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社会责任传播经济信息

第二节　以社会责任传播经济信息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众越来越多地感觉到社会生活和新闻工作的“经济化”趋势。经济已经作为一个重要的公共领域或公共问题，影响着并越来越多地支配着传统的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活动。而大众媒介所报道的经济新闻，即便真诚地想全面报道，能够做到的程度也是非常有限的，“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与选择事实的有限性”，这是任何新闻工作者必须面对的矛盾。也就是说新闻采集者总是要选择事实和主题，或者把注意力集中在某种复杂的情况的特定方面，而排除其他方面。在这种情况下，记者的报道会影响他所报道的在特定时间内被媒介界定为经济上的重要事实，如果涉及公众的利益，记者关于要发生什么的感觉、他们在讨论中的评价(包括访问各类专家)，一般情况下也会对公众产生强烈的影响。经济新闻对公众的影响已成为每个人或家庭经济生活经验以外的“大经济”的认识来源。⁽³⁾正是因为经济新闻具有强大的暗示作用，所以“在记者能够直接或间接影响对经济的看法的地方，他们更加成为特定经济的一部分，并且更加成为广泛的政治游戏中重要的、间接的游戏者。他们不只是观察员和记者，他们能够影响他们试图报道的经济，而这样做就能影响政治的前景”。⁽⁴⁾

显然，大众媒介能否正确地把握宏观经济状况至关重要，因为公众一般是把媒介报道的经济状况当作真实来把握的，并且往往将其看作现实把握。正如美国社会学家托马斯提出的社会学公理所言：“如果人们将某种状态作为现实把握，那么这种状态作为结果就是现实。”另一位社会学家默顿也提出一个相关的“预言的自我实现”公理，指的是最初对情况的错误理解和报道，会造成公众一种潜在的心理和紧接着的行为。⁽⁵⁾所以经济新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重要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其社会责任也异常重大。因为一旦没有准确地报道重大经济事实，传播了失实的经济信息，或对重大的经济形势预测失误，都有可能造成社会的动荡。所以经济新闻以社会责任为报道原则传播经济信息，也是经济新闻的客观要求。

一、讲真话、报实情

新闻记者担负着传播新闻和社会批评的责任，从事的是一种特殊而光荣的社会公职。记者通过笔、录音机和摄像机，记录着社会的美好与丑恶，在维护社会公正、疏导社会情绪、反映民众呼声、主持正义公道等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而对社会的敏感、责任意识、批评意识、批判精神是衡量记者品格的一个重要因素。2003年9月26日，在中国新闻史上，也许是一个值得记下一笔的日子。在山西繁峙“6·22矿难”国务院批准处理责任人的电讯中，“拔出萝卜带出泥”的不是别人，而是包括新华通讯社4名记者在内的11名新闻记者。面对这起瞒报死亡人数、伤天害理转移尸体的重大责任事故中，新闻记者本该深入挖掘、查明真相，但由于他们悄悄收下了黑心矿主送来的金元宝等昂贵礼品，却对事故现场暴露出的许多疑点和矿工家属的痛苦呼号视而不见，坦然接受了当地政府部门避重就轻的搪塞说法和大大缩水的死亡人数的说法。繁峙矿难中记者违纪的声声警钟再次告诫经济新闻报道者，只有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新闻职业道德修养的教育，自律、他律完美地结合，才能做到以社会责任传递经济信息，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新闻记者。

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11月召开的第七届作家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同文学艺术家谈心》中，头一条讲的就是追求和弘扬真善美。他说：真理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五四”运动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就是追求真理。中国要有光明的未来，必须发挥全体人民追求真理的积极性。他特别指出：“在文艺界要提倡真话，反映真实的社会情况，鼓励人民去追求真理。”温总理这句含义深刻的话，虽是对文艺工作者讲的，也适合我们的经济新闻报道。讲真话、报实情，是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要求。经济新闻记者报道实情，把真话留在人间，不仅泽及当代，而且也惠及子孙。直言，就是要勇于把真话说出来，开门见山，不随波逐流，不隐恶，不饰非。

