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城同名的《杭报》与日商《杭报》

三、同城同名的《杭报》与日商《杭报》

1897年这一年，杭州除了有《经世报》出版，又有两种《杭报》刊行于世。这两种报纸不仅同名《杭报》，而且都与日本驻杭领事馆有所牵连，创刊之前相互还有过一场宣传战。

甲午战争失败，清政府签订中日《马关条约》，增开沙市、重庆、苏州和杭州4个商埠。1896年9月杭州开埠后，马绩甫等人招股集资，准备在1897年创办《杭报》。为避脱清迁新闻钳制，遂以日本商人加藤能言为立案负责人，并经过多方接洽，在日本驻杭领事馆登记注册。当时，原在领事馆工作的孔尊三也准备开办杭报馆，得悉马绩甫他们将出《杭报》，竟于1897年8月2日抢先在上海《申报》刊登广告。此则《杭州杭报馆广告》宣称：“本馆订购发昌机器厂印报机器刻已竣工，即日运回杭州，择于本月十九日出版”，并“由孔尊三面订”。⁽²⁵⁾于是，在第二天的《申报》上，有以加藤能言名义发表的《日商杭报声明》。《声明》除称“本馆拟在本月下旬出报”等情况外，着重厘清“申江所订各事，均由本馆经理华友王莼斌、马绩甫二人交接，现寓宝善街大通栈第十六号内，并非由孔尊三经手”。⁽²⁶⁾这个《声明》的标题中，“杭报”前加“日商”两字，以示与另一份《杭报》的区别。此后，时人也就习惯称它为“日商杭报”。

《杭报》于1897年8月21日创刊，一大张连史纸（油光纸）单面印刷，相当4版对开报纸，中间横折为正反两面，每面3个版块。另出附张，随报送阅。据《杭报》第4期，正面第一版块是论说和广告，第二、三版块为本省和国内外新闻，反面3个版块全是广告。这一期刊发的消息报道，其中两条国际短讯颇令人瞩目。

一条题为《邻邦密议》：

风闻德皇与法总统于西历8月2号同莅俄国，与俄皇互商机密……自责令日本让归辽东后，欧洲诸国均已瞠乎其后，实我国之隐患！今又与他国密议，安见其别无狡谋，是在当轴者之及早踌躇也。

另一条题为《定造巨轮》：

日政府现在横滨船坞制造头等巡舰一艘，计载重九千吨，每点钟能驶十九英里。又东京西字报云：日政府又在英国搿赖司哥之妥姆生厂制造头等战舰一艘，计载重一万七千吨，想告成而后，当与诸名战舰敷岛凡并驾齐驱矣！

这两条简短的消息，反映辽东被沙皇俄国侵占后，怀有扩张野心的日本图谋插足其间，一方面进行外交周旋，一方面在磨刀备战。后来的事实也已表明，长期觊觎我国东北的日本侵略者，1904年挑起日俄战争，结果以沙皇俄国的失败告终，辽东成了日本的殖民地，受害的还是中国。

迟于《杭报》创刊3个月零5天，即1897年11月26日（清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商《杭报》开始出版。经理马绩甫，主笔秦瑾生，聘有编辑数人。馆址在杭州拱宸桥，同时在城区三元坊大街开设分馆。出版头3天，报名下印有英文“JAPANESE MERCHANT”（意为“日本商人”）。该报虽以日商名义刊行并在日本驻杭领事馆注册，而事实上，报馆既无日商投资，也无日籍员工，所出报纸的言论也不代表日本人立场和利益。从第4期起，报名下的英文字也不再出现了。

日商《杭报》为日刊，“初出，先印二纸（张），俟边省新闻寄到，再印三纸”，每张大小近似现在的4开报纸。报馆自备印刷机器，史连纸铅印，版式单面通栏直排，报头“杭报”两字印上方正中。第一张上半页为广告，其他版面依次为“论说”、“上谕”、“中西要事”、“各国新闻”、“各省新闻”、“本省本埠新闻”、“辕门抄”及杭沪市场行情等栏目。该报内容与《经世报》比较，新闻的比重大大增加，且基本具备现代报纸的新闻、言论、广告和副刊四大要素。据此可以认为，如果说《经世报》还只是“新闻纸”的雏形，那么，“日商杭报”已是在较完全意义上散页定期出版的报纸。不足的是各条新闻均不加标题，仅用符号“○”相隔。该报另于农历朔望两日，各印《中西大事报》1册，将半月以来中、西要事及上谕、章奏、论议、格致、新学等汇编发行。

关于该报的宗旨，发刊之初，第2期头版《本馆例言》中即有所交代：

方今中国时事多艰，内外臣工力图振作，凡有益中国之事，悉仿行西法，次第奏请举行。本馆深体此意，每日附张搜择，有关时务之书，排印一二页，标明书目，积久可以装订成书，俾有志时务者，随时流览，用资考证。

从这段引文和所刊报道和言论看，日商《杭报》是一份旨在维新改良的综合性报纸。再从上述栏目排列次序分析，“论说”第一，“上谕”次之，打破当时报刊以皇帝谕旨为首的既定体例，这也显现出它试图变革的勇气和态势。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本馆例言》提到，从本省到全国以至外洋一些地方，均委派访友“认真探访”，“以广见闻”。近代早期报刊编采合一，编辑、记者极少，即便在今日，编采力量再强，同样需要有一支业余通讯员队伍。日商《杭报》早于19世纪末，在创刊同时，就已重视组织业余通讯网络，懂得依靠社会力量共同办报，这的确比较难能可贵。

