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经济深度报道的报道原则
深度报道是报纸的重型武器。有了良好的选题之后,深入的采访和精心的写作,便成为完成选题的关键环节。经济深度报道也一样,比起一般的消息通讯,深度报道的采访写作要费事得多,也要细致得多,简单、肤浅、表象是报道之大忌。总体说来经济深度报道的报道原则有以下几条:
一、采访中疑问尽可能多,范围尽可能广
作经济深度报道的记者,必须勤于思考、勤于分析,加强辩证思维能力的锻炼,平时脑海中要有意无意地装很多问题,积累许多采访的线索;而且善于发现和捕捉读者心目中的疑点,及时通过解释性报道为大众释疑。采访过程中带着疑问顺藤摸瓜,这样才能把纠缠不清的枝枝蔓蔓理出个头绪来。
采访的第一要务是亲临事件第一现场和直接采访事件“当事人”,以便取得第一手材料。但仅做到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对要准备写作经济深度报道的记者而言,还需要亲临事件所涉及的其他现场,采访事件的其他知情人,采访有关该事件的其他单位,采访有关该事件的政府管理机构,了解有关新闻事实的背景。此外还应作更进一步的要求,记者不应当只停留在事件现场和其他相关方面的采访阶段,还应利用各种现代查询技术和查询手段,广泛收集其他相关资料。如利用以前报道过的资料,到图书馆、资料库、档案室、互联网上去搜索、查阅其他相关资料等。总之,应当把能够利用的采访和搜索、查询手段全部利用起来。
2000年春,几场沙尘暴连续席卷了首都北京和大半个中国,沙尘暴及由此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和全国人民的广泛关注。作为沙尘暴的主要发源地内蒙古,当地的媒体和部分中央驻地媒体也分别进行了报道,但都是一般性的简单报道,对于这样的重大题材,记者必须进行深入挖掘,分析、研究公共信息,从中发现新思路,追踪采访,才能做出让读者解渴的独家报道。《工人日报》记者姜明采写了《阿拉善脸上流着红色的泪》、《大草原正在我们眼前消失》、《让林木染绿我们的秀美山川》一组3篇沙尘暴追踪报道,刊发在《工人日报》2000年4月18—22日三版头条位置。由于记者平时就十分关注内蒙古的生态环境问题,收集积累了大量的有关资料和素材。如稿件中所用的“黑河断流”、“胡杨枯死”、“草原超载放牧”、“滥垦乱开荒地”、“养山羊、搂发菜”等大量有说服力的新闻事实和数据,有力地突出和深化了稿件的观点,使得稿件一气呵成。同时记者采访了自治区生态方面的知名专家,稿件中引用了不少专家的观点,某种程度上增加了报道的分量。自治区政府一位秘书长对记者说:“2000年春,《工人日报》及中央其他一些新闻媒体对沙尘暴的报道,引起了较大反响。国务院领导亲赴沙尘暴发源地去考察,中央采取措施、拨出专款,在内蒙古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治理生态环境。对黑河水实行分段管治。目前,黑河水已开始下泄至干涸的额济纳居延海,使得这里的生态灾难有望从根本上解决,这要感谢中央的新闻媒体为我们呼吁!”(8)报道正是因为记者采访的面非常广,背景材料收集丰富,用大量新闻事实较客观地回答了诸如“沙尘暴发生的起因及危害”、“内蒙古的生态环境状况”、“沙尘暴的治理办法”、“内蒙古人治理生态环境所做的努力”等全国广大读者迫切需要知道的问题,虽是后发制人,但仍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我们再来看一篇获奖作品:
贫困县刮起奢侈风
——河南濮阳干部建豪宅机关盖大楼
新华社郑州2月27日电(“新华视点”记者李钧德)河南省濮阳县是省扶贫开发重点县。然而,近几年来,这个县刮起了一股奢侈风:县委县政府及一些县直机关竞相建起豪华办公楼,这些单位的“头头脑脑”们也纷纷搬进高档住宅。
濮阳县刮起的这股奢侈之风,引起了当地群众的不满。知情人士纷纷通过各种渠道向上级反映,有人干脆上网发帖揭露此事。
东挪西借党政机关比建豪华办公楼
濮阳县位于河南省东北部,全县22个乡镇中,有7个乡镇30余万人地处沿黄滩区,生产生活条件落后。统计数字显示,濮阳县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442元,在河南省108个县市居第75位。全县1035个行政村,仅有251个村能看上有线电视。
就是这样一个人均财政收入仅200余元、尚有数十万人未解决温饱的财政穷县,在办公楼建设方面却屡出大手笔:
2002年9月,在没有按规定程序报批的情况下,濮阳县开工建设县委县政府综合办公暨公务员培训楼。该项目设计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预计总投资975万元。2004年6月工程竣工,不仅面积增加到近2万平方米,工程总造价也达3200多万元。这座办公大楼已竣工两年多,除了变卖老办公院、财政拨款、企业支持、东挪西借支付一部分外,至今仍拖欠工程款134.31万元。