在第16届“中国新闻奖”的评选中，刊登在《文汇报》2005年11月16日上的消息《“院士崇拜”不可过度》获奖并成为大家学习的新闻精品，正是记者敢于直言，客观准确报实情、讲真话的结果。报道发表后引发了一场全国媒体对于院士问题的大讨论，中央电视台、《南方周末》、香港《大公报》、《参考消息》、《人民日报·海外版》、《新民周刊》等颇具影响力的媒体或转载此文，或由此说开去成为一段时间内的热点话题。由此可见，讲真话使报道收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讲真话、报实情，对于“一字千金”的证券新闻报道来说就是要准确发布信息，因为投资者直接根据信息作出投资决策，违规抢发信息甚至发布虚假信息将给投资者带来损失。2009年2月18日大洋网、广州日报网等网站刊登了一条题为“发改委官员称人民币可能贬值至7”的消息：“昨日有消息称，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表示，人民币并未面临任何升值压力，人民币兑美元甚至可能贬值至6.95～7元人民币。引发人民币汇价盘中大跌。”同一天，国家发改委在其官网上发布声明称，有关“发改委官员称人民币可能贬值至7”的文章，纯属捏造。尽管消息很快被澄清，但是受贬值评论影响，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人民币兑美元周二午盘快速下跌，一度跌破6.84元关口，但尾盘恐慌情绪稍有平复，最终收盘缩减跌幅报6.8395元，上日收盘价为6.8340元。

二、时效性与真实性并进，做好预测新闻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股票、房地产、个体经济、商业银行等经济现象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人渴望了解市场经济的活动规律，掌握经济发展的规律，预测经济未来的趋势，因此预测新闻成为经济新闻的一个重要分支。

预测新闻在西方很有读者市场，尤其是年末岁初有关经济形势的预测新闻，简直成了最时髦的新闻体裁。理论界在解释这种现象时指出，一般来说，简单的经济信息预告新闻，是和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需要相适应的；复杂的经济预测新闻，是和资本主义发展到高度垄断阶段的需要相适应的。在形成了国际性财团体系的情况下，当资产阶级的各国政府和跨国公司、垄断企业，要对未来的经营方向、投资目标作出决断时，就特别需要经济预测。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不同，但在预测经济发展走势、了解投资方向、引导消费等方面则是共同的。

正是因为预测新闻是在已知的新闻资源上朝一个方向延伸思维，所以必须以事实为基础，又讲求时效，真正引起读者的普遍关注，这就要求我们的经济新闻采集者要以调查研究为前提，广采博纳地占有新闻资源，像那些负责任的西方记者一样对所预测的国家和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通货膨胀、利率、财政和国际收支、消费物价指数、个人消费、储蓄与发展投资、货币升值贬值、失业率、市场供销、劳工成本等情况，有相当的了解。同时预测新闻一定要讲求时效，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特别对于金融新闻来说，速度是首要的，准确是必须的，在线网络的计算机屏幕上不能有“空闪”，有时竞争是以若干秒来计算的。传统的大众媒介根据在线网络提供的信息进行的分析性报道，同样在时效性方面也有激烈的竞争。所以真实性与时效性并进，是经济预测新闻的努力方向。

要使预测新闻让受众认可和大体信服，就要注意消息来源的权威性。对于从权威机构和重要领导人口里获得的消息，受众一般比较认可；一些权威媒体及其名记者采发的预测性报道，也比较容易取得受众的信任。

三、不仅仅通告经济事实的性质和重要性

经济是一种体系，也就是说经济是由一系列相互依赖的变量组成的。经济被看作是一个技术性强的复杂而困难的领域，与其他类型的新闻相比，经济新闻需要更专深的解说和提供更多的背景知识，经常使用图表和照片也不单单是为了提供解释，而是使人们根据所报道的信息，既作前瞻性的预测，又作回顾性的总结。所以经济新闻需要一个牢固的关系结构，要以经济体系内一个单一的变量的变动为基础，从而解释这一变动，并将这种解释向外加以扩大，使之掩盖那些可能受其影响的变量或进程成为必要。

所以，为了使经济新闻真正承担起服务于受众的社会责任，加强其说服力，经济新闻的内部要形成一种牢固的关系，即在把经济事实性质和重要性告诉受众的同时，必须提供前后相关的信息，对经济学术语作出解释，对各种连带的经济关系给予说明。

2005年上半年，继“苏丹红事件”之后，媒体接二连三地发布了关于“十大垃圾食品”、“‘高露洁’牙膏可能致癌”等经济新闻，使受众人心惶惶、如履薄冰；含有“苏丹红”的辣椒制品撤柜，高露洁、佳洁士含氟牙膏“遭市场寒流销量下降”，对市民生活和市场经济均造成了严重影响。《解放日报》、《新闻晨报》等媒体为了更好地承担媒体的社会责任，纷纷撰文，《城市供水含微量氯仿并无危害》(《新闻晨报》2005年4月20日刊发)通过采访水质专家，告知受众“国外研究机构的一些动向不应当成为公众恐慌的理由”。报道刊发后社会反响良好。《文汇报》在重要版面刊发的新闻《高露洁，你到底归谁管》和《牙膏漱口水都要管起来》，更是独家批露“致癌”风波暴露牙膏监管归属问题，强调“我国全面启动化妆品摸底调查加强标准化建议”，这些稿件均获好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喻国明教授认为，媒体应该成为社会安全的守护者，把公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危险因素，媒体不但要告知公众，还一定要加以适当和准确的解说，告知公众威胁程度到底有多大，让公众全面了解情况。在此次高露洁牙膏事件中，媒体对公共卫生安全的关注的确体现了媒体的责任，但“不能简单地把问题抛给公众，更不能听风就是雨，无限制地夸大。因为真理往前迈一小步往往就成了谬误”。至于在采访过程中，应该掌握两个以上的消息来源，不能依靠孤证，这些都是基本常识，“尤其是那些和公众利益息息相关的事情，影响越大，责任就越大，更需要慎之又慎，多方评估”。⁽⁶⁾

