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闻评论写作要求

时间：2023-04-1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经济新闻评论写作主体有政治眼光，就能同党中央保持政治思想上的高度一致，就能对新出现的经济动向、经济事物、经济思潮等进行及时、敏锐的辨别，清醒地分析，并做出明确的判断和推理，树立建言、献策意识。

第四节　经济新闻评论写作要求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经济新闻评论的写作也在不断地发展、更新，所以我们还必须不断优化经济新闻评论写作，即提高经济新闻评论写作主体的素质，更新经济新闻评论写作语言，拓展经济新闻评论写作视角。

一、提高经济新闻评论写作主体的素质

经济新闻评论的好坏与新闻评论写作主体本身有直接关系。经济新闻评论质量的高低，关键取决于评论主体的素养。日本新闻界就曾经明确提出：“新闻由于具有指导性，需要有高尚的品质。”事实证明，经济新闻评论写作主体，不仅要具备新闻工作者(主要是记者、编辑)的能力和素养，还要具备评论工作者特有的修养。出色的经济新闻评论工作者，应是一个杰出的“多面手”、“杂家”，更应是一个出色的社会观察家，要有敏锐的洞察力、社会预见能力，还要具备经济学科的业务知识及科学严谨的逻辑推理能力和辩证的哲学观等。所以，经济新闻评论写作主体应是出色的记者、编辑，更应是政治家、观察家、理论家、经济学家，应智慧和博学、理性与情感兼备。

(一)经济新闻评论写作主体要有政治眼光

经济新闻评论写作主体有一些基本素质要求，其核心要求是有政治眼光。

经济新闻评论的政论性决定了对评论主体的要求，即经济新闻评论写作主体首先必须具备政治家的眼光，就是坚持邓小平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新闻工作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每个经济新闻评论写作主体都代表着党和广大群众的利益在讲话，而不是从自己个人情感出发，因此一定要站在党的立场上，体现党的思想、方针、政策，及时传达党中央对人民的关怀，要关注党和国家的大事、前途和命运，胸怀全局，为更好地促进社会发展进步而努力。比如，前面提到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抢抓机遇促进东北振兴》中，评论员就必须具备政治家的眼光，对党的十六大以及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东北地区振兴的各种意见、文件等都要有很深的认识，关注党和国家的大事。

经济新闻评论写作主体有政治眼光，就能同党中央保持政治思想上的高度一致，就能对新出现的经济动向、经济事物、经济思潮等进行及时、敏锐的辨别，清醒地分析，并做出明确的判断和推理，树立建言、献策意识。经济新闻评论的写作目的是为了影响受众决策，因此经济新闻评论写作者必须在动笔之前，明确评论的目标受众，根据受众的需求写作，这样才能使评论有针对性和实用性，才能更好地发挥决策参考作用。在建言献策方面，日本的《日本经济新闻》作出了很好的尝试。一项研究显示，2005年1—8月《日本经济新闻》发表的395篇社论中，所占比例最多的是关于“日本国内政策建议”的相关内容，高达166篇，约占42.3％。其评论客观沉着之中透着有节度的、冷静的批判精神，对影响经济界、产业界等有着很大的吸引力。⁽¹⁴⁾

此外，经济新闻评论写作主体还要有民主思想，不能以“官腔”话语表述，更不能以“惟我正确”的语境示人，而要以民主的、科学的、严谨的态度，以理服人，以情感人。

(二)经济新闻评论写作主体要有深厚的理论修养

经济新闻评论写作主体政治上的清醒与理论上的深厚修养是不可分割的。一个理论修养不高的评论员怎么能具有超人的智慧和能力呢?我们知道，经济新闻评论写作主体的理论素养不是生拼硬凑的术语、概念，而是要用正确的世界观观察问题、分析问题，为人们正确地解决问题提供思路和导向。经济新闻评论写作主体要坚持客观、全面、深入，要能够具体、灵活、生动，要有比较全局、发展的思路和眼光，必须摒弃主观、片面、肤浅，避免抽象、死板、局限的观点，不断努力地丰富自身的理论修养，以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刊载于2004年9月6日《经济观察报》的社论《产权改革争论的积极意义》，作者就需要对郎咸平教授以及其他众多学者对于国有资产产权改革的各种看法、观点多做了解，同时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客观、全面、深入地去看待这个问题，既摆出郎教授的观点，也谈到内地众多学者的态度以及担忧，从事实上指出“在国企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例显然不是个别的，但是我们依然不能认同，对国企产权改革的全面否定”。作者要在理论上有头脑，就是要有自己正确的世界观，并能够自己去看待、分析问题，《产权改革争论的积极意义》的作者是做到了这一点的。

