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西抗日前线的《民族日报》

三、浙西抗日前线的《民族日报》

1939年初，在浙江前线——浙西天目山区，出现一份令人瞩目的抗日报纸，即《民族日报》。该报为践行战时浙江省政府提出的“粉碎敌伪宣传，配合政治进攻”而创办，此份抗日报纸的创刊发行，尤其在初期，曾在浙西地区乃至全省产生较大影响。

当时，日军侵占杭嘉湖地区后，出于战略目的，推迟向浙赣线南犯的步骤，并从临安、德清等县城退出，而在浙西一些占领区培植汪伪势力，推行奴化教育。于是在天目山和钱塘江一线，形成一个暂时对峙的局面。浙赣路西国民党地方政权渐次恢复，同时提出“政治进攻”的口号。《民族日报》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创办的。

1939年1月5日，《民族日报》发刊于浙西抗日前线的於潜鹤村，以时任浙江省主席黄绍竑的名义创办，隶属浙西行署，实际上是受中共浙西特委领导。筹备办报的政治背景和大致经过是：黄绍竑二次主政浙江后很想有所作为，“亟谋以政治上的挽救以弥补军事上的失利。以创造新的力量和精神，完成保卫浙江的伟大任务”。⁽⁵⁾为此他虽在金华办了《浙江潮》等刊物，但期刊的宣传效果总不如报纸，所以需要自己来办一份报纸。1938年冬，中共浙江省委文委指派王闻识（时任省抗敌自卫团第三支队政训室主任），凭其与黄是广西同乡的关系，促成创办《民族日报》。遂由王闻识、周佐严、杨可扬等组织筹备班子，在婺城同升巷设立民族日报社金华通讯处，聘请和招集一批中共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准备印报设备和纸张，并决定到浙西前线办报。12月底，他们从金华出发，乘船、步行抵达於潜山区，稍作安顿即抓紧出报。

《民族日报》4开4版，每逢星期日加出增刊4个版，报头字集孙中山先生墨迹剪贴拼成。报社设编辑部、经理部和印刷厂，共60多人。社长王闻识，总编辑金瑞本，副总编辑陆鲁一，编辑主任单建周，印刷厂负责人徐惠人。除金瑞本在以后入党外，都是中共党员，编辑、记者及各股室人员和工人中也有不少中共党员，党员和爱国进步人士占全社成员的极大多数。民族日报社建有中共特别支部，直接归中共浙西特委领导，一度成为特委秘密驻地，特委书记顾玉良、妇女部长张子华都在报社住过。中共於潜中心县委书记贺千秋，曾以该报记者身份作掩护，领导所属各地的抗日活动。报社还有个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曾一度活跃在浙西前线。

创刊初期，根据中共浙西特委指示精神，《民族日报》的内容突出宣传团结抗战，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族日报》社论、时评，均以此为基本主题，由社长和编辑部主要成员分工执笔，坚持“说真话、摆事实、讲道理，实事求是，为民喉舌”。如《“九一八”八周年纪念》、《狂欢与警惕》、《反对“和平”，坚持抗战》等文，一方面回顾国民党当局从“九一八”以来执行妥协路线，使国家、民族蒙受损失和耻辱，同时批评对抗战持“速胜论”观点者，指出“今天，我们最大的任务固然还是坚持抗战，以取得最终胜利。但最紧迫的还是加强团结，反对分裂，反对‘协助和平’的斗争”。⁽⁶⁾所刊言论占篇幅最多的是，结合浙江抗战局势，揭露和抨击政治、军事等各条战线存在的种种弊端，并依据《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和有关行政法令提出意见和要求。该报登载的《严惩贪官污吏》、《没收汉奸顺民的租谷》，以及《开展游击区工作》、《反迷信与抗战》等，都很有针对性和战斗性。对于国际新闻的报道，也都坚定地站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一边。

该报新闻版，除选发各通讯社电讯外，时常刊登记者深入游击区和敌后采访的消息、通讯、特写。如记者毕平非连续报道游击区抗日锄奸斗争，记者雪痕发表的通讯《硖石写真》，翔实描述沦陷区日寇暴行和民众抗日见闻。报社还吸收省、县政工队员为特约通讯员，反映前线战况及“政治进攻”态势。第一版报头左侧，常有何其宏（笔名曙光）的木刻画，内容配合抗战中心工作，形象生动，寓意深刻。报社出版过一本《曙光木刻集》，精选他在1939年前后的作品40余帧。副刊有《老百姓》（后改名《实生活》）、《女战士》，星期日增刊各版为《日日文萃》、《敌伪研究》、《青年先锋》等。

浙西前线出版的《民族日报》，每期发行量从3000余份很快上升到近万份。不仅“行销遍浙西”，连当时的敌占区杭州、上海也时有出现，以致引起敌伪恐慌，曾在上海印发假《民族日报》，以假乱真。《民族日报》的影响不断扩大，报社爱国进步活动的作用日益显现，这也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和不安，黄绍竑也认为该报超越了他所要求的范围，加上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向黄告状，图谋接管这张报纸成为反共的舆论工具。1940年9月，经黄绍竑同意，浙西行署下令改组民族日报社，中共党员和进步编辑记者全部撤换。王闻识次年在金华被捕，关押上饶集中营，两年后病逝。报社改组，曹天风兼任社长，郑小杰为副社长，许焘任总编辑。改组后，曹重申“坚持团结，坚持抗战”，留下来的一些有进步倾向的老工作人员，也都坚决贯彻这一办报方针，所以这次改组后的《民族日报》，无论思想内容、版面设计，基本保持创刊初期面貌。报社电讯室朱万年等人以“电波微弱”、“电码不清”为由，凡中央社所发破坏团结抗日的电讯一律扣压。皖南事变前后，《民族日报》没有刊登一篇反共文稿。浙西行署多次发来诬蔑新四军的稿件，报社也托词概不发表。其间，因侵华日军逼近，停刊4天。1941年3月，行署为便于监视，强令报社迁至其近旁的天目山。6月，遭敌机轰炸，回迁鹤村。年底，行署再次改组报社人事，郑小杰升任社长，郦时言为副社长。

经过二次改组，《民族日报》完全被国民党顽固派控制，并安插出身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朱沛人任副社长兼总编辑，掌握报社实权。此后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尚未破裂之时，该报反共文章迭出，文内竟有“赤匪”、“逆党”之类字眼。此时报纸虽已扩版为对开1大张，还追加了办报经费，发行量却从万份下降到三五千份。尽管该报局面江河日下，由于编辑部仍不乏热血的进步青年，他们奔赴浙西各地，写出一些讴歌抗战的报道。尤其是副刊《实生活》、《天下风》，出现所谓“白面孔，红屁股”现象。《实生活》主编谢狱，因撰发痛斥行署官吏恶行的杂文而遭逮捕，后由曹天风保释。

1945年初春，新四军苏浙军区一纵队向浙西挺进，先后进军孝丰、临安，并攻下於潜的羊角岭。新四军这次发动强大的攻势，解放了东西天目山广大地区，浙西行署机关迁徙外县。《民族日报》社址此前已迁至昌化诛夷坞，这时又匆匆沿龙岗方向搬迁，最后在淳安的中村继续出版。终因仓惶迁址，大量器材丢失，又因地处浙皖边缘交通甚为不便，元气大伤，发行锐减。抗战胜利后，1945年8月底，报社部分人员先期返杭，随即出刊《民族日报》杭州版，址设盐桥忠清大街，同时派人到上海发行沪版，均为4开1张。9月，杭版终止，沪版正式登记未准，也在年末停刊。