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以现代经济精神关注经济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是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确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还应该是一个形成现代经济精神的过程。”(25)现代经济精神，按照经济学者孟宪宗的说法，“包括经济行为合理的高尚动机，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经济交往中的信誉，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意识，健康文明的精神追求”。(26)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过程中，这种精神促使媒介以稳妥、积极的方式推进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使大众媒介真正行使其监督市场秩序、反映社会舆论、纠正经济生活中的不公正现象和其他偏差的功能。现代经济精神反映到舆论导向的操作上，可以从以下5个方面入手：把对财富的贪欲冲动、单纯的牟利动机，转变为一种社会成就感和社会责任感；把投机风气和追求虚幻的泡沫意识，转变为一种实业精神；把你死我活、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经济交换观念，转变为互惠互利的经济交换观念；把对财富的挥霍和单纯享乐意识，转变为对文明生活意义的追求；把对自然资源的单纯占用和消耗意识，转变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伦理意识。(27)这就要求经济新闻的价值取向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以批判意识审视经济行为
市场经济显然形成了一整套的法律和制度，但正如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M.布坎南认为的：“在任何交易过程中，参加者有一种作伪、欺诈、骗取和违约动机。”尤其在社会经济转轨时期，由于市场的游戏规则往往不太健全，上述动机很可能会得到强化，从而在经济生活中侵害其他经济主体的正当权益。经济新闻应该以批判意识审视经济行为，行使舆论监督的职责，促使社会经济健康发展。
这类报道原则在国外的经济新闻中并不鲜见。从19世纪80年代末到20世纪初，美国社会中的经济权利逐渐高度集中化。当社会财富日益掌握在洛克菲勒和摩根这样的财团手中时，“三分之二的男性成年工人每年工资不到600美元——社会学家根据当时生活水准制定的维持像样的生活所必须的最低工资数”。(28)一批记者和作家针对这种现象，撰写了大量揭露美孚石油公司、纽约人寿保险公司等大企业托拉斯通过不正当竞争或欺骗手段积敛财富的真相。这些揭丑新闻因弥漫着浓烈的批判意识而赢得了大众的认可，这些揭丑者也成为这一时期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先锋。从1950—1970年，日本在经济实现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但企业资本家与政府联手掩盖事实真相，直到“熊本县小俣病”等四大公害事件被《北日本新闻》等披露，“公害报道”才对企业与政府形成了强大压力，最终受害群众得到赔偿，日本政府成立了环境厅，制定并通过了“公害罪法”。(29)
如今市场经济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法律和制度，正如经济学家樊纲所说：“市场经济不是没有秩序，不是不要秩序，相反，它本身就是一种秩序，是一套制度，是一套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行为规则。”(30)但是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市场机制只能在既有的财富分配格局下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而几乎无法对现有的财富分配格局作出符合于社会目的的改变。于是便出现‘市场失灵’的区域。”(31)“市场机制中，的确有一只无形的手在调节财富并满足着人们追逐私利的愿望，那么，至少还应当有一只同样重要的价值观念上的无形之手，通过一种公正意识来维系这种社会秩序。”(32)经济新闻充当的无疑就是这“一只同样重要的价值观念上的无形之手”，公正意识正是对经济新闻批判意识的价值取向的生动诠释。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公正的标准不是计划经济时期的“收入均等程度”，而是市场平等、社会平等。“市场平等意味着，在现存的经济价值所有权的分配中，决定一个人获得相对份额的主要是个人的努力和机会选择等‘自致’(achieved)因素，而不是出身、地位、身份等‘先赋’(ascribed)因素，只要存在资源的稀缺性，这种‘平等’就有其‘福利最大化’的‘工具合理化’。”“社会平等是对市场缺陷的一种补偿和对竞争过度的一种制约。……不是竞争和效率的对立物。”由此可知，公正以社会对人生存、发展基本权利的共识为基础，是保障社会群体生活下去、免受社会冲突的破坏和瓦解的生活原则，是社会秩序赖以存在的道德基础。(33)