县委县政府带头,县纪委也不甘落后。2004年7月,濮阳县纪委以建纪检干部培训暨党风廉政教育中心为由申请立项,建起了占地面积达23.35亩的县纪委办公大楼。该楼预算投资400.6万元,实际筹集基建资金723.7万元。其中除一部分财政拨款外,濮阳县纪委还要求部分经济条件较好的乡镇和一些县直单位“支持”了106万元。
上行下效。濮阳县财政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机关也各寻门路,建起了豪华气派的办公大楼。濮阳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大楼于2005年开工,2006年交付使用。该楼共7层,总支出800多万元,其中300万元系挪用该县化肥厂“4050”人员的生活费和养老金。
巧立名目领导干部纷纷搬进高档住宅
在一座座豪华办公楼拔地而起的同时,濮阳县领导及各局委的头头们还各找借口,为自己建起了漂亮的别墅式住宅。这些被县国土局负责人称为“独立的低层住宅”有独栋的,也有联排的,最大的一户建筑面积达600平方米。
据了解,2004年8月,濮阳县纪委未经建设和国土部门批准,将批准建设纪检干部培训暨党风廉政教育中心的一部分国有划拨土地,擅自改变用途,在所谓的“培训中心”后面建起了职工住宅。其中,建二层别墅10套,每套280平方米,分给县纪委领导班子成员居住。
2005年6月,濮阳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以办公楼南边不能再建高层建筑,否则将影响办公楼通风、采光为借口,在办公楼南边建起9套高档低层住宅,分给局领导班子成员及副科级以上干部。这9套住宅中,建筑面积最小的398平方米,最大的498平方米。
濮阳县房产局则以改善城镇困难职工居住条件为由,向县政府申请划拨经济适用房用地35亩,实际却用于建设本单位干部职工住宅。其中建二层住宅楼8套,面积最大的达600平方米,除了房管局领导自住一部分外,还将其中一套送给县人大一位领导。
不仅县直各机关领导纷纷住进高档住宅,濮阳县四大班子领导也开始筹建县级干部集中住宅区。2004年10月,因为“一些县领导从外地调来没有房子住,县里也没有招待所”,经濮阳县四大班子联席会议研究决定,由县机关事务管理局牵头,开发建设一个县级干部集中住宅区。该住宅区占地50多亩,户型为二层连体楼,设计61户,每户280平方米。
为了降低用地成本,濮阳县机关事务管理局竟然在地上附着物补偿不到位的情况下,出动警察和保安,驱赶并殴打租赁该地块的民营金凌花园职工,强拉围墙将大部分花园圈占,致使金凌花园价值200余万元的花木被毁、盗一空。2005年12月,因户型面积过大、地上附着物补偿不到位、动用警力强行占地等问题,该小区被有关部门叫停。
虽然县级干部集中住宅区被有关部门紧急叫停,但这并没有影响到濮阳县领导干部建豪华住宅的积极性。经纪检部门调查,已确定濮阳县县直局委负责人和个别县级干部已建成高档低层住宅100多套,涉及县国土局、计生委、社保局、建工局、纪检委等十余个单位,其中至少有79套不同程度地违反了有关规定。
讲的是排场失的是民心
2月中旬,按知情群众提供的《濮阳县领导干部豪宅分布图》,记者实地察看了一些被群众称为“腐败楼”的干部豪宅。
在濮阳县国税局办公楼后边不远,有一片气派的高档别墅群。这个别墅群共四排28户,每户都是单家独院,前院大宅门可开进小轿车。记者用脚粗略丈量了一下,每栋楼房的占地面积都在200平方米上下。住宅的外部装修也十分讲究,红宅门、高院墙、豪华瓷砖、欧式风格的阳台,十足的现代豪门。小区看门的师傅告诉记者,这些房子的主人一部分是县国土局的领导,也有一部分卖给了其他局委的干部。
在濮阳县机关事务管理局为离退休县级干部建设的一个高档别墅小区里,记者走进了其中一户人家的院子。小楼只有二层,白墙蓝瓦,楼房前墙面的很大部分是用玻璃镶嵌而成的。借和主人搭话的机会,记者留心观察,院子的左半部分由水泥铺就,右半部分是一块不大的菜\,绿油油的蔬菜长势不错。
当地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像这样带独立小院的低层住宅,每套造价至少在20万元以上。在濮阳县,正科级干部每个月的工资也就是千元左右,要想住这样的房子,至少得不吃不喝20年。
说起为局领导班子建设豪华住宅的决策经过,濮阳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董随钦这样告诉记者:局办公楼后面有一块空地,建高楼可能会影响到办公楼采光,局里决定建几幢低层住宅。当时并没有说一定给局领导,只是说领导优先购买。“当领导的,谁不想住大点,住得排场点?最后,我们领导班子成员包括副科级以上干部每人都要了一套。”
