闻价值取向必然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特别是随着我国媒介体制的改革，新闻媒体由完全的财政供养和行政命令控制下计划体制，转变为事业与产业既分离又关联并参与业内竞争的市场体制，使新闻生产同时具有公益性和商品性的特质，成为新闻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的决定性因素。⁽⁴⁷⁾改革开放30年来，无论是我国的经济体制、运行方式，还是老百姓的消费方式和水准，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企业产权界定、股份制、社会保障体系、知识经济等崭新的经济事物和观念，也亟须经济新闻报道做出相应的解读。因此，经济新闻价值取向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在力求准确传递经济信息的同时，还应该有着符合时代发展和满足受众需求的新追求。

一、经济新闻报道要彰显实用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政府、企业和个人都需要通过阅读经济报道来获取有针对性的信息，帮助受众更好地把握经济形势和市场机会，增强决策的理性与科学性，并最终从中获益。因此，经济新闻报道在重视、强调经济意识和塑造经济环境的基础上，要彰显实用性，更加注重发现经济问题、预测经济走势和为受众释惑解疑。

实用性其实是受众对经济新闻报道的最基本诉求。相比其他类型的报道，受众对经济报道的基本诉求和最高期望都在于“实用”，即帮助受众透视环境、决策经济。因此，在众多新闻价值要素中，了解外部环境的变化并相应调整经济决策以利于生存和发展，已成为体现经济新闻报道竞争力的关键。之后，随着我国加入WTO和金融体制的发展、金融改革的深化以及外资金融机构的陆续进入，金融业的竞争不断加剧，公众可支配财富的增多，使得如何进行投资理财并使之保值升值已成为人们非常关注的问题，个人投资理财业务由此成为金融业竞争的核心领域之一，理财新闻因此得到空前发展。要彰显经济新闻报道的实用性，投资理财新闻不仅要对投资市场中新近发生的事实进行及时的报道，还要为读者的经济行为提供科学的指导和有效的参考，即为读者提供廓清市场迷雾并进而获得赢利机会的信息服务。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几次降息，媒体在每一次降息后的详细报道都能够在个人投资者在大量的降息可能引发的影响、如何更合理地理财等纷扰的信息面前莫衷一是时提供分析和引导，帮助受众更合理地进行投资理财，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受众的要求。

经济新闻的题材一般侧重于两个方面：经济实践和运行的现实情况；经济政策、思路和思维方式的倾向性特征。在这样的“分区”里，要求记者在经济新闻报道价值取向上，应当善于发现“问题”。所谓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新闻前辈穆青说：“许多问题当它真正形成一个问题的时候，往往就孕育着许多新的萌芽和推动事物的一些积极因素。新闻记者如果能抓住这些萌芽，把问题及时地提出来，他就能够站在新事物的前面，用新闻报道来推动工作，指导实际。”因此，经济新闻要密切关注社会经济生活的变迁，关注经济和社会矛盾的发展，尽快找到其规律性问题特征，给人以启迪和指导。另外，还要注意经济政策制定和运行过程中事物之间的联系，透过现象揭示本质，把成熟的新闻事实放在时代大背景下探究它的特点和价值，对事物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加以分析比较和阐释，跳出“就事论事”的框框。

首先，要把握经济转型的时代脉搏。在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关键历史时期，体制转换的时代特点应当成为经济新闻价值取向的重点。经济新闻要体现体制转型的时代特征，一是要求新闻工作者从体制转型和市场特征、经济增长规律以及结构调整、投资环境建设和发展等方面进行阐释、引导，从新的体制建立、发展和完善的政策、举措、运行特征去把握经济新闻，剖析经济现象；二是从不断涌现的各种新的经济现象必然代替和战胜旧的经济现象去把握，将层出不穷的经济现象中积极的、主流的或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现象和因素作为关注的重点，进行符合新闻规律的探索和报道，以体现浓郁的时代特色，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产生应有的作用。

其次，经济新闻报道要具有超前意识、预见性和独到视角。经济现象或事物的发展必然是一个积极因素不断增长、消极因素不断跌落的过程，所以经济新闻在关注“增长”和“跌落”的时候必须具有超前意识和预见性。经济新闻的超前意识和预见性是新闻工作者长期积累、把握和正确分析、判断的结果，它体现的是媒体对于经济现象或事物发展变化趋势的冷静思考。这个思考又是不断运动、调整的，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要有一定的市场经济理论功底和相当的理解、融合能力，把经济现象、事物与经济新闻融合起来，筛选、提炼精当的主题，揭示事物的本质。

