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报”性质与它产生的影响

四、“外报”性质与它产生的影响

清末年间，外国人在宁波出版的几种中文报刊，大多为外国传教士所办，唯有《德商甬报》主办者是外国商人。这些“外报”，尽管办报宗旨有所差异，宣传内容各有侧重，其性质都是外国侵华势力的舆论工具。因此，驻甬外国人所办报刊，传教士办的也好，商人办的也好，从宏观上看，出版动机和目的是一致的，归根到底是在为外国帝国主义的战略利益服务。

鸦片战争后，外国帝国主义为配合其经济侵略，不惜采用各种手段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渗透，包括传教、行医、经商、办学尤其是出版书报。作为重要手段之一，外国人在中国的办报活动，实质上是一种文化侵略活动。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们还有一办法，一个更迅速的办法，这就是出版书报的办法”，“别的方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变头脑，而文字宣传则可以使成百万的人改变头脑”。⁽¹⁸⁾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给英驻上海领事白利兰的信》中还说，控制了中国的主要报刊，“我们就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头和背脊骨”。⁽¹⁹⁾正是出于这种用心，外国人透过出版报刊宣扬基督教和西方文明，说穿了是企图以西方模式影响中国人，为最终欲使我国变成外国殖民地而效力。这从宁波“外报”也可得到印证。

《中外新报》声称“以圣经之要旨为宗旨”，并称“序事必求实际，持论务期公平”，事实上怎么样呢？如上所述，它的主要内容却是新闻和时评，而不是“阐发基督教义”。某些重大事件的报道、评论，该报基于自身的立场和偏见，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反映实际和持论“公平”。例如英法联军入侵京津的报道，它就不讲入侵而讲“进攻”，有关遭到“满兵”抵抗一节，则是轻描淡写，讳莫如深，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倾向性。《甬报》曾连续登载《劝戒鸦片说》，从创刊号到第10卷每卷1篇。它的创办人还刊文说：“中土之沉迷鸦片日盛一日，其害伊于胡底，安忍袖手其旁作秦越人之视哉！”⁽²⁰⁾正在向我国大量输入鸦片的“大英帝国”，其传教士所办报刊，怎么倒反向中国人“劝戒鸦片”，这不显得太滑稽、太可笑了吗？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用心良苦。当时鸦片源源输入，其势愈演愈烈，包括宁波人在内的广大中国人，莫不为之深恶痛绝。鉴于这种情况，“外报”自然不方便公开鼓动吸毒，于是乎便借“劝戒”之名，行辩护之实。细读10篇《劝戒鸦片说》，很容易发现其着眼点是：一曰中国人“天生羸弱多病，鸦片入口能暂为解救，然病去瘾深”；二曰鸦片“既不能使之不来，又不能戒众不食”；三曰鸦片产在印度，“华人归咎于英美之贾”，使英国“蒙受不洁之名”。这明明是在为输入鸦片辩护，以“劝阻”中国人的强烈愤慨和反抗。

以上种种，宁波“外报”所起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但并不否认，“外报”的某些内容，不论出于何种用意，客观影响倒也有积极的一面。例如，译载西方哲学论著，尤其对科学文化知识的介绍，什么电气行船、机器浚河、人工致雨、奇墨印书、治虐妙药等等，在当时确是传播了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让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环境的人们大开眼界。铅印技术也是随外国人的出书报活动传入我国的，《中外新报》最先采用的“元宝架”铅字排版方法，曾为各地报刊沿用半个多世纪。外国人在宁波既有办报特权，也就有独立撰稿权，可以自行采编稿件和出版报刊，并曾发表《新闻纸论》、《新闻纸后论》等文，大谈办报的重要性，竭力鼓吹兴办报纸。

泰西各国之有新闻纸也，上可以明国政之是非，下可以见民情之善恶。大可以表山川之险要，小可以载庶物之新奇。其事虽微，其曾甚溥。泰西各国之君相知之，各国之士庶知之，各国之官吏商贾亦知之。因之流布日广，销售日多。独至中国虽知之，而不能尽知之；中国虽行之，而不能广行之。何哉？盖中国自秦汉以来君国之权甚尊，臣民之分甚卑。处士清谈盛朝不取，庶人末议禁典所严。从未有如新闻纸之有事必书，无辞不达，足为世人口碑，而比史书之直笔者。虽中外通商已久，新闻纸创于中国近十余年，而中国人之视新闻纸非谏言谤出，即曰街谈巷议。流布不能广者，即此之故也。⁽²¹⁾

以上引文是《甬报》发表的《新闻纸论》一文中开宗明义的一段。该文接着列举办报的“利益”，有六：一是“随时随事一一录出，可以去薄海之猜疑”；二是“秉笔直书，公是公非不难立分，可心解下民之冤抑”；三是“事事言之，使天下一一知之，可以开中国之风气”；四是“奇奇怪怪，是是非非，广闻见而资谈论，可以增编氓之见识”；五是“善则善之，恶则恶之，使事前有所鉴观，事后有所顾忌”；六是“价廉而家家可购，文浅而人人可观，耳濡目染，可以励男女之品行”。⁽²²⁾《甬报》还以答读者问形式发表《申报质疑》一文，回答了当时对“新闻纸”（近代报纸）的责难和疑虑。由此可以认为，宁波几种“外报”的出现以及倡言办报的论述，其指导思想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观和新闻观，但在清王朝专制独裁的封建统治下，对于启迪国人的民主观念和办报意识，对推动浙江民间国人自办报刊，应当说有一定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