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浙江的提塘与民间报房

三、明清浙江的提塘与民间报房

明代不设进奏院，封建官报的发布和抄传，由中央主管部门统一安排。明制，包括浙江在内，各省派有提塘官长驻京城。驻京提塘官除了递呈和下达各项公文，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抄传邸报，具体负责邸报的抄录、筛选和封发，再经塘马和驿站传送到省城和总兵驻地。

浙江也和其他各省一样，驻京提塘起初居无定所，后来才在京城购置房舍，通称提塘报房。清乾隆以后，各省提塘自设报房已成惯例。据光绪十二年出版的《朝市丛载》记载，当时浙江提塘报房地址，设于北京宣武门外贾家胡同，这一带会馆、商店和茶楼酒肆密集，离发抄诏令、题奏等件的“六科”（吏、户、礼、兵、刑、工）也不太远。清代的浙江提塘，除派驻京城的京塘外，又在省会杭州设有省塘。省塘专司京省之间官方文书和官报的抄传工作，并由有关人员抄传各府县长官，同时被辗转抄录，供一般官绅阅览。

16世纪中叶，明王朝迫于社会需求和政治上的考虑，开始允许民间开办报房。民间报房先是在京城设立，明末在一些省会城市和较大的府县，如杭州、绍兴等地，也相继出现民间抄报人及其自办的报房。民间报房所出报纸，多为发自北京的邸报，同时也传播自行打探的省会及府县消息。明崇祯年间的《祁忠敏公日记》，所记“午后，报人言，顾瑞屏会举予边才，殊出意表”，那是祁公在绍兴家居时的事，其中提到的“报人”即指抄报人。

清代顺治、雍正朝，继续在全国范围发行邸报的同时，都曾取缔民间报房，禁止胥役市贩私抄和买阅邸报，但民间的此类活动并非绝迹。据相关记载，雍正初年，浙江有过查嗣庭、汪景祺因“讪谤朝廷”引起的两起文字狱，事后朝廷犹存疑忌，故派王国栋为浙江观风整俗使前来巡察。雍正五年（1727年）二月，王国栋奏称：“臣到浙江时，访闻民间有胥役、市贩合凑几家买阅邸报者。臣思小民无知。不宜与闻国事。虽皇上所行率皆化民成俗、仁育义正之事，无不可使人知者。但此辈一阅邸抄，每多讹传以惑众听。诸如此类，亦风俗人心所关，臣已严行戒饬，倘有犯者，立重惩”。⁽⁶⁾从王的这份奏疏，可见当时尽管报禁严厉，浙江民间仍有报房在私抄印售邸报。雍正以后，民间报房渐成扩展之势。乾隆年间江西漕运系统两个官员，听说乾隆将事南巡，生怕办差赔累，便伪造朝廷大员反对巡幸的题奏还加上御批，交由书办抄传了出去。此事一经举报，朝廷查办，史称传抄伪稿案。案发后，在追查审理过程中，浙江巡抚雅尔哈善也因追查不严，办案不力，被“交部严加议处”。⁽⁷⁾发生在江西的这起案件，所以会牵连到浙江，估计是与浙江的民间报房抄录传播伪造的题奏和御批有关。

从明代末年到清乾隆及以后各朝，浙江民间报房活动较为活跃。民间开办的报房，自己购置刻印设备，雇工抄刻编印报纸，并专以办报、卖报为业，逐步走向职业化，从而使得浙江古代报刊业有了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