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深度报道的特征

第二节　经济深度报道的特征

深度报道是相对于客观性报道而言的，它在报道客观事实的同时，融入了作者的主观思考与判断，它不仅追求报道的真实，更追求报道的深刻与全面。“以今日之事态，核对昨日之背景，从而说明明天之意义”是西方学者对深度报道总体特点的概括。经济深度报道具有以下特征：

一、报道题材重大醒目且充满浓郁经济特色

深度报道所指向的无疑都是有代表性的和重大的题材，或者关系到国计民生，或者是重大的突发事件，或者是难以理解的社会现象和问题等。因此题材的重大性是深度报道的首要特点。经济深度报道所反映的题材，是在广大受众中占有重要位置的、有关国计民生的经济现象及重大经济问题和重大经济事件，是受众关注的经济难点、热点与焦点。只有对上述内容加以深刻反映，才能体现经济深度报道深刻反映经济生活的独特个性和巨大威力，实现经济新闻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功能，对社会经济产生影响。

以深度报道见长的《经济日报》自1986年至1991年，发表的重头深度报道有上百篇(组)，这些报道中不少关系国计民生，可谓题材重大。前面已经提到，20世纪90年代初，“三角债”已成为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老大难问题，成了谁也扯不断的链条。《经济日报》和其他报纸虽然作过多次报道，但由于没有从“三角债”产生的经济根源上挖掘，因此报道基本上停留在一般化的层面上。1991年，《经济日报》大连记者站的记者对大连起重机厂的“三角债”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从堵住源头缺口、尖锐的产销矛盾、深层体制不顺、断裂的信用纽带等几个方面剖析“三角债”形成的原因，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正是题材的重大与主题把握的深刻，当时的副总理朱镕基还专门写信肯定了《经济日报》的报道。

题材的经济性，必然导致主题的经济性，但是，非经济性题材并非没有经济性的主题。新鲜的经济信息，复杂而引人注目的经济现象，令人费解的经济理论，还有经济改革中的各类人物，都可以进入经济深度报道之列。除此之外，一些表面上与经济关系不大的题材，究其因、观其势、理其源，最后所揭示的，仍然是与经济有关的主题，仍然是具有经济风味的经济深度报道。《人民日报》的资深记者祝华新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随着中国人的生活重心从政治、伦理转向经济，承包租赁、优化组合、物价、倒爷、企业兼并等话题自然在深度报道中唱了主角。一些记者着力于显示自己在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在报道中铺陈与经济学者之间的哲人式的对话，令读者肃然起敬又敬而远之；另一些记者则总是把这些经济现象移到社会发展的整体布景前，放在中国的‘文化场’中，揭示其中丰富的非经济内涵，给读者一点以往熟而不察的透彻。”“中国的许多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都可以找到初始的经济动因。离开了经济视角，这类报道总让人感觉到情胜于理，不过瘾，不解渴，把千头万绪的现实简单化、矫情化了。”例如，“满足于对‘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作信仰的批判和道德的谴责，却没有挖掘出这种国民心态背后的经济动因。”⁽⁵⁾

二、报道方位的宏观审视与微观探求

深度报道要求记者对信息从深度(深刻性)、广度(广延性)两个方面拓展信息量，传统的微观思维已经无法满足这一要求。深度报道要求从宏观上考察事物，要求居高临下的思维，即开放式思维，不拘泥于具体事物，不就事论事，而应该把具体事物放在宏观的背景下来考察事物自身的特殊意义和价值。换言之，就是要用高屋建瓴综合分析的方法来思考问题，并将其放入更加广泛的社会背景下和社会系统中进行透视。

