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风鼓歙》

四、《武风鼓歙》、《越恨》及其他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前夕，宁波同盟会会员陈训正、范贤方、章述洨、林瑞甫等人，为组建革命武装做准备，成立国民尚武会宁波分会。1911年9月23日，宁波尚武分会创办《武风鼓歙》旬刊，聘请章訚（字叔言，号巨摩）为主编。该刊的宗旨是：“阐明武德，激扬武风”，提倡练武救国，鼓吹民主革命，“使合郡人士皆有同仇敌忾之心”，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武风鼓歙》作为宁波尚武会机关刊物，在它第1期的《发刊词》中，对建立尚武会的意义及办刊原委有较明白的表述：

今者中国时局，益惊以岌矣。俄要求于北，英占据于南，瓜分之说，洋溢口耳。片马之案未结，而西藏又见告矣。群盗觊觎堂矣，方欲得主人而胁之，为家众者不思拔刀御侮，顾事事以禀承为恭顺，庸有当乎？于是各地尚武会次第组织，而吾宁波之尚武分会亦已成立。大而卫国，小而卫乡，公则保土地，私则保身家。嗟！我宁波人可以投袂而起矣。

自今伊始，深愿我父老我子弟……追先民尚武之风，作壮士从军之气。庠有武士，田有武农，肆有武工，市有武商，各奋其爪，各磨其牙，结合大众，毅然以发愤为天下雄。

《武风鼓歙》每月出3期，每期约20页，设“论说”、“时评”、“国内外大事记”、“本郡纪事”、“学术”、“稗乘”等栏目。曾发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同盟会政治纲领，先后刊出《革命军之入会志愿书》和《宁波国民尚武分会体操团征求操员简章》。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同盟会宁波支部策应此事，即以《武风鼓歙》为舆论阵地，迅速传播湖北革命军胜利消息，刊物受到各界尤其是青年学生欢迎，争相购阅，先睹为快。11月5日宁波光复，该刊突出报道江苏、上海等地革命动态，并刊发《青年军之先声》等文。

参与创办《武风鼓歙》的陈训正，此前曾在上海主办《天铎报》，支持民主革命运动，聘洪允祥任主笔，不久陈布雷加入撰写言论。当时，发刊于宁波的还有《朔望报》，天恨创办，提倡尚武精神，宣扬爱国思想。

《越恨》1909年（清宣统元年）在绍兴出版，系书册式专刊，其创办人及刊行情况已不可考。据存世的《越恨》一册，所刊文稿多用笔名，载有通讯、评述、专论、函电等。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7月6日上午，革命党人徐锡麟在安徽安庆起事失败遇害，秋瑾也因绍兴会党的暴露在7月13日被捕，15日凌晨就义于绍兴城内轩亭口。《越恨》内容主要反映徐锡麟、秋瑾惨案及对清吏暴行的讨伐，反清革命立场非常坚定。例如，该刊的长篇通讯《奇冤案》，详细记述绍兴府查抄徐锡麟家属株连学界捕戮党人始末，对腐朽而凶残的清王朝深恶痛绝。此文七八千字，这里摘录几段：

自丁未五月二十六日徐道（即徐锡麟——本书编著者注）枪戕恩新帅后……省中有密札到府署，着速拘拿家属，查抄革命谋逆证据。因是贵▲太守，于初四日傍晚，传集山阴、会稽李崧生、李阶荪二大令到署，密议定妥，率带防兵，突至郡城内水澄桥畔徐父等住居之天生绸缎庄，及对门之生泰烛铺前后围守。由贵太守督同入内搜查，所有信件簿据等概行移去，当将房屋发封，绸、烛二店伙友人等一律带县，分别收押。立即折赴大通学校查抄，该校已放暑假，尚有学生十余人未归，在校自修，忽见官长及兵役持械云集，惊骇欲绝，夺门而出，四散奔窜。府县喝令追拿，即有弁兵开枪，致有二生中弹落河，伤重垂危。尚有秋瑾女士，因系徐道表妹，亦即拘至县署……

初五日早三点钟，秋瑾在轩亭口正法。山阴县都戎府以及省来练军，山、会巡警，都到场弹压。正法时，秋瑾身穿白汗衫，下穿元色生纱衫裤，脚穿洋鞋，并带铁镣，两手背绑，当从山阴县衙门一路过来，前有铁索牵走，后边推送者三四人，并有练军、绍协防兵防护。到轩亭口，从容就义……

