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白话报》的面世与演变

一、《杭州白话报》的面世与演变

辛亥革命时期，浙江革命报刊最为突出的要数《杭州白话报》。它也是辛亥报坛全国影响较大、刊行寿命最长的“白话报”。该报初期支持维新改良，转而倡言反清革命，并成为浙江革命派的主要舆论工具，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演变过程。

《杭州白话报》创刊于1901年6月20日（清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初五）。始为32开本月刊，木刻雕版，连史纸印刷，册页式线装。后改旬刊、周刊，并用道林纸铅印。报馆三易其址，初设杭城祖庙巷项宅（一说银铜桥），不久改万安桥西首，再改在下城头巷，出版日刊后又迁址保佑坊大街。该报的代办处（代销点）遍布全国许多大中城市，除浙江和邻近省市各埠外，远及北京、天津、湖北、广东、四川以至香港等地。售价每册全年大洋1元，半年大洋6角，零售制钱30文；第三年开始，加价以每册大洋全年1元2角，半年6角5分，零售35文。

作为杭州和全省最早的“白话报”，《杭州白话报》内容涉及面很广，社会民情、婚姻家庭、天文地理、人文历史等几乎无所不包。初出旬刊时，设有“论说”、“中外新闻”、“益智录”、“紧要演说”、“谈天”、“地学问答”、“俗语指谬”等多种栏目。改出周刊后新闻的比例逐渐加大，日刊的新闻栏目已有“本省新闻”、“国内新闻”、“紧要新闻”、“社会新闻”和“外电译稿”。该报内容丰富新鲜，文字通俗易懂，一经发行，颇受民众欢迎，当时杭州求是学院、武备学堂和一些民间团体，捐募款项购买，像施善书一样到茶坊酒肆散发，连有的开明官吏如桐乡、遂安知县也下令所属订阅。据在东京出版的浙江留日学生所办《浙江潮》1903年调查统计，当年杭州销售的7种省内外报刊，《杭州白话报》销数位居榜首，其列表如下：

为便于读者阅读和扩大影响，到月底或年终，凡《杭州白话报》所载文章，报馆择要分类出版专集。第一年（1901年）合订为10本，依次为：

第一本《论说》。

第二本《和约全稿》（含《俄皇彼得遗训》等）。

第三本《回銮纪事》。

第四本《谈天》。

第五本《地学问答》。

第六本《齐家法术》。

第七本《俗语指谬》。

第八本《中外新闻》。

第九本《美利坚自立记》（含《菲律宾民党起义》等）。

第十本《救劫传》。⁽¹¹⁾

该报发起人王沛泉、王科生，创办人项藻馨（兰生）。首任主笔林獬（白水），继由钟寅、汪嵚、童学琦次第主持笔政，编辑中有邵章、汪希、袁毓麟、陈敬第（叔通）、程光甫、韩靖庵等知名文人。报馆的编辑队伍，集中了一批思想比较开明的知识分子，他们热心传播新思想、新道理、新知识，在揭露清廷丧权辱国的同时，提倡新式教育，反对女子缠足，并促成杭州女子放足会的建立。但在办报的主导思想上，大都未能摆脱改良主义的藩篱。

创刊初期，《杭州白话报》以“开民智和作民气，两事并重”为宗旨，着眼思想启蒙，以鼓吹所政。为此，代表报馆发言的一些重要评论，有的强调“维新两字，是生死悠关”的，只要光绪皇帝当政，中国的事情就“顺昌”了；⁽¹²⁾有的认为“中国旧法不变，民智不开，断没有一群野蛮，乱哄哄可以打洋人”。⁽¹³⁾

1901年前后，全国宣传反清革命的白话报刊，有一部分由原本支持和鼓吹维新改良转变而来，《杭州白话报》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该报的立场，由改良转向革命，关键是孙翼中的加入。有关《杭州白话报》的这一演变，项士元的1930年版《浙江新闻史》载述：