经济深度报道主题深刻性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绝非就事论事，而是从一点推及一般，由局部推及整体，由微观推及宏观，实现其高屋建瓴、宏观审视的特点。第15届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改善湖北投资环境》(《湖北日报》2004年6月18日—8月4日)便是宏观意识的最好佐证。该报道由14篇评论、通讯、综述等形式的系列报道组成。系列报道开篇首先介绍了两个典型的赖账案，在案例中，湖北当地民营企业拖欠外方股东100万美元款项，外方通过申诉等种种途径仍未能拿回所欠款项。当天报纸配以评论《正视我们的耻辱》，指出千方百计招商引资，然后再宰外商是耻辱的，为了湖北的明天，应该正视这份耻辱，以医治信用缺失的顽疾。时值湖北省委开始重视投资环境的建设问题，该报开始进行改善湖北投资环境的探讨。在一个多月的报道中，《湖北日报》从外商需要什么样的投资环境着手，讨论湖北投资环境缺少什么，最后站在政府角度，提出改善投资环境需要制度性的保障，提出要从制度层面解决投资环境缺失的问题，必须建立切实保障外商投资的长效机制。该系列报道以“赖账案”为新闻由头，站在全省经济发展的角度“放大”主题，论述了湖北投资环境的种种问题，最后上升到制度层面提出解决措施。简单的“赖账案”被挖掘出了如此宏大的主题，体现了经济深度报道的宏观意识及开阔的视角。

1987年，《中国青年报》的4位记者雷收麦、李中伟、叶研、贾永就大兴安岭火灾，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较深厚的历史与社会知识积淀，在火灾一线摸爬滚打了十多天，采访到了大量素材，回到报社后，十天内一举推出了《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3篇报道。这3篇平均近万字的力作，分别从火与社会、火与人、火与自然开掘主题。《红色的警告》一文分为4个部分：关于火种的故事(讲述行政管理体制上的多年矛盾)、烧不散的会议(讲述基层领导机构办事效率和应变能力的低下)、在大火的映衬下(讲述一些基层领导干部的自我保全和领导无能)、不是结束语(明确的结论)。这4个部分共讲了9个故事或矛盾现象，涉及数十个历史与现实的具体情节，人物包括从刘少奇、万里、田纪云等中央领导，到基层干部、具体工作人员和普通群众，从严酷的损失数字到国务院就这次火灾向人大常委会的报告，纵横捭阖，角度、地点、人物不同，告诉读者的却是同一个基本事实：官僚主义和僵化的管理体制，是造成这次大火蔓延25天的社会原因。⁽⁶⁾在多角度、多侧面的微观探求中，使整篇报道前后呼应，行文如行云流水，材料组合与转折自然、贴切，具有难以辩驳的逻辑力量。

三、报道指向的纵深开掘和横向的关联与聚合

深度报道又被称为深入报道和解释性报道，它是一种系统而深入地反映重大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阐明事件因果关系，揭示实质，追踪与探索事件的发展趋势的报道方式。与一般报道方式相比，它更侧重于揭示事物、现象的实质及意义，提供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注重与之相关的事物现象互动关系的解释和分析，以及对前景趋势的预测等。

经济深度报道，往往要对新出现的经济现象的来龙去脉进行分析，着力于事实背后的原因和潜在问题的探究，注重的不单是表层，更注重深层，不单是事实和事件，更注重与此相关的背景、相关的直接原因和后果，特别是潜在的深层原因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后果。也就是说要将上述内容挖掘出来并着重从理论上讲清问题，特别注重纵深开掘，点透本质，凸显所报道内容的重大意义。中国青年报刊发的《西部地区贫困探源》，不仅客观反映了西部的贫穷落后状况，而且从深层次挖掘、抨击了西部人懒散、封闭、保守、不求进取的落后观念和生活习惯，有很强的警示作用。

