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报刊和报人横遭迫害

三、进步报刊和报人横遭迫害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浙江的国民党右派集团即实行“清党”，肆意清除甚至捕杀供职于国共合作报纸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同时对进步报刊和报人一概加罪迫害。随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集团在全国取得统治地位，在国民党挑起内战的10年间，浙江当局一方面竭力支持其党政报纸称霸报界，一方面对进步报刊和报人的迫害摧残愈演愈烈。

十年内战时期，在国民党右派集团的统治下，除了国民党报系，浙江报界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大革命年代国共合作后报刊业的活跃局面丧失殆尽。这个时期的最初阶段，国民党当局刚刚开始实行新闻统制，在浙江仍有中共组织在创办和秘密发行机关刊物。但由于革命报刊出版的政治环境日趋险恶和其他原因，这些报刊不久也即停刊。1927年9月，中共浙江省委主办的《省委通讯》创刊，10月间省委又办过《钱江怒潮》。据《中共杭州党史》等记载，从1923年春建立中共杭州支部，到1926年建立杭州、宁波和绍兴地委，一直受中共上海区委领导，浙江没有省委的建制。党中央鉴于大革命失败后，浙江党组织破坏严重，为尽快恢复浙江的革命力量，加强对浙江党的工作的领导，同时考虑到杭州是浙江中心，受上海指挥实多不便等因素，决定在杭州地委的基础上正式成立浙江省委。省委6月正式成立，9月就创办《省委通讯》（内刊），目的是为了“作党的种种问题讨论研究的材料”。其内容多为党的文件、指示、通告等，如第8期刊有省委的第1至第4号通告、3个重要决议以及各地的工作报告。至于《省委通讯》何时停刊、共出几期，均不详。1928年9月还有《新缙云》创刊，中共缙云县委秘密编印，主编应一心。主要宣传解释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揭露国民党叛变革命、挑动内战，以及当时封建地主阶级的罪恶，号召农民大众团结起来开展减租斗争，建立农民协会。该刊共出10余期，次年春停刊。

从1930年起，国民党当局颁布《出版法》，又出笼《新闻检查办法》，在全国范围展开文化“围剿”。为此，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曾公布《浙江省各报馆各通讯社立案条例》及取缔办法，规定“报纸或通讯稿件，应自发行日起，按日送一份至省党部宣传部存查”；如发现“淆乱听闻”之新闻，得“予以严重处分，如情节较重者并得封闭之”。与此同时，采取多种手段强化对报刊的控制，各报时政要闻只许采用中央通讯社稿，重要言论均须附和国民党方针政策。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浙江各地和全国一样，迅速掀起抗日救亡浪潮。在此期间，全省多家民办报刊，由于坚决抵制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先后被当局以“观点立异”、“言论过激”或其他借口，横加罪名，制止出版。

温州《葱茏晨报》1932年2月创刊，返乡温籍师生方恭敏、汪远涵、陈枢、吴秉经等组织的葱茏社主办。梅祖薰为社长，陈枢任经理。社址在候衙巷，后迁玉堂里。每日出版，先是8开的1小张，后扩为4开4版。办报人员多是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和富有正义感的青年学生，对当时日本侵略中国极为愤慨，敢于揭露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社会黑幕。该报宣传抗日救亡，每期销数近千份，在当地具有较大影响，这便招致国民党地方当局忌恨。1932年夏，《温区民国日报》发表反共社论，鼓吹“党内无派，党外无党”。《葱茏晨报》立即与之针锋相对，由方恭敏撰发社论予以驳斥，题为《驳“党内无派，党外无党”》。此文一出，更是触怒当局，于7月20日被勒令停刊。

宁波的《商情日报》、《出路》和嵊县《嵊新民报》等报刊，在这几年也先后遭到迫害。《商情日报》1930年9月发刊，创办人袁关福，主编庄禹梅。1936年，该报因刊文主张抗日，反对内战，抨击国民党政府逮捕抗日救国会成员，遂被地方当局借口“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主义”强行封闭，袁、庄等被捕入狱。《出路》是乌一蝶主编的文艺性半月刊，于1931年创办，因讽刺不抵抗主义，出至第12期即被迫终刊。《嵊新民报》创刊于1932年元旦，同年6月28日，仅仅由于刊登题为《认清我们的敌人》一诗，认为是影射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国民党政府，于是被查究并令其停刊。1934年3月，宁波庄启东主办的《春光》，曾发表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第3期后也被查封。此外，杭州、象山等地的《指南针》、《鸣报》、《午报》、《民生月刊》等等，均在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中被一一扼杀。

还有一些报刊，直面日本侵略步步逼进的严峻形势，疾呼停止内战，团结抗日，遂因反对国民党蒋介石“不抵抗”政策而见忌于当局，虽未被勒令停刊，但也屡遭警告和恐吓。《中国儿童时报》在杭出刊不久，有关方面就一再放话，命其在宣传中凡涉及进步人士，必须贴上“逆”字标签。报社从未照办，于是常有警官列席社内重要会议，名为“旁听”，实为监视。1931年秋，抗日名将吉鸿昌被迫辞职，该报即以《吉鸿昌辞职了》为题刊登消息，对当时“抗日有罪”表示不平。时任浙江教育厅长的陈布雷看到报纸，信笔批注数行，责问报社是何用意，并声称将禁止发行。后经报社托人疏通，始得照常出报。该报主编俞仲武任职期间，屡受官方威胁，迫不得已，辞职他往。

1934年发生在浙江境内的史量才血案，更是震惊全国。

为了控制影响很大的上海《申报》，蒋介石总想迫使主持该报的史量才就范，尽管曾经多次采取软硬兼施手段，结果均遭失败，于是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1934年冬，蒋介石决定对史狠下毒手，交由军统头子戴笠布置执行。这时史量才在上海已预感到一种“火药味”，他在杭州西子湖畔置有私人别墅秋水山庄，便暂时离沪来杭“避风”。史量才一到杭州，军统特务买通史家女佣，让她提供有关情报，诸如史的汽车牌号、停车地点以及动身返沪的具体时间等。11月13日，史量才携眷驱车返回上海途中，车至海宁翁家埠，顿时枪声大作。史跳车躲避，仍未能幸免，终被国民党的特务刺杀身亡。

关于史量才被刺事件传有一段野史。据浙江省政协转自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称，这次暗杀行动布置之前，杜月笙曾向蒋介石说，史量才影响很大，杀他不如起用他，可以化敌为友。蒋权衡再三，最后接纳了杜的建议，并通知戴笠。戴在刺史头一天（11月12日）晚上，致电军统在杭州的负责人赵龙文，嘱其暂停执行对史“行动”。赵的公开身份是杭州警校教育长，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每天只在上午看看公文，其他时间概不办公。因为这个缘故，戴的电令积压在译电室，没有送赵阅办。翌日看到电令已来不及阻止“行动”，赵也由于此番渎职被罢官。戴笠经过此一教训，以后对军统内部体弱多病者，多从领导岗位调离，生怕贻误戎机。⁽³⁾

1935年，海宁县旱灾赈济会曾在翁家埠大闸口，即史量才遇害处，建造园林和纪念亭。亭内立有4块石碑，其中2块刻有碑文，后于日本侵华战争中园林被破坏。解放后在盐官海滨公园重建纪念亭，原址刻有碑文的2块石碑移立于此。2004年，史量才殉难70周年忌日，人们为怀念这位报界爱国志士，在他早年就读的杭州蚕学馆旧址（今浙江理工大学院内）塑立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