二、对经济工作和经济生活作出正确的舆论引导

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这是无产阶级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决定的。胡锦涛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正确导向，有效引导社会舆论，巩固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舆论，努力营造良好舆论环境，是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任务。在大众传媒高度发达的时代背景下，必须着力提高新闻舆论的引导能力，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经济新闻要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就必须对经济工作和经济生活作出正确的舆论引导。

马克思曾经指出，舆论在社会中是一种“普遍的、隐蔽的和强制的力量”。舆论可以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各个角落。新闻舆论，是通过新闻媒介所传播的新闻信息而形成的舆论，是社会舆论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构成部分。

新闻舆论影响社会舆论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由媒介直接形成新闻舆论，然后直接影响社会舆论；第二种情况，自在形态的社会舆论反映于新闻媒介，从而形成新闻舆论，自在形态的社会舆论转化成自为形态的社会舆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一是新闻舆论是借助大众传媒的力量形成的；二是新闻舆论可以极大地影响社会舆论(推动、加强，抑或削弱、抵消)；三是对新闻舆论进行科学的、合乎规律的引导，可以更为有效地作用于社会公众舆论，从而有利于造成良好的舆论环境。

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各地开发区如雨后春笋涌现出来，大量占用农业耕地，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损害了农民的当前利益。针对这个在“开发区热”中出现的问题，《溧阳兴办开发区杜绝盲目乱圈地》(第3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从实际出发，及时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经验。它比那些听到精神就随风而动，立即就写出一般反映性的报道，或肤浅地只提出问题的稿件要深刻、高明得多，对现实经济工作的推动作用也要大得多。因而报道刊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了上至有关决策部门，下到广大农民群众的好评和欢迎。⁽⁴⁸⁾

三、平衡引用消息源，确保经济新闻的客观公正

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公司、民族企业广泛地参与了全球经济活动，但与跨国公司相比，国内公司的竞争力仍然不够强，在与跨国公司的经济话语权竞争中，坚持平衡地引用信源对媒体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把国内公司与外国公司的报道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给他们平等的说话机会，平衡地引用双方的观点，在文字数量上保证双方有基本相同的位置，这是保证经济新闻报道公正性的重要制度安排。⁽⁴⁹⁾2001年，国内报纸曾就国产手机是否能和“洋手机”平起平坐展开过讨论。当时，国内市场是洋手机的天下，手机价格居高不下；国产手机只有15％左右的市场，品牌也很少，主要在县一级城市和农村销售。因此，很多报纸在争论这一问题时，对国产手机的前景相当悲观，它们在报道这一问题时主要引用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三大“洋手机商”的评论。它们认为手机不是家电，国产手机几年之内是不能与洋手机比肩的。而国产手机商的观点则很少被引用，即使引用也没有做到平衡引用，只是一种点缀。然而，到2002年，市场却扭转过来了，国产手机占据了半壁江山；2003年底，甚至已经占据了70％以上的市场份额。即使这样，仍有少数报纸在作手机业报道时，主要引用信源仍然集中在诺基亚、三星、索尼、爱立信等外国公司上，国产手机商在经济新闻报道中仍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

经济新闻特别是财经新闻报道中过多引用跨国公司的信源和国外研究机构的信源，轻视国内企业和研究机构的信源，使跨国公司的话语越来越中心化，而国内公司的话语越来越边缘化。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教授李希光认为，在全球传播中，发展中国家的报纸往往从西方的商业集团那里获取信息，通过信源引用使其“合法化”；相反，那些不被引用的组织和个人，最终“边缘化”。尤其是一些专业财经报纸，言必称美国华尔街投资银行的报告和专家团的评论，引用高盛、摩根斯坦利、美林、瑞波等欧美投资银行的报告和专家信源成为财经新闻的时尚；相反，国内的投资银行和研究机构的信源被引用的很少。过分依赖投资银行的信源，有的记者因此不自觉地成了资本市场上那些大投资机构的信息“探子”和其开拓业务的“马前卒”。