经济新闻以批判意识来建构其报道原则，就是要倡导公正意识，营造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舆论氛围，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法制经济、信用经济。获2003年度中国新闻奖二等奖的《尴尬阻击战——双汇市场遭遇解析》(2003年7月17日《湖北日报》刊发)，选取双汇进入湖北市场后遭遇阻击的典型事例，先后赴宜昌、黄石、孝感等地，看企业、探市场、对比观察、深入采访，以双汇在全国其他省市的市场遭遇为参照系，聚集湖北省在走向开发、迈向新型工业化进程中暴露出来的带根本性的社会矛盾，以引发深层次的社会思考，呼应湖北省委提出的解放思想、落实十六大精神的主题，报道直面矛盾，深入分析新闻事实的时代内涵和典型意义，层层递进实现对新闻价值的深度开发。报道引起全省上下广泛关注，省委主要领导极为重视，指示就此开展深入讨论。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俞正声在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湖北日报》通过“双汇”受阻的事实来说明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很有说服力，很有针对性。
二、以可持续发展观来关注经济发展
经济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也是人类发展的主要方面。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给人类发展观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经济发展的内涵也得到了重新确认。
按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第15届理事会通过的《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的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指“满足当前需要而又不剥削子孙后代满足需要之能力的发展，而且绝不包含侵犯国家主权的含义”。其具体的内涵特征为：(1)可持续发展鼓励经济增长，因为它体现国家实力和社会财富。但是不仅重视增长数量，更追求改善质量，提高效益，节约能源，减少废物；改变传统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2)可持续发展要以保护自然为基础，与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相协调。因此，在发展的同时必须保护环境，包括控制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保护生命支持系统、保护生物多样化、保护地球生态的完整性、保持以持续的方式使用可再生资源，使人类的发展保持在地球的承载能力之内。(3)可持续发展要以改善和提高生活质量为目的，与社会进步相适应，创建一个保障人人享有平等、自由、教育、人权和免受暴力的社会环境。总之，在可持续发展观中，生态的可持续、经济的可持续和社会的可持续三者缺一不可。这一颠覆性的发展观一经提出，便受到各国的积极认同和高度重视，并被作为当今世界各国处理和协调“社会—经济—自然”相互关系的共同模式而普遍接受。1994年我国已经正式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确立了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对策和行动方案。可以说可持续发展已成为21世纪中国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它与我国目前倡导的科学发展观是一脉相承的。
经济新闻作为人类社会最新经济关系、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发展趋势信息的载体，必须以可持续发展观来关注经济发展，并以此作为报道原则，寻求全新的报道视角，使经济新闻实现观念与实践的变革合拍，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服务。
首先，在经济新闻中要重视系统思维。从理论上讲，经济新闻报道从来都不可能只从某一角度孤立地去反映经济现象就能抓住其本质，因为经济活动本身不能脱离人类社会的其他活动和自然界而单独存在，在经济活动内部也有不同的层次类别。所以经济新闻的报道应该重视系统思维，采用多维视角来观照新闻事实：既要报道生产力方面的问题，又要报道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既要报道经济领域的竞争，又要报道能源、资源、人口、环境等与人类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从这些问题中去找出与经济发展唇齿相依的本质联系及相互影响。总之，经济新闻报道必须本着为国家和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宗旨，客观全面地传播信息和反映问题，绝不可只强调企业的经济规模扩大和利润增长，而忽视社会为此所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2008年地质勘探已经证明，兖州煤炭资源储量居全国前八位内，开采煤炭将会给兖州带来巨大财富。在当前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经常发生冲突的体制下，兖州市领导层决定全面封存已探明的2亿吨储量的大煤田，可能会造成每年地方税收少收5000万元。消息《兖州：两亿吨大煤田不挖了》(《大众日报》2006年11月24日刊发)，展示了兖州市领导层决策中面对的矛盾和冲突，揭示了这一决策的科学价值，在跌宕的叙述中，展现了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科学发展的理念，用一个“点”上的新闻事实，说明应该如何确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选择这个事实加以报道，无疑具有现实的“标本意义”，为此该消息获得第17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其次，在经济新闻中要倡导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说到底是一种协调发展，它不光强调经济、生态和社会的协调，同时也强调各地区甚至各国的协调发展。在生产与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各国、各地区之间的关联度也越来越高，各地区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有效的交流与合作，协调各国发展的步调，就能够使国家乃至人类社会的资源实现更为合理的分配，从而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所以，经济新闻一方面要宣传加强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打破地区、国家封锁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要揭露和反对以牺牲他国、他地区从而牺牲全人类整体长远利益为代价来换取自己的一时腾飞的丑恶行径。
