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调查性报道概述

第一节　经济调查性报道概述

一、调查性报道与经济调查性报道的内涵

作为现代新闻中一种出色、有效的报道形式与方法，调查性报道在西方新闻界一直备受青睐。20世纪7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理论界开始关注和讨论调查性报道，对于应如何界定调查性报道这个基本问题进行了持久而热烈的争论。其中不少观点不乏真知灼见，闪烁着理性和智慧的光芒，对于今天调查性报道的理论和实践仍具有较强的参照意义。

1975年美国学者大卫·安德森(David Anderson)和皮特·本杰明(Peter Benjamin)提出：“调查性报道就是报道那些被掩盖的信息……是一种对国家官员行为的调查，调查的对象也包括腐化的政治家、政治组织、公司企业、慈善机构和外交机构以及经济领域中的欺骗活动。”⁽¹⁾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学者认为，调查性报道“指的是一种更为详尽、更带分析性、更要花费时间的报道，因而它有别于大多数日常性报道”。它的目的在于“揭露被隐藏起来的情况，其题材相当广泛，广泛到涉及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²⁾罗伯特·格瑞斯(Robert W.Greence)认为，调查性报道“一般是报道某些人或某个组织企图掩盖的新闻”。⁽³⁾他强调，在调查性报道中，调查和收集材料必须是记者的原创行为，而不是另一个人或另一组织的调查行为。选题和采访必须由新闻媒体独立进行，调查性报道面对的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对这个事实某些人、某些组织力图使其保密。格瑞斯对调查性报道的界定使另一位传媒专家威廉姆斯(Paul N.Williams)大为赞赏。他评论道：“格瑞斯提出的都是极其过硬的标准，但它们却是适当的。”他认为：“调查性报道的一个特点就是记者报道的新闻超越了官方的版本……”在格瑞斯的调查性报道界定中，有三个令人瞩目的要素：其一，它必须是新闻媒体的独立、原创工作，而不是新闻媒体报道的他人行为；其二，它的主题是重要的、公众所关心的；其三，一些人或一些组织企图掩盖事实真相。

1996年，英国的兰代尔(D.Randall)这样总结调查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是新闻报道的基本方法与更先进研究方法相结合的产物。它最主要的特点是调查研究的原创性。它不是将别人发现的一些材料和数据拼凑在一起，而是记者使用最原始的材料进行的调查。它可能是深入的采访，或是对事实和数字的比较研究。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以发现的形式出现，所得到的信息是前人未披露过的。调查性报道往往出于记者对不义之事的一种怀疑，它要求记者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报道，其中时间和材料是极其重要的因素。

《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解释史》则说：“调查性报道是指利用长时间内积累起来的足够的消息来源和文件，向公众提供对某一事件的强有力的解释。”这种从大众传播解释史的角度对调查性报道的“解释”过于泛化，它未能指出调查性报道与解释性报道等其他报道的基本区别。解释性新闻的重点在原因和结果上，而且每一篇解释性新闻又有不同的侧重点。其基本的侧重点一般有五个方面：(1)着重揭示新闻事件的含义，以及对方方面面的影响。(2)揭示新闻事件发生的原因，深挖新闻背后的新闻，搞清来龙去脉。(3)从“明天”的角度来分析新闻事件，展望新闻事件的发展趋势对未来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4)把单一、孤立的新闻事件与其他事件联系起来，揭示其发展的方向、趋势、意义。(5)揭示一系列现象的本质，帮助受众认清问题的实质。⁽⁴⁾

