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运动与《责任》的创办

二、农民运动与《责任》的创办

1921年4月，先后毕业于浙江一师的一些进步青年走向社会，其中有宣中华、唐公宪、王贯三、徐白民等。他们接受沈定一的邀请，来到沈的家乡萧山衙前农村小学和坎山继志小学任教，并共同从事农民运动。不久，中国共产党成立，党领导的工农运动蓬勃兴起。在党的感召下，这些进步青年发动萧山、绍兴、上虞共82个村的农民建起农民协会。1921年11月又成立衙前农民协会联合会，发布《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组织开展如火如荼的抗租减租斗争。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浙江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尽管这次运动很快被当地的地主阶级勾结军阀政府镇压下去，但使这些青年学生在斗争中锻炼得成熟起来，他们拥护中共一大、二大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有的（如宣中华、徐白民）已经入党或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大会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进行初步分析后指出，中国的广大农民有极大的革命积极性，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宣中华等人秉承党的二大精神，依然留在萧山农村组建“任社”，调查研究农村革命问题，并以任社名义出版《责任》周刊。《责任》创刊于1922年11月27日，4开4版，编辑部设萧山坎山，发行部在杭州皮市巷3号，宣中华、唐公宪、王贯三等任编辑，徐白民任主编，为刊物撰稿的有沈定一、刘大白、经亨颐、钱义璋，译稿大都出自金佛庄之手。

农民刊物《责任》，涉及的内容较广，主要是刊发有关农民和农民运动的文章。有些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原理，剖析中国农村的经济状况和阶级斗争形势，从国情出发，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占人口的绝大数是农民，必须帮助他们。《农民与革命》一文认为，虽然农民与工人相比，存在着许多弱点，但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离开了农民，决不能成功。在《劳动运动与农民运动》一文中，则呼吁“做社会事业的同志们，别把大多数的乡村劳动者忘记！农民运动应该十二分注意，十二分努力，不能疏忽呀！”当时，农村的阶级斗争十分尖锐，佃农与地主的矛盾愈演愈烈。《责任》的编撰者深入农家，开展调查，写出大量反映农民在灾难与被剥削中痛苦挣扎和奋起反抗斗争的文章。如《佃主与地主的关系》、《萧山南沙底水灾》、《农民底生命下命令来了》、《家庭访问记》等，都以典型事例来启发农民的觉悟，并坚信农民经过教育和引导，在革命的道路上是有顽强战斗力的。有的文章描述了农民的贫困生活：“我们一路走来，听不到‘鸡犬相闻’的景况，奇怪！原来都是雌鸡，只要勤生蛋的雌鸡！不会生蛋的雄鸡，要来做什么呢！至于狗，食量更大，与其养狗防贼，不如听贼去偷来得省；横竖偷不去什么，倒不像狗天天要喂它。”⁽²⁾有的文章则鼓动农民同工人一道起来革命，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文中写道：

各处工潮，为的什么？不是为生活的要求吗？前年萧山的农民协会，不是为生活的运动吗？但是都被一般强盗——资本家的走狗们，压迫了，摧残了，谁得到圆满的要求？不是都处于失败的地位吗？……总之，辛苦工作的朋友，只有死的一法了。既然横也是死，竖也是死，总是一死，有什么事不能做呢？以前的种种失败，是不足畏的，是成功的胚胎，是替后起者开一条血路。⁽³⁾

《责任》周刊所载文章，更多的是在调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农民与革命》等文指出，虽然农民都极安分极耐苦，但农民终究不是呆子，不是没有脑子的，如果有人向他们一招呼、一提醒，如枯草遇火，不论山上的地上的，都大大地燃烧起来，迎风施威。农民从外观看如一盘散沙，没有黏性，如果能加以团结和训练，非但不是没有团结力，而且是有很坚固而不胡乱涣散的团结力。该刊曾对陈独秀等忽视农民运动的观点提出批评。《劳动运动与农民运动》一文说，陈独秀把劳动运动局限于工厂、矿山、交通的范围，以为这些劳动者才有近代意义、才配与资产阶级作战，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文章还写道：“新俄国所感到的种种困难，使彼不能不施行新经济政策，于农民方面欠注意，欠努力，不是一个大原因吗？这种情形，正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革命总是有目的、有理想的，《责任》明确提出对未来的理想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反对不劳而获，反对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制度，提倡社会革命。它在《发刊词》中说：“人各依自己底能力，负担人己间的责任，一种是生产工作，一种是生产品消费；生产工作，便是劳动，生产品消费，便是生存。有工作才得生存，要生存必须劳动，劳动是责任，生存也是责任。这两重责任，为人人都应该负担，不是哪个人应该负担劳动责任，哪个人该负担生存责任。”

对于全国的政局，该刊也多次载文发表议论，如在第9期上，宣中华曾撰发《杀宣统》一文。此文发表后，招致北洋政府急函浙江省长饬令取缔。作为农民的喉舌，《责任》宣传鼓动反帝反封建，遂被军阀当局查封，主编徐白民遭拘押一个月后离开萧山。现存《责任》第1～15期，第15期出版日期为1923年3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