四、从经济与人的关系中寻找新闻

曾因对“经济的、社会的和制度现象的内在依赖性”做出前所未有的精辟分析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瑞典经济学家冈纲·缪尔达尔认为：“‘经济学’并非‘自然’的科学，归属于社会性而非技术性的范畴。”更有学者提出经济学是“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⁵⁰⁾“是关于人的学说”，⁽⁵¹⁾人始终是社会的主体，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载体，又是社会生活的开拓者、社会发展的推动者和社会关系的体现者。人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道德行为，都是各种经济行为的内在根由。从这些对经济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一切经济关系都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物质的背后是人的因素在起关键作用，人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正因为如此，一切经济新闻报道的主体和目的就应该是“人”，换而言之，经济新闻报道的逻辑起点就是以“人”为报道的主体和目的。因此，以经济活动为报道内容的经济新闻就应该从经济与人的关系中寻找新闻。

首先，经济新闻报道要从经济与人的关系中寻找新闻，有意识地去贴近大众心理，探索经济行为、现象与社会时尚、风气之间的内在关系。如针对近年来十分红火的“健康空调”概念，某报曾刊登过一篇题为《健康空调真的健康吗》的报道，反映奥克斯“红皮书”的观点为“这是在玩概念”。我们姑且不论“红皮书”的观点是否正确，但在该报道中，论述了换新风、负离子、富氧空调等概念的内容和实质、功效的知识，为读者购买空调提供了相应的参考数据。又如某商报曾发布一则新闻，对“崭新皮鞋磨破脚”、“免烫衬衫皱褶多”等在《消费者权益法》中无法可依，但市民投诉较多的现象予以关注。的确，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购物不仅要求耐用而且要求美观舒适，如皮鞋虽没有破，也无质量问题，但却不合脚；免烫衬衫可“免烫”到何种程度等问题，不属于质量投诉范围，却给消费者带来不便，因此对该报道呼吁的“要求有更多新的、详细的规则出台”的呼声，几乎所有的读者都拍手称好，因为报道说出了他们的心声。

人是社会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只有人才能够制造和改进生产工具，掌握和使用生产资料。因此，经济新闻报道要注意把人在经济活动中的这种特殊性作用反映出来，这样才能有效地突出人的主体地位，把经济报道写出深度来。著名记者艾丰采写《现代化的觉悟》，就是以人作为活动的主线。艾丰到湖北采访襄樊市工业发展情况，不到一周时间就写出稿件，但总觉得不够味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像希望生个大胖小子的母亲，拖着一个奄奄一息的早产儿一样”。后来，他放弃了原来的稿子，继续采访，召开各种座谈会，发现襄樊市面上工业生产之所以3年翻一番，靠的是科技进步，而科技进步又靠的是充分发挥了知识分子的作用，而之所以知识分子的作用发挥得好，关键是一大批党政领导干部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从而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的生动事迹。文章发表后，短短一周时间就收到了几百封来信，赞扬文章写得好，思想性强，问题谈得深。

在经济报道中适当地写出人的活动与感情，无疑会使报道更活泼、更具有人情味。事实上，随着经济活动中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的素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离开了人的作用，经济活动就根本无法有效地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好写活经济报道中人的活动，在经济报道中突出“人文关怀”不仅仅是可读性的问题，更是如何深入、全面、准确地报道好经济现象的问题，没有人的活动的经济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只是隔靴搔痒，当然就谈不上吸引受众了。有人说，只有把探索经济规律的科学理性与研究人生境界的人文理性结合起来，才能使经济新闻高屋建瓴，此言不谬。国内一家报纸2001年转载了美国记者克雷格·史密斯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中国利用扩大支出来避免蒙受它的邻国所遇到的麻烦》。这篇文章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经济宏观政策，主题宏大，但文章截取一位73岁的安徽老农倪奶奶家致富的事例为线索，娓娓述说了近一年来在政府促进投资政策的带动下，许多城市都加快了基础设施建设，在这股投资热潮中，倪奶奶的儿子们为了脱贫致富纷纷奔赴大城市打工。通过辛勤劳动他们挣来了不少血汗钱，改变了家庭和家乡的面貌。记者在这篇报道中加进了不少背景知识，其中包括中国经济的市场规模、中国目前所采取的经济政策与曾经红极一时的凯恩斯经济学派的关系、中国目前的国内储蓄和外汇储备情况，等等，受众在真实的故事中了解了中国现行的扩大内需政策。这篇报道以小见大，运用了“华尔街写法”，从单一的新闻事实中反映出中国经济改革的大趋势，人文视角在整个经济新闻报道中作为内在支撑点，运用得非常成功。