(三)经济新闻评论写作主体要有较强的经济专业素养

要想写出影响力强的经济新闻评论，经济新闻评论写作者要努力学习党和国家的政策和经济理论知识，提高自身的理论修养，同时还要密切关注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磨砺自身的新闻敏感，做到见微知著。在这方面《华尔街日报》做得比较成功。《华尔街日报》的评论员大多是来自第一线的记者，他们有丰富的采访经验，对某一领域相当熟悉。此外，报社还定期组织培训，不断加强评论员的专业水平。在借助专家扩充评论队伍方面，《华尔街日报》更是不惜巨资投入，他们邀请的专栏作者往往是世界级的专家，世界各国的财政部长，或著名分析机构的专家都可能成为他们的特约评论员。由此可见，经济新闻评论的写作者必须具有丰厚的理论素养，并且注重研究市场，做到心中有数，才能在对事实充分认识、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独到的见解，使理论在实践中升华，达到阐释和解决问题的目的。

其次，媒体还要约请一批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作为专栏撰稿人，甚至要邀请到国内外政府的高级官员，以充实媒体的评论员队伍，这样才能提高评论的权威性。

再次，媒体要与社会上的自由撰稿人保持密切联系，这些自由撰稿人往往思想活跃，且身处不同的行业，其撰写的经济新闻评论很可能在某一领域具有独到见解。

例如，由林山木(笔名林行止)先生创办于1973年7月3日的《信报财经新闻》(简称《信报》)是香港地区第一张财经专业报纸。尽管《信报》的发行量不大，但对于文化界、工商界人士掌握香港财经脉搏，了解台海动态、国际局势的变化是不可或缺的参考，是香港最具有公信力的财经类报纸之一。《信报》如此成功，“林行止专栏”功不可没，其主笔林行止先生被誉为“香江第一健笔”。⁽¹⁵⁾林行止先生曾赴英国剑桥工业学院留学，主修经济学。正是这样的学术背景，使林行止能够及时对国内外市场的各种最新动态做出反应，对世界局势的风云变幻做出自己的分析与判断，使《信报》经济评论的含金量极高，具有很大的参考性和权威性；林行止善于从街头巷尾民众毫不知觉的经济现象或者大众十分熟悉的事情入手，娓娓道来，引出见识独到、逻辑清晰的专业分析，让人读后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他的评论几乎涉及了工业、产经、贸易、银行、地产、财务等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使读者仿佛进入了一个经济知识的博览会。

前面我们谈到，经济新闻评论就是对经济新闻事实发议论，比一般的经济理论文章更讲究时效性，更具指导性和针对性。所以，经济新闻评论文体的特殊性要求经济新闻评论写作主体在新闻业务上要精。经济新闻评论所面对的客体是经济新闻事件，评论写作者要想将评论写得有深度、有新意，就必须在经济业务知识上比较精深；另外，各大媒体间的经济新闻评论竞争又要求经济新闻评论写作主体必须具有很强的驾驭文字的能力。

因此，经济新闻评论写作主体业务上要精，至少包括了三个方面：一是知识面要广，尤其是要有经济、政治知识；二是要有相当的分析、概括能力；三是要有相当的表达能力，包括语言文字上的造诣和逻辑思维能力。

经济新闻评论以其思想性、说理性、逻辑性来取胜，这就需要有广泛的背景材料，即要有广泛的知识、广泛的信息以及广泛的兴趣。所以，经济新闻评论写作主体要做一个杂家，一个有所专长的杂家。新闻界老前辈邓拓经常说：“深入实际兼读史，立定脚跟做圣人。”这也是新闻工作者，尤其是新闻评论员应该时刻谨记的。