嵊县公局有一和尚，因涉讼到郡，又有一嵊县书吏、一乡人因嫁女到郡，置办奁县，均被捉去。和尚过某绅寓，哀乞进寓觅保，该兵以军刀乱击其腕，受创颇剧。乡人携有洋二百五十元，均被抢去。

又如《越恨》中的《哀秋瑾案》一文，作者署名“泣天上女”。文中写道：“彼秋瑾者，果何为而至此哉？断头之台，枉死之城，其能瞑目哉？”“吾姊具萧洒出尘之想，负笈东瀛。女界得如君者，岂非凤毛麟角哉？呜呼！孰料其罹不测之祸，蒙无辜之冤，惨目伤心，有如是哉！”文章深为秋瑾被害痛惜不平，对反动的清王朝愤恨之极。

《越恨》虽以大量篇幅刊登为徐秋惨案平反的言论和报道，而其主旨是挞伐苛政、鼓吹革命，许多文章即为此而发。所刊《责难浙绅篇》指出：

近者绍兴之事，凡官吏之横暴，暨军人之残酷，本报既著论抨弹矣。顾记者之意，以为今日官吏、军人，本其保禄嗜利之心，以为择肥而噬之计，所谓大盗不操戈矛……今者政府诸公，既假借立宪以行其苛政矣……

在《武风鼓歙》、《越恨》出版前后，杭州等地宣传民主革命的报刊，尚有《危言报》、《越报》、《善报》以及《醒钟报》、《醒狮报》等多种。这些报刊，除了《越报》前些年有人见到过一期并曾撰文介绍，其他的至今已无藏本可考，也不见有详细记载的文献，其创办、出版情况和宣传内容大都不甚了了。

《危言报》1909年12月2日创刊，报名“危言”，意涵“末世危言，愿人听纳”，旨在宣传革命。该报经理兼主笔何志鳌，字企岳，笔名起岳，为当时杭州名士，具有爱国思想。何氏曾著文疾呼全民奋起，抵御外国帝国主义侵略，推翻腐败无能的清王朝。他的论说文章短小精悍，时人赠诗赞许有加，其中有“数行论说蕉成绿，满纸精神笔吐红”之句。《危言报》社址在杭州三元坊，日出2大张，并有副刊（附刊）《潮报》4开1张，随报附送也单独零卖。项士元的1930年版《浙江新闻史》认定，《潮报》当推杭州各报设附刊之最早。1910年何志鳌参加同盟会，赴沪另有所任，无暇顾及《危言报》事务，遂由原《潮报》主编费有容接办。辛亥革命后，《危言报》更名为《昌言报》，改出正刊及石印画报各1张，正刊内容转以工商新闻为主，但仍不惮揭批时政弊端。

《越报》创办于1909年11月，由旅沪浙江学生以全浙学生名义发刊，虽“取勾践中兴之义”，却“非敢以疆域限之”。该报《紧要广告》说：“中国际此时艰，国势凌夷，本报之言岂甘仅筹一隅而已足乎，当统普论全国，以与我四万万同胞共商之也。”⁽⁹⁾编辑兼发行者赵汉卿，主要撰稿人有雷昭性、白坚、陈华国、苍石等。刊载的文稿内容分言论、纪事、学术、文学和来件等类，其言论大都尖锐激烈。有一篇赵汉卿执笔自撰的《宣言书》，指出“当时主权尽失，国事日非”，这样下去“十年灭国，百年灭种之说，将实行于吾国”。因此文章疾呼：“吾国同胞苟忍为世界列强之牛马奴隶则已，借曰否也，则当猛力回头，自各奋发，以救邦国于将亡。”⁽¹⁰⁾

《善报》于1910年在嘉善创办，创办人、社长张凤（字天方），主笔董阆仙。该报因抨击时政，指斥劣绅，曾被军阀统治下的县当局封报索人。1914年改名《善言》重新出版，宗旨为“抵制凶残，诛伐强暴。国民代表，舆论首领”。1927年春，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入浙江时，《善言》报热情支持，并组织慰问北伐军。嗣后张凤去上海任教，报纸停刊。其他如杭州出版的《醒钟报》、《醒狮报》，分别创刊于1909年和1911年，均为小报，报名含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具体内容不详，存世时间也短。编著《浙江早期报业史访辑》的詹文元认为，《醒钟报》报名很可能由革命宣传品《警世钟》演义而来，《警世钟》系资产阶级革命派陈天华1903年在日本所作，鼓动人民起来同外国侵略者作斗争。近代中国像沉睡的雄狮，《醒狮报》似在向国人发出呼唤、激励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