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救亡运动与抗日报刊

一、爱国救亡运动与抗日报刊

1937年，从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八一三”上海抗战，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我国。在这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发出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¹⁾几天后，由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经与国民党谈判，终于建成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主体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历史自此进入伟大的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此际，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爱国救亡运动日益高涨，各地的抗日报刊不断涌现。当时，浙江成为全国抗日报刊活动最活跃的省份之一。

“七七事变”后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旨在“唤起民众，抗日救亡”的各种报刊，在浙江各地包括抗战前线纷起创办。据现存史料不完全统计，抗战8年间，全省先后创办抗日救亡报刊共约280家。其中多家报刊是在中共地方组织领导或在党的支持下出版的，这些报刊及时报道前线战况，宣传团结抗日、反对投降分裂，对于动员和鼓舞民众奋起抗战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创办的抗日报刊，以中共浙南特委领导的《平报》为最早。它原为油印的《战报》，发刊于1937年8月14日，11月曾改为《平阳日报》，由平、津、沪、杭等地回乡大学生创办，社址平阳县鳌江。次年12月更名《平报》，并改8开1张为4开4版。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批准立案，省政府主席黄绍竑题写报头。编辑部全是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社长陈棣生，副社长兼编辑主任黄藻如（中共党员），中共浙南特委一度派青年部长胡景瑊主持报社工作。《平报》高举抗战旗帜，呼吁团结抗日，却遭当地国民党顽固派非议，说该报“为赤化分子所把持”。对此《平报》于1938年12月5日发表社论，申明“我们的政治立场，简单说，就是抗日救国的立场。换言之，这立场就是要驱逐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我国从将要灭亡的危机中拯救出来，使之成为自由解放的新中国”。社论还强调：“抗战促成了全国统一团结局面的实现，我们拥护持久抗战，拥护统一战线。”正是基于抗日立场，不仅大量刊登国民党抗日部队战讯，同时多次载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游击队对日作战消息。1939年间，《平报》曾分别以《察冀晋三省八路军战绩》、《山西游击队迭奏奇功》、《伟哉新四军，驰骋赣皖频奏凯歌》等为题，在显要位置刊发来自前线的报道。4月22日，在一版发表消息称：“八路军远征部队已开入关外某地，与当地义勇军联络，向东北进攻。北宁路锦州、皇姑屯诸站，均发现该军斗士，现伪满边境风声鹤唳，焦急万分。”这些鼓舞人心的消息报道，既使读者加强抗战必胜信心，又增进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了解。《平报》副刊取名《持久》，为“持久作战持久呐喊”，常发表关于抗日救亡和针砭时弊的杂文，受到读者欢迎。报纸期发2000份以上，温属各县及邻近的福建福鼎县都有订户。该报还为当地的中共组织印过文件和《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小册子。1940年3月，《平报》被国民党地方当局以“该报言论反对政府，侮辱领袖”为由查封。

在熊熊燃起的抗日烽火中，1937年11月1日，《战时生活》（旬刊）在杭州创刊，主编王闻识（中共党员）。这份抗日刊物原是民间集资创办的，后由王闻识为主任的浙江第三游击支队主办。《战时生活》的面世，是为了“更有力地来掀起抗战的浪潮”。它一创刊就呼吁：“每个人都应拿出所有的力量，在政府焦土抗战政策的领导下，给敌人以致命的痛击，用血肉来争取我们民族的独立与解放。”⁽²⁾该刊第3期开始，迁至金华出版。主要撰稿人有王亚平、麦新、骆耕漠、石西民等。原为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书记的张爱萍，1938年3月调浙江抗敌自卫团工作后，也常以笔名艾平为该刊撰写文章。1938年底，为集中力量办《东南战线》，又因王闻识去浙西编《民族日报》，《战时生活》遂停刊。早些时候，1937年9月，《抗敌导报》创刊，浙江图书馆与浙江大学、杭州高级中学等联合主办，发过许多抗日救国文章，还登出朱德的照片和题字。同年12月，宁波抗日团体飞鹰团创办《野战》半月刊。主编先后为朱鉴、庄禹梅。次年3月，飞鹰团被当时国民党政府强令解散，《野战》停刊，后曾改名《迅雷》复刊。此外，各地还有《团结周报》、《血魂》、《战时大众》、《抗战青年》、《醒民》、《战时导报》、《涛声》、《抗敌》等，都在1937年9月至11月间出版。