经济新闻评论的写作技巧主要表现在立论是否新，论证、论据是否恰到好处、有力量上。所以，生动的文采、清新流畅的语言、高屋建瓴的思想是要依赖高明的写作技巧的。经济新闻评论贵在及时，往往要对社会上发生和发现的事件、问题作出迅速反映。所以，没有好的文学素养和写作技巧是写不出既好又快的评论的。

(四)经济新闻评论写作主体还要有法律常识

在不违反新闻道德原则的基础上，经济新闻评论写作主体要注意尊重个人的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审慎地评论尚未结束的事件和嫌疑人。面对公众的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以及法庭案件审理过程中嫌疑人的受保护权等，经济新闻评论写作主体要给予理解，适当让步，放弃一部分同样是法律授予经济新闻评论的自由权，要恰到好处地采取公正态度和公众立场，进行纯客观的评论，不加进个人的主观臆断和立场。也就是说，经济新闻评论者要具有一定的法律常识。只有这样，才不至于使自己的评论侵犯他人人权，违反法律常识。也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新闻评论更加有理、有利、有节地发挥其社会效应。

经济新闻评论写作主体应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水平，上述各点之间也是互有联系，相辅相成的，必须整体地看，不能孤立地去认识。

二、更新经济新闻评论写作语言

现实市场经济运行中所表现出来的经济现象的复杂性、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经济问题的棘手性和经济规律的难把握性，决定了经济评论专业深度的必然性。经济评论的专业深度主要体现在经济评论自身的话语语义空间上。经济评论的话语语义空间涵盖两个维度：一是指经济评论的标题、段落或术语、句子的意义所表现出的理论性及专业性特点。二是指经济评论信息的社会效益，表现为其思想和观点对社会经济活动以及受众思想和行为的影响。⁽¹⁶⁾因此为了使经济新闻评论与社会公众的现实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就要更新经济新闻评论的写作语言，力求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富有变化的句式、幽默形象的笔法、情理交融的论述、平民视角的例证，使抽象的理论形象化，深奥的道理通俗化，把复杂的经济问题、经济现象形象化，做到“硬主题，软表达”，写得让专家不觉得浅，而对一般读者来说又易于理解，得到启迪。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丫在谈她做经济新闻节目的体会时说：“不少朋友都觉得“经济”这个词非常理性，很学术，甚至立刻联想到很多理论的概念，校园里的《高等数学》、《统计学原理》等，不能不让人感觉到它的深不可测。当我开始挣钱，自己租房子，买菜做饭，打理日子。这时候，发现“经济”真的很通俗，而且感性，感性得和“漂亮”、“舒服”这样的词语一样。它看得见，甚至可以触摸，能摸出你吃饱了或是吃好了，穿暖了还是穿漂亮了；它看得见家里的酱油开始是散装的，后来装进了塑料袋，再后来倒进了玻璃瓶里。所以，在真实、准确的前提下，要尽量地把复杂的东西说得简单一些，明白一些。比如，可以去量化一些枯燥的数字，彩电行业亏损147个亿，对老百姓来说147亿是什么?没个概念，所以就要把147亿掰开揉碎，147个亿可建多少多少个西客站，或者多少多少座梅地亚宾馆，一目了然。”⁽¹⁷⁾

提到经济领域的记者行家，除了胡舒立，不能不提艾丰这位前辈。他的经济评论往往通俗易懂，见解独到，能将复杂的事实和道理，尤其是那些深奥的经济学原理用读者可以理解的语言表达出来，最重要的是，其品牌论等观点已经形成了理论体系。相比之下，胡舒立的评论似乎关注的内容更多、更杂一些。因为出生年代和风格的不同，两人的评论语言各有千秋，都可以给读者带来很多的思考。