经济深度报道一般具有较大的时空容量，作者眼光并不停留于某一点，而是俯视一切，纵横捭阖，或由此及彼，通过横向关联与聚合，把个案的问题推而广之。视线和笔触往往是跨时空、跨行业、跨单位，在一个重大主题下透视诸类社会现象，使用的材料具有广阔性、丰富性和综合性。2002年10月下旬，《经济日报》连续推出了“新变迁”系列成就报道，回顾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祖国建设各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报道中材料的组合主要通过横向关联与聚合，不仅是通过一个典型，而且是扫视和延展到与之直接和间接发生关系的其他典型、系列乃至扩展到全局形成多线条并进，多侧面表现，最后加以集中、综合、概括，呈横向关联聚合方式。

1997年发表于《经济日报》的经济深度报道《资本运营系列报道》正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及时总结和介绍了以资本为纽带的资产重组方式，其指向是由报道事件本身深入到事件背后以及波及的方方面面，揭示出认识这一现象所应达到的高度。整组报道呈纵向开掘与横向关联和聚合的立体化、网络化报道模式，反映出如何评价我国改革性质、如何认识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如何完善改革中各种制度及丰富改革理论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引起各方面的重视，产生了良好的报道效果。这篇报道也被新闻学者称为：“研究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新闻和90年代的经济新闻之异同的一个极好的范例。”

2004年5月，深圳50家零售企业通过该市零售商业协会向深圳银联和深圳银行同业公会发出警告，要求降低刷卡手续费标准，否则它们将联合起来共同拒绝刷卡消费。事实上，在报道之前，一些商家已经在采取措施抵制刷卡消费。有的商场对刷卡的消费者称刷卡机坏了，要求用现金付账；有的商家则用发送礼品的方式，鼓励消费者用现金消费。银商之争，热点在刷卡，背后却关系到在这个矛盾中分别扮演不同角色的商家、银行、行业协会、政府、消费者各色人等。《深圳商报》报道了这个经济生活中的矛盾现象，并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层一层剥开，将这个关于银商之争的报道步步深入，不仅到商家与银行同业公会谈判的现场采访，还请专家、法律工作者发表观点，甚至采访到反垄断法起草专家对深圳银商之争的看法，并在此后几个月一直抓住该问题不放，前后发了120多篇稿件，在纵深开掘与横向关联和聚合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组报道在全国备受关注。

四、报道方式的思辨特色与多形态汇聚

所谓思辨色彩，即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事实、现象、问题的深入思考及辩证分析的色彩。经济深度报道虽不是纯粹的理论文章，它对现象的思考辨析不能像纯粹的理论文章那样从概念到判断、推理进行严密、系统的逻辑演绎，但如果能抓住所报道的事实、现象、问题的要害，作历史的勾前连后的纵向分析比较，作空间大范围的相关因素的整合分析，作事物本身的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由正及反、由现象到本质的深入开掘，经济新闻的深度报道也就具有了较强的思辨色彩。它的历史纵深感，多侧面、多方位的思维向度，对事物鞭辟入里的思考深度，在令读者广开视野的同时，又启迪心智。如2002年4—5月，《湖北日报》组织策划的“沙市奶农倒奶事件”系列报道，先后推出了《一堂生动的经济课》、《亟待研究的“有效供给”》、《冲破小农经济的“藩篱”》、《面对无序市场的困惑》4篇报道，从不同角度对“沙市奶农倒奶事件”进行解读，提出了“倒奶事件并非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而是市场经济规律运用下的典型事例”，“有效供给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小农意识仍是中国农民走向市场经济的拦路虎”等观点，既而带动了社会各界对这些话题的热烈讨论与关注，把倒奶事件的意义导向了更高的层面，即普遍的指导意义，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帮助各类市场走有效供给之路，避免社会财富的损失，体现了强烈的思辨色彩。这组报道引导了新闻事件的发展，解读了新闻背后蕴藏的社会意义和经济规律，先后获得《湖北日报》“头条新闻奖”和“中南六省党报好新闻竞赛”一等奖。