董随钦说,当时也知道这房子有点大,面积超标,但想着机会难得。濮阳县同样的商品房每平方米都达到1500元了,这房才卖620元一平方米。别看是别墅,实际价格与市内150平方米商品房的价格差不多,这好事上哪找?再说,其他局委和县领导都弄了,自己不弄,说不定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别墅是住上了,但民心却失掉了。村民宋西林告诉记者,当时县里征他们宋村和陈拐村的耕地,每亩地连青苗和附着物总共才补5万多元。群众有意见到县里上访,要求公布征地批文和具体补偿标准。县里领导解释说,征地是因为县纪委要建干部培训和党风廉政教育中心,希望大家支持国家的廉政建设。工程建好后,群众发现所谓的党风廉政教育中心竟然是县纪委的豪华办公楼和县纪委领导的高档别墅时,心都凉了!
濮阳市纪检委副书记、监察局长王际元介绍,春节前,濮阳县纪委已将部分违规别墅查封,拟于节后公开拍卖。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县直机关负责人说,濮阳县刮起的奢侈风,县委县政府应负主要责任。这就像汽车闯了红灯,应该处罚掌握方向盘的司机,而不能仅仅处罚乘车人就草草了事。(新华社2007年2月27日)
在全县还有数十万人没有解决温饱的河南省濮阳县,近几年却刮起了一股奢侈之风:县委县政府及一些县直机关东挪西借,竞相新建豪华办公楼,县直各单位的“头头脑脑”们也都各显神通,纷纷住进高档别墅。记者通过对这一中央三令五申禁止、群众深恶痛绝的不正之风的报道,集中反映了当前干部作风方面存在的特权思想浓厚、追求奢侈之风等突出问题,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全国随之掀起了一场清查党政机关豪华楼堂馆所的风暴。记者在接到濮阳县各单位竞相新建豪华办公楼的情况反映后,两下濮阳进行采访。面对当地有关部门的围追堵截,记者一方面抓紧时间深入现场进行采访,另一方面通过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对所采访到的各种事实进行认真核实。正是由于采访深入,特别是数次请被批评方出来讲话,更体现出该报道作者客观公允的态度,也更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报道以令人信服的客观叙述透视了这件发生在贫困县的奇怪事。
稿件播发后,引起极大反响。《中国青年报》等160余家报刊电台及数百家新闻网站采用了此稿。中央领导同志也对此问题作出重要批示:濮阳县县委书记、县长等18名责任人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撤销党内外职务等党纪政纪处分。濮阳县纪委办公楼和33套领导干部违规住宅楼被没收、拍卖。针对濮阳等地存在的严重违反审批程序、修建豪华办公楼和领导干部住宅楼等问题,中办、国办专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问题的通知》。中央纪委、国家发改委等7部委也对濮阳县违规修建办公楼及领导干部住宅楼等4起违规修建办公楼等楼堂馆所的典型案件进行了全国通报。
二、报道视野开阔,思维活跃
深度报道的特点决定了它的写作比一般单一平面化的报道要复杂,记者在写作思路上也要冲破固有的单向思维、微观思维,要具备多向思维、宏观思维、超前思维,视野要开阔,积累要丰厚,行文要入理,尤其要在广延性上做足文章,最好进行角色置换,把自己放在读者的位置上想一想,对于这个话题,读者最迫切想了解哪些东西,自己就要写足这些东西,如果自己目前还了解不足,那么就要克服一切困难挖来素材。尽管深度报道的发表不可能像动态新闻那么快,但也应该强调时效性,群众关注的热点是不断转换的。新闻媒体的竞争也是激烈的,谁最先回答读者最关注的话题,谁就最先拥有众多的读者,不注重时效性,苦心泡制的甜果也会变成无人采摘的“明日黄花”。
任何经济现象的产生,不仅有其历史原因,即有时序上的纵向联系,而且还有与其他事物的横向联系。毛泽东说过:“对认识对象要从上下左右、纵横交错、运动变化的立体状态中把握对象的思维方法。”因此,深度经济报道不仅要有纵向思维,还要有横向思维、对比思维。既注意从纵的方面去挖掘新闻事实的历史情况,揭示事物发展各个阶段的动态,使之立体地站在受众前;又注意从横的方面展示事实与周围环境、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等社会现象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展示事物与前后左右的比较,呈现出既是立体又是交叉的形态,从更广的范围、更深的层次上反映经济现象。如《人民日报》经济部于1995年5月组织采写的《药价为什么这么贵》的系列报道。