再次，在经济新闻中要追求生存质量。几千年来人类发展经济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改善人类的生存条件，提高人类的生存质量。今天人类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达到，但是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人类对环境、健康、精神等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在可持续发展观指导下，经济新闻要倡导公众追求生存质量，将经济活动与其他物质、精神、生态环境等密切联系起来，即从人类本身去观察和分析报道对象，使经济新闻符合人类根本利益和长期利益。
西方经济学家凯恩斯说：“观念，可以改变历史的轨迹。”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正是人类为摆脱发展困境和危机而反思过去的结果，它将改变人类发展不可持续的命运，经济新闻以可持续发展观关注经济发展，将对指导人类发展的具体实践发挥应有的作用。
【注释】
(1)参见高初建：《经济报道的观念变革与模式转换》，《中国记者》1999年第9期。
(2)林晨：《国企报道中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中国记者》1999年第8期。
(3)参见陈力丹：《关于经济新闻的几个问题》，《新闻大学》2000年夏季号。
(4)尼尔·T.加文主编：《经济·媒体与公众知识》，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66页。
(5)参见陈力丹：《关于经济新闻的几个问题》，《新闻大学》2000年夏季号。
(6)李虎军：《高露洁致癌事件调查：谁制造了牙膏信任危机》，《南方周末》2005年4月21日。
(7)黄学贤：《公共利益的界定的基本要素及应用》，《法学》2004年第10期。
(8)陈煜儒：《向社会普及和提高公共意识——英伦巡礼之五》，http://caijinghexun.com/mag/previevwaspx?ArtID=6884，2005-7-5。
(9)李蓓：《公共卫生危机报道的公益性与传媒责任》，《新闻记者》2007年第7期。
(10)胡妙德：《电视传播与人文关怀》，《电视研究》2000年第7期。
(11)唐迎春：《经济新闻要关注人的全面发展》，《新疆新闻界》1997年第4期。
(12)陈惠雄：《人的研究：经济学研究的新层次》，《浙江财经学院学报》1997年第6期。
(13)宋承先：《过渡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14)由珊珊：《媒体该怎样维护公众利益?——反思“啤酒甲醛风波”》，《南方周末》2005年7月21日。
(15)秦国防：《关注公众利益巩固主流媒体——访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李希光教授》，《河南日报》2004年8月6日。
(16)姚德年：《信用危机与道德的功利性》，《读书》2000年第7期。
(17)单波：《经济新闻的文化学研究》，《现代传播》1996年第1期。
(18)《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http://www.xinhuanet.com，2006年10月18日。
(19)黄祖松：《经济新闻价值取向探讨》，《新闻战线》2002年第5期。
(20)梁小民：《开放时代的经济学家》，《读书》2000年第3期。
(21)杨禹：《浅作深时深亦浅》，《中国记者》2002年第2期。
(22)杨禹：《浅作深时深亦浅》，《中国记者》2002年第2期。
(23)吴敬琏：《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4页。
(24)参见车玉明：《反倾销报道回顾与展望》，《中国记者》2002年第2期。
(25)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页。
(26)张玉来：《孟宪宗教授访谈录》，《人民日报》1993年7月12日。
(27)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231页。
(28)埃德温·埃默里、迈克尔·埃默里：《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347页。
(29)张国良：《现代日本大众传播史》，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107页。
(30)樊纲：《秩序混乱时向前走》，《光明日报》1996年5月9日。
(31)吴敬琏：《市场与社会主义》，《北京青年报》1993年1月14日。
(32)王列：《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北京青年报》1993年1月28日。
(33)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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