作为一种普遍采用的报道方法，调查性报道有着广泛的交叉性；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报道样式，它有严谨的内在规定性，而绝非泛指新闻报道中的调查。也许可以这样表述：一切调查性报道都有调查，但一切有调查的报道不一定等于调查性报道。⁽⁵⁾在英语中，调查性报道中“调查”的用词是investigative，investigative是investigate的形容词形式，investigate这个词在《朗文当代英语辞典》中的释义是：(1)努力发现关于犯罪、事故和科技问题等方面的真相；(2)努力发现关于某人性格、行为等方面的更多的信息，因为你认为他们卷入了某桩罪行。从词义上看，investigative中的“调查”更偏重于揭露，而非我们平常所说的“调查研究”中的“调查”，我们平时所讲的调查研究并不带有多少揭露的性质。“调查研究是唯物主义的工作方法，它把从实际中收集到的现象(感性认识)，经过分析研究，形成某种观点、思想、理论及在这种观点、思想、理论指导下形成方针、政策、计划等(理性认识)，再用以指导工作。”“调查是占有材料，研究是消化材料。……调查和研究是交叉、反复进行的过程，经常在调查中不断地研究，在研究中发现疑点又反过来指导和推动进一步的调查。如此反复循环，逐步升华，一步一步接近真理。”“调查研究”中的“调查”在英语中对应的词应是survey，inquire，research等，因此，将西方的“investigative reporting”译成“揭露性报道”更恰当些，这样人们就不容易将“investigative reporting”中的调查与其他新闻报道中的调查混淆了。⁽⁶⁾由此可见，调查性报道的“调查”不同于一般报道的“调查”：其一，一般报道只报道孤立的、公开的突发事件的表面结果，而调查性报道则注重挖掘新闻事件内在的、隐蔽的关系，并向公众分析、揭示这些内在联系的重大意义；其二，一般新闻报道常常受制和听命于突发性新闻事件，强调时效性；调查性报道则注重揭开那些被有意隐蔽、不欲为人所知的内幕，它主动性更强，而对时效性则不过分苛求；其三，调查难度比一般报道大得多，费时费力。有不少调查报道所涉及的事件，最初没有结论，甚至没有任何线索，要靠记者的深入调查来完成这一过程。另一个必须廓清的概念是，调查性报道并不等同于批评报道，二者有着显著的区别。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暴露和揭丑只是调查性新闻报道中的一个条件，按格瑞斯的定义，严格意义上的调查性报道还需要另一个条件，即有人试图掩盖或封杀新闻。这条标准将调查性报道与一般的揭露性报道区分开来，同时又与深度报道划清了界限。因此我国调查性报道研究学者张威认为，调查性报道以暴露或揭丑为核心，以社会的腐败现象、犯罪、政府官员的错误行为、内幕新闻以及被某些人企图掩盖的事实为主要目标；它是新闻媒体相对独立、精密的、深入的采访活动；它比较费时，篇幅较长，经常以连续报道的形式出现。⁽⁷⁾

经济调查性报道是调查性报道的一个重要分支，在本质特征上与一般的调查性报道没有区别，只是在报道的内容上有特定的指向性。经济调查性报道主要是记者对社会公众关心的经济事件、经济新闻人物或对社会公众影响较大的经济领域深藏的、潜在的经济问题、经济现象，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用活生生的第一手材料和可靠的数据写出的具有一定权威性的报道。

二、经济调查性报道的发展

(一)西方调查性报道的发展历程

调查性报道发端于美国，其发展的历程，在新闻事业史上源远流长。17世纪70年代，美国的报纸为了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开始对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丑闻进行揭露，揭露的内容包括政治活动的内幕、政府的贪污腐化、企业的营私舞弊、黑社会的各种犯罪活动。但这时期的报纸都被政党控制，作为政敌之间互相攻伐的武器。

19世纪后半期，美国报业大王普利策开始鼓吹社会变革，鼓励大众与政府和巨商的贪污腐化作斗争，强调报纸应揭露贪污腐化。他主张“有力的写作和讨伐性新闻”，他还指出：“什么是新闻的特色?就是斗争和揭露罪恶，为社会谋福利，发表独家新闻……我们的报纸每天至少要有一条独特的新闻，每一期要有一条‘爆炸性新闻’。”在他接手《圣路易斯邮报》的第一年，就风风火火，揭露了煤气公司的欺诈行为、彩票的骚乱、运货马车的垄断和保险公司的欺骗。1883年5月11日，普利策在《世界报》创刊号上发表《告读者书》：“在这个日益发展的大都市里，这样的一份报纸是有用武之地的：它不仅便宜，而且明白易懂；而且容量很大，而且真正具有民族精神——忠于人民的事业，而不当有钱有势者的奴仆……揭露丑恶的欺诈现象，鞭挞一切社会罪恶和弊端；真挚地、诚心地、诚心诚意地为人民服务和战斗。”普利策身体力行的宣传，为调查性报道的出现做了思想上的启蒙。

20世纪初，美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期，各类社会问题如政府运行效率低下、官员腐化、贫富阶层分化、福利制度极不完善、种族歧视严重等层出不穷，一些杂志记者敏锐地感觉到了这种变化，并尝试用一种更加主动、更加深入的报道形式来揭露和批判这些现象，分析其成因，提出自己的建议，以期推进社会的变革，于是一场被称为“Muckraking”——也就是“扒粪运动”的黑幕揭发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扒粪者”(muckraker)这个不雅的称号来自于英国小说《天路历程》中的一个小人物，他从不抬头看天，只是热衷于用铲子铲地上的秽物。由于难以忍受记者无休止的诘问和追逐，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经怒不可遏地斥责记者“专挖丑闻”，并形容他们是“扒粪者”(muckraker)，新闻界觉得像美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深入的调查性报道，就无法监督政府可能产生的腐化和不法行为，于是“扒粪者”这个称呼被流传开来。