该组报道采访中的每个环节都可以独立成篇,采写其中的任何一篇都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但就整个问题来说,这些都只能是一个侧面,不能反映事情的全貌,有失偏颇。《人民日报》的记者们没有仅仅写一篇反映药价贵的报道,列举一些药品的价格、不同人对药价承受能力的不同反映,或者侧重反映一般工薪阶层的呼声和要求,而是综合采访中的各种情况,把每一个环节联系起来分析,对药价贵的实际情况、药价贵的原因作了比较全面公正的认识,更接近“药价贵”这个新闻事实的本质,并为解决问题从认识上提供了一种思路。采写的6篇报道,分别为《患者谈药价》、《医院谈药价》、《国营药厂谈药价》、《合资厂谈药价》、《专家谈药价》、《政府官员谈药价》,最后以一篇评论员文章作为系列报道的结尾。在这个系列报道中,记者并没有对药价问题作一个结论,但是读者却可以从报道中看清药价问题的方方面面,得出自己的结论,从而有利于更好地认识问题。
与一般的就事论事式总结性新闻不同,经济深度报道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要通过对一系列事实的采访与调查,透过表面现象上升到理性分析,将宏观经济规律与微观经济运行有机结合,并通过对其内在联系的揭示,既阐明深刻的经济道理,又提出问题,给受众留下思考余地。我们先来看这篇报道:
中国名牌“楚源”烫金奖匾后是沉重的环保代价
新华网武汉12月13日电(“新华视点”记者徐旭忠詹国强陈春园)最近,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授权中国名牌产品战略推进委员会对91类产品进行2006年“中国名牌产品”评价及表彰会上,湖北楚源精细化工集团公司楚源牌活性染料获得“中国名牌产品”称号。
然而,在这块华丽的“烫金奖匾”背后,是沉重的环保代价:这家公司长期向长江及周边排放废水、废气,当地群众苦不堪言,水稻减产,疾病频发。
周边环境遭殃,污染屡禁不止
与长江一堤之隔的楚源公司创建于1983年,原为石首市化学试剂厂,经过20多年的发展,现拥有11家子公司,总资产近20亿元,每年活性染料的生产能力达5万吨,有萘系、苯系、杂环系等系列产品50余种。
记者在长江岸边楚源公司的排污口看到,一根塑料排污管道伸到江中,黑红色的液体翻卷着涌向江面。到了傍晚,楚源公司厂区内灯火通明,20多根烟囱冒出浓浓的黑烟。
湖北省环保局监察总队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楚源公司的排污是个老大难问题,处罚过多次。他说,楚源公司每天排出废水1万多吨,其中每日产生的200吨高浓度H酸水,也随同废水一起排出。经抽查发现,高浓度H酸废水中的COD指标超标230倍,给长江生态环境和周边群众饮水安全带来很大威胁。
楚源公司总经理陈烈权说:“楚源公司在环保治理方面投入了上亿元,建立了污水和废气处理设施,但从目前的技术来讲,每天产生的200吨的高浓度H酸水国内根本无法处理,现在只能通过稀释后排放。我们最近引进了德国新技术,明年将可投入使用。”
但该公司有职工告诉记者,楚源公司的环保设施其实是个摆设,污水处理厂平时很少开,上面环保部门来检查时,厂里才开。
记者来到楚源公司隔壁的石首市环保局,该局污控科负责人的说法是,楚源公司每年向环保局交纳五六十万元排污管理费。正常情况下,该公司排污基本是达标的,有时也出现排污不达标情况。
群众深受其害,患病人数增多
紧邻楚源公司的张城垸社区居委会有居民1700多人,95%是农村户口。社区居委会党总支副书记张木春告诉记者,张城垸曾经是长江边上碧水蓝天、粮草肥美的村落。自从20世纪80年代楚源化工厂在此落户后,张城垸的环境一年不如一年,如今这里水质恶化,蓝天看不见了,患癌症的居民越来越多。
张木春说,楚源化工厂建设之后,患有癌症的人数增多。另外,患皮肤病和呼吸道疾病的村民也逐年增多。
今年63岁的袁本英说,她的儿子今年37岁,正值壮年,以前身体很好,今年2月诊断为尿毒症,已花掉医药费6万元,现在每天医药费至少120元,为了治病,家里准备把房子卖掉,可这里污染重,房子没人要。
张城垸社区居委会居民熊中平告诉记者,随着楚源公司的不断扩建,生产车间离农户越来越近,最近的不足100米。由于排放大量的有害气体和粉尘,工厂周边的树木枝枯叶落,庄稼像被火烧过一样。
熊中平反映说,楚源公司排出的废水,流到田间地头,牛喝了也拉稀。
2005年,湖北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站曾抽取化工厂周边29个水稻样本检验,其中一个是对照样本。其结果显示:9个样本受重度污染,10个受中度污染,9个受轻度污染;2个样本减产10%,13个样本减产20%至50%,13个样本减产70%~80%。