更新经济新闻评论写作语言就是要学会与受众平等对话，语言生动。经济新闻评论不像消息、通讯那样以客观报道新闻事实为主，它在“摆事实”的同时，要表达一种观点，或阐述一种论断，重在“讲道理”。正因为如此，就很容易在文章中透出教训人的口气，让读者望而生畏。特别是写社论、评论员文章，最容易犯这种常见的“病”。《人·自然·经济·文明》(《浙江日报》2003年5月28日刊发)作者深知此理，因而从文中可以看得出是像与朋友谈心那样去写作，字字句句都考虑读者是否乐于接受，是否爱看。在行文上，尽量避开了“要”、“必须”、“一定要”、“非……不可”之类表示命令的语言，通过谈古论今，较为辩证地揭示了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传递了科学发展观，为浙江创建生态省营造了积极的舆论氛围。如文中写道：“因为非典的突如其来，更因为我们时常在城市仰望灰蒙蒙的天，勾起湛蓝的回忆；俯视不再清澈的河水，寻觅嬉戏的鱼虾；身居钢筋混凝土的丛林，遥想郁郁葱葱的无尽绿意。时下，无数人热衷回归远郊的大自然，重新体会生态环境对人类的意义。”“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对于4600万浙江人民来说，无疑是尊重自然、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为自己和子孙后代根本利益而谋之举。”“如今，不管是干旱、洪灾，还是酸雨、风沙，最深层的原因是人类破坏了生态系统。当我们面临越来越大的环境压力时，必须思考一个重大问题：经济与自然到底是不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有没有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共赢的道路?”这些论述，读来形象生动，亲切自然，富有强烈的感染力，给人以美的享受。因而稿件刊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收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得到了普遍好评，在2003年“全国环境好新闻”评选中荣获二等奖。

更新经济新闻评论写作语言就是要学会运用群众的语言，倾听他们的声音，拉近心与心的距离，学会站在受众的立场去体察和感知生活。大众传播心理学认为：如何使受传者对信息从感性接触的层次进入到理性的理解层次，从传播者的角度看，必须为受众提供一种愿意深入理解的文本。新闻文本与受众的心理距离越小越容易被受众理解。群众语言生动活泼、通俗明快、轻松有趣，易于“抓住”受众的眼睛；群众语言与人民群众具有与生俱来的亲和力，易于“装进”受众的大脑；群众语言能够引起受众强烈的情感共鸣，形成价值评论上的共识，易于“切入”受众的心灵。⁽¹⁸⁾

群众语言具有通俗易懂的特点，与人民群众具有与生俱来的亲和力，用群众自己的语言说出农村经济政策或动向对他们的意义，老百姓感到亲切、自然，易于接受。而且不论受众文化水平高低，都能轻而易举地理解。我们来看下面的例文：

点名手术费：“潜规则”是医学之耻

北京取消“手术点名费”，本是一件值得欢呼的事。但是，不少患者却并不领情，还在想方设法给医生送“红包”。他们说，不送“心里没底”。

一边抱怨“看病贵”，一边又希望“花钱买平安”。这种矛盾心理背后，实质上是医患关系的异化。患者把自己交给医生不放心，所以就花钱“买”放心，“宁让钱吃亏，不让人吃亏”。

其实，对于多数患者来说，这个“亏”吃得很不情愿。住院本来就要花一大笔钱，再送“红包”，自然是雪上加霜。送“红包”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潜规则”，如果有人送，有人不送，不送的人就要承担很大的心理压力。想想自己性命就握在医生手里，万一医生不高兴，刀下出点闪失，岂不因小失大?于是，很多患者宁可勒紧裤腰带，也要把“红包”送出去。尤其是一些外地贫困患者家属，吃的是方便面，住的是地下旅馆，却要从牙缝里省出“红包”给医生。这与其说是“愿打愿挨”，不如说是万般无奈。

在医药卫生领域，还有很多类似的“潜规则”，如药品审批要“用钱推磨”、医生开药要给回扣等。这些“潜规则”像一堵无形的墙，让那些规矩做事者处处碰壁，助长了医药卫生领域的不正之风，百姓深受其害。

那么，究竟是谁在维护这些“潜规则”?当然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往往以“大家都如此，我也没办法”、“一个人改变不了游戏规则”为借口，不愿打破“潜规则”。拿“红包”现象来说，尽管老百姓抱怨颇多，但仍有不少医生为它辩护。有的认为，患者送“红包”，是对医生付出辛苦的“合理补偿”，如果不收，患者心里更不踏实；有的认为，外国医生也有拿小费的，患者出于感激送“红包”，是人之常情，没什么大不了；还有的认为，“红包”是和谐医患关系的“润滑剂”。在这样的观念下，“潜规则”自然难以打破。

然而，“潜规则”毕竟不是真正的规则，而是“反规则”，是“见不得阳光的规则”。这些规则不仅背离了市场经济的本质，也背离了医患关系的本质，是医学之耻、医者之耻。

医学是圣洁的。医患关系本是一种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关系，如果掺杂了金钱因素，就会变成一种“买卖关系”。试想，如果医生收了“红包”就尽心，不收“红包”就随意，有“回扣”的药就多开，没有“回扣”的药就不开，那么，谁还敢把生命放心地交给医生?谁还会发自内心地尊重医生?