1903年，林肯·斯蒂芬撰写的《城市的耻辱》、艾达·塔贝尔撰写的《美孚石油的历史》以及雷·斯坦纳德撰写的《工作的权利》相继发表，三篇报道分别揭露了市政府腐败、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以及煤矿主残酷镇压工人罢工的情况。由于迎合了当时美国公众的不满情绪，黑幕揭发运动逐步兴盛。1905年，《克里尔》杂志揭露了不法商人在药物和食品里掺假的报道，这直接促成美国通过了《食品和药品纯洁法》，使公众对调查性报道的关注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据统计，1900—1915年，黑幕揭发者大约发表了2000篇文章，其内容涉及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20世纪70年代，调查性报道的记者们关于五角大楼、越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揭露把调查性报道推向了顶峰，调查性报道大大深入人心。调查性报道的里程碑是《华盛顿邮报》披露“水门事件”。从1972年6月起，该报的青年记者罗伯特·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根据在水门办公大楼里发生的一宗普通的入室行窃事件穷追不舍，通过22个月的调查和报道，揭露了尼克松的政治丑闻，引发了国会的介入，最终导致尼克松的下台。虽然在总统的辞职中具有决定性因素的并不是记者的报道而是美国的司法制度，但是调查性报道在事件中的作用依然不可忽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报道使得新闻界开始重视运用和研究这一重要的新闻手段。

1985年，普利策新闻奖中增设了“调查性报道”这一奖项，历年来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新闻报道中有极大部分是以揭露丑闻为主的调查性报道。1918年《纽约晚邮报》记者哈罗德·A.利特代尔发表了以揭露新泽西州监狱滥用职权的报道而获“报道奖”，这是最早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调查性报道。在1992年之前颁发的580项新闻奖中，调查性报道摘取了40％的奖项。

如今，调查性报道与解释性报道、客观性报道三足鼎立，成为美国新闻界以至整个西方新闻界的主流学派之一。专注于调查性新闻研究的调查新闻学(Investigative Journalism)也应运而生。美国还设有“新闻记者与编辑组织”，该组织由美国具有丰富调查性报道经验的编辑和记者组成，组织大规模的调查性报道，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美国还设立了“调查性报道”基金会，为调查性报道提供援助，可见美国对调查性报道的重视。

(二)经济调查性报道在我国的发展

调查性报道在我国近代备受打击，发展缓慢。沈荩是为中国调查性报道而牺牲的第一人，1903年，他查出了清政府和俄国商定卖国机密的内幕，并在日本报纸上完整地揭露出来，引起了国民的极大愤慨，结果，他被清政府以“杖刑”处死。稍后的著名报人邵飘萍、史量才、邹韬奋均因发表揭露当局黑暗面的调查性报道受到了当局的迫害。1941年，重庆《新华日报》欲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而受到国民党的封杀。1956年4月，《人民文学》发表揭露官僚主义的《在桥梁工地上》，这篇调查性稍显薄弱的报告文学不久被视为毒草而受到了批判。改革开放前，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调查性报道基本无立足之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变，我国调查性报道才享受到久旱后的甘霖，经济调查性报道也开始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调查性报道的发展与深度报道的崛起密不可分。1980年《工人日报》身先士卒，发表了“渤海二号”钻井船在拖航中翻沉的报道，报道从经济和社会的“相交点”入手，从广泛的社会背景和大容量的非经济视野中选材，多角度透视钻井船翻沉的社会原因，锋芒直指官僚主义和腐败，这篇报道可算是经济调查性报道的开山之作。1980年《人民日报》发表《不要让子孙后代埋怨我们》的报道，记者用调查所得的事实材料说明北京水源给首都的经济生活、环境卫生和人民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分析了水源污染的主要原因。1987年5月6日，大兴安岭发生特大火灾，《中国青年报》发表的《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3篇系列报道，既是20世纪80年代深度报道的代表之作，也是中国经济调查性报道中不可忽视的名篇。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电子媒介成为大众媒介的主流，1994年4月，中央电视台推出了新闻评论性节目《焦点访谈》，开始了调查性报道的继续探索之路。1996年5月17日，《新闻调查》应运而生，再加上中国广播电台的《新闻纵横》等节目，这些栏目都播出了大量的反映现实生活阴暗面的调查性报道，受到了大众的普遍欢迎，这标志着调查性报道在我国已深入人心，经济调查性报道也在沉寂中复苏，并产生了一批影响中国经济改革进程和调查性报道发展的典范之作。如《中华工商时报》1994年9月17日刊登的《对北京市假冒伪劣商品的调查》、1998年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作品《关于郑州亚细亚商场、集团兴衰的调查》(《郑州晚报》1998年9月9日)等。