张城垸小学与楚源公司仅一路之隔,有200多名在校生。一名六年级学生告诉记者,学校经常笼罩在浓浓烟雾之中,有时只好捂着嘴巴上课,不少同学患有呼吸道疾病。该校领导反映,今年已有30多名学生转学。
中国名牌蒙羞,企业表示整改
记者在楚源公司采访,恰巧碰到该公司举办“楚源牌”活性染料获得“中国名牌产品”的庆典,厂区内彩球飘飘,一派喜庆景象。可是不久前湖北省环保局、省监察厅联合公布的全省7家环境污染严重企业名单,楚源公司赫然名列其中。
张城垸居民反映说,楚源公司长期污染周边水体和土壤,给居民健康带来很大威胁,但该公司却获得“中国名牌”称号,这让我们心里很痛。
国家环保总局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水保处负责人指出,地方保护主义和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是楚源化工厂污染问题的主要原因。目前,长江干流总体水质良好,但局部污染严重。
中国名牌产品战略推进委员会秘书处一位姓高的工作人员表示,参加“中国名牌产品”评比主要考核指标是市场、质量、发展、效益等方面。楚源商标参评时,我们没有发现有环保方面的问题,否则我们会一票否决。
记者将以上内容的稿件传真到楚源集团公司,征求该公司的意见。该公司在一份传真件中表示,将采用高科技手段,下大力、花巨资,彻底根治污染。但愿这一承诺能够尽早成为现实。(新华网2006年12月26日)
2006年围绕解决影响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监察部等国务院7部门继续部署开展了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在专项行动中,各级监察机关通过开展监督检查、查处违法违纪案件等形式,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共同打击企业的违法排污行为,使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这篇报道在获知湖北楚源精细化工集团公司楚源牌活性染料获得“中国名牌产品”称号的消息后,以开阔的思维报道了在这块华丽的“烫金奖匾”背后付出的沉重的环保代价。在披露湖北楚源精细化工集团公司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博取名利的同时,也向一些地方政府及评优单位提出了警示:不能只讲求经济效益,而不讲求社会效益,更不能一味地向“钱”看,“哪怕污水滔天”也不管不问。指出以污染环境包括损害人的健康为代价获得“金牌”,不是荣誉,应该是羞辱,企业自身的收益与其对社会的损害,两者权衡,很可能入不敷出。如果当地政府和部门能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认真落实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约束性指标,就不会放任湖北楚源精细化工集团公司每天向长江排放废水1万多吨。活跃的思维使报道反映的不仅是一个环保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发展观问题。
经济新闻的深度报道趋势是由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的变革所决定的。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中心,经济报道的重点范围也要围绕市场来进行。目前,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由于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乃至住房、劳动力、信息服务等都已经商品化、市场化,市场的一切变化都会作用于整个社会成员,因此,要围绕市场这个大舞台多视角、多侧面、全方位地选题,通过市场折射宏观经济,反馈宏观经济发展的动向,揭示经济生活中的问题,给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以启迪。
1994年春北京市菜价上涨很多,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状况,新华社记者苏会志、王进业就这一事件进行了跟踪调查,写成了稿件《菜价追踪》。记者从北京市的大“菜园子”——山东省寿光市开始,一路追踪,从寿光市运菜进城的车辆,一直到蔬菜批发市场、菜贩子,终于搞清楚了菜价上涨的原因,稿件也是按照记者追踪的顺序写的。菜价上涨下落,虽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但由于与百姓生活紧密相连,牵涉到的人数多,因此同样可以进行深入挖掘,作为深度报道的题材。