经济深度报道是新闻性、解释性、评述性、调查性、分析性相结合的报道方式，报道方式上表现为多形态汇聚。它不是单纯报道新闻事实，而是揭示新闻内涵，不是对事实直截了当的报道，而是更偏重发掘表面现象背后的实质，作出分析、评议，体现思想倾向，让受众从中悟出蕴含其中的道理。1992年《经济日报》刊发的“醒来，不只是铜陵”的系列报道，从1月4日第一篇稿件与广大读者见面，到1月24日，先后发表消息、通讯、评论、编后、编者按、来信等30余篇，这些报道涉及的行业、地点、人物众多，从多个课题、多种角度切入，组成了一个立体的报道网络，从而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五、观点的创新性与前瞻性

经济深度报道经常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和管理层、决策层的重视，一个重要因素是它在报道经济事实、解说经济事实的基础上顺势推出作者创新性的观点。经济新闻记者经常在经济工作第一线和经济管理决策部门采访，与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人物打交道，熟悉宏观和微观经济工作的种种情况及经济政策，加上记者本人经济理论知识的积累和感性经验与理性思考的结合，能够在经济深度报道中提出一些创新性的观点。这些创新的观点来自经济活动实践和经济事实，容易成为经济学家从事经济学研究、管理决策层开展经济工作的参考，甚至影响一些政策、措施的出台。《经济日报》1992年7月15日发表的《舟山，再造个“香港”如何?》就是一篇具有引导性的经济深度报道，作者在采访时，听了介绍和看了“渔”、“港”、“景”之后，否定以“渔”、“景”立市的意见，以较为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比较完善的知识结构，重视研究的习惯，支持“以港立市”的主张，并把道理说透，十分有把握地提出在舟山再造一个“香港”。正是报道中观点的前瞻性，使这篇报道影响和促进了一个城市的战略决策，可谓把新闻的引导功能发挥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曾做过英国路透社和英国广播公司高级记者的福赛斯说：深度报道就是发掘性报道。可从三方面对其进行阐释：一是揭示事件的本质，而这本质往往与事件表象有着迥然不同的特征；二是能将深奥的理论、政策，用浅显的语言作透彻的解释；三是突破事件的本质深度和范围界限，引申到更广阔的空间，反映更多的内涵。著名记者张建伟谈及他的一篇成功的深度报道《命运备忘录》时说：“要使日常获得的信息，通过深度开掘——不要试图寻找什么新闻，而要努力使新闻变得重要起来——变成‘解惑性’的深度报道。”在这样的表述中，结论仍然是：深度报道成功的关键在于观点。深度报道的灵魂就是其思想的深刻性，也就是观点的犀利与鲜明、警示与启迪、独到与震撼，发人所未发之语。深度报道的难点也在于这一点，它的“三度”：高度(在报道中体现为历史和宏观意识)、深度(在报道中体现为观念和启蒙意识)、力度(在报道中体现为专题性深化和新颖的表达意识)。⁽⁷⁾

经济深度报道中对事物发展前景的预测是在以上几个特征基础上所表现出来的一种顺乎逻辑的自然延伸。如果说“浓郁的经济味”侧重回答事实的内涵“是什么”，“较强的思辨色彩”着重回答原因“为什么”，“观点的创新性”着力回答主张“怎么样”，那么“前景的预测性”则要全力回答发展“会如何”这种前瞻性的问题。新闻记者是站在船头的瞭望者。这种瞭望既包括对发现了什么如实报道，也包括对将要发生什么、能发生什么作预测性报道。2004年12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3周年之际，《经济日报》推出了中国加入世贸3周年深度报道：《入世3年，中国进入后过渡期》。报道重点没有放在回顾过去，而是立足现在、着眼未来，主要为读者提供前瞻性的思路和建议。报道把即将面临的问题和难点，如如何避免遭遇贸易壁垒，如何应对反倾销的变化，为什么要健全企业救济机制，为什么纺织品贸易进入关键期，为什么机电产品出口问题会更多等专题，通过案例和分析摆出来，通过访问专家，添加背景，再提供解决思路，实现了为读者答疑解惑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