当前，全国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专项行动已经拉开序幕。有的“潜规则”被列入商业贿赂范畴，有的“潜规则”属于职业道德问题。但是，无论什么样的“潜规则”，其本质都是以败坏医德医风为代价，以损害患者利益为代价，因此都要被坚决铲除。对于医药卫生界来说，当务之急是树立正确的荣辱观，通过道德和制度建设，增强拒腐能力。如果人人都以“潜规则”为耻，严格自律，“潜规则”就不会有生存的土壤，患者就不会“心里没底”。(《人民日报》2006年4月20日)

这篇评论运用了一些如“用钱推磨”、“愿打愿挨”、“合理补偿”这样的群众语言，将医院“手术点名费”的“潜规则”摆了出来，进行说理、评论，指出“潜规则”的可耻在于“如果人人都以‘潜规则’为耻，严格自律，‘潜规则’就不会有生存的土壤，患者就不会‘心里没底’。”这种群众语言的运用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了新闻文本与受众之间的距离，简化了受众译码的过程，为受传者减少了词汇搜索中的心理能耗，符合受众的心理特点，新闻信息就更易于“装进”受众的大脑。

三、拓展经济新闻评论写作视角

近几年，出现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经济新闻评论，它们以超时空、大跨度，给受众描绘了一幅幅绚丽多彩的经济生活图画，充满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浓郁的改革开放气氛。虽然它们报道的是经济工作和经济生活，但其光芒已辐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事实证明，一些就经济论经济的经济新闻评论已经抓不住读者了(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倾向，就是忽视经济活动中大量的非经济因素)。一个信息瞬息万变的社会，迫切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报道方式，人们不仅需要一般的经济新闻评论，更加需要从非经济的多种视角去思考和写作经济新闻评论。⁽¹⁹⁾

所谓非经济视角，是指在做经济新闻评论时，不仅仅局限于从经济角度来写作经济新闻评论，而是强调把经济现象、经济活动放到整个社会背景中进行透视，从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甚至哲学的角度来把握和剖析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揭示纯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著名记者艾丰，是最早一批用经济视角观察政治的记者之一。他高人一筹的就是善于把经济视角、非经济视角向新闻视角过渡。他的笔下有哲学视角、文化视角、理论视角、经济视角等，都是为新闻视角服务的。他曾创造性地提出一个新概念——社会经济新闻，后来成为许多报纸经济部门办报的指导思想。这个理论的主要观点就是，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把经济问题放在这个大背景下来剖析，把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联系起来剖折，用他的话说就是“透过经济看社会”、“透过社会看经济”。在经济和社会之间搭了一座桥。也就是说，写经济问题，不要只写到经济问题就打住了，还要继续挖掘其中的社会内涵，并把它凸显出来。另一方面，有些问题初看起来是社会问题，但实质上是经济问题，只有很好地从经济角度来观察和入手，才能很好地理解这种双向透视，才是两者的结合。⁽²⁰⁾

世界上的一切具体事物都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毋庸置疑，经济报道同样摆脱不了这个范围。从非经济视角写作经济新闻评论，也正是经济新闻评论从内容到思维形式转换的新尝试。除了要注意从经济角度来写作外，特别要注意从经济学和社会学、文化学相互交叉渗透的角度来考虑，将笔触伸向经济和非经济领域的广阔天地。请看下面的例文：

富人没有超生特权

报载，广州一名孕妇来到街道办计生人员面前，拿出一个存折摔到桌上：“这里有20万元，随便你们怎么扣，我需要安心养胎。请你们别再上门骚扰了!”这名超生者可谓财大气粗，明知违法，却毫不脸红，实在令人感慨!

近年来，少数富人的超生行为逐渐由隐蔽到公开，富人超生的数量也呈上升趋势。对此，社会各界纷纷质疑：难道有钱就有“超生特权”?