1987年1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罗荣兴、祝华新、曹焕荣采写的《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就是一篇透着宏观思维的大手笔的深度报道。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面临着新的十字路口,是继续前进还是停滞甚至倒退,国内外人士都给以极大的关注。《人民日报》的记者不仅摸清了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而且还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热情阐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巨变,以及隐藏在新闻事实后面的巨大历史意义。报道以高屋建瓴的气派和理性的思辩,揭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指出:只有改革,中国才能复兴;只有改革,社会主义优越性才能体现。从宏观上把握新闻事实,使这篇报道获得了巨大成功,至今仍不失为深度报道的典范之作。
《中国青年报》记者张建伟在1992年采写“两会”的报道时,他的几篇见报文章《高层公关活动》、《广东情结:两会“磁力效应”》、《拿来?拿来……拿来!》、《追踪第一生产力》等,曾掀起了“张建伟旋风”。一组惯例式的“两会”报道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影响,就在于他立足于“两会”,却不拘泥于“两会”,以“两会”为切入点,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用一个个“点”上的真实,来反映一个时代的真实。这是宏观思维在具体报道中的体现:在心中积蓄了大量的社会生活和对之进行了冷静的思考之后,他将“两会”作为报道的起点,写出更宏观、更有力度的深度报道。他并没有孤立地看待“两会”,而是把它作为一个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小系统,将之作整体上的考察,并把这个系统放在整个的社会环境下进行思考,立刻显出了其意义和新闻价值,在这里,局部功能和整体功能的关系不是“1+1=2”而是“1+ 1>2”。
三、合理使用背景材料
与一般新闻报道不同的是,深度报道对于新闻背景的重视与依赖更为突出,其使用新闻背景材料的分量要远远超出其他任何新闻文体。因此有学者总结,一篇优秀的深度报道常应包括12项具体指标的部分或全部:事件、背景、有关资料、说明、原因、意义、过程、分析、前景、时效、时态和建设性意义。(9)从这些指标可以看出:一篇好的深度报道不仅要整合历史的、现在的和未来的多种材料,使之成为有机的整体,还要整合宏观、中观和微观等层面的背景,以使置于其中的新闻事件能深刻体现出对人和社会的意义,这样才能把新闻报道的“深度”予以确切体现。可以说,恰当地运用好新闻背景,也是经济深度报道写作成功的原则之一。
《南方周末》2003年9月4日A2版刊登的《一个城市拆迁的标本审读》,是一篇以背景资料为主体的经济深度报道。报道以2003年8月下旬南京一拆迁“钉子户”孙长征因拆迁而被改变的生活为鲜活实例,整合来自各方的大量背景资料,详细而全面地审视中国城市在20世纪90年代大规模旧城改造中铸就的拆迁悲喜剧。报道以小标题统领,分成不同的板块,其中“不得不正视的问题”、“从民心工程到商业拆迁”、“成本转嫁”、“谈判机制的缺失”、“博弈中的社会公平”、“出路”等几个板块基本由背景资料构成,“‘钉子户’孙长征”、“拆迁办的运行和无奈”、“老办法和新房价的矛盾”、“依法拆迁的困惑”4个板块中的背景资料也接近四成。所用背景材料既有纵向的历史背景,也有横向的社会背景,既有官员、专家的权威性意见,也涉及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方面的相关知识背景,还有其他报刊同类报道的代表性观点。报道中大量围绕“拆迁”而选择的背景资料被整合为具有一定逻辑关系、涉及主体事实相关方面的系统资料,力图展示城市拆迁的悲喜剧,给人以厚重深邃之感,报道深度的实现正依托于这些翔实的背景资料的运用。
四、以理性色彩和建设意识架构报道
经济深度报道的深度往往表现为理性色彩。从认识论来说,理论来源于实践,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概括和提升。以理论色彩架构报道,也是搞好经济深度报道的需要。
