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国讲演周刊》和《时事公报》

二、《救国讲演周刊》和《时事公报》

五四时期，温州最有影响的爱国报刊为《救国讲演周刊》，它发刊于1919年夏，由郑振铎与陈仲陶等人创办。郑振铎是我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又是著名作家、学者，也是国内外闻名的收藏家、训诂家。他原籍福建长乐县，1989年出生在浙江的永嘉（今温州市）。1917年靠亲友的帮助，到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一说北京俄文专修馆）求学，课余读了不少西方社会学著作和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思想上、文学上都受到启蒙教育。1919年6月暑假期间，郑振铎从北京回到家乡。当时，“五四”风暴席卷温州，郑即投入当地群众爱国运动，积极参加各种集会并发表演说，结合自身经历介绍北京爆发五四运动情况，同时与省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毕业生陈仲陶等组织救国讲演周刊社。

《救国讲演周刊》用正楷行书书写，毛边纸红黑二色石印，24开本，每期二三十页，售价铜元5枚。该刊由郑振铎主编，反帝反封建旗帜鲜明，内容有言论、时评、记载、讲演稿、调查、艺文、来件等栏，另有插画、广告。“记载”一栏，主要刊录国内外大事及温州爱国排日新闻，其中就北洋政府丧权辱国、各地民众奋起反抗等，曾作详细报道。本埠新闻记有学生国货贩卖团活动，以及奸商批购日货被学生查处等等。郑振铎为《救国讲演周刊》采写过多篇新闻，有一篇标题是《私运日货被获》，文中写道：

前日广济船到，学生会前往检查，于水手私货中搜获日本草帽、皮鞋扣等物，当即立予扣留。访系城内元大等两店之物，因前往质问，议定除将各货烧毁外，并罚银若干，以为设立提倡国货木牌之用云。

另外几个栏目，如“调查”栏编发国货品种目录，也刊登国货广告。“艺文”栏曾发表陈去病与徐自华悼秋瑾诗文，为风行一时的慷慨悲歌之作。“来件”栏刊出的《永嘉膺符区青年联合救国会启》，文内披露大街（今解放路）马增记洋行偷运日货进口，从徐家桥起运，被学生得知搜出，旋在三港庙江边烧毁。这个救国会的发起人，有张蔚、黄佐、邱青钱（即后来的国民党将领邱清泉）等12人。此外，在“讲演稿”栏，载有教员、学生、商界和女子讲演团讲演内容，一致宣传反帝爱国，有的还指斥购买日货者自取其咎。

反帝反封建是五四运动的主要精神，这也正是《救国讲演周刊》的宗旨，刊出的不少文章，矛头直指地方封建军阀和北洋政府。如有篇时评，强烈抗议当时福建军阀迫害学生运动。文云：

佞臣媚敌，要港见夺；政府窳败，信用尽失。我中华民国乃四万万人共戴之国，存亡与共，岂容坐视！学界发难于前，工商继之，勇往直前，不挠不屈，类皆本诸爱国之诚，发为自决之举。一时民气发扬，迥异曩昔，斯诚国家之幸，而亦吾人所宜崇高扶植者也。顾闽之李厚基，竟以残虐学生，闻其所逮捕，达三四百人之多，压迫民气，不遗余力，倒行逆施，闻者咋舌！⁽¹⁾

爱国进步的思想，犀利剧烈的言论，本已为封建军阀当局所忌，旋因发表关于“漏海道尹黄庆澜”的报道，这就更加触怒地方统治者。当时，瓯道尹黄庆澜对奸商漏米出海事件，处置不力且有包庇之嫌，温州民众甚是不满。《爱国讲演周刊》先是刊文揭露，继之故意登载一条“漏海道尹乃瓯海道尹之误”的更正启事，黄阅后大怒，派兵搜查刊物编辑部。1919年8月，该刊被强行查封，郑振铎等人闻风避逸。《爱国讲演周刊》办了近2个月，出版6或7期，刊行时间虽短，但通过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并得到民众和工商界的支持，促进了五四初期温州群众运动的开展和深入。