媒体对1996—1999年7次降息的报道也是把央行降息这一宏观的经济政策与普通百姓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努力从各个层面为读者解读经济政策背后所蕴含的经济规律，以此强化了报道的客观性和服务性。新华社播发的《连续降息，告诉百姓什么》报道说：“利率在当今社会已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投资杠杆，每一次的降息都牵动着百姓的心。那么，3年来连续7次降息，到底告诉了百姓什么呢?”它说明“个人金融资产通过存款方式增值的速度大大减缓；预示着百姓投资理财已进入‘微利时代’；已是考虑适当调整、分配手中储蓄的时候了”。此外，于宁、綦久宏《三年七降息利率作用能有多大》(《中国经营报》1999年6月14日)、高峰《减息，股市的“定盘星”》(1999年6月14日《证券时报》)、吕立新《降息如何影响证券市场》(1999年6月11日《生活时报》)等都是比较典型的报道，这些报道正是充分解释了“降息”这一经济现象对普通百姓的影响，才达到良好传播效果的。

【注释】

(1)［日］浜田正秀：《文艺学概论》，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版，第31页。

(2)转引自李良荣著：《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7页。

(3)［美］斯旺伯格：《普利策传》，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380页。

(4)彭菊华等：《论社会转型期的新闻价值取向》，《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5)黄瑚：《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7页。

(6)方汉奇、陈业劭主编：《中国当代经济新闻事业史(1949－1988)》，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37页。

(7)艾丰：《从经济报道看新闻界对改革开放的贡献》，《中国记者》1998年第8期。

(8)时统宇编著：《深度报道范文评析》，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页。

(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10)樊云芳、丁炳昌：《新闻文体大趋势》，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3页。

(11)《中国新闻奖作品选》(1991年)，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页。

(12)参见马立诚、凌志军著：《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页。

(13)时统宇编著：《深度报道范文评析》，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81页。

(14)孙克文主编：《焦点外的时空》，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04页。

(15)艾丰：《从经济报道看新闻界对改革开放的贡献》，《中国记者》1998年第8期。

(16)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0页。

(17)崔书文：《我的经济新闻观》，经济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

(18)崔书文：《我的经济新闻观》，经济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

(19)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7页。

(20)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著：《舆论引导艺术》，新华社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138页。

(21)艾丰：《从经济报道看新闻界对改革开放的贡献》，《中国记者》1998年第8期。

(22)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9页。

(23)张军：《走近经济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71页。

(24)张曙光：《经济学(家)如何讲道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75页。

(25)项德生著：《舆论与信息》，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页。

(26)转引自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223～224页。

(27)高小康：《世纪晚钟——当代文化与艺术趣味评述》，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28)知非：《中国幼稚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0～311页。

(29)［日］北川隆吉主编：《现代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8页。

(30)吴锦才著：《1979—1992中国沉思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31)张曙光：《批评规则·理性和自由精神》(之二)，《读书》2000年第3期。

(32)转引自姚新勇：《纯学术何处寻》，《读书》2000年第3期。

(33)项德生著：《舆论与信息》，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34)李良栋：《误区与超越——当代中国社会舆论》，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91页。

(35)李良栋：《误区与超越——当代中国社会舆论》，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92～93页。

(36)参见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37)田学斌：《谁的‘新经济’》，《读书》2000年第10期。

(38)樊纲：《经典经济学与今天的中国》，《读书》2000年第12期。

(39)于宁：《及时为民消疑云》，《人民日报》1993年12月19日。

(40)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272页。

(41)王岳川：《广告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北京青年报》1995年7月3日。

(42)黄平：《面对消费文化：要多一份清醒》，《人民日报》1995年4月3日。

(43)荣兴：《失实报道引发桑车市场震荡》，《北京青年报》1995年3月15日。

(44)吴敬琏：《确立股市投资者主权》，《财经》1999年第4期。

(45)转引自丁坚铭：《金融报道与金融安全》，《中国记者》1999年第7期。

(46)周树春：《世纪经济潮流的瞭望塔——访英国〈金融时报〉》，《中国记者》1997年第7期。

(47)曹劲松：《现代媒介环境下新闻价值的嬗变》，《传媒观察》2009年第1期。

(48)丁柏铨：《新闻舆论引导与新闻规律》，《新闻记者》1997年第9期。

(49)张文波：《新形势下财经报道价值取向的观察与思考》，《新闻与写作》2004年第5期。

(50)厉以宁：《经济学的伦理问题》，三联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页。

(51)陈惠雄：《人本经济学原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