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在浙江反响强烈

一、五四运动在浙江反响强烈

1919年5月4日，为抗议巴黎和会漠视中国主权，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北京3000多名学生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将矛头直指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从而掀起一场全国性的爱国学生运动。五四运动迅速席卷全国，浙江各地也纷纷响应，融入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中去。5月6日，北京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浙江，学界首先响应，各地学生接连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示威，同仇敌忾声援北京学生的斗争。

五四运动在杭州引起强烈反响，杭州学界迅速筹备成立杭州学生联合会，并组织了5月12日的声援北京学生大游行。在这次游行中，杭州学生联合会正式诞生。

在宁波，学生得知运动详情后，各校学生立即起而响应，由四中、效实二校学生发起经各校学生赞同，于19日各派代表在后乐园（即今中山公园）开会，决定组织成立宁波学生联合会。该会具体分工为评议部与执行部并列，在执行部下，分设宣传、演讲、调查、出版、制造等股，分头组织学生、发动学生。

在湖州，各校学生响应北京、杭州和各大城市学生联合会的号召，先后成立学生会，并且联合组织了湖州学生联合会，湖州的爱国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一位三师学生在学联会成立大会的讲台上，曾慷慨激昂地用小刀割破小指血书“良心”两字的决心书，表示要坚决打倒卖国贼，坚决抵制日货，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有些代表把自己所有的东洋货物当众撕碎焚毁，表示坚决抵制日货的决心。这些实际行动，都博得群众极大的同情，也鼓舞了群众的热情。

在温州，4所主要的中等学校成立了学联会并发表宣言，提出了与北京学生相呼应的口号：“废除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惩办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收回青岛”，“拒绝和约签字”，“抵制日货”等；同时确定爱国活动的方式和内容：一是实行罢课，上街游行、演讲，激发全市人民的爱国热情；二是开展抵制、清查日货，提倡购用国货；三是查禁漏海资敌物资，惩罚不法商人。在“学联会”的领导下，学生们手执“惩办卖国贼”、“抵制日货”等标语小旗，在府前街、五马街、南北大街（今解放路）、百里坊、八字桥等处游行、呼口号，并登上桌椅演讲。他们在演讲中，揭露了帝国主义在巴黎和会上的狰狞面目，谴责中国军阀政府媚外卖国的可耻行径，指出抵制日货是当前反日爱国最具体、最实际的行动，号召全市人民团结一致，坚决不买不卖日货，严禁物资资敌。

5月中旬以后，反帝爱国学生运动遍及浙江各地，并迅速由知识界发展成为以工人为主体的工农商学各界联合参加的群众性革命运动，广泛开展罢课、罢工、罢市和抵制日货的斗争。为抵制日货，省内一些地方的学生和社会各界，还先后成立“救国十人团”。

以抵制日货为具体行动的反帝爱国团体救国十人团，开始出现于北京、上海。宁波救国十人团先自四明日报社产生，是几个记者、小学教师以及和丰纱厂的职工组织的。接着发展很快，不到半月就成立了一百余个救国十人团，有团员千余人。成员包括各阶级、各阶层，职工占绝大多数，其次是小学教师，分布城镇和农村。这种团体出现不久，就在江北岸北隅小学召开了十人团联合大会，选出正副会长和秘书长。有一个团员王吟雪（小学教师）在会上演讲，慷慨激昂，当场咬破指头，用鲜血写成“誓死抗日”4个大字，听众无不感动。尤其中等学校学生，在学联会领导下，每天到江北岸沪甬商轮及内河商轮检查日货，为期很久，寒暑假均不间断。各中学多设在城内，离江北岸较远，沪轮进口多在黎明，派定查货的学生多清早起身，空腹走到轮埠执行任务，轮上海员职工也都支持合作。在提倡国货方面，因那时民族工商业还很幼稚，国产商品还不多，日用品当中的三角牌毛巾、无敌（蝴蝶）牌牙粉、双十牌牙刷等算是新产品。那年暑假期间，宁波青年学生肩挑各种国货，不辞艰苦上街下乡，向城乡民众宣传销售，并宣传抵制日货。

当时，抵制日货、购用国货作为一种爱国行动，在杭、嘉、湖和温州等地，也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和参与。以温州为例，温州学联会带领学生通过商会，对各商店所存日货进行登记，宣布自即日起不买不卖日货，违者将予以查封。凡是不听规劝继续买卖日货者，都受到一定的惩罚，没收货品并予罚款，还让有关商家当众写下悔过书。最后学联会经与各界代表商议，决定对查封的海带、白糖、布匹、东洋参以及食品罐头等日货当众烧毁以扩大影响。那天，全部日货堆集于县署前广场，在各界代表的监视下，浇上火油，顷刻间化为灰烬。这一烧使广大市民进一步觉醒，人人以“买卖日货”为可耻，连清卫工人也不愿为日人倒马桶，日本人只好自己抬着马桶将粪便倒进厕所。与此同时，一些毕业生和爱国人士，积极提倡使用国货，他们先后开设国货公司（晏公殿巷口）、振瓯国货营业部（渔丰桥口），组织“国货贩卖团”。经过这一次抵制日货运动，进口日货大为减少，原先日本火柴每年进入温州10.18万罗（每罗12打，144盒）。1919年下半年，日本火柴在温州绝迹，洋布主要是日本布比上年锐减34%，民众使用国货的风气日渐形成。

风起云涌的五四运动，催生各种反帝爱国报刊，军阀统治下新闻界低迷沉闷气氛为之一扫。为了唤起民众对民族存亡的忧患意识，鼓动民众同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各党派、团体、青年学生和社会进步人士竞相创办报刊，以宣传各自的政治主张。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19年5月至1920年，一年多时间，全省新创办并正式出版的报刊即达三四十家。其中，主要是学生和爱国团体所办。学生报刊如《杭州学生联合会报》、《效实学生自助会周刊》、《浙江新潮》、《钱江评论》；爱国团体报刊如《救国讲演周刊》、《新学报》、《救国要览》等。此外，还有国民党兰溪县党部办的《新民报》和省内社会各界办的报刊。随着工人阶级的觉醒并成为重要的革命阶级，在此期间，杭州工人自己办的《曲江工潮》也开始出现。五四时期的浙江报刊，绝大部分集中在杭州及一些较发达地区，其他地区相对较少。这种格局的形成，与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密不可分。杭州是省会城市，宁波、温州是浙江最早的开放口岸，绍兴则是革命党人异常活跃地区，而嘉兴深受上海的影响，这些地区都较易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和激励，加上经济发展较快，这为进步报刊事业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