1938年是浙江在战时创办报刊最多的一年，粗略统计达80家以上，其中大多集中在金华，另在宁波、温州、绍兴、丽水等地区也有不少抗日报刊创刊。这一年4月，镇海、余姚抗日自卫委员会分别创办《抗日》（旬刊）和《战斗周刊》，每期印1000份和1500份，均为16开16页，旨在推动民众组织新的抗战力量。冯白鲁主编的《抗日》出至第39期，因载文评论国民党施政弊端，被地方当局追查而停刊。稍后，镇海抗日组织办过半月刊《乡卫》、《战士镇海》。10月，象山抗委创办《抗日旬刊》，报道抗战消息，揭露日寇罪行，次年12月改出《象报》。

绍兴在1938年创办的报刊，除了《战旗》，还有嵊县《抗日自卫》、《群力》，上虞《同仇》、《怒吼》和诸暨《抗战知识》等。1938年1月，《动员周刊》发刊于丽水，旨在“促进全国总动员的局面，使抗战能够得到最后的胜利”，主要栏目有“短评”、“时事简报”、“救亡讲座”。该刊由中共党员骆耕漠、张锡昌以浙江旅沪同乡回乡服务团名义创办，撰稿人多为中共党员和知名文化人，如葛琴、石西民、陈虞孙、汪海粟、石础、徐进。创刊后，闽北、赣东、皖南和南昌、武汉、重庆、桂林等地均有发行。同年，《遂昌快报》、《青田快报》、《新庆元》和《云和快报》也在丽水地区出版。

抗战初期，主要是在1938年，温州涌现抗日报刊20余种。《生线》创刊于1938年元旦，半月刊，谷崇熙主编，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出版，曾刊发《论温州学生救亡运动》、《延安动态杂写》等文。共出18期，每期发行1500份。《生线》刊行时间虽短，战时温州报刊发表时局评论，则从该刊发端。这一年，永嘉抗日自卫委员会等联合办的《老百姓》、温州爱国青年办的《游击》，相继在3月和5月创刊。《老百姓》32开本，初为周刊，王晓梅主编。第21期后王敏主编，共出71期。该刊为抗日通俗刊物，“识字不多的老百姓可以看得懂”，每期有短小的时事分析文章，设“随便谈谈”、“随便唱唱”等栏目。该刊每期印4500份，1940年2月终刊。《游击》半月刊由项浪平、王思本、吴兆琳、陈权共同发起创办，陈炽林主编，撰稿者有中共党员和当地知名人士。该刊直面抗战时局，每期卷首刊出时评二三篇。创刊号发表《刘英在前线》、《驻军访问记》等特写和通讯，第12、13期连载《浙江潮》主编严北溟在温州召开读者座谈会记录，对促进温州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作用。期发2000份，1940年出满40期，被温州专区专员扼杀。

