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新闻法制与报刊业

一、自由新闻法制与报刊业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告捷，各地反清力量纷起响应，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革命洪流势不可挡。是年11月，浙江革命党人在杭州举义，俘获浙江巡抚增韫，继而全省光复。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不久即通过立法手段，初步建立起自由新闻法制，以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民国成立之初年，正是在这种有利于创办报刊的政治环境中，浙江的报刊业一度呈现兴盛局面。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在废止前清限制言论出版自由的各种旧法规后，于1912年3月2日，由内务部草拟颁布《中华民国暂行报律》。简略的《暂行报律》约法三章：

（一）新闻杂志已出版及今后出版者，其发行及编辑人姓名，须向本部呈明注册，或就近地方高级官厅呈明，咨部注册。兹定自令到之日起，截至阴历四月初一日止，在此限期内，其已出版之新闻杂志各社，须将本社发行及编辑员姓名呈明注册，否则不准其发行。（二）流言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除停止其出版外，其发行人、编辑人并坐以应得之罪。（三）调查失实，污毁个人名誉者，被污毁人得要求其更正。要求更正而不履行时，经被污毁人提出诉讼时，得酌量科罚。⁽¹⁾

当时，南北尚未统一，共和政权还不巩固，清朝报律又已废除。政府为强化对报业的管理，临时制定新的报律，应该说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言论出版自由乃属事关重大的法制原则，应为国家根本大法所规定，而其时还未及制定根本大法，《暂行报律》的出台失之草率，也不合立法程序，且罪与非罪界限含混不清，实施中易被误解和滥用。因此《暂行报律》遭到新闻界的反对，中国报界俱进会以及各报馆为此致电孙中山并通电全国，上海《大共和日报》还将章太炎的《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一文作为社论发表。该文对《暂行报律》逐条加以驳斥，并指责南京临时政府“钳制舆论”，“欲蹈恶政府之覆辙”。孙中山虚心地接受新闻界意见，遂于3月9日发布《大总统令内务部取消暂行报律文》，内云：

案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善从恶改，古人以为常师；自非专制淫威，从无过事摧抑者。该部所布暂行报律，虽出补偏救弊之苦心，实昧先后缓急之要序，使议者疑满清钳制舆论之恶政，复见于今，甚无谓也。又，民国一切法律，皆当由参议院议决宣布，乃为有效。该部所布暂行报律，既未经参议院议决，自无法律之效力，不得以暂行二字，谓可从权办理。寻三章条文，或为出版法所必载，或为国宪所应稽，无取特立报律，反形裂缺。民国此后应否设立报律，及如何订立之处，当俟国民议会决议，勿遽亟亟可也。⁽²⁾

由《暂行报律》引发的风波平息后仅隔两天，言论出版自由这一法制原则即被载入国家大法。1912年3月11日，南京临时政府颁行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文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³⁾接着，又下令交通部核减新闻邮电费，并批准该部所拟实施办法，即“报界之电费，悉照现时价目减轻四分之一，邮费减轻二分之一”⁽⁴⁾至于前清的《著作权章程》，因其内容与民国国体不相抵触，内务部决定在未颁行新的著作权法前暂时援用。这些法律、法令的颁布施行，标志着以言论出版自由为本的新闻法制开始建成，这对于促进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孙中山对新建立的自由新闻法制，予以高度尊重与关注。浙江和其他独立各省（市）新政权领导人，大体上也都实行言论出版自由的政策，对报刊的出版持鼓励态度。

辛亥革命在南方各省的胜利，南京临时政府对言论出版的开放，尤其是确立自由新闻法制原则，大大鼓舞并推动了浙江报刊业的进一步发展。现存的新闻资料表明，在武昌起义后的半年内，浙江新创办的报纸就有20余家，为当时全国创办报纸最多的几个省市之一，仅次于京、沪、津、广。1912年至1913年，全省先后创办报刊约50家，原有继续出版的报纸5家，报刊总数比之辛亥报坛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好景不长，此后由于自由新闻法制遭到破环，浙江的报刊业处境艰危，每况愈下。

民国成立不满100天，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登上了临时大总统宝座，表面上赞成共和，暗地却在图谋专制政权。浙江革命军政府随即被解散，袁氏爪牙朱瑞为浙江都督，全省进入封建军阀专制统治时期。在民国成立伊始的一段时间，袁氏惮于民主共和思想和言论出版自由理念深入人心，对自由新闻法制曾故作尊重姿态。朱瑞唯袁氏马首是瞻，所以也容许一大批新办的报刊得以出版。但在此后不久，尤其是随着袁世凯逐步建立为独裁统治服务的新闻法律制度，浙江军阀当局有恃无恐，即对新闻出版作出种种禁限，甚至横加迫害。袁氏政府曾先后颁布《报纸条例》、《出版法》、《修正报纸条例》，以及《新闻电报章程》、《著作权法》等。此类旨在全面管制新闻出版界的专门法律与法规，从政治、经济两个方面严格限制新闻事业的发展。如《报纸条例》，规定报纸的创办实行批准兼保证金制，同时具列“淆乱政体”、“妨害治安”、“败坏风俗”等8条禁载事项。按此法律，几乎所有政务活动均被划入禁区，加之所谓“淆乱政体”、“妨害治安”等罪又无明确的含义，可由执法者任意解释，这就使得报刊活动处于动辄获罪的境地，其实质在于禁止言论出版的自由。《出版法》不仅把《报纸条例》的适用面扩大到所有出版物，而且出版禁限更为苛刻。

新闻法制原则的自由抑或专横，直接关系到新闻事业的兴衰。在封建军阀独裁统治期间，孙中山确立的自由新闻法制被践踏、扭曲以至彻底破坏，代之以专横的新闻法制，最后导致民初浙江报刊业的兴盛犹如昙花一现。1914年以后，袁党军阀督浙肆虐变本加厉，新闻界曾经的活跃气氛烟消云散，新创办的报刊更是寥寥无几。不少报刊当年或次年即停刊，有些只出过一二期，另有多家报刊则被军阀当局查封。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全省的报刊剩下只有一二十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