由这个例子我们不难看出，对于涉及民生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公众话题，记者不能有闻必录，而是要有所思考、有所选择、有所判断，看信息的发布机构是否有权威性，充分考虑报道发表后是否会造成消费者心理恐慌以及市场混乱，这样才能体现经济新闻报道对社会责任的追求。

四、以公共利益为上报道经济信息

从字面上理解，公共利益就是公众的利益。相似的用语有，大众福祉、社会福祉、公共福利、社会福利、公众利益等。有学者认为：“一般国家的宪法都有这样的规定：任何人在享有并行使自己的自由和权利时不得损害公共利益，这是公共秩序的基本保障。但是，仅仅将公共利益作为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理由，恐怕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恰恰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利益的目的所在，也就是说，必须将公民的基本权利看作是公共利益的最主要的内容之一，通过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以及促进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不仅能进一步促进公共利益的发展，而且其本身就是公共利益的主要内容。”⁽⁷⁾曾获2004年度普利策公共服务奖的伯格曼认为：“公共利益是一个社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新闻最大的价值莫过于其所揭露的问题可以换来所有人的安康和幸福，媒体的责任就在于将那些危害公众利益的事件暴露出来。”⁽⁸⁾由此可见，无论何种社会制度下，实行何种传媒体制，均把公共利益视为报道新闻的最高原则，经济新闻也不例外。

2007年4月，某地卫生厅公布了该省速冻食品卫生抽检结果，在抽检的50份产品中，有11份不合格。其中引起传媒广泛兴趣的是，两家知名速冻食品也在不合格产品之列。从卫生部门出示的不合格产品名单上可以看到，这些知名品牌皆是因检出致病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被判不合格。当地相关机构表示，这种病菌能产生数种引起急性胃肠炎的蛋白质性肠毒素，从而引起呕吐、发热、腹泻等发病急、发病程度严重的中毒症状，甚至可能引发肠炎病症。当天下午，当某地方传媒刊发这一消息并被网络转载后，立即在全国产生了不小的震动。首先，这又是一起食品中检测出致病菌的事件；其次，该事件发生在两家著名企业身上。从新闻价值层面来看，任何一个有职业敏感的传媒从业人员都会立即捕捉到这中间的价值：站在受众角度，以最快的速度向公众告知真相，以此显示传媒的公益性。当天晚上，上海传媒却为是否要发布这一消息而反复斟酌讨论到深夜。因为记者经过采访本地食品监督部门以及实地走访这两家企业后发现，虽然被查获的是这两家知名企业的产品，但“问题食品”并非是本地生产厂家所生产，而是两家企业在当地的加工厂生产的产品。经本地监督部门紧急检测，上海的这两个品牌的速冻食品各项指标都合格。原来，此“问题食品”并非上海市场上的品牌产品，上海市民的食品安全权益并没有受到直接侵害或者影响。另一方面，两家企业在事发后，已经组织人马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并采取措施及时召回了“问题产品”，应该说负面影响已在第一时间被降到了最低程度。为此，上海媒体最后没有对此加以报道，因为站在政府管理层的立场，上海市场需要稳定；站在上海老百姓的立场，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外地“问题食品”、“问题药品”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后，很多人开始质疑“今天我们还能吃什么”，也有人甚至因噎废食，影响到了正常的生活。既然这一事件并未对上海市民产生任何影响，既然涉案企业已采取了必要措施，那么一味强调“客观报道”引发事态扩大恶化，显然会给危机管理和善后带来更大的负面效应，受众从这些消息中获得的除了恐惧外不会有其他任何益处。由此可见，公共卫生危机报道的报道原则，真正需要的是在公共利益和责任中寻求平衡，一方面，公众的知情权必须得到体现；另一方面，符合公众利益的报道原则也必须得到实施，这是在危机时刻尤其需要我们努力去实现的。⁽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