1998年4月《财经》杂志创刊。创刊号上以揭露上市公司黑洞的经济调查性报道《琼民源》作为其封面文章，创刊号卖了5万册。4个月后，《财经》杂志再度推出《君安振荡》。2000年《基金黑幕》的刊发更是引发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大地震”。随后，随着《庄家吕梁》、《银广夏陷阱》、《蓝田神话凋零》等经济调查性报道的刊发，使《财经》一跃成为中国“扒粪名牌”，同时也大大推进了我国经济调查性报道的发展。

进入21世纪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经济调查性报道在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经济调查性报道也较好地满足了受众对新闻真相的关注，成为塑造媒体品牌效应直接又快捷的方式。2001年《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对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的调查，2002年《中国青年报》记者刘畅对山西繁峙矿难瞒报的调查，2003年新华社记者朱玉对龙胆泻肝丸可能导致尿毒症的调查，2004年《新闻调查》栏目播出的《张润栓的年关》、《命运的琴弦》、《深圳外贸诈骗》等节目，2006年《财经》等媒体对哈尔滨天价药费事件的调查，成为中国经济调查性报道发展史上的经典之作。

三、经济调查性报道的类型

周海燕的《调查性报道采访与写作》一书中将调查性报道分为揭露性调查报道和调研性调查报道两大类型，经济调查性报道也可照此分类。

(一)揭露性调查报道

这类经济调查性报道重点是揭露政府机构、公司企业、公共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经济活动中的不法行为和丑闻。采写这类报道的记者，一般是根据日常新闻中发现的蛛丝马迹，或者根据群众来信和内线关系提供的秘密信息进行或公开或秘密的采访和调查。在整个调查活动中，记者必须独立寻找新闻线索，跟踪追击，获取证据资料，以求达到最终的准确判断，并有选择地予以披露，为维护社会健康与净化社会空气做贡献。

2001年《财经》杂志刊出的《“银广厦”陷阱》、《谁在操纵亿安科技》，《中国经济时报》刊出的《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等都是近年来有影响的揭露性报道。

近年来，我国揭露性经济调查报道在内容上日益深刻，在文本表现上亦日趋成熟。2004年引起轩然大波的《河南商报》记者所发表的《消费者小心：巨能钙有毒》就是通过医疗专家鉴定结果将巨能钙各种类型的双氧水含量揭示给消费者，并通过调研提供了双氧水对人体危害的证据，从而揭露了该公司对消费者隐瞒事实真相的黑幕，是一篇调研深入、主题鲜明的揭露性经济调查报道。

(二)调研性调查报道

这类报道从传统的揭露性报道发展而来。首先，这类报道意在调查清楚事实的真相，其重点既非揭露某桩丑闻，也非追踪某个特定的违法者，而是系统地调查研究政府经济体制、公司企业运营以及整个经济制度的痼疾和缺陷，通过揭示这些痼疾和缺陷来推动社会经济变革；其次，它往往从正面进攻，讲求报道调查的系统与全面，报道者采写报道的目的不是为了揭发内幕丑闻，而是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兴利除弊，意在通过对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的深入调查、剖析，使问题得到关注，用建设性的主张求得社会共识，推动社会良性发展。这一类报道可以是对一个新闻现象的报道，如从某单方面去报道，因而往往字数较多，篇幅较长，报道比较详细、深入。

采写这类报道的记者，不注重建立私密的线索来源，而把重点放在查阅公开的文件资料上，他们的方法一是建立自己的文件资料分析系统，便于分析研究；二是同各种专家、权威人士(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建立联系，形成强大的知识储备。

经济调研性调查报道重点关注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这方面的代表作有1974年获普利策奖的《纽约每日新闻》记者威廉·谢特曼的《纽约医疗计划弊端的揭露》。我国《21世纪经济报道》等新财经报纸和《南方周末》也大量刊登此类报道，如《南方周末》2001年6月8日第一版刊登的《“武隆滑坡”反思：一栋楼的坍塌与一个城镇的成长》，该报道并没有单纯停留在事故责任者的调查上，而是更多地着眼于宏观角度，积极介入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的构建，从经济与环境、人与环境的关系角度进行反思，与传统的揭露性报道相比，这类调查性报道更富有建设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