宁波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开埠的城市之一。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根据条约，宁波于1844年1月1日开埠，罗卜聃为第一任英国驻宁波领事。不久，甬城江北岸成为外国人居留地，并被攫取一系列特权。开埠是被迫的，但使宁波从封闭走向开放，思想上、技术上都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列。五四运动爆发，宁波学生爱国运动迅速转为抵制日货运动。在这次运动中，由金臻庠组织的爱国十人团及所办《时事公报》格外引人注目。金臻庠号恨顽，笔名金雁桥，原籍镇海。3岁丧父，家道中落。成长后在四舅帮助下出门求学。他看不惯斐迪中学洋人校长对学生的欺辱，忿而鼓动学生罢课，遂被开除学籍。无奈之下，先到上海当钱庄学徒，继而返甬在几所小学任教。由于思想激进，屡遭校长白眼，他便自立门户，创立钟灵小学。五四运动高潮迭起，金臻庠即积极响应，组织爱国十人团自任会长，并联合张传畴领导的学生会，雷厉风行地查禁日货。他们深入街道商铺，依靠青年店员，掌握内情，打击奸商，顶住威胁利诱，当众大量烧毁日货，一时声势浩大。

以金臻庠为首的救国十人团为揭发奸商罪行，投书当时宁波最大的《四明日报》，却遭拒登。原来该报主办人乌崖琴，稳健有余，胆略不足，接到来稿望而生畏，害怕出事，不敢付排。金臻庠见群情愤慨，发起自办《时事公报》。他邀集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乌一蝶、庄禹梅参与办报，提出宗旨是：“以战士姿态，本无畏精神、不偏不倚态度、公理正义立场、披荆斩棘作风，为民众作喉舌，为文化充前驱。”⁽²⁾该报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符合人民的反帝爱国愿望，坚持正义，不畏权贵，很快赢得了读者，期发量最高时达15000余份，成为浙东首屈一指的大报。原《四明日报》主要成员也纷纷相率来归，乌崖琴的侄儿乌一蝶成了《时事公报》的台柱。

《时事公报》于1920年6月1日问世，日刊，初出对开1大张，后增至2～3大张，报名题字系于右任手笔。创刊后，他们分工合作，各尽其才。金臻庠出任经理，乌一蝶主持笔政，张樾僧、姜伯喈当总管理，毕维萼长营业部兼广告科，陈荇荪年富力强跑外勤，唐麟书任会计兼出纳。办报伊始，金臻庠无党无派，无官方津贴，资金困窘。此时其胞兄金润庠已是民丰造纸厂老板，但他唯恐其弟得罪各方，不同意《时事公报》办报宗旨，故不愿提供资助。金臻庠拿出自己和妻子刘绥华母家所有的积蓄八百大洋，又向宁绍轮船公司、杭甬铁路局高薪职员募来资金400余元，并借用宁波印刷公司机器设备勉强出版。不敷周转时，上海金融巨子俞佐庭曾多次捐助维持费。

诞生于五四爱国运动中的《时事公报》，创刊之初便十分注重关乎国计民生的国内外大事，辟有“本报特约专电”、“特约译电”、“中外要闻选录”等栏目，及时编发相关报道。尤其把宣传爱国排日放在首要，刊出大量抵制日货、废止“二十一条”的新闻和评论。如曾以大号标题《国人注意！抵制日货》，载文反映中国人民坚决要求政府取消“二十一条”及收回旅大。为此开拓报道的深广度，增辟“特约通信”栏，并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专聘特约记者，报道范围具有全国性。在此期间，该报副刊《新月》的“问题讨论”专栏发过专文，介绍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等学说。报纸上还设有“新思潮”、“管理研究”栏目和《星期增刊》，专供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青年读者阅览。大革命失败后，该报一度刊登反共文章，但关于1925年五卅运动，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其报道和言论，大都表现出进步倾向，在当地产生积极而广泛的影响。

总的来看，《时事公报》本着“战士姿态”、“无畏精神”，持正义的办报立场，从不屈服于权贵。一次宁波镇守使王桂林儿子结婚，宾客盈门，独不见金臻庠前去道贺。不仅如此，金还声言“我若趋奉官厅，就不必办报了”。王桂林说：“别人眼睛长在额角上，金臻庠眼睛简直搬到头顶心”，因之衔恨寻求报复。1922年5月，镇海县署捉获一名盗匪，查系炮台司令部张伯岐部下士兵。庄禹梅写了题为《兵化为匪之可危》的社评。刊出后，张伯岐报请王桂林查缉记者。金臻庠与庄禹梅被迫投案，关押25天获释。经过这一事件，读者交口赞许，报纸声誉益隆。金平时也常说：“报纸不封不是好报纸，编辑不抓不是好编辑。”由于《时事公报》坚持正义、公正的立场，受到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从而成为民国年间宁波出版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社会影响最广的民办报纸。从1920年创办至1948年10月被国民党当局饬令停刊，前后长达2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