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这是法律规定的。无论富人穷人，都没有超生特权。但是，一些富人却认为，只要有钱，就可以超生，花钱就能违法。这个群体虽然绝对数并不大，但无形中给人们一种印象，财富数量可以与生育数量成正比。这不仅冲击了现有的生育秩序，亵渎了法律制度，而且破坏了社会公平。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在社会快速转型期，人口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仍处于紧张状态，来之不易的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风险。稳定现行的生育政策，是符合目前中国国情并为多数人所接受的。“十一五”时期，中国面临着第四次生育高峰，人口数量仍然是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如果不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就会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当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城市人口素质高，只生一个；农村人口素质低，却要多生，这样生下去，中华民族的素质越来越低。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现行生育政策是“逆淘汰”政策的说法。有人还据此辩解：富人家庭教育条件好，超生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

这种观点显然是荒谬的，是现代版的“龙生龙、凤生凤”。其实，人人生而平等，天资并没有根本差别，素质的差别是后天形成的。与城市人口相比，农民的素质有的方面差一些，有的方面还要好一些。穷人的孩子有可能成为名人富人，富人名人的孩子不一定还是富人名人。这是一个基本常识。目前，农村人口素质较低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教育。如果将城市现有的教育资源适当向农村倾斜，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定会大大提升。因此，“富人超生有利于人口素质提高”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遏制富人超生，既是为了严格控制人口数量，也是为了维护法律尊严。目前，我国法律规定，不符合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但实际上，社会抚养费并未成为阻挡富人超生的门槛。有的地方还存在富人收入水平难认定、地方政府保护纳税大户等现象。这说明，我国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还有很多“空白地带”，不足以约束富人的超生行为。因此，我们必须加快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让富人违法生育的空间越来越小，付出的成本越来越大。同时，还可以将富人超生和其企业信誉度、个人诚信度挂钩，记入企业或个人诚信体系，并对其采取诸如限制贷款、限制担任社会职务等措施。

当然，遏制富人超生，最终还要靠富人的自律。富人的成功离不开社会的给予，理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明是非，知荣辱，不能把财富当成违法的“通行证”!(《人民日报》2006年4月25日)

这篇评论就是针对“有钱就有‘超生特权’”这个百姓普遍关心、议论的社会经济问题，从经济、法律、人口发展、社会建设、城乡差别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提出“富人没有超生特权”的观点。这篇评论的作者就是从各个不同视角的相互交叉渗透中，把笔触及了经济和非经济领域，更加全面地评述了“有钱就有‘超生特权’”的问题。

经济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所以经济新闻评论写作，除了要努力掌握经济学知识外，也应了解更多的非经济方面的知识，如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在写作经济新闻评论时应该用经济、社会、哲学、文化等综合的因素来剖析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不断从非经济的视角开拓出经济新闻评论的广度和深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写出优秀的经济新闻评论文章。

随着信息在现代经济发展中重要作用的日益凸显，受众对经济新闻评论的需求不断加大，从而使经济新闻评论在新闻领域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与此相伴，经济新闻评论写作也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其内容指向将更加明确。经济新闻评论将具有更加强大的社会信息价值，比如，受众为了确定自己采取何种投资理财方式，那么他就将更大程度地关注经济新闻评论。同时，经济新闻评论的科技、经济等知识的含量也将大大增加，受众的覆盖面也会更加宽广。总之，经济新闻评论写作将体现出信息增多、生活特色增多、服务性增强的特点。

【注释】

(1)范荣康：《新闻评论学》，人民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2)丁法章：《新闻评论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3)程道才、严三九：《经济新闻写作概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238页。

(4)赵振宇：《论新闻评论的根本特性》，《新闻大学》2006年第1期。

(5)李法宝：《新闻评论：发现与表现》，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6)杨继绳：《经济新闻的功能和趋势探讨》，《中国记者》2005年第3期。

(7)保罗·吉格特：《〈华尔街日报〉怎样组织社论》，《中国记者》2004年第10期。

(8)保罗·吉格特：《〈华尔街日报〉怎样组织社论》，《中国记者》2004年第10期。

(9)尹良富：《〈日本经济新闻〉社论：突出政策建议》，《中国记者》2005年第11期。

(10)周作人：《美文》，《晨报副刊》1921年6月8日。

(11)马少华：《时评的历史与规范》，《新闻大学》2003年秋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