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江日报》数度停刊复刊

一、《之江日报》数度停刊复刊

民初在封建军阀统治下，浙江报刊业从一度兴盛继而急剧衰落，即使得以出版的报刊也是举步维艰。《之江日报》几起几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于1913年4月1日创刊的《之江日报》，以“之江”（钱塘江别称）命名，是想把报纸办得也像以江河命名的英国《泰晤士报》那样具有影响。该报创刊1周年时，编辑部发表的纪念文章，对此原委有较清楚的说明：

泰晤士者，英国之大河流也，英人则以之名其报。今泰晤士报之价值，为全地球报纸之雄。本报命名之江者，钱塘江之本地名也，通称曰浙江。浙江虽不如黄河长江之源远流长，然在本部东南，为历史地 理上最有关系者。名山毓秀，豪杰挺生，霸主雄厕，军声犹在。加以杭州西湖之神韵，绍兴山水之清胜，地理文明与精神文明相映发。炳为文章，苍为言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风气之所流通，运会之所转移，我浙江人岂可妄自菲薄，而又安知本报不足以启其机括也哉。

为此，发行人张树屏确定的该报立论原则是公允中庸，强调“立言得体，持论惟公”。纪念创刊1周年的文章阐释道：“自出版以来，兢兢焉以诚字自守，新闻记载论说时评，终不越公平正直之范围……有所论列，必切时势，练达人情。”它反对报刊卷入党派之争，称“一党之机关，必持异议以反对他党；私人之机关，且有以爱憎之私为是非之公矣。人我之见，恩怨之分，君子所不取也”。发刊初期，还发表过一些支持康有为保皇活动的言论，认为康的保皇是“保存名教中之皇帝”，“保存中国固有之道德也”。其实，在军阀统治下的不公正社会，根本没有公正可言，所谓“持论惟公”，只不过是一句空话。创刊1年后，在现实困境面前，该报也曾坦承：“须知立言之难，莫难于今日”。以后的办报实践也已证明，《之江日报》还是以言论获罪，以致多次停版或被查禁。

创刊时，张树屏为发刊人，经理李开福，主笔徐文蔚。1913年冬，李开福、徐文蔚相继离去，张树屏即请浙江图书馆监理陈宜慈继任经理，曾士瀛为主笔。曾士瀛在报上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多有抨击，于是北洋政府传话“此报不变言论，即行查禁”。曾士瀛闻讯，拂袖而去，到之江大学当了教授。继曾士瀛任主笔的是徐文藻。1917年，北洋政府派杨善德、齐耀珊带兵入浙，遭到浙江人民的反对，《之江日报》也即刊文伸张民意。不久，从督军署传出要查禁该报的消息。经理陈宜慈考虑到，报纸的言论主张难以贯彻，如果出版下去势必钳口结舌，一旦被封禁，既失言论威信，又丧失人格，于是决定自动停刊。⁽²³⁾这是《之江日报》第一次停刊，过了数月见政治空气缓和，这才恢复出版。第一次停刊时，徐文藻出任省立第二中学校长，复刊后由王漱岩任主笔。也就在1917年，《之江日报》副刊有个变化，先是另出1张副刊，4开4版，随正刊附送。副刊的“趣闻”、“之江一勺”、“教育界”、“实业界”等占2个版，其余版面刊登杭州影剧院、游艺场广告。时间不长，取消其他栏目，仅保留“之江一勺”，并作为文艺副刊名称，以后也不再单张另印。⁽²⁴⁾

在卢永祥督浙期间，《之江日报》提倡废督裁兵，同时极力反对引孙传芳军入浙。1924年9月，孙传芳军顺江而下时，鉴于“形格势禁，险象环生”，陈宜慈第二次宣告停刊。此次停刊为时3个月，其间陈宜慈因被推为省议员，无力兼顾报社事务而辞职。张树屏延请项士元任经理兼主笔，项主持社务后进行一系列改革。首先改变该报公允中庸的言论立场，使言论日益尖锐。在报上辟“痛定思痛之浙局”和“舆论一斑”两个时评栏目。从1924年底接事到1926年初被捕止，项士元常为这两个栏目执笔撰文。其次，改革副刊，出专题周刊，分《青年》、《微光》、《嘤嘤》、《工学》、《高钟》、《浪花》、《璇玑》7种，每日一种轮流刊出。为这些周刊写稿的，多为革命青年和高校学生。此外，项士元吸收许多思想进步的青年到报社参与采编工作。

1926年1月13日，《之江日报》报道了全浙学生大联合的消息，被省长夏超勒令停刊2天。3月24日，《之江日报》为北京“三一八”惨案大声疾呼，因而再次被夏超封禁，并逮捕项士元和编辑程醉春。夏超要项士元更改报名，转变立场，项坚持不允。项士元出狱后去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军，于1927年随北伐军回到杭州，先后在《杭州国民新闻》、《杭州市报》和《浙江商报》任职。次年冬，他与夫人王素馨及方志行等商议复刊《之江日报》。该报于1929年1月5日复刊，社址在杭城迎紫路（今解放路），王素馨任社长，项自任主笔。1932年王病故，项士元任社长兼总编辑，直到日本侵略军逼近杭州时（1937年冬）停刊。抗日战争胜利后，《浙江商报》编辑邱康自任社长，申请复刊《之江日报》，并于1946年1月3日先出8开小报，作复刊号；3月12日又改出4开4版。后因当局迟迟未准复刊，办报经费也自感不济，便从此销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