至今无法考证日商《杭报》确切的停刊日期，但据有关记载，“未及期年，即告停版，印刷机器，归股东金姓接收，改设文汇书局”。⁽²⁷⁾现存最后一期的日商《杭报》是第91期，出版时间为1898年3月8日。至于停刊原因，据说是由于“报馆对外之名义，却用日人加藤能言出名；虽云当时文禁纂严，容有不得已之苦衷，而日人当时在杭之势力，暨其文化侵略之野心当可见一斑”，国人“疾视日商，此报遂一蹶不振”。⁽²⁸⁾

四、在我国率先出版的两种专业期刊

19世纪90年代，正当国人办报活动渐趋活跃之际，浙江早期问世的一批近代报刊中，先后出现两种别具特色的专业性期刊。一种是《算学报》，另一种是《史学报》，均创办于温州。当时，国内还不见算学和史学专业的刊物，《算学报》与《史学报》分别为我国同类专业期刊的开山鼻祖。

这两份专业性期刊的创办人为黄庆澄（1863—1904）。黄原名炳达，宁愚初（一说钦教），号寿昌主人，平阳慕贤乡（今属苍南县）人。求学时的老师都很重视自然科学，他从小深受影响，后结识“东瓯三杰”的陈虬等人，又到各地拜晤著名学者，自此学识得以大进。其间，讲求“经世之学”和“西学”，尤“擘精算学，于中西之

法皆能贯而通之”。⁽²⁹⁾黄庆澄一生著述颇多，曾有数学著作6种。他认为中国落后贫弱原因之一是科学不兴，当务之急极需振兴科学，其中包括普及数学知识，指出“不通算如有脑而木”，是中国的一大病。⁽³⁰⁾创办《算学报》正是出于这种目的。

《算学报》创刊于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7月，每月1期，为数学启蒙教育刊物。内容力求“浅之又浅，简之又简，即素不有算者，开卷之余，亦明如指掌”。⁽³¹⁾据可查资料，共出12期，每期三四十页，约万字左右。第1期论加减乘除、命分、约分、通分之理，第2期论比例，第3期论开方，第4至7期论代数，第8至10期论几何，第11期论九章，第12期论算理。所刊各篇均由黄氏自撰，并“专择近日算学中最重要者，演为图说，俾学者由浅而深，循序而进。即穷乡僻壤，无师无书，亦可户置一编，按其图说，自寻门径”。⁽³²⁾

该报最初几期石印，后改木刻本。零售每期2角4分，全年12期订费2元（银洋），代派10份以上9折。订户一切邮资由报馆负担，内地无邮政之处，寄费归购者自给。办报资金由黄庆澄自行筹措，概不受官绅捐助，所以创业煞费经营。报馆地址始设温州府前街，第2期开始，在上海新马路梅福里开设分馆，从此在上海出版发行，同时在时务报馆、格致书室、六先书局及醉六堂设售报处所。刊行沪版后由于内容浅出，所刊应用题切合实际，又注重图解，受到各界欢迎，远方读者也纷纷来函求购。据1901年日本横滨出版的《清议报》合编本记述，当时与之交换的各地报刊名录中，就有在上海出版的《算学报》，可见其影响之广，流传之远。

黄庆澄也是温州颇负盛名的维新志士，办报之前曾与当地名士时常议论变革改良，还向温处道提出过“郡县兴革利弊”措施。他创办《算学报》也是为“实开风气起见”，通过算学的启蒙教育以开民智。1898年戊戌政变，力主维新的黄庆澄受到株连，于是《算学报》被迫停刊。

这里需要澄清的是，李迪《中国数学史简编》在述及我国数学杂志出版历史时称，最早一种是1900年上海出版的《中外算报》。温州《算学报》封面上印着“光绪丁酉六月开报”字样，“光绪丁酉”年即1897年，比之《中外算报》早3年。另有史著称《算学报》“1898年8月创刊”，⁽³³⁾这也推迟了一年多。《算学报》的创刊，对促进数学的研究，培养数学新人，以及对后来温州被誉为“数学之乡”，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史学报》于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创刊，是黄庆澄在《算学报》停刊后另行创办的史学专业刊物。报馆设在温州城隍庙底。鉴于至今查无同类刊物中比《史学报》更早出版的记载，所以可确认它是我国史学期刊出版史上的第一份。关于《史学报》创刊时间，过去曾有不同的记载。《增版东西新学书录》附的“报案”目录称，《史学报》温州刻本，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正月始出。⁽³⁴⁾天津《大公报》1905年5月11日至25日，4次刊出《报界最近调查表》，又说是“《史学报》浙江癸卯（1903年）商办”。但据温州图书馆所藏《史学报》抄件，则创办于“光绪己亥”（1899年），原报抄件当属可靠，即便是依1902年或1903年创刊之说，在全国也是最早的。

该报初为木刻本，寿昌编书局出版。每月1册，年出12期，全年订费2元（银洋），零售每册2角，批发代售5份以上折扣不等。《史学报》内容主要含中国史、西洋史、日本史，此外载有中外政治家言论。第3期起更名为《瓯学报》，改出综合性杂志，按期增入地理学、哲学、算学各门，并用铅印出版。《瓯学报》分别连载黄庆澄及其同志者编篡的有关书稿，待全文连载完毕，然后合订成书出版。《瓯学报·本报告白》对此有较详尽的说明：“现因各友函嘱将本报各稿先出完数种，免令阅者以不睹全书为憾。兹将限定六期以前将《中国现在大概情势》、《少年世界新文》与《唐虞三代白话史》三书出完，以后再印别书。”⁽³⁵⁾所列各书已否登完和出版，再有没有刊载别书，由于该报停刊时间不详，也就无从得知，已知的有黄庆澄自撰《中国四千年白话史》、《周礼政要》及《日本维新大事表》等。他编撰的这些著作在刊物上连载，寓意都是为变法改良提供历史根据和经验，足见创办《史学报》的主旨同样在为维新运动造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