1939年及以后的几年内，全省继续有一批新创办的报刊出世。在浙西地区，1939年元旦，《浙西日报》在於潜的常公山创刊，国民党浙西办事处主办。创刊前由国民党浙西23个县党部发起筹备，其中9个县的党部出资赞助。报社建有董事会，董事长罗霞天，推余烈为社长、杨维礼为副社长，汤漱园任总编辑。杨提供印刷设备，后建印报厂。40年代初期，日军侵扰，时局不稳，社址几经搬迁。其间，陆宗英、曹平坦相继为社长和代理社长，王孙承、沈基、陈文藻为副社长。1945年6月，余烈再度出任社长，许焘为副社长，卢英时为总编辑。《浙西日报》虽也宣传抗日，但大量篇幅仅刊登国民党中央社电讯。尤其在政治态度上，顽固坚持反共立场，曾以一个整版发表署名文章，题为《共产党在抗战中干了些什么》，这与同在於潜出版的抗日进步报纸《民族日报》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抗战时期，国民党浙江地方党部和政府办了不少报刊。如《宁波报》创刊于1942年，原由宁波警察总队政治部与鄞县动员委员会合办，后为国民党鄞县党部机关报，改名《宁波日报》。龙泉、永康、温岭、海盐、瑞安等近30个县，这一时期都办起国民党的党、政报刊，主要宣传抗日救亡。1939年4月，国民党吴兴县政府撤至路东水乡双林镇郊，县长方元民（解放前在上海参加中共地下组织工作，被反动派杀害），倾向进步，爱国抗日，对宣传舆论也较重视，便决定出刊《湖报战地版》，日出4开1小张。社长凌以安，编辑主任李大风。该报收录电台新闻广播，有时登载外国通讯社透露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消息，发行湖州各地。出版一年后双林沦陷停刊。1943年，方元民又拨出经费支持创办《吴兴日报》，并指派县政府秘书葛绍亮为社长，总编辑周一弘。报纸内容主要是报道抗日战况，也编发国民党中央社电讯。1940年2月，《民生日报》在丽水创刊，浙江省第九区行署主办，专员余森文兼社长，潘允中为副社长、总编，后由中共地下党员刘纯煜任总编兼经理，参与报社工作的地下党员有10余人。该报以“宣传抗战和浙江大后方经济建设为宗旨”，曾发表大量抗日进步文章，并举行时事座谈会和抗战专题讨论。此外，绍兴第三区政工室在同年创办的《禹风》，实际上是中共绍兴县工委的抗日舆论阵地，由中共党员郦咸明任主编。6月，中共诸暨中心县委创办《洪流》。1942年11月，中共嵊新县委陈志庚、夏炎等，加入新昌战时青年服务队，主办《新昌青年》，借以开展抗日统战工作。

全民族抗日战争的爆发，促使战前创办的一些报纸，不论国民党办的还是民办的，这时也都以宣传抗日救亡为主调。《东南日报》在1937年8月即派出战地记者，刊发揭露日军侵华罪行和颂扬中国军民英勇抗战的报道，报纸面貌为之一新。宁波《时事公报》在“七七”事变后特设短波电讯室，以求尽快报道前线战讯，并出副刊《挺进》宣传抗战。1940年10月27日，敌机在宁波撒下鼠疫菌，制造灭绝人性的鼠疫惨案。该报对此连续作出愤怒的反应，日销总数突破1.5万份，仅上海同乡会就汇订3000份以上。《浙瓯日报》和《温州日报》当时关于梅爱文大义灭亲、与其父大汉奸决裂的报道，曾在当地轰动一时。其父梅思平为汪伪中央组织部长，刚进温属联立中学读书的梅爱文，对父亲叛国投敌行为无比痛恨，更感羞耻难当。她在舅父马骅（中共党员）帮助下发表声讨汉奸父亲的宣言：“我不愿做汉奸的女儿，我要打倒我的父亲！”⁽³⁾

就在抗日报刊纷起的同时，广播电台也不断传出抗日之声。此时已迁丽水的浙江省广播无线电台，每天广播各种抗日救亡节目。鄞县政府广播电台配合播送抗日杀敌战况，教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该台在民办的四明广播电台基础上改建，1938年3月开播，1941年4月宁波陷落时停播。1938年春开播的“三三”广播电台，由魏芝卿与民间抗日组织“三三”青年服务队队长刘光祥等一起筹建，台址在德清新市镇。1939年秋，日军侵占新市，播音遂停。此前于1937年，绍兴县政府接管民办的越声广播电台，改名大绍兴广播电台播音，每日上午和傍晚进行抗日宣传。

全民抗战期间，全省各地（不包括敌占区）新开办的通讯社有30余家，加上原有的共约40家，多为民办小型通讯社。其中较具规模和影响的，除浙江最早官办的浙江国民通讯社，战时迁到金华等地继续发稿外，隶属浙西行署的民族通讯社成立于1940年5月。该社结合东南抗战形势传发新闻和时评，后又增发特稿，报道浙西游击区对敌斗争。同年7月，国际通讯社金华办事处成立。作为中共领导的国际社分支机构，着重开展新四军在浙江活动地区的报道工作。新华通讯社浙东分社建于1943年1月，主要是向延安新华总社电传浙东抗日根据地新闻，并为地方部队报纸供稿，1945年9月部队北撤停办。同在1943年1月出现的民办浙东通讯社设在绍兴，其所采写的当地军民抗战消息发到江西、福建，胜利后则定期向本市和沪、杭各报发稿，并出版新闻刊物《浙东月刊》。该通讯社停稿于194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