理性的色彩来源于记者的专业素养,因此一些著名经济学家提出,提高经济记者的专业素养是改进经济报道的必要条件。吴敬琏认为,经济记者都应该具备双专业,不仅要有较好的写作、表达能力,还要有相当的经济学知识,具有深入研究经济问题的能力。另一位经济学家李松龄认为,经济记者不仅要能看到经济现象,抓住经济生活中的问题,更要能从本质上揭示问题产生的根源,既要有敏锐观察事物的能力,还要有扎实的经济理论功底。著名记者艾丰长期以来从事经济新闻报道,其经济报道外行爱看,因为他以一种最易接受的形式突破了外行想看而不敢看的畏惧心理壁垒;内行爱读,因为他发现了内行有时也未能察觉的新视点。他认为,经济新闻记者首先要认真学习经济理论。这种学习,主要是一种“综合式的学习”、“框架式的学习”,就是要把各种经济著作都拿来学习。基础性的要学,专门性的也要学;中国的要学,西方的也要学;纯理论性的要学,政策性的也要学。总之,要广泛地涉猎。另外,经济新闻记者要从实际生活中学习经济理论,“生活中找问题,理论中找答案”。2004年2月28日,湖北沙市活力28集团从德国美洁时公司提出收回转让7年之久的“活力28”商标使用权,《湖北日报》刊发了《知名品牌在合资中悄然消失》、《迟到的觉醒》、《走出品牌经营的误区》、《攀起民族品牌的大旗》等深度报道,这些报道提醒人们,品牌竞争的时代已经来临,树立品牌经营意识迫在眉睫,使读者深深感受到理性的力量。
建设意识是中国新闻实践长期遵循的运作理念。我国的新闻理论主要源自前苏联,党报理论占据了我国新闻界主流指导思想的地位。就报纸的性质而言,更看重它的上层建筑属性,强调它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责任,注重宣传党的政策,围绕党的工作发动群众,鼓舞群众,引导和组织群众。同时也强调引导社会舆论,有效体现媒体宣传的影响力和渗透力。
经济深度报道以建设意识架构报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要做到正视社会存在的问题并大胆进行披露。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基础。没有对现实社会存在问题的正确、深刻、全面的认识,也就无所谓修正完善。新闻报道具有监督环境的功能,对周围环境的反映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政府相关政策措施的出台。只有揭示社会问题,展示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才能为政府决策提供充分的信息支持,才是真正负责任的新闻媒体。经济深度报道作为以深度和广度为报道追求的新闻理念,披露的问题往往具有“滴水见太阳”的作用。它应该关注现实存在的热点、难点问题,特别是社会生活中的弊端和缺陷。前面所说到的《中国名牌“楚源”烫金奖匾后沉重的环保代价》就属此类。
其次,要对问题进行全面解读,帮助受众提高认识。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方面利益错综复杂、矛盾千头万绪,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媒体在提供信息、满足受众最基本需求的前提下,应当努力充当权威的信息解读者,通过对问题全方位的梳理,帮助受众跳出单纯的新闻事件而把握这个事件背后的意义。
再次,要力求对问题的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仅仅停留在对问题的批判和揭露上是不够的,暴露问题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对于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同样是深度报道积极参与社会的有效方式。通过对新闻事件本身全貌的展示、前因后果的分析以及事件意义的透视,对于问题的建议和解决方法的提出往往能够被受众所信服和接受,达到水到渠成的效果。1994年《经济日报》刊发的“开封何时能开封”的系列报道,其报道思想就非常明确,不能只图批评报道的痛快,而是实事求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病根”,诚心诚意帮其“会诊”,最后共同探讨“治病良方”,真正实现帮忙不添乱。
最后,要关注社会生活中有启示意义的新事物。社会生活中的新鲜事物层出不穷,有启发意义的事件也不在少数。通过对这些事件的深入报道和全面剖析,可以为面对同样问题的受众提供信息参考,从而给予有益的启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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