是报执笔人员，虽皆一时优秀，然多惑于科名，相率猎取高科他去；程光甫虽始终任事，但鲜发扬踔厉之精神，惟癸卯以后，孙翼中出任经理，始放异彩。

杭州老报人钟韵玉，其“先君钟寅”曾任《杭州白话报》主笔。他对该报演变情况也曾回忆道：“该报以鼓吹新政为主旨，但对民情和商业也相应重视。至1903年项担任安定中学监督，无暇兼顾报务，适孙翼中由日本回杭，聘孙接任经理兼主笔，至此乃自办印机，由叶为铭主持印刷业务，此后报纸以宣传排满、鼓吹革命为重点，对版式编辑，并加改革，遂焕然一新。”⁽¹⁴⁾

孙翼中，为杭县（今属杭州）人，字耦耕，别号江东。年轻时就有反满思想，就任求是学院国文讲席（教员）期间，曾为学生组织的笔会命题曰《罪辫文》。他见作文中有“本朝”提法，便愤笔改为“贼清”。此事被书院一当差者得悉密告，浙抚下令访办，拿不到真凭实据，这才免了一场文字狱。事后，孙避居绍兴，在江湖通艺学堂任教。1902年远赴日本留学，参加了革命团体青年会，并与浙江留日同学共同创办《浙江潮》。孙翼中于1903年夏回杭，应项藻馨之请，接任《杭州白话报》经理兼主笔。此后不久，他加入光复会，从而使《杭州白话报》成为革命的舆论机关，报馆也成了革命党人的秘密联络点，陶成章、龚宝铨、苏曼珠、魏兰等人常下榻于此。

1903年至1906年，在孙翼中的主持下，《杭州白话报》反清革命立场日益凸现。它激烈抨击清廷朝政和吏治的黑暗腐败，同时不断揭露外国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该报内容适应民主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加之用白话文宣传，出版刊期也已由周刊、3日刊而改日刊，每天一大张，于是每期发行量随之成倍上升，在七八百份基础上，猛增为2000份。孙翼中后因另就他职并受诬离杭，《杭州白话报》经理职务，旋由胡子安、魏深吾先后承接。从此该报反清色彩有所淡化，但对民主革命仍持同情支持态度。

1908年10月中下旬，《杭州白话报》为“秋瑾案”鸣不平，接连刊发报道、评论和有关电文，声援收葬善举，斥责当局图谋。事情的起因是，秋瑾被害后，善堂收殓，停柩府山，有吴、徐两女士为之营葬。不料事隔一年，官府意欲缉拿吴、徐，并扬言将秋墓毁平。此讯一出，舆论哗然。《杭州白话报》就此载文指出：“各国慈善家，则如两军对垒，虽敌人遗骸，亦且为之收葬。是因收葬而加罪，既失我朝宽大之仁，且与各国奖励慈善之举，亦觉相背……如复因绍案株连，致无辜波及，恐舆论益不平。”⁽¹⁵⁾

关于该报创刊时间，也有过不同的说法。项士元在1930年版《浙江新闻史》中说，此报“发刊于光绪二十一年”，也就是1895年。杭州老报人钟韵玉也说：“先君钟寅于1895年《杭州白话报》创办时，即首任主笔。”同在1982年出版的《浙江近代史》和《浙江百年大事记》，都从1895年之说。事实上，浙江图书馆古籍部和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的《杭州白话报》，均未发现早于1901年的。确凿无误的证据是，《杭州白话报》第二年第29期，刊有一则新闻，题为《各处白话报踵起》，说得很明白：“自从戊戌那年无锡白话报刊停办以后，那两年内，没有继起的报章，等到辛丑五月，我们杭州同志，便兴办了一个杭州白话报。”“辛丑五月”，即1901年6月。至于该报的终刊期，有两说，一说1912年改组办《全浙公报》，一说1910年停刊。据藏报所见，《全浙公报》1909年已创刊，是年《杭州白话报》仍在出版，故从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