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商报》和《宁波商报》出刊沿革

一、《浙江商报》和《宁波商报》出刊沿革

宁波、温州和杭嘉湖地区，历来商品经济较为发达，早在19世纪末已有商业报刊。随着经济社会的逐渐发展，进入1920年代，在杭州、嘉兴、宁波等地，先后有多家新创办的商业报刊出现。其中，《浙江商报》最具规模，且办报历史较久。

《浙江商报》1921年10月10日创刊，杭州市商会主办。创办人陆启（佑之），原是商会文牍。杭州商界深受军阀统治之苦，利益常受侵扰，普遍要求有代表商界利益的报纸，以使商界有发表言论之地，又可通过广告推销商品、促进商业繁荣。《浙江商报》就是在此背景下创办的，并经市商会会长王竹斋等出面，由商会拨给开办费和经常性的月贴。社址在保佑坊，1924年前迁太平坊。陆启任报社经理兼主笔，叶杏南为总编辑。不久叶当省议员，总编辑一职，由主编副刊《安乐村》的任壮飞接任。报纸每日出刊对开8版或10版，广告所占版面几近一半，而且中缝也登广告。陆系省自治法会议代表，与各方人士接触较多，故消息灵通，常撰发一些独家新闻，报纸销路日增。

该报言论总的倾向，是维护商业资本家的利益。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攻克杭州后，各行各业纷纷成立工会，有的厂店工人为要求提高工资待遇举行罢工。《浙江商报》站在资方的立场上发表社评，反要求工人“安分守己”，顾及资方困难。还说什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于是引起工界不满，劳资矛盾愈趋尖锐，省临时政府遂将该报封禁。6月，启封复刊，改由邱不易（国民党省党部科长）任社长，邱聘陆启、项士元、韩祖德、张龙图为评论撰著，朱松庐、沈仰天等人为编辑。社址迁至后市街，邻近市商会，更便于联系。

1934年，由浙江商界头面人物组织浙江商学社，为商界兴办文化、福利事业。首任社长为杭州中国银行副经理寿景伟。寿是从美国归来的经济学家，很想有一张报纸发表自己的经济学论述，又与杭州市商会关系密切，便商定由浙江商学社接办《浙江商报》，同时进行一次人事改组，邱不易离去，商学社总干事韩祖德任发行人兼社长，许廑父主笔政。报社再度移址青年路开元路口，和商学社在一起。改组后的《浙江商报》成立董事会，推金润泉为董事长，寿景伟、金文伟、何创夏等为董事。董事会成员多为杭州市商会和各商业同业公会、各银行的负责人，广告和发行得到商界的全力支持。报纸上还常有高质量的经济评述文章，加以社论几乎都出自许廑父手笔，文采独具，颇负时誉。大约过了一年多时间，韩祖德辞去社长职务，许廑父继任社长，何剑松为总编辑，章达庵为经理。许上任后，选聘人材，淘汰冗员，经济上开源节流，又将社址迁至积善坊巷6号。

经过多次人事变动，该报进一步加强与商界的联系，报纸版面也作了调整。着意刊登与商界相关的法令法规、税则税率，增出工商业消息和各地市场行情的报道，加设面向商界读者的“社会服务”专栏，并改副刊《安乐村》为《小商报》。杭州市商会会长谢虎丞对此甚为赞许，说：“浙江商报馆今已纯粹为商人组织，将与全省商界取得普遍而密切之联络，期使《浙江商报》之称，名实相副，改组以还，内容编制，悉循此途而趋，我商人亦概公认为唯一之言论机关矣。”⁽⁷⁾1937年11月，日本侵略军进逼杭城，《浙江商报》宣告“临时停刊”，社长许廑父随省建设厅去丽水（许在该厅兼有机要秘书职务）。临行前，许将报社善后事宜交章达庵办理，嘱报社员工“有困难可来丽水找我，千万不要当汉奸”。⁽⁸⁾

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廑父等返回杭州，旋经一番筹备，于1946年4月1日复刊《浙江商报》。起初日出对开4版，不久扩为6版、8版。因战后通货膨胀，报社入不敷出，渐感难以维持。1947年4月底，《浙江商报》与战时在永康创刊、胜利后迁杭的《浙江日报》合并，5月2日改出《工商报》。

《宁波商报》1925年12月创刊，发行人袁世霖，社长厉渭吟，主编叶伯允。自置印刷机，日出3大张。因发行量少，于次年4月停刊。时隔6年，1932年集资复刊。1934年转给宁波商社继续出版。该报于1937年10月，开办短波电讯，报道抗战消息，国内外重要电讯与沪杭各报同日刊出。为加大抗日宣传力度，还增辟“抗战”、“抗战民众”栏目。1938年3月，中共宁波商报社支部建立，是抗战初期宁波城区第一个中共地下支部。1948年1月，《宁波商报》又